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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气候变化影响范围之广，人类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挑战。传统上，国际社会主要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为，尤其是通过国际协定的方式约束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气候变化设计全球解决方案。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一致、自然禀赋差异大、利益诉求有冲突，协调各国并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困难，多次被寄予厚望的国际气候峰会都无果而终。此外，单一的国际社会层面的措施或国家的政府决策也难以激发民众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国家行为的局限性，转而把目光投向其他组织群体。鉴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人类社会的集体行动，有学者提出，为解决处理气候变化问题，采用多中心策略，即“polycentric approach”（Ostrom，2009）。多中心策略的核心原则是，除国家行为之外，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采取行动。相比国家层面的单一策略，多中心策略的主要优势在于，该策略可以在多个层面上鼓励特定的组织或群体采用特定的适宜该组织或群体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充分发挥政策的灵活性。企业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多中心策略中，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方式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十年里，企业面临的各方面压力与日俱增，除保证其经济绩效可持续增长之外，还要提高运营绩效的可持续性。企业对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背后由多种商业因素所驱动，包括监管规定的风险、销售损失、声誉下降等外部因素，也包括生产率可能凭借环保方面的技术创新得以提升等内部因素。在很多公司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的挑战中，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最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之一。监管规定方面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一新的企业发展导向。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已逐渐开始监管温室气体排放，激励或强制要求各公司采取行动以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市场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也在日益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不力的企业会承受来自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双重压力。气候变化本身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也会干扰甚至破坏企业正常的运营流程。
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对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做进一步解释。美国学者Robert Edward Freeman将一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所有可以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组织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Freeman，1984）。不同于传统的仅强调向股东负责的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企业的管理过程需要考虑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概念，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企业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应当被认定为其利益相关者（Haigh和Griffiths，2009）。这种论点的批评者则认为，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前提是具有意识，而自然环境不具有意识。为了应对这种批评，部分学者建议扩展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指任何管理者应予以关注的实体，自然环境顺理成章囊括其中，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关于意识问题的争论（Mitchell等，1997）。认可自然环境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就自然引出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研究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方法需要首先明确气候变化对企业有何种影响。通过对文献的调研，我们可以归纳出气候变化可通过多个渠道对企业产生影响，包括政府政策、市场反应和环境变化，而其影响的维度包括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图1-4为气候变化对企业影响的示意图，各个渠道对企业的影响机制如图所示。
图1-4 气候变化对企业影响的示意图
政府无疑对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措施有巨大影响。政府的影响一般通过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发挥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政府采用的政策法规可分为两类：一是企业可自愿参与的、带有激励性质的软性政策法规，二是具有强制性的硬性政策法规。
软性政策法规的代表是美国的“气候领袖”（Climate Leaders）项目。为鼓励企业采用减排行为，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建立了企业自愿参与的“气候领袖”项目。该项目最初创建于2002年，2011年被“企业气候领导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Climate Leadership）项目所取代。该项目设置了一系列气候变化相关的条件，例如，企业需设置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企业能效须达到一定标准，等等。企业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加入该项目，获得认证。该项目设立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金融、建筑、电信等各个行业的企业纷纷加入此计划，以获得设立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及规划减排措施方面的指导。
硬性政策法规包括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强制披露、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碳税、强制标准和配额等。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强制披露的代表性政策法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SEC）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相关披露的委员会指南”（SEC FR-82），该指南要求企业在10-K年度报告中披露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给企业运营带来的风险。此外，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推出了“温室气体报告项目”（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Program，GHGRP），要求碳排放量大于每年25000吨的工厂或设施向环保局报告其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代表是欧盟温碳排放交易体系。作为一种市场化方法，排放交易的原则是为其所涵盖的设施制定整体排放量，并通过市场交易确定排放权的价格。欧盟的28个成员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于2005年1月启动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目前该交易系统涵盖欧盟境内大约12000个来自能源、冶金、化工、造纸等行业的工厂和设施。从建立之日起，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通过该交易体系，欧盟超额完成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第一阶段的目标，目前正在推进完成其第二阶段的承诺。碳税的核心思想和碳交易类似，即为温室气体排放定价。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向石油企业收取碳税，额度为每加仑汽油0.008加元，即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约3.50加元。强制标准和配额包括为能源效率制定标准、强制温室气体减排幅度和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建立最小配额。例如，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CPP）要求各州达到一定的减排目标；美国加州于2015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要求到2030年各电力公司供应的电力中至少50%来自可再生能源。
决定企业采取减排行动的另一种重要驱动因素是来自于市场的影响（Anton等，2004）。市场的影响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对企业的反应，二是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的反应。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购买在气候变化方面形象较差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投资者对将资金注入应对气候变化不力的企业也充满疑虑。
我们以美国煤炭企业Peabody Energy为例，来说明气候变化通过市场对企业的影响。Peabody Energy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煤炭企业，其主要客户为大型的燃煤企业如火力发电厂等。一方面，气候变化压力和天然气供给的增长促使发电企业对煤炭的需求日益降低。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高校的捐赠基金越来越强调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这一理念，即其所投资的公司应是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方面（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具有良好表现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社会责任投资正在成为一条普遍的投资标准。联合国建立了“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以推行社会责任投资。截至2024年年初，已有超过5000家公司签署了原则，且数目仍在不断增长中。
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运营的生态环境，包括平均温度和极端温度的变化、降水分布变化、海平面上升、热带气旋活动增加等。企业的正常运营离不开适宜的生态环境支持，生态环境恶化可能导致企业绩效的恶化。例如，可口可乐公司表示，气候变化在印度造成了严重的干旱，而干旱导致了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原材料水的短缺（通常2.7升水可以生产1升可乐），从而严重威胁可口可乐的运营状况和经济绩效。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对于可口可乐的运营有直接影响。可口可乐公司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严重负面影响后，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在公司的供应链运输中用可再生能源，如用生物乙醇驱动的卡车代替传统的柴油车，提高可口可乐制造过程的能源效率，并重新设计产品的包装以减少生产过程的碳排放。
又比如，雀巢公司也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公司的运营
：“气候变化是一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并且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经营方式。20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近1℃，这样的现象导致气候发生巨大改变，由此粮食生产商也被迫调整了他们种植作物的方式、时间和地点以适应这种变化。”
气候变化对企业造成直接影响的一些代表性示例如表1-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绝不会仅限于某一家公司，而是会通过价值链（value chain）和供应网络（supply network）传递到所有相关企业中。例如，气候变化导致的平均气温升高会影响农作物的种植时间和产量，进而影响食品行业对农作物的采购、运输和加工，最终影响终端零售。
表1-2 气候变化影响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