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前专制时代，一切是非，都被帝王的威权所压迫，不能明白宣布出来，——历史，便变做了帝王的专有品。自从孔老先生删《诗书》，订《春秋》，方把帝王所专有的历史，散布民间，因此民间才有了是非。但是后来一代不如一代，史馆的主笔先生总是要把笔弯过来，少不得替有权力的人做护身。所以到底董狐的直笔少，魏收的秽史多。

现在，帝王是没有的了，历史似乎是属于民众的了。可是民众自身依旧不能直接享受历史的价值。一样历史是由许多装饰而成，不是坦白的本来面目。越发闹得是非忒多，黑白不清，好比议会贿选的选举，便是当选了，仍然是不应该当选的人，谁也弄不清楚。

经过许多政局的变相，却似五色玻璃映在太阳光下，反射出无数杂色的光线来，再也看不清楚哪一种是真正的颜色。况且民众在这个时候，多半是近视眼，又哪里说得上民国春秋呢！

谈何容易？要把民国的历史，按到春秋上去。这一件工作，差不多的人都不敢下手。要下手做这一件工作的，至少要备有几种条件：第一，头脑清楚，曾在政治上走过来的；第二，不受任何党派的传染，纯然是属于国民的；第三，目光尖锐，能够剔除一切反射光线，看得本来光线的色彩的。

许啸天先生便是具备这几种条件——不但这几种，而且自有一副天才，运用他深刻的笔墨，描写那自在的事实，打成一片民国演义。自然，出版人与阅者都信得过这书的价值与声誉。

泅水渔隐叙于上海十八、十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