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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李隆基率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等，从洛阳出发，前往泰山。队伍前后数十里长，人马遍野，又有运载各种用具物资的牛车驴马等，绵延数百里不断。
在李隆基登泰山的时候，张说带着中书、门下的官吏和他的亲信跟着，并没有安排其余官员陪同。张说还为这次封禅写了颂词，刻在石头上。典礼结束之后，登上山的这些人都升官了，在山下的都没有。另外，护驾的士兵也没有实物赏赐。
这下，有意见的人就太多了。这些人不敢埋怨皇帝，张说自然就成了替罪羊。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中丞李林甫三个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奢侈，以及与旁门左道的术士交往，占卜吉凶，心怀不轨。
李隆基接到这奏章，组织了一个高级别的审理团队，其中包括源乾曜和刑部尚书、大理少卿以及崔隐甫等人，共同审问张说。
过去了两个昼夜，李隆基有点不忍心了，派高力士去看张说怎么样了。
高力士回来报告：张说在牢房中，蓬头垢面，躺的地方连褥子都没有，只有干草，吃饭用的是粗瓦罐，神色惶恐，与以前判若两人。
李隆基听了，脸上流露出了怜悯的神色。
高力士又说：“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张说就是您的侍读，对您忠心不二，又曾立过大功，请陛下宽恕他一些吧。”
李隆基便决定：停止对张说的审问，罢免他的中书令职务，其他的职务予以保留。
此后张说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管集贤书院和编撰史书。罢相之后，他在李隆基面前的地位反而更高了，遇到重要的国事，李隆基还是会派人去征求他的意见。后来他病重的时候，李隆基每天都会派人去看望他，还亲笔为他写了药方，其实这药方管用不管用都不要紧，主要是给他一种荣耀。
张说死于开元十八年（730年），死时六十五岁。李隆基伤感了很久，专门下诏悼念他，给他追赠了最高的官衔“太师”，比给姚崇、宋璟追赠的都高。
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都是科举出身。随着张说的罢相，文人宰相的时代结束了。此后担任宰相的基本都是能干的官吏出身。
张说之后，担任宰相的是李元纮（hóng）。
如前文所提，唐睿宗时期，太平公主与一座寺院争夺一个水力推动的石磨，李元纮当时在京兆府任职，将这石磨判给了寺院。他的上司窦怀贞是太平公主的亲信，命他改判，李元纮在这判决书的后面写道：“南山也许可移，此判绝不更改。”窦怀贞竟然拿他没办法。
李元纮担任地方官多年，都很注意保护平民利益，名声很好。担任宰相以后，他依旧杜绝走后门升官的现象。他本人生活简朴，与姚崇一样，谢绝了朝廷为他修建新住宅的福利，俸禄也大多用于帮助别人。
李元纮之后，又有杜暹、宇文融、裴光庭、萧嵩、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人先后担任宰相。
这里面，裴耀卿是个航运专家。当时南方的粮食等物资运到关中，从洛阳到长安得走陆路，道路艰难，耗费很大，且运能很小。裴耀卿建议由河南的河阴仓转运到太原仓，再沿黄河水运到潼关，再逆渭水西上，运到长安。
裴耀卿的这个方法实施以后，三年时间，运到长安的粮食达七百万石，彻底解决了关中人多地少、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还省下了三十万贯的运费。
有人建议裴耀卿把这三十万贯献给李隆基，用来邀功。裴耀卿说：“这是国家的利益，不能用来为个人求荣。”便奏明李隆基，把这些钱用作了和籴（dí）的费用。和籴就是官府征购民间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一位宰相韩休是个文人，很有风骨。李隆基对他很忌惮，每次觉得自己有点小过错，就很紧张地问：“这事韩休知道不？”往往话刚说完，韩休劝谏他的奏疏就已经送到了。
李隆基很郁闷，有一次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样子，默默不语。左右的宦官见了，便说：“自从韩休担任宰相以来，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他总是不让您开心，为什么陛下不罢免了他？”
李隆基叹了口气，说：“我是瘦了，可是天下人却心宽体胖了。萧嵩每件事都顺着我，但回到宫里，我睡觉反而不踏实。韩休常常反驳我，我回到宫里，睡觉却踏实了，因为韩休能纠正我的错误。我重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高兴，是为了天下安稳。”
正是因为李隆基有这种开明的态度，他即位以来，任命的这些宰相基本都是称职的。
司马光老先生评价说：李隆基前期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改革，宋璟坚持原则，张嘉贞理政能力超强，张说文华盖世，李元纮、杜暹俭朴清正，韩休、张九龄耿直尽忠，各有所长，都是贤相。
在这些贤相的辅佐下，此时的大唐真正进入了全盛的时期。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隆基在泰山封禅的时候，一斗米只值十三个钱，山东东部一斗谷子只要五个钱。此后，全国的物价再也没有明显上涨过。即使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粮食全靠外面运来，一斗米也从未超过二十钱，一斗面三十来个钱，一匹绢二百钱左右。可见，当时的粮食、布匹等物资极端丰富。
人世的繁华超过了自古以来任何一个时代。东起今商丘，西到今凤翔、武威、成都，北达今太原、北京，南抵今湖北荆襄一带，道路两旁店铺林立，酒食丰盛。每家店都有可供客人租赁的驴，行人往来极其方便，而且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远行千里万里，不必准备任何防身的刀具。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担任宰相的时候，全国的人口达到了四千五百多万。这还只是在官府有户籍的人口，要是加上那些未曾登记的，真实数量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诗圣杜甫有名句描写这个时代的风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由此可见，当时不仅仅是官府富裕，百姓家里也是相当殷实的。只有百姓富足了，才是真正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