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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大诗人李白的感慨不虚。从眉州到京师，千里之遥，长路漫漫，其间艰难险阻重重叠叠。难怪蜀人少有求取功名之心，只是大江大山的阻隔，便已叫人望而却步。而蜀地环境优裕，吃喝不愁，若没决心和信心，谁愿意抛下舒适生活，踏上北去京师的无穷路途？
苏氏父子走陆路，先到达嘉陵江畔的阆中，又从阆中登终南山，经过一段悬于空中的摇摇晃晃的古栈道进入陕西境内，过眉县，抵凤翔。在凤翔，苏轼第一次看到唐人吴道子的壁画，惊叹不已，认定其画为画之极品。而后他们东向长安，再奔河南，五六月间，终于抵达京师。
掐指一算，他们自离家已过去两个多月时间。这一路走来，身体极为困乏，精神十分疲惫。经此一番舟车劳顿，父子三人皆比出发时消瘦不少。刚至开封，他们最先想到的竟是蒙头大睡一场。
甫抵京师，苏氏父子惊讶地发现，贵为一国之都的汴京此时却已成泽国，大半个城市竟浸泡于茫茫浊水中。
这年春末夏初，雨水实在过于丰沛。四月，河北发生大水；五月，京师又突降大雨，致蔡河决口，河水泛滥入城，而有这场水灾。放眼望去，但见城中汪洋一片，房倒屋塌，浮物漂流，百姓们在当地官员的组织和领导下忙着排水、抽水，抢救私产。到七月时，雨水方停，但城中大水未退，此时的交通工具不是飞奔的马车，而是一艘又一艘来来往往的小船。
年轻的苏轼立于桥头，放眼观望都城，感受于心的却是荒凉一片：传闻中的京师繁华热闹，呈现在他眼前的却如此破败不堪，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自然难免。
离开眉山不过几个月，苏轼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想家了，想念新婚不久的妻子以及她的笑容，想念慈祥、亲切的母亲以及她做的可口饭菜。
人在异乡，有一种融入不进环境的陌生感。
举目所见，尽是陌生面孔；举耳所闻，尽是各地口音。
孤独和寂寞常常袭来，肆意地侵扰他的身体和精神。
八月，兄弟二人先应举人试。
待放榜，兄弟二人皆中，父子三人长舒了一口气。因此前遭受过种种打击，苏洵免不了小心翼翼，不敢过多奢望。现在，新鲜出炉的榜单上写着两个儿子的大名，他终于可以把心放进肚里。
举人是文官考试的第一关，过了这关，已具备应试进士的资格。
既然距离明年春天举行的进士考试还有一段时间，苏洵要抓紧时间考虑自己的仕途了。毕竟对年近五十的他来说，时间十分紧迫，急需迅速地展开行动。
苏洵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是客套地恭维欧阳修一通，后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和理想，大意是：如若国家需要，我将不惜献出此身，为朝廷奉献余生的力量。当然，这封信中，他还不忘附上此前写就的《史论》《洪范论》等七篇文章。这七篇都是苏洵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
不久之后，苏洵便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举荐信，专程登门谒见欧阳大学士。
读过苏洵的文章，欧阳修对其大加称赞。他认为，苏洵实是当代文人学士中的佼佼者，属难得之人才。就算拿他与古代贤人相较，亦不会落于下风，苏洵堪称汉代贾谊、刘向一般的人物，是国家之栋梁。如此人才就在眼前，他当然有向朝廷举荐的义务。
初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苏洵竟有些许说不出的紧张和拘谨。好在谈话逐渐深入之后，他才表现得松弛、自然。一向少话的蜀地人杰怕是在心底反复警告自己，机会只有一次，须尽力而为，最大限度地展现才华。
心神稍定，苏洵压抑多年的才情此刻得以爆发，从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恨不能将平生所学一朝倾吐于欧阳先生。苏洵越说越有精神，越说越有灵感，越说越有条理。这一番深入谈话亦令欧阳修大喜过望，他终于相信眼前的苏洵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优秀，自己已有数年不曾看到过这般才华横溢的人物了。
苏洵常年在求仕这条泥泞之道上挣扎、求索，先是科举失利，后是求仕无着，直到遇见欧阳修，终于真正迎来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英雄已老，恰如美人迟暮，即便被发掘出来，也已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
欧阳修郑重其事地从苏洵过往的作品中，精选出二十篇，作《荐布衣苏洵状》上奏朝廷，着力举荐这位来自蜀地的人物。欧阳修在这篇奏状里可谓不遗余力地为苏洵鼓与呼，他颂扬苏洵的人品，称其“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赞美苏洵的文章，“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
总之，如果朝廷不重用苏洵，并非苏洵的遗憾，却绝对是朝廷的损失。
一直以来，欧阳修以奖掖后进提拔才俊为责，举荐人才于他不过是稀松平常事，但能够让文坛领袖如此卖力地吆喝，在当时学人中实属罕见。
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这年重阳节，宰相韩琦在自家设宴，邀请朝中数位大佬聚饮，欧阳修亦在其中，他请苏洵一同前往，提拔之意不言自明。席间众人赋诗，苏洵有佳句：“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虽已年近五十，但壮志与豪情不减。
正因欧阳修的力捧，苏洵的大名不胫而走，立时誉满京师，大有“一朝成名天下知”之势。没过许久，大凡京城的读书人几乎都已听说，有个从蜀地来的苏洵，写得一手妙笔生花的好文章。就连见多识广的朝中诸大臣也都向苏洵投来关注的目光，一时令他成为舆论的焦点所系。
苏洵的才华和学识虽引得朝中大佬关注，但他文章中的见解和主张则未必人人认同，其中某些具有浓郁说教色彩的语句容易招致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反感。
比如，他上书丞相韩琦、富弼，指出他们用兵和行政的失误，点明应该改进的方向，纵然是一番好意，但此二人位高权重，执政经验丰富，哪里肯听进一介布衣不那么谦虚的说辞？更何况苏洵并无半点带兵或从政经验，在很多具体事情上不免有纸上谈兵之嫌。曾有人探问富弼对苏洵的看法，富弼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
因此，在韩琦、富弼眼里，苏洵的许多进言并不值得采纳。
不管怎样，想要得到承担大任的机会，仅有欧阳修及少数几人的赞赏还远远拉不到足够的票数。
最终，苏洵只落得个初等小官的虚衔。
可以想见，他内心该是何等失落——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一番努力基本等于白费，心里自然是老大不舒服。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朝廷任命欧阳修为主考官，主持进士考试。
当时文坛因袭了五代时期浮华的风气，一味追求华丽的辞藻，以妖艳为胜，而“忘于教化之道”“假大空”充斥着整个文坛。
文风不正，人才难出，国家谈何兴盛？
欧阳修决定利用自己做主考官的机会，提倡新文风，不过细究起来，这文风并非全新，而是古文文风。
此处所言“古文”，特指先秦和两汉的文章，其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利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古文是相较于骈文而言的。骈文是一种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始于汉，盛行于南朝，其中虽不乏佳作，但更多是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文章，不适用，严重阻碍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率先发起古文运动，意在恢复儒家道统。北宋之初，有识之士鉴于当时浮华文风，亦提倡古文，但因力量薄弱终未形成气候，直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终于形成规模。
借科考扭转文风，消除沿袭已久的恶习，可谓用心良苦，也起了大作用。开考之前，参考的士子们喜欢打听主考官的喜好，看什么样的文章更受欢迎。可以说，主考官的喜好是士子们写作的风向标。
欧阳修借这次主考的机会，决心一扫积习，变革文风。
苏轼、苏辙及其他取得举人资格的考生若想成为进士，必再经两次考试：先是省试，即由礼部主持的考试，礼部属中书省，因此称省试；次为殿试，是由当朝天子亲自主持的考试。
省试的内容非常繁杂，所试内容包括诗、赋、论各一篇，以及五道时务策试题。所谓时务策，指论时务的对策，需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考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苏轼倾尽平生所学，将个人才华和文思尽情倾注于笔端，写就了神采华章，其文恣肆汪洋，痛快淋漓，蔚为大观，特别是其《刑赏忠厚之至论》，堪称此次考试中的杰作，为众考官所激赏。《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为立足点，援引古代先贤关于赏与罚的案例，阐释儒家仁政之思想。此论文用词简洁，晓畅易读，说理透彻。
负责阅卷工作的考官之一梅尧臣，读罢这篇文章喜形于色，连声赞扬，自己读了觉得不过瘾，又激动地将它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读罢，端的是又惊又喜：惊的是，竟有人能写出如此思想深刻、文采俱佳的文章；喜的是，此文完全符合他所指引的改革方向，不但言之有物，文风也生动活泼，不带有一丝浮华萎靡之气。
苏轼少年时便熟读经史，对创作及文风有着如本能一般的艺术自觉，如他及第后给欧阳修的信中所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可以说，苏轼的认识与欧阳修力倡的改革文风之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据说，欧阳修原本属意将此文列为第一，但当时为防作弊，试卷都是被糊了名字的。欧阳修在看不到应试考生名字的情况下，误以为此文是其弟子曾巩所作，为避讳起见，遂将此卷改为第二名。
不得不说，若果真如此，这实在是欧阳修的一个自作多情的乌龙。
省试时间极长，试题量大，经此一试，苏氏兄弟精力消耗甚巨，苦不堪言。好在兄弟二人都顺利通过省试这关，向自己的梦想更靠近了一步。
接下来，兄弟俩搬到兴国寺去住。借此机会调整身心，等待三月即将到来的殿试。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诚斋诗话》，记载了此次省试后的一件趣事，颇值一叙。
张榜之后，苏轼拜谢主考官欧阳修，大学士颇为好奇地问他：“《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请问典出何书？”
苏轼对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心急，回家之后翻箱倒柜，几乎把书翻烂，也未找到这个典故。
越是找不到，越是想知道典出何处，再见苏轼时，欧阳修迫不及待地又提起了这事儿。
苏轼笑说：“袁绍被灭后，曹操将其子袁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大为吃惊，问从何处见此典，孔融回答：‘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意思是说，这事儿是我编的，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既然孔融为论述需要，做一假设推断，我自然也可以这样做。
是什么让一个毛头小伙如此自信？
皆因才华使然。
腹有诗书，信心在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一株桃树，我就能让它开花。
欧阳修听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非但未加责怪，反而大为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以此观之，欧阳修不只是文坛领袖，而且识人能力颇佳——苏氏文章，此后果然名满天下，为全国士人向往。欧阳修慧眼识珠，为朝廷发掘出一大批有用之才，实在是宋朝傲立天下的伯乐。
三月时，礼部将省试中试者开列名单，奏请天子殿试。初八，兄弟俩与另外百余名考生一起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主持。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有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苏轼、苏辙均正常发挥。以往殿试会淘汰部分参试者，但此年凡参加者全部录取，真是皆大欢喜。没有落榜悬念，名次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十四日放榜，建安（今福建建瓯）章衡第一，为状元；曹州（今山东菏泽）窦卞第二，为榜眼；循州（今广东龙川）罗恺第三……关于苏轼的具体名次，各种史料皆不见记载。后来苏辙为哥哥撰写墓志铭，则称苏轼“殿试中乙科”；而欧阳修所作《苏明允墓志铭》和曾巩所撰《苏明允哀词》皆称苏轼、苏辙兄弟进士中在高等；李圭复《纪闻》则称苏轼为第六名，苏辙为第十五名。
嘉祐二年这一榜，被后人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概因这榜上强人如牛毛，个个如雷贯耳：理学大师就有两人，分别是张载、程颢；唐宋八大家便占三位，即苏氏兄弟及曾巩；宰相也有三名，即吕惠卿、曾布、章惇；还出了一位名将王韶，在宋与西夏的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榜人物在此后的政坛、文坛、艺界、军界发光发热，其中一些人或成为苏轼的朋友，或成为苏轼的政敌。
不管如何，来自眉山的苏氏兄弟高中了，拥有了踏入仕途的“入场券”。
依惯例，上榜考生要向诸位考官致谢。接到苏轼的致谢信，梅圣俞不免称赞一番，然后写信将苏轼的信分享给欧阳修，欧阳修在回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大意是：感觉这个年轻人果然了不起，我老了，要赶紧给这孩子腾地儿！言下之意，有将苏轼培养为未来文坛领袖的打算。
欧阳修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某次与儿子谈话时，他亦有感慨：“三十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啊。”欧阳修表达出来的情感，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快乐，未有半点妒忌，而是“终于有人要接我班”的欣慰。
能得翰林学士欧阳修推举，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眉山三苏”的大名不胫而走，接下来的一段时光对苏氏父子而言，无疑相当愉悦而轻松。兄弟二人高中，让苏家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即便是经常郁郁寡欢、不苟言笑的老父亲苏洵，亦展开紧锁的眉头，绽露出灿烂的笑颜。
这一切来得如此快疾、迅猛，是苏洵不曾想到的。
就在去年，他们尚是京师中的陌生人，是前来赶考的父子三人组；而现在，他们已为上流社会熟知，成为人人想要结交的对象。
开封城中，人们议论着苏氏父子的名号，传诵着他们的文章。他们临时住所的门前挤满了无处下脚的访客，既有前来结交的达官贵人，又有普通的各地考生。
这一切真像一个大梦。
不遗余力提携后进的欧阳修，在这一届的考生当中，独对苏轼另眼相看，青睐有加。他尽可能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和场合，表扬这个年纪轻轻却才华横溢的眉州小伙。他将苏轼引荐给宰相文彦博、富弼及枢密使韩琦，这些权倾朝野的老臣与这个操着浓郁蜀地口音的年轻后生相见之后，都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好感，众人皆以国士待之。
与儿子们一考即中的顺遂相比，苏洵的求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二子不负父望，同榜高中，有人问苏洵有何感想。他答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考前忙于苦读，考后交际应酬，时光如此匆匆，粗略算来，父子三人来京已有一年零三个月。
这时，从眉山传来一个坏消息：程夫人已于本年四月初八去世。
噩耗如此突然，让父子三人没有半点准备，经历过考中进士的惊喜，却又迎来突然而至的悲伤。
他们急忙打点行装，回蜀地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