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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特意强调“十八岁”，是因为十八岁这年对于苏轼来讲，除了生理和心理渐趋成熟，还发生了几件很重要的事。从长远来看，这几件事对苏轼未来的命运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苏轼十七岁，家里突降无妄之灾。
苏洵之女、苏轼的姐姐八娘嫁给了程夫人母家兄长程浚之子程之才。亲上加亲，原本是一桩美好姻缘，可谁知道不仅丈夫程之才是薄情寡义之辈，也未得公婆喜欢。八娘在程家两代人的双重折磨、虐待之下，香消玉殒在十八岁的青春年华！
突然痛失爱女，对苏洵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心中的怨恨骤起，集中爆发。
在《苏氏族谱亭记》中，苏洵用指桑骂槐的方式痛斥一个没有姓名的主人公，言其败坏风俗，泯灭人性。虽没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苏洵怒骂的正是自己夫人的哥哥、他的大舅子程浚。
苏洵列举其六大罪状：一是不恤其兄之遗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是霸占先人遗产而孝悌之行缺；三是为族人所讼而礼义之节废；四是宠妾灭妻而嫡庶之别混；五是笃好声色，父子杂处而闺门之政乱；六是渎财无厌，唯富者之为贤而廉耻之路塞。
内容之狠毒，语气之严厉，为苏洵平生作文中绝无仅有。
程家系眉山名门望族，受此侮辱，自然十分难堪。但因苏洵女儿八娘猝死在先，亦心知理亏，只好默默忍受。
泄愤之后，苏洵更决绝地宣布：从此往后，苏家与程家一刀两断，绝无可能往还。他还告诫家中诸人，不准与程家和好，任谁都不能破例。
八娘过世八年后，苏洵写下《自尤》一诗，记叙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
苏洵在诗序中称：“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就是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儿，苏洵放在手心里捧着，放在肩膀上扛着，生怕她受半点委屈，到了程家却没有立足之地。公婆虐待，丈夫辱骂，女儿回娘家经常以泪洗面，向父亲倾诉家事，他竟然还批评女儿“为妇何不善一身”。
八娘婚后生下一子，身染沉疴，程家竟不为她治病，苏洵把女儿接回家疗养，病情才渐有好转。而程家托言八娘“不归觐”，抢走婴儿，八娘一气一急，旧病复发，三天后就去世了。
即便已经过去八年，苏洵仍被内心深处巨大的悲愤所围困，无法得到纾解，诗中弥漫的是强烈的自责和对程家的愤怒。
苏洵无法原谅程家，更无法原谅自己。女儿冤屈而死，而他竟无一点办法，“恨我无勇不复冤”。
八娘猝然离世，对苏、程两家关系伤害甚大，以至于没有弥补的余地。其中受伤害最深的人，要数程夫人。先丧爱女，又与娘家绝了来往，面对突然而至的双重打击，一向要强的她几乎崩溃。
无法挽回的变故令程夫人一时手足无措，茫茫然不知道如何应对。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是苏洵的妻子，是八娘的母亲，虽不情愿，也只得遵从丈夫的决定。与娘家断绝往来令她难过、难堪、难以接受，但她还是选择站在苏家这边。无论心中如何痛苦，她也只把牙齿打碎了往肚里咽，默默地承受这所有的不幸。
女儿早逝、与娘家断绝关系让程夫人的心理和身体受到巨大伤害，所以她在四十八岁的年纪去世，亦可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们尚不太清楚年轻的苏轼对此事有何看法或想法，但苏轼与八娘仅差一岁，由此可以推断他必然为姐姐的死伤心、难过。直到四十二年后，苏轼才与姐夫程之才释怨和解。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苏轼年十九，娶眉山县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
王方之女王弗为妻，她时年十六。
这位王夫人仅陪伴了苏轼十一年，为苏轼生下长子苏迈。她之于苏轼，无异于左膀右臂——丈夫外出求取功名之时，她帮婆婆打理家务；丈夫初入仕途，她帮着分析人情世故。她以自己的聪明机敏、沉稳性情，让苏轼在这十一年里迅速从一个青涩的男孩成长为勇于担当的男人。
王弗聪明贤惠、伶俐机敏，上得公婆喜欢，下与丈夫融洽，乡邻人人称赞，说苏轼好福气，讨得这般孝顺懂事的妻子。
小两口恩爱有加、出双入对的模样羡煞了眉山的一众青年。苏轼读书时，王弗陪在一旁，不时为丈夫添茶倒水，也跟他学习知识，背诵文章诗句，红袖添香，其乐融融。
王弗记忆力甚佳，苏轼读过的书，她大都记得一二。有时苏轼背诵文章，忘了其中的句子，王弗便在边上提醒丈夫。
苏轼结婚的第二年，苏洵又为次子苏辙办了婚事，苏辙娶妻史氏。当时苏辙十七，史氏十五，“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对小夫妻对感情的理解尚还懵懂，却已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结合。史氏陪伴苏辙，至死不渝。苏辙死后五年，史氏过世，时年七十七岁。
之所以相继为儿子完婚，苏洵有一番长远规划：为苏轼、苏辙兄弟办理完人生中这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二子从此再无后顾之忧，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科举当中，扬名立万，出人头地。
不满二十岁的苏轼已然积累了丰厚学识，其才华喷薄而出，如火山一般迅疾而猛烈。他遍读各种儒学经典，作经论、史论等诸种文章。虽然刚刚步入青年，但其思想之深刻、洞察之敏锐、才情之茂盛，绝不像初出茅庐的愣头小伙。
苏辙虽稍逊哥哥一筹，但在同时代青年之中亦极为出色。因为哥哥是数百年里不遇的天才人物，在此后数年，苏辙的才华一直隐藏于哥哥的光芒之下，但他并未因此感到压抑，反而因有这样的兄长而由衷自豪。
苏洵眼见二子成才，喜不自禁。由于求仕之路不顺遂，他开始把希望寄托于两个儿子身上。而他自己在经历过一系列打击之后，虽然还留有求取功名的决心，但眼下看起来已不像原来那么强烈。
苏洵开始为两个儿子策划求取功名的方案，他打算带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借此加以历练。虽知道二子才华过人，但以他个人参加科举的经历推断，并无一定能中的把握。不过，早点参加考试，积累经验，却是有益而无害的。
苏洵先令苏轼去成都拜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南京人（今河南商丘），北宋一代名臣，曾任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当时张方平以京官外放任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为官清正严明，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张方平亦是天才人物，博闻强识，凡书只看一遍便可默记心中。此人在政坛及学术两方面都有深厚建树，算得上一代大儒。张方平是苏氏父子的第一个伯乐，可以说没有张方平，苏氏父子的仕途也许会遭遇更多挫折。
北宋政坛有一良好的传统，凡朝中大臣外放，皆负有替朝廷发掘贤能之责。张方平刚到益州时，就听闻苏洵其人。在苏轼来成都的前一年，苏洵就已拜访过张方平，深谈之下，两人气味相投，颇为融洽，顿生相见恨晚之意。张方平认为苏洵笔力雄健，观点不凡，是司马迁一样的人物，遂修书向朝廷举荐苏洵为益州学官。结果苦等数月，却不见有朝廷任命，苏洵便去寻访时任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的朋友雷简夫。雷简夫和张方平一样欣赏苏洵，便写信向朝中大佬韩琦、欧阳修着力推荐，又致信张方平，催促他再向朝廷举荐苏洵：如此天下奇才，“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邪”！可以说，苏氏父子到汴京后不久便一举成名，除去他们的才华，实是有赖于张氏和雷氏举荐之功。
张方平见到英伟挺拔的苏轼，心中不免吃惊。他发现，苏轼于他平生所见的年轻人中，实属凤毛麟角。他从未想到这般偏僻的蜀地，竟隐藏着如此卓绝的天才。
成都这一次相见，奠定了张方平和苏轼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此后数十年内，苏轼、苏辙兄弟俩一直敬重张氏，每有机会，必登门拜谒，有时在张家停留数日不去，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
苏洵向张方平征求二子求取功名的途径，写信问他：“我打算让二子在蜀地参加乡试，您觉得如何？”
张方平认为不妥，留在蜀地参加乡试，未免大材小用，不如直奔京都，便在回信中表示：以苏轼、苏辙横溢之才华，参加区区乡试实是荒废，倒不如直接到开封参加六科考试，尽快地展现他们的风姿。
苏洵尊重张方平的为人，也愿意听从他的意见，遂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家乡，带二子赴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洵带苏辙再去成都拜谒张方平，一是打听举荐学官的结果，二是与张方平辞行，带儿子进京应试。令苏洵失望的是，学官一事并无下文。不过如此一来，倒可以放下包袱，到京师谋求一条出路。
张方平写了封举荐信让苏洵带上，收信人是望重士林的欧阳修。欧阳修时为翰林学士，是政坛名宿、文章大家，影响可谓深广。凡当代文人学士，如能被欧阳先生夸上一句，即便不能做官，亦可使声名威震京师。因此，张方平想要为苏洵寻找合适的举荐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文坛领袖欧阳修。
只是因政治立场相异，张方平与欧阳修关系并不融洽，甚至称得上紧张，之前张方平曾对欧阳修一派大力抨击，从而结下梁子。
张方平抛弃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先，向曾经的政敌举荐人才，实是令人钦佩的举动。欧阳修亦未因苏洵是张方平举荐而不予理睬，可谓大度潇洒，有器量、有格局，名士风度当如是也。
张方平不只举荐苏洵，还向家境困难的苏家伸出援手，资助了一笔丰厚的路费。苏洵深表感谢，对张方平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
是年三月，“三苏”启程赴京，朝着梦想出发了。
老大难为的父亲以及踌躇满志的兄弟俩，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乡眉山，奔向不可知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