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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开国皇帝之尊，坐上大宋天子的宝座。但自从当上皇帝那天起，他就开始犯嘀咕：“假若自己这个不良的示范，以后被武将们如法炮制，再造出一个新政权，岂不是要丢掉赵氏江山？”
每每思及此处，赵匡胤便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结下心病。后丞相赵普献计，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顺利解除诸多开国大将的权柄，然后奉上诸多金银财宝，让他们回乡安度晚年。
对赵匡胤而言，罢免武将、收归兵权，实是巩固赵姓政权的不二法门。
即便如此，赵匡胤仍然无法完全放心。为彻底解除来自宋朝内部的武装威胁，宋太祖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国策：限制武将参政，中央和地方长官一律使用文臣。总之，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基本把武将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
但现在，问题却接踵而至——国策易制，文臣难寻。不让武将参政倒也容易，但要找更多文臣来当官却成了眼下最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北宋之前的五代时期，历经长久战乱，偌大国土不曾容得下一方书桌。生灵涂炭，百姓流离，放眼天下，哪里还有几个读书人？这种恶劣的情况延续半个多世纪，直至宋朝建立。因此，大力培养人才实是当下的第一要务。
要解决大量的人才需求，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朝廷上下大力提倡读书，带动全社会读书的风气，为选拔人才夯实基础；其二，广开读书人入仕的途径，给他们创造当官的机会。
开国君主俨然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有此明识，赵匡胤便坚定地把提倡读书作为朝廷的重要工作之一，时时予以宣扬，鼓励人们积极读书，投身科举。
自此之后，宋朝历代君主都遵守祖训，提倡读书，形成有别于他朝的鲜明传统——而这些皇帝大多也是刻苦攻读的模范。
要说提倡读书最有影响也最用心的，当数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除身体力行刻苦攻读之外，他还曾御笔亲作《劝学诗》诏告天下。此诗影响广泛，堪称极佳的广告文案，深深地打动了天底下的读书人。在此后的近千年时间里，它都一直被奉为劝学的金科玉律。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人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通过这首诗，宋真宗向人们提出殷切的忠告和建议：年轻人，赶紧去读书！唯有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唯有勤学，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方法。
当你寂寞难耐时，当你枯燥烦闷时，当你知难而退时，读一读真宗的这首诗，保证心头一紧，逼着自己收回走神的意念，咬咬牙，继续学习。
朝廷以数代之功，不遗余力地引导大众读书，这番良苦用心也终于得到民间的积极回应：社会上掀起一股读书求仕的风潮，经年不衰。官方鼓励读书，知识分子也添油加醋。
学者尹洙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考中状元的荣耀足以睥睨一切。但如何考中？唯有苦读。
另一学者汪洙，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首《神童诗》，内容多是劝勉鼓励读书取仕的。其诗中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没有功名，连男人都不是，真真羞煞人也。
汪洙更是将人生至乐总结为“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然，他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金榜题名时”。
赵宋一朝重文抑武政策的刺激，客观上大大提升了读书人的地位及待遇，造就了全民读书的良好风气。既然读书之风盛行，国民素质自然跟着水涨船高。
这股风潮造成的另一客观结果是强有力地促进了宋朝文化的发展，培养出了许多博学大儒，形成百花齐放之胜景，这是其他朝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宋朝也一跃成为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一向与外界隔绝的蜀地，也为这股巨大的风潮裹挟。纵使富有人家子弟，也已开始转变原先观念，认为有必要勤学苦读，谋得一官半职，最大化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苏家最先取得功名的，是苏轼的伯父苏涣。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二十四岁的苏涣考中进士，喜讯传到家乡，蜀地一时为之轰动，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苏涣因此成为当地读书人学习的榜样和目标，更为苏家带来无限荣耀。
哥哥苏涣热爱读书，积极进取；弟弟苏洵则游荡不学，吊儿郎当。我们尚不清楚苏涣考中进士对苏洵到底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知道的是，直到九年之后，二十五岁的苏洵才开始奋发图强，“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
，而彼时早过了读书的最佳时光。
苏洵性格内向。在外人眼里，他沉默寡言，表情阴郁，不苟言笑，总像有心事一般。但在骨子里，苏洵却又异常躁动不安，平日里所交往的一帮朋友，大都是斗鸡走狗的顽劣少年，每日里穿行于大街小巷，游手好闲。
苏洵和他的朋友们为青春的荷尔蒙所鼓动，不断在城中制造事端。
人们只要看到这群少年，就像遇到瘟疫般远远地躲开，谁都不想惹上麻烦。家长们教育孩子时，通常也拿他们做反面教材，并一再告诫远离这些混混，不要和他们交朋友，不要和他们一起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苏洵会发灰。
在乡人眼中，彼时的苏洵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问题少年，光明的未来注定与他无缘。
苏洵我行我素，冷酷孤傲，对别人的躲避或规劝完全不放在心上，仍然是整日在外游荡，寻衅滋事。可也奇怪，身为父亲的苏序，对此却视而不见，非但没有对这个小儿子严加管教的意思，反而给他充分的自由，任由他安排自己的人生。无论苏洵去哪儿，他从不加以阻拦。
几乎全世界都要放弃苏洵，唯独亲爹还保持着乐观。
亲戚邻里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他们以为，如果任由苏洵浪荡下去，绝无成器的希望，倒有可能沦为社会公害。于是，有人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站出来责问苏序：“也不管管你家孩子！整日惹是生非，你这个当父亲的如何能视而不见？”
面对责问，苏序出乎意外地冷静，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犬子年幼，心性未稳而已，何必担心？洵儿特立独行，定非凡人，倘加以磨炼，定有出头之日。”
人家老爹说出这样的话，外人虽不理解，却不好再多说什么。大家也出于好奇心，要仔细观察一下，苏家的小儿子会出息成什么样的人物。
十九岁那年，苏洵娶当地富豪程文应的女儿为妻。他的性情并未有太多改变，依然是游荡不学，依然是吊儿郎当，他头脑里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概念。对苏洵来说，婚姻与其说是幸福新生活的开始，倒不如说是多了一层束缚。
程夫人出身眉山大户，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孝顺贤惠，端的是一个好媳妇。在乡亲们看来，以程、苏两家相差悬殊的境况，苏洵能娶程氏为妻，当真是烧了高香。
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他确实烧了高香。且不说没有程夫人的鼓励和支持，苏洵未来的人生走向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不说她辛苦经营，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单说如果没有程夫人苦心教导，苏轼、苏辙两兄弟能否成才，亦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苏、程两家联姻，本非门当户对，一边是平头百姓，一边是眉山巨富。以千金之姿下嫁苏家，程夫人认可并接受这一现实，但当她发现丈夫竟是个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青年时，情绪难免一落千丈。
程夫人嫁给苏洵时，苏家早前的小康生活已然不复存在，境况日渐困顿，生活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为分担重负，弥补家用，苏洵夫妻主动搬出了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搬到眉山城南的纱縠行租了一幢宅子，一边作为居家之用，一边做起布帛生意。
曾经有人问程夫人：“生活如此窘迫，何不向娘家借点？”
程夫人说：“跟娘家借钱倒是容易，但要被外人听去，又会怎么评价我丈夫，置他颜面于何地？”她本是个要强的女人，又照顾丈夫自尊，哪里肯向娘家借钱？即便娘家主动借她或者送她，也断断不会接受。
尽管苏洵的情况并不如愿，她还是努力放下富家小姐的身段，尽到妻子的本分——上孝敬公婆，下教育子女，勇敢地面对这段看起来并不算光明的婚姻。
她所有的努力都非常值得。
二十五岁这年，苏洵开始改变。
或许羞愧于一事无成的人生现状，或许窘迫于越来越糟糕的家庭经济，或许感动于妻子的辛苦劳作，或许黯然于哥哥出仕的无限荣光……总之，苏洵起了悔悟之意：当初游荡不学，令自己人生一片暗淡，从此以后务必改过自新，为自己，为家人，为前途。
他决心苦下功夫，争取光明的人生。
苏洵天资甚高，只是学习时机已经太晚，已然浪费了读书的最好岁月。他经历一番苦读之后，在知识和见识方面虽有了长足进步，但第一次出乡应试举人时，仍然不幸落第。
这次科举失败对苏洵的打击非同一般，也让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和同龄人相比，自己已被远远地落在后面，少年时未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如今只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勤奋，才能在科举中获胜。
程夫人看到性情大变、刻苦学习的夫君，那叫一个窃喜。她因为激动而流下热泪，先前自己的一番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只要丈夫足够努力，即便未来不能成才，她亦觉无怨无悔。
接下来的数年里，苏洵像着魔一般，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刻苦攻读上，再加上他过人的天赋，到三十二三岁时终于自学成才——不仅熟读经史，更是写得一手虎虎生风的好文章。他喜欢引经据典，所作之文纵横恣肆，奔放雄健，行云流水，观点新颖。
及至数年后，当文坛领袖欧阳修读到苏洵的文章时，也忍不住大加赞赏：“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熟知经史，思考深刻，倘不是下过一番真功夫，怎能有这般造化？
欧阳修夸得意犹未尽，又说：“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文章写得精妙，天赋不可或缺，但坚定的志向也是必不能少的条件。
大器虽然晚成，却一发不可收。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教训，苏洵对于孩子的教育称得上严厉。
童年及少年时代的苏轼，堪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他身体健康，活泼好动，聪明伶俐，还是一群小孩子的头儿。和他一起玩耍的这群儿童，除弟弟苏辙，还有伯父家的堂兄弟、舅舅家的表兄弟，以及街坊邻居家的小孩。小朋友好热闹，不管去哪儿，都呼朋引伴，上蹿下跳，叽叽喳喳，活像泼猴儿下山。他们跑遍眉山小城，可着劲儿折腾，今天结伴采橘子和柚子，明天到山上捡拾松果，后天又跑去河里游泳……自由自在的童年，尽是撒不完的欢儿。待到日头偏西，累到动弹不得、筋疲力尽，大家伙方才依依不舍地散去，约定第二天仍然一起玩耍。
苏轼的童年自有许多大城市孩子所不能享有的欢乐。
后人称苏轼为“坡仙”，事实上他儿时身上已有“仙气飘飘”。苏辙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
凭着少年心性，对一切充满好奇，富有探险精神，采花、食果、饮泉，喜欢在山水之间逍遥游，端的一副神仙模样。
七岁，苏轼在苏洵的教授下开始读书。
八岁，苏轼进入私塾，跟一个叫张易简的道士学习。学校设在道观里，苏轼在此读书三年之久。随张道士学习的百余人中，唯苏轼和陈太初最得老师器重，时时予以嘉许。多年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从朋友口中得知，他的同学陈太初做了道士。
十岁时，其父苏洵求仕遇挫便开始四处游学，一口气去了许多地方，将胸中不平之气尽情地宣泄于大好河山当中，希望借此忘却所有的不快。苏轼则从道观退了学，开始在家中接受母亲程夫人的教育。
十二岁时，一直在外寻求功名的父亲苏洵结束游历，回到眉山，兄弟二人开始跟着父亲学习。
苏洵正式为兄弟俩取了学名：兄名轼，字子瞻；弟名辙，字子由。
说起为两个儿子取名字的来历，苏洵作有《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知子莫若父。从尚还年幼的两个儿子身上，苏洵已看出他们各自性格的特点。他为儿子所取的名字，寄托了个人深厚的期望。
轼本为马车前之横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不可或缺。苏洵取“轼”为长子名，是怕他才华外露、个性张扬，从而招致祸患，苏洵希望长子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显然，他这个简单的愿望未能完全实现。纵观苏轼一生，麻烦不断，心直口快的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辙就是车印子，看起来与马车全无关系，但无车没有辙。苏洵取“辙”为幼子名，因为他知道小儿子性格平和淡泊、深沉不露，能够在祸福之间做出正确选择，但又能不为外力所阻，勇敢向前。果然，苏辙不负乃父所望，一生行事稳健，虽有不少挫折，但比之兄长，却算是十分顺利了，后来他为朝廷重用，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成就非凡。
苏洵脾气不佳，又因望子成龙心切，比起一般父亲，他对儿子的教育几乎称得上苛刻和严厉。他经常抽空检查兄弟俩的功课，若完不成布置的作业，苏轼哥俩便有挨打的危险。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有关苏洵体罚儿子的直接证据，但显然以苏洵的个性及其对兄弟俩的殷切期望，绝不会和声细语地对待他们。当然，还有他自己少年不学的教训以及求仕不顺的种种打击，都令他更为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他不想让儿子们重蹈自己的覆辙。
四十多年后，身在海南的苏轼偶然梦见儿时与弟弟一起跟随父亲读书的情景，仍吓出一身冷汗：
夜梦嬉游童子如，
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
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
起坐有如挂钩鱼。
因为贪玩，忘记了课业，待父亲快要检查时，这才心急如焚。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焦躁不安地坐在位子上，还不知道父亲将如何责罚。
有这般严格要求的父亲监督，兄弟俩自然不敢马虎，学习十分用功。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放弃了和童年玩伴一起嬉戏的快乐，不再去山上摘野果子，不再去河里游泳，不再爬到树上掏鸟窝，大部分光阴都用来刻苦攻读，一遍、两遍……一直读到百遍。
人们爱说苏轼是天才，岂料天才也须努力，才能够释放出最大的光彩。
苏洵与程夫人看二子如此懂事，知道用功，自然十分欣喜。
在苏家，最为常见的景象大约是这样的：父亲教两个儿子读书，不时为他们答疑释惑；母亲在旁边做着针线活，不时将目光投到儿子身上，眼神里透着慈爱的光。
儿子诵读的声音清脆悦耳，听着琅琅读书声，苏洵和程夫人脸上浮现出宽慰和愉悦的表情。苏轼的诗可以为证：“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少年苦读这段时光，对走上仕途之后的苏轼、苏辙而言是美好和幸福的，是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正是少年时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们的天赋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有兄弟陪伴在侧，可以朝夕相处，相互鼓励，他们并不觉得多苦。而在入仕之后，兄弟聚少离多，想见一面都是难事，大多时间只得凭了鸿雁传书一解相思之苦。
虽有迫于课业不得不苦读的情形，但难得的是，兄弟俩对读书和玩乐的态度如此一致：贪玩固然是孩子的天性，但读书亦是他们喜欢的事情。
父亲严格教育，母亲则慈爱有加。
母亲的爱虽柔情四溢，但分明不是溺爱。知书达理的程夫人在教育儿子这个问题上，比起一般的母亲，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苏洵自学成才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外出游学。苏洵离开的这段时间，苏轼从张易简道士那里退了学，改由母亲教读。丈夫离家践行理想，程夫人就承担起全部的日常家事。她一边要维护手头的生意，一边担当起教育孩子的重任。
苏洵教育儿子，乃以古今成败得失为重点，引导儿子对历史做深入观察和思考，苏轼、苏辙之所以在史论、政论等方面成绩斐然，皆因先前打下的深厚基础。程夫人教育儿子，则从那些优秀的古代人物事迹入手，她认为这样更能让儿子深刻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激发其心性和理想。用现在的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程夫人曾教儿子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叹息不已。
范滂（137-169年），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人，此人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他为官清正，疾恶如仇，任清诏史按察诸郡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打击奸臣。
党锢之祸起，范滂与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同时被捕，而后范滂被释还乡时，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车有数千辆之多。
党锢之祸再起，朝廷下令捉拿范滂，县令郭揖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自己投案，最终死于狱中。
死前，他的母亲赶来狱中与其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孝敬，足可供养母亲，我现在将跟随父亲到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过度悲伤。”范母则说：“我儿能与忠直之臣李膺和杜密齐名，应当死也无遗憾了。你今天得到好名声，不必再求高寿，二者何必兼得？”
听了母亲的话，范滂安心赴死。
苏轼读完《范滂传》感动至深，几欲流泪。他问母亲程夫人：“儿子要做范滂，您同意吗？”程夫人则凛然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这一问一答呈现出程夫人清晰的教育思路：不只是言传，更重身教。父母之于子女，是他们最先学习的榜样。
纵观苏轼一生，程夫人于他的影响时时显露。
苏洵和程夫人教育儿子并不只是让他们反复诵读或者博闻强识，这对夫妻希望两个儿子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在他们的教育模式中，常伴随着有意识的引导和指导，通过启发式的教学让二子从小开始培养深入思考的能力。
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苏家父母常常提问：“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你这样做真的合适吗？”“如果有两个结果，只能择其一，你选哪个？理由是什么？”
苏轼和苏辙的对答常常令父母喜出望外，对于两个年幼的儿子，他们所怀有的期望远远比一般的父母要多。苏洵夫妻心中已然有隐隐的感觉，两个儿子将会成就一番非比寻常的事业。
毫无疑问，在苏轼和苏辙童年及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苏洵和程夫人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但另有一人不得不提，那便是苏轼的伯父——苏涣。
自懂事之日起，兄弟俩就视进士出身的伯父为正面榜样，伯父勤奋上进的故事激发着兄弟俩好学向上的天性。苏轼十二岁那年，爷爷苏序去世。在外地任官的苏涣回乡守制
，在这两年多时间里，苏轼兄弟与伯父朝夕相处，十分相得。苏涣耳提面命，对二侄多有教诲，兄弟俩受益良多。
某日，伯父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凡事做不完时，绝不能就此停止、半途而废，倘若才华不如别人，更要加倍努力，少犯过错。
伯父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苏轼、苏辙兄弟，他们认识到即便才华过人，亦要更加努力，坚持不懈，才能在未来的岁月创造出一番业绩。
后来，苏辙将此事记于《伯父墓表》中：
辙幼与兄轼皆侍伯父，闻其言曰：“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涂，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不然，辄为乡所摈曰：‘是何名为儒？’故当是时，学者虽寡，而不闻有过行。自吾之东，今将三十年，归视吾里，弦歌之声相闻，儒服者于他州为多，善矣。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
苏辙说，伯父告诉他和哥哥做事要有计划，每日计划每日完成；一言一行要有规矩；任何时候都不要偷懒。
伯父对兄弟俩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少年天才，再加上用功甚锐，读书至十岁左右已能写出成人都为之吃惊的诗文。
苏洵曾邀请老朋友刘微之指导苏轼读书，时刘微之作《鹭鸶》诗，后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在旁的苏轼对老师诗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先生的诗是好诗，只是最后一句断章没有归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您看如何？”
刘微之大为吃惊：这孩子如此年幼，却有这般成熟的思考和见地，着实难得。他感叹说：“我没有资格做这孩子的老师了。”
较真儿来讲，刘微之的诗句未必不如少年苏轼，但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灵性和机敏，确确实实让老师惊到了。
苏轼少年时代所作的文章已相当工整，思考也已非常深入。
他曾作一篇《黠鼠赋》，寓意十足。文中借一只老鼠利用人的疏忽而逃脱的故事来说明人类虽自认为是万物之灵长，亦不免为狡猾的老鼠役使。苏轼因而发出人是否真正可以“役万物而君之”的疑问。小小年纪的他在文中所呈现的深思熟虑，令父亲喜不自禁。
少年苏轼爱好广泛。他喜欢手抄经史，每抄一书便变换书体，此事收获有二：一则对经史颇为熟悉；二则打下书法基础。他还喜欢种树，后来不无得意地回忆，“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他还研究过嫁接果树、针灸，对琴、琵琶等乐器亦有兴趣。
私下里，苏洵常与程夫人交流对两个儿子的看法。从夫妻俩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未来表示出相当程度的乐观。
在父母及师长的苦心栽培下，苏氏两兄弟不只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品德行也都已远高于同辈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