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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施行新政之初，就注定了争论必将与之形影不离。
其中最受瞩目的一次，当属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当代的大儒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变法有无必要。
王安石是激进的改革派，他企图通过疾风暴雨式的变法，尽快去除政治的弊端，改革已造成顽疾的现行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他坚定地认为，以增加财富的方式充实国库才是正途，一味依靠“节约”，对于国家的富强起不到任何作用。
司马光则是稳健的保守派，他强调“养民”的重要性，主张不要增加民间的赋税；要想国富兵强，减少开支、积累余财才是正途。
这两个对立的人物正是朝中的两股主要力量，王安石代表的是改革派，司马光代表的则是保守派。
随着新政推行日渐深入，两派的矛盾也越发激化，彼此争辩时有发生。甚至有许多次，他们当着神宗皇帝的面也吵得不可开交、唾沫横飞，除差点动手之外，能使的招儿都使出来了。
争论火爆激烈，没有人能耐着性子好好说话，这些名重一时的大臣再也无法顾及读书人的斯文，彼此互不相让，势同水火，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某次司马光给皇帝讲课，论及变法，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吕惠卿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起而与之辩论，两人唇枪舌剑，脸红脖子粗，仿如战场上的斗士一般。吕惠卿因一时语塞，就学起王安石的“套路”，对司马光展开人身攻击。
每遇针尖对麦芒的戏码，神宗颇觉无奈，他只能做个和事佬，对大家好言劝解：“相与论是非，何必如此？”有话好好说，非要唾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身为人臣，你们好歹要讲点礼仪是不是？
苏轼对这场变法的立场和态度值得我们深究。纵不论他与保守派诸多大人物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深厚关系，单从他个人的思想原点出发，他是否亦从根本上否定新法？其实不然，他也早已看到大宋所面临的艰难形势，承认有改变现状的必要。
只不过苏轼要改变的形式和途径与王安石相较，有实质上的差异：他更喜欢和风细雨式的渐进式改良，倾向于以节约和减少开支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王安石动作太大，在他看来容易丧失立国之本。
苏轼之所以自觉将自己归于保守派，大约出于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方法和手段都过于激进，其立足点也大有问题，这新政未必会使宋朝富强，更有可能使之陷于泥潭当中。苏轼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
其二，苏轼和保守派诸大臣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他与他们的认知未必完全一致，但总体上相差无多，与其关系亲密的保守派重臣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苏轼的态度。
其三，先前苏家父子和王安石，彼此间已有甚深成见。反对新政的朝中大佬，诸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人，都很看重昔日他们奖掖提拔的青年才俊苏轼，欣赏他行云流水的议论，因而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中，苏轼渐渐成为保守派所倚重的理论家。
为了对革新派发动有效的攻击，苏轼亦不失时机地炮制了数篇文章，上疏神宗。以今人的角度来看苏轼的观点，多数也站不住脚，甚至相当浅薄。
苏轼的议论文章纵然铿锵有力，却使意欲改革的神宗不悦，亦激起王安石的愤怒。王安石已经切实地意识到，先前自己就不喜欢的苏轼现在更成了一块改革的绊脚石，如果不想办法把他撵走，肯定会坏了变法大计。
苏轼年轻气盛，虽已经在官场上历练几年，仍然不改脾气秉性。对方越逞强、越得寸进尺，他越不示弱，不会善罢甘休。苏轼以决绝的姿态表明，与改革派的斗争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自己反对变法的态度也将是坚定的、长久的、不可逆转的。
王安石变法的这趟快车一旦进入了预定的轨道，就已无停下来的可能。
为更好地推行新法，王安石不惜将严刑酷法作为助推的手段。地方官吏无不畏惧刑罚，为了完成推行新法规定的任务，则不惜以更严厉的刑罚向底层的百姓施压。原本已经贫困的百姓经此重压，家破人亡者并不在少数。
苏轼以此作为把柄，向王安石展开措辞更为严厉的攻击。他批评古代以严刑苛责的变法家，说他们是“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意思是，你王安石跟他们无甚差别，我现在连骂你都懒得骂，主要怕污了我的嘴。
这也是典型的人身攻击。
以苏轼当下之地位，与王安石本非同一个量级，但王安石清醒地知道，苏轼绝非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后站着的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一众保守派老臣。苏轼就是这些老臣的舆论代言人，此人言论绝对不可小觑。
苏轼文采斐然，其所撰之文有着极为强大的攻击力，影响甚巨。改革派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轼不除，始终是新法实施的大患。
不可避免的是，苏轼半主动半被动地投入党争之中。
凶险的政治渐渐露出它本来之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