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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列举影响苏轼一生命运的关键人物，王安石算得上顶顶重要的一个。苏轼大半辈子的浮沉辗转，都与此君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两人关系的演变也颇令人唏嘘：先是政治上互不相让的对手，后来却发展为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主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变法之一——王安石变法。他还是广有影响的诗人，其诗被称为“荆公体”，以简洁峻切的散文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
端的是厉害人物，也是广受争议的人物。
即便在近一千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分歧：爱他的爱到发疯；恨他的恨到齿冷。
纵观五千年中国史，富于争议的历史人物并不鲜见，但像王安石这般谤誉参半、评价如此对立的人物却实在少有。
所谓“时势造英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自有其复杂的背景。
宋朝建立之前，已历经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积弱积贫久矣。赵匡胤建宋之后，虽然励精图治，试图尽快“脱贫”，无奈本朝底子太薄，办法不多，局面一直未得到明显改善。
开国不到二十年，边患又起，北方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屡屡南下中原，多次交手后，宋败得一塌糊涂，最后不得不订立澶渊之盟。此条约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相对较低的代价换得了表面的和平。
这边战乱才刚平息，那边风波又起。活跃在西北的羌夏亦把目标指向大宋，彪悍的骑兵不时出没于大宋的边境，骚扰掳夺，成一巨患。为保护自身安全，大宋不得不在边境设置重兵，如此一来，则又要消耗大量军费。
后来宋夏议和，西夏向宋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西夏国主，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两万斤，节日再另行赏赐。
大宋原本贫弱的国力，再经辽和西夏盘剥，可谓雪上加霜，越发不可收拾。
更要命的是，辽与西夏并没有消停的迹象，仍旧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大宋江山，随时都可能威胁到赵氏政权的安全。
两个方位皆有强敌，宋朝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如果不改变现状，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可能。
大宋自身亦问题多多，最为明显的就是极度缺钱：为保障国家安全，不得不大量增兵，致使军队庞大，开支浩繁。又因是文官治国，要养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又增一笔巨额开销。国库入不敷出，朝廷只好增加赋税，却又容易致社会矛盾激化，可谓危机重重。
英气勃勃的神宗皇帝，早已按捺不住，欲有一番作为。他知道，唯有富国强兵，方为终极解决之道。财力雄厚，兵强马壮，各种危险就会自动解除。
神宗赵顼是英宗长子。英宗体弱多病，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在位只有短短四年。
二十岁的神宗即位，他最想做的便是改革当下政治的弊端，解决内忧外患，抗击辽和西夏，解除让大宋屈辱的和约。
神宗曾向人说起当年宋军兵败于辽，太宗被穷追猛打，屁股上还挨了两箭的旧事，一时难掩情绪，竟痛哭失声。国仇家恨，不共戴天！他发誓要报仇雪恨，一洗赵宋王朝前耻。
但令神宗尴尬的是，大宋自开国以来，起用文人治国，不言兵事已久，朝里朝外早已形成封闭保守的政治风气，民心与士气皆萎靡不振。就连朝中一班大臣也都已适应了这种情况，昏昏沉沉，只知享受高位，沉湎于美食华服而不知为国分忧。
纵使神宗想变法，也面临无人可用之尴尬。
神宗曾有意试探，想在朝中找出几个支持者，他曾先后向文彦博、富弼等人询问改革的可能性，这些大臣均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与神宗的想法根本不挨边儿。改不改革、变不变法，根本未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皇帝在大臣们那儿碰了软钉子，不免深深失望，眉毛都快皱成一团疙瘩了——想我堂堂大宋，儒士名家辈出，不乏饱学之才，到头来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改革的人。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神宗深深地感到寂寞，即使自己要求改革的声音叫得山响，却没人主动站出来振臂一呼，积极回应。
便是在这般窘迫的情形之下，神宗才想起一个人来。
这人叫王安石。
早在神宗坐上皇位数年前，有关王安石的逸闻传说便在京师广为流传，彼时神宗亦多有耳闻。王安石的所作所为颇不同于世俗，神宗不由得对此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前，朝廷曾数次要求王安石来京工作，并许以不错的职位，可他一一辞让不就，甘愿在地方上一待就是二十余年。若说待个十年八年，尚有博取名声乃至捞取政治资本的嫌疑，但二十年里，王安石一直都在踏踏实实做他的地方官，断非一般人物可以做到。
而且，王安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突出，曾经主政之地皆有口碑流传。
后来朝廷又有数次任命，王安石无法推辞，才终于来到开封。朝廷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人人都想一睹王氏风采。
王安石在京为官，仍是特立独行，总要据理力争，因此得罪不少王公大臣。
曾巩与王安石同为江西抚州人，且有姻亲关系，二人少小相识，熟知对方脾气秉性。曾巩亦竭力向欧阳修推荐其人，欧阳修初见王安石便为其才华倾倒，寄予厚望，赠诗一首：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
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
相逢樽酒盍流连？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诗文绝佳，直追唐代李白、韩愈，感慨自己虽然雄心在，但年华已老，未来定是属于王安石这个年轻后辈了。王安石亦有回赠，前四句为“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看上去是自谦之语，实际却透露出另一种志向：我以传承道义为自身职责，对写诗作文兴趣不大，我尊崇的是孔孟之道，而非韩柳之文。
王安石以清高自诩，不愿攀附权贵，即便与欧阳修相识，此后亦保持一般关系。他对后来结识的朝中权贵，态度亦如对欧阳修一般，这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崇敬。
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仁宗皇帝锐意改革，以改变“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的局面。但自经历过“庆历新政”之后，仁宗进取之心全无，以不折腾为原则处理朝政，因此对王安石这篇雄文并无太大兴趣。
后因母死，王安石回乡守制。英宗在位，王安石被数次征召而不赴。
彼时的北宋官场，争权夺利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说乌烟瘴气也不算夸张。而王安石的做派不啻一股清新之风，吹得人浑身舒服。
有这样的故事做铺垫，再加上王安石在朝中的一众“粉丝”的宣扬和追捧，令他暴得大名，其人品和学问越来越为人称道。先是韩维和吕公著大力宣扬王安石的人品文章，后又有欧阳修、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等朝中大佬以之为“圣人复出”，表达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意。
由此，王安石被层层光环围绕，渐渐形成了一个“王安石神话”。
神话亦不免传入神宗的耳朵，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积攒了相当多的好奇心。即位未久，他便火急火燎地召王安石觐见。结果，同仁宗朝、英宗朝一样，他的任命并不好使，这次王安石也没给朝廷面子，拖着就是不来，借口生病无法赴任。
王安石搞得越神秘，就越能激发神宗的好奇心。乃至某天朝堂上，着急的神宗向各位宰相询问：“安石在先帝时期，屡召不赴，人们都认为他态度不恭。今召又不至，他到底是生病，还是想借此谋取更大官位？”
适时左相韩琦专权，右相曾公亮想要借机用王安石来牵制韩琦，因此曾公亮提供的答案自然别有用心，他拍着胸脯向皇帝保证：“王安石绝对是个相才，应该委以重任。”
韩琦哪肯权力旁落，便以退为进，要求神宗将自己下放到地方。
神宗刚刚即位，屁股还没坐热，大臣就请求离任，这是万万不可的，于是极力挽留，无奈韩琦去意已决。
临别，神宗向韩琦问政：“您走后谁来当国？王安石这人如何？”
韩琦当然不同意曾公亮的建议：“王安石做翰林学士尚可，但当宰相，恐怕还不够资格。”
神宗稍事斟酌，亦考虑直接许以宰相之职太过冒险，顺水推舟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意考察一番，以后再来提拔不迟。翰林学士亦是朝廷要员，是皇帝的智囊，也是未来宰执的人才储备。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屁颠屁颠地一路小跑而来。
王安石果然是王安石，依然保持着一贯特立独行的做派，并未急着赴任。本来急切变革的神宗，这大半年等下来，也早没了脾气。他只得一再告诫自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等不来王安石。差不多六七个月后，他的身影才姗姗出现在开封，着实吊足了神宗的胃口。
生怕王安石再闹出点什么幺蛾子，神宗便迫不及待地召见这位自己未曾谋面却对其故事烂熟于胸的传奇人物。
他劈头就问：“治国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安石答：“择术为先。”术，就是政策、大政方针，现在人们称之为“总路线”。
神宗问：“唐太宗也是这么干的？”
王安石对神宗的问题颇不以为然：“陛下学习的对象应该是尧舜，而不是唐太宗。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从未有人领略到其精髓，大家都以为太难而不可学。”
王安石这番话一出口，神宗对他的好感和信任便立马提升了几分，此时已经认定，他要找的那个辅佐自己完成改革大业的人就在眼前。
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变法的知音！早就雄心勃勃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神宗，对朝中死气沉沉的气象忍耐已久，王安石的出现总算让他看到些许希望，正如黑暗中的一道光。王安石的识见与观点恰如及时雨，洒在神宗干涸的心田。他隐隐觉得，王安石于他，正如商鞅之于秦王、管仲之于桓公、诸葛亮之于刘备、魏徵之于唐太宗，他仿佛依稀看到大宋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王安石无疑是上天送给自己的最佳拍档，是来助他改革的关键人物。
这一次深入的对谈，在神宗的心底究竟掀起怎样的波澜，无人能知。但可以明确的是，此次谈话后，王安石在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无人可以替代。
神宗虽有变法的雄心，但真正要下定变法决心时又犹豫起来。
某日退朝，他将王安石单独留下，诉说自己的担忧：“唐太宗要有魏徵辅佐，刘备要有诸葛亮协助，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是我们都知道，魏徵和诸葛亮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人物。”
王安石对曰：“陛下大可不必担心，您只要能做到像尧舜那样，自然不会缺少贤者前来助治。所以有此担心，是因为您择术未明，对人才未做到诚心相待，即使有贤人，也被小人给阻挡了，他们就会转身离去。”
神宗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即便尧舜时也有四凶。”
王安石答：“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
这段对话是二人心态的真实呈现。神宗担心没有贤人助治，变法可能中途而废；王安石则信心满满，认为只要下定决心，选准方向，成功自在掌握之中。
但这段对话又暗藏机锋，是神宗和王安石分别给对方提要求、提条件。神宗的意思是，你要做魏徵和诸葛亮那样的贤臣，竭尽全力，辅助我干一番事业；王安石的意思则是，您要有足够的变法决心，敢于排除万难，若有小人阻挡变法，请您一定要将他们踢出去。
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人交流十分频密。
隔三岔五，神宗就要找王安石讨论改革事宜，从人才任用到风俗法度，从主导思想到大小事务，年轻的神宗皇帝怀着极大的热诚，听取王安石的宏见和设想。他虽然心急，但仍需要王安石帮他分析改革的可行性，促使他下定改革的决心。
仅有谈话还不够，王安石亦趁热打铁，整理思路，分析局势，形成系统性的意见，以《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文中首先回顾了大宋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君主的作为，并对仁宗进行了详尽点评，他赞美仁宗的宽仁恭俭、无为而治，然后话锋一转对仁宗朝的朝政、官员考核选拔、农业、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
王安石指出，宋朝表面上承平百年，安乐祥和，实则暗流涌动，弊端百出，因有这诸多弊端，致使今日国不富、兵不强，若不加以变革，势必将堕入前所未有之困境。所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篇札子对时下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洞若观火，直指问题要害。
王安石札中所言，一字一句说中了神宗的内心隐秘，令其深以为然。
当初仁宗无子，众臣极力相劝，这才选堂兄赵允让十三子为继子，带入宫中交由曹皇后抚养。仁宗一直希望后宫诸妃能诞下皇子，迟迟不立赵曙为太子，赵曙惊惧忧虑，惶惶不可终日。
待坐上皇位，赵曙被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先是和曹太后失和，后是为“尊仁宗为皇考，还是生父为皇考”引发众臣争议，双方据理力争，史称“濮仪之争”。英宗在位时，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事重重的他在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如今神宗主动变法，亦有为父亲和自己证明的考虑——通过建功立业向天下人表明——英宗、神宗皆是大宋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看到了问题所在，自然要找办法医治，看起来疗救大宋的重任非王安石莫属。
神宗遂下定决心，要尽快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虽然颇是心急，神宗还是想要探探群臣口风，了解他们对王安石的看法。尽管年轻，但神宗并不毛躁，一方面要大力支持王安石，另一方面也要适当照顾舆论。
问了一圈下来，仅有曾公亮明确表示支持。
神宗征求参知政事唐介的意见。唐介认为安石“不可大任”，神宗不高兴，反问：“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难道王安石样样都不行？
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唐介认为王安石拘泥于古训，不切实际，如果真正执政，可能会来来回回变更政策。
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
孙固说：“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王安石为人偏激狭隘，无法容人，没有做宰相的气度。
神宗不为所动，仍然坚持重用王安石。
他跟王安石说：“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王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
神宗问：“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
王安石认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秩序和价值颠倒，这是社会变坏的根源，因此，必须改变社会风气，重塑礼乐之价值，是为“变风俗”；仅有礼乐仍嫌不够，还要有刑名法度辅助，是为“立法度”——此为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施政的基本方针。
王安石之识见确实超乎常人，比之那些庸庸碌碌但求无过的官员，他也自有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王安石的个性让人不那么舒服，倘若仅是一介平民，个性好坏倒无多大妨碍，最多不过影响自身，然而一旦执政，个性的重要性就会完整地呈现出来，受影响的将会是整个国家。
正是王安石的个性，为变法埋下一个不小的祸根。
他过度偏执，只认自家的死理儿，听不进别人的观点。他认准的事，十头牛也难拉得回来。他喜欢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周遭一切。满朝大臣在他眼里，不过是非庸即奸、非恶即坏，没有一个好人。即便是那些曾经提拔过他、奖掖过他的人，在他看来多数也不值一提。
王安石跟人争论朝政，难免有面红耳赤的情况发生。每至此时，他就会尽其所能，极尽攻击之能事，动辄贬低人家，称“小人”，又或者讲些损人自尊的话，诸如“公辈坐不读书耳”之类，是典型的攻击型人格。
他将所有与他意见不合的言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归为“流俗之见”。就这点讲，他确确实实算不上大度。
王安石甚至还有一套关于流俗之见的逻辑，从他对神宗说的话可以看出端倪：“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而天下之人归陛下。”在他眼里，政见只有两种，一种是先王正道，另一种是天下流俗。他所坚持的就是正道，反对之人自然就是流俗。
将别人一概归入流俗，无异于将所有反对派一棒子打死，等于激化矛盾，犯了大而化之的错误。朝政争论本属正常，意见不同亦可商量，但王安石刚愎任性，武断倔强，甚至让那些原先支持他意见的势力也走向对立面。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朝廷上下对王安石的恶评一度如涨潮般凶猛。客气的，说他“不通世务”；严重的，则认为他是“狷狭少容”。
神宗起用王安石，想必内心亦经历一番斗争，但他对王安石的信任不曾因外界的质疑而有太多变化。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内忧外患不止，经济民生凋敝，表面歌舞升平，内部则危机重重，此等恶劣情形，再不改革求变，大宋王朝的未来又在何处？
与其说是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王安石。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眼看着就要拉开大幕。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和四十八岁的王安石，即将组成一对变法的最佳拍档。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一步到位，直升宰执，之所以如此，是要他掌握权柄，为变法迅速扫清障碍。
本月，苏轼、苏辙兄弟也终于回到汴京。
王安石上台后，将偏执的个性带入工作当中，形成大权独揽之局面，以致整个行政中枢陷入瘫痪状态。眼下的中书省诸大臣，死的死，病的病，老的老，只剩王安石一人在发挥作用。变法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涉及全国上下、方方面面，须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支持，方能推动前行。不管王安石本事有多大，仅凭一己之力，绝无成事可能。但在朝内，他得不到足够多的支持。面对此种情形，王安石只得大量起用自己的下属和支持改革者，委以重任，比如章惇、吕惠卿，其中以吕氏最得安石信任，是其前期开展变法的最重要的助手。然而，因人才需求急切，也导致诸多小人乘虚而入，泥沙俱下，为变法埋下了又一个祸根。
王安石深知，如果掌握不了人事，他的变法将遭遇到强大的阻力。
为给变法开绿灯，宋神宗应王安石请求，特别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此单位专门负责变法大计的策划和制定，并统筹改革户口、赋税、财政收支、粮食漕运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宜，实为全国最高的财政机关。这一特别机构是王安石揽权的产物，是为了让变法能顺利进行而特设的临时机构。
宋代中央权力，集中于二府三司。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最高议事机构政事堂（后改称“中书门下”）合称“东西二府”，政事堂长官为同平章事。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长官为三司使，地位略低于二府长官，称“计相”。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枢密使与同平章事承担的即为宰相职责，又另设参知政事，参与宰相职责。上述官制表明，宋代的相权实际是一分为三，这出自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设计，目的是限制一人独大，防止揽权。
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实为绕过二府三司，方便变法实施。
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为变法机构，但实际上亦负责财政大事，由此说明王安石变法的要义即为“聚财”，增加财富。借助该机构，王安石推出一系列财经、军事、农业等方面的新政策，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宏大志向由此便大张旗鼓地展开了。
王安石是急性子，其新政多有创举，但因为他过于性急，缺乏调研，缺乏对可行性的有效论证，也没有与其他重臣协商，获取更多的支持，凡遇反对，一律排斥，因此，那些新政中不够完善的地方亦成为被朝中诸人攻击的把柄。
后来朝堂之上，群官互相争斗，一时乌烟瘴气，王安石对此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变法之初，正值苏轼刚回京师不久，他担任判官告院，掌管文武官员的封赏事务，是一个清闲职位。眼看着王安石变法所引致的种种混乱，性情耿介的他心生不满，但碍于其职责范围，并没有找到发泄的机会和上达意见的通道。
而他的弟弟苏辙，到京不久即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苏辙上疏朝廷，其观点与王安石相反，认为国富的核心不是从百姓那儿敛财，而是袪除“害财”的因素，即冗官、冗兵、冗费三者，总结下来，就是简政、精兵、少花钱，用两个字概括其主张，就是“节约”。
正全心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当然不会理睬苏辙的意见。
但看过苏辙的奏章，神宗认为他考虑周详，头脑冷静，心思缜密，对当下形势有清醒的思考和判断，实堪大用。
神宗惜其才，非但不予责备，还特意将苏辙拉入变法的阵营，任命他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负责撰写或起草相关文件、材料等工作。
与苏辙差不多同时进入条例司的，还有苏轼此前就交好的章惇、曾巩的弟弟曾布，以及吕惠卿。这四人都是嘉祐二年的进士。
王安石对吕惠卿尤为推重，此前向神宗推荐此人时大夸特夸，他强调吕氏贤才，非但当今之士无法与之相比，即便前世儒者也不能轻易与之相较，“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吕惠卿与苏辙一样担任检详文字，王安石对其信任有加，事无大小皆与吕氏相商，奏章等相关文案多出自其手。
不过，王安石只说对了一半，吕氏高才，书读得透彻，办事能力强，但人品上却有极大瑕疵——他背叛了王安石，后文将有详细交代。
因为观点相左，苏辙与王安石及其手下诸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完全不可避免。对于变法的种种细则，初时王安石等人还会找苏辙商议，但他经常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令王安石颇为恼火，他认为苏辙身为属下，没事总爱找碴儿，大有阻挠新政实施之意。
以苏辙眼下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能影响和左右王安石的政策，反而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被王视为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没有办法，苏辙只得辞去该职，申请外放。
苏家与王安石的芥蒂并非自变法开始。早在苏洵在世时，成见的种子便已悄然在双方心里埋下。据说，王安石应神宗之召抵京之时，尚在人世的苏洵就极其讨厌这位特立独行的人物。文坛盟主欧阳修因欣赏王安石的才华，曾劝苏洵与之结交，性情耿直的苏洵生生给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如此不近人情者，定是未来天下的祸害。”
更有传言说，苏洵曾在所著的《辨奸论》一文中痛骂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不仅如此，文中更是指斥王安石阴险狠毒，异常自恋。这篇文章极有可能属伪作，不过是某些人要借苏洵之口咒骂王安石罢了。
苏家不买王安石的账，王安石对苏家的评价也不高。当初苏家父子凭着横溢的才华名震京师，偏偏王安石不以为然，他不喜欢苏轼文章中的策士之气。苏轼制科高中时，王安石说：“如果我是考官，就不取他。”
不得不说，双方未有矛盾爆发之前，便已互相看不顺眼。
如果仅是一个位低言轻的苏辙反对变法，对王安石尚造不成实质性的影响；朝中一众官员的反对才是王安石苦恼的原因。一方面，他忙于制定新法的种种细则；另一方面，还要抽出精力面对朝中诸官的弹劾或攻击。
王安石执政的宝座尚未坐热，就遭遇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吕诲的奏章强调，王安石虽有一时之名，但个性偏激，轻信奸恶邪僻之人，又喜欢别人追捧，必然不利于国家前途。神宗刚刚任用王安石，哪里肯听，于是吕诲求放外地。
范仲淹次子、知谏院范纯仁亦上书弹劾，以三点攻击王安石：一则变更祖宗法度，搜刮民财，导致民心不宁；二则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三则急功近利，黑白颠倒，为害社会。神宗不听，范纯仁亦去了外地任官。其后，一班反对变法的御史亦步范纯仁后尘而去。
从王安石的角度来看，变法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动辄有人弹劾，若非有颗强大的心脏，谁能支撑得住？
还好王安石的身后有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名曰“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