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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人，有股子心直口快、豪爽耿直的劲儿，有话就说，不吐不快。观其一生，他这种个性惹来不少是非。在为人处世方面，反倒是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显得更为练达。苏辙性情和善，深沉稳重，不事张扬，凡事以理性约束，少惹了许多祸端。
初入仕途之时，苏轼年纪尚轻，个性一贯大大咧咧的，嘴上更是没个把门的。好在妻子王弗贤惠机敏，时常在他耳边提醒：“此地不比京师，先前父亲和弟弟在旁，遇事有人指点迷津，出谋划策。今日你独自在外，不得不谨慎行事。”
王弗是个精明干练的女人，顾大局，识大体，给丈夫各种建议的同时又不伤及他的面子。也正因为有夫人的指点和提醒，苏轼少犯了许多错误。对于王弗，苏轼基本是言听计从，夫妻俩默契十足。
每每苏轼在家里会客，王夫人常于屏风后，倾听他和客人的谈话。至会客完毕，夫人便出来和丈夫讲：“这个人一向逢迎拍马，你不要跟这种人交往。”有些人过来苏府套近乎，热情得有点儿过头，夫人一眼便看出其中端倪：“交情来得这么快，去得也必然快。”
时间一久，苏轼就发现夫人的话常常得到验证，便不得不佩服其犀利之眼光、独到之见解，自此更加信任和依赖夫人。他有些事情拿不定主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弗。
王弗常引用公公的话对丈夫加以劝告，有时，她还会搬出自己已故的婆婆程夫人。苏轼本是孝子，对双亲敬爱有加，对父母的教诲铭记于心。聪敏过人的王弗知道，拿出二老过往的教训比自己给他讲大道理更管用。
某年冬，一场大雪后，庭前积雪甚深，唯古柳树下有片地方竟一点儿雪也没有，等到天晴，此片土地却又隆起数寸。苏轼怀疑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地，好奇心上来，非要挖掘一下探个究竟不可。王弗只说了一句话，就令苏轼主动打消了这个念头：“假使先姑
在，一定不会许可的。”
早先在苏氏的眉山故宅中，地下曾埋有大瓮，当时便有人主张挖出来，独程夫人不准。想起这往事，苏轼羞愧不已，挖掘的事情便不了了之。
官府公务实在无聊，又因为已将凤翔玩遍，苏轼竟然生出些许厌倦之情，而此时距他到任不过一年光景。
他开始思念弟弟和父亲，怀念在老家和开封的时光。
嘉祐七年（1062年）九月九日，凤翔群官聚会，同僚们饮酒狂欢，苏轼觉得无趣，压根儿未去参加，只独自一人跑到寺庙游玩，触景生情，想起子由，忍不住作诗一首。
花开酒美盍言归，
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
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
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
秦人不笑楚人讥。
意之切，情之深，让千年以后的今人亦能感同身受。
对家人的思念得不到纾解，是苏轼内心深处的感情困扰之一，但更深的困扰则源自与同事的相处。这个初入职场的新人，一时陷入人际关系的泥潭里无法自拔。
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苏轼的顶头上司换了一位叫陈希亮的。正是这位知府陈希亮，让苏轼实实在在吃了苦头。
陈希亮，字公弼，身材矮小，目光犀利，为人清正，对下属要求特别严厉，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让人无法下台。所以，与陈希亮打交道的下属在这位顶头上司面前，大都战战兢兢，生怕受其责备。
但凡此君在场，再融洽的气氛也会立刻沉闷，几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大声说笑。偏偏苏轼所任的判官，需要天天与这位知府打交道，他所经手的一切事务最终均需陈希亮签字确认。面对如此严苛的上司，一向不拘小节的苏轼也变得小心翼翼。
论籍贯，陈希亮是苏轼同乡，系眉州青神县人；论辈分，他是苏轼父亲苏洵的长辈，换句话说，是苏轼的爷爷辈。按理讲，苏轼对这位既是前辈又是老乡的上司，理应尊重有加才对，但两人个性水火不容，以及陈氏对人事的苛责态度，让苏轼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苏轼开朗豁达、为人豪放，又是初生牛犊，常常锋芒毕露，丝毫不加掩饰，但凡占理的事情必然据理力争，几不相让，更不肯屈从于来自上司的压力。
果然，矛盾由此爆发。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被皇帝点为第三等，所以诸同僚私下里戏称其为“苏贤良”。有一天，某同僚又叫他“苏贤良”，结果被陈希亮听到，愤而大骂：“判官就是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
不只如此，陈希亮借题发挥，将那位叫他“苏贤良”的同僚打了板子。如此一来，将苏轼置于极为难堪之处境，那板子明里打在同事身上，暗里却是在敲打苏轼，让他的怒火腾地熊熊燃烧起来。
若非陈希亮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苏轼几乎要当场发火。
苏轼工作中撰写的公文，这位陈大人也是涂抹删改，害他反复修正好几次方才通过。向来以文章广受好评且连当今文坛领袖欧阳修都极为注目的天才人物，怎么可能咽得下这一口闷气？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又有一次，七月十五中元节官府聚会，苏轼出于对这位上司的厌烦，赌气未去。陈希亮居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苏轼被罚铜八斤。这点处罚倒也不算什么，却让苏轼感觉颜面严重受损，心想：不过一次小小聚会而已，凭什么你陈希亮官大一级压死人，非要跟我过不去，拧着来？
种种矛盾累积下来，苏轼郁闷不已，有时甚至咬牙切齿：前生得作过多大的孽，这辈子才能倒这么大霉，在这么个不通情理的糟老头子手下干活？于是，他发牢骚的诗句里便多了“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的慨叹。
唉，摊上这种不近人情的上司，真是不幸中的不幸。
有恶气在胸无法出，心情自然也变得烦闷。愤愤不平的苏轼便刻意要寻个机会，来一次痛快淋漓的报复。
他一定要让陈希亮拉不下那张老脸，尝尝被整的滋味。
果然，机会真的来了。
陈希亮筑了一台子，称作“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使用，台成，请苏轼作记。
苏轼发挥行云流水的文采，不多时间遂成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意思是说，登凌虚台远望，方圆四周都是秦汉隋唐以来的帝王宫室遗址，想当初，它们是多么富丽堂皇，不可动摇，岂不比这小小的凌虚台风光百倍？然而多年以后，再想要看它们的模样，却已无法寻到，早变成一堆破泥烂土。帝王宫室如此下场，你这小小的凌虚台又算个什么啊，估计很难长久。
现在你陈希亮是我领导，在这儿耀武扬威，但你的未来又如何？何必借助凌虚台来炫耀自己的权力？
一句话：早晚玩儿完。
虽是拿台子说事，但苏轼的同僚都能看得出来这不过是苏轼的春秋笔法，借机来讽刺他的上司陈希亮。所有受过陈氏教训的官员看完这篇文章，内心都不免有一丝报复后的暗爽，偷偷为苏轼竖起大拇指。
从文句上来看，向来喜欢直抒胸臆的急性子苏轼，此时还并不擅长这种春秋笔法，他为图一时的宣泄，有些放肆和随意。不管如何，反正这篇《凌虚台记》让苏轼倾吐了胸中不少恶气。
这篇文章简直有杀人于无形的功效，语气着实刻薄，用词十分犀利，借古喻今，极尽讽刺。
然而，陈希亮的反应却叫苏轼大为不解，他非但没有愤怒，反而笑言以对，并一字不改地让人把这篇文章刻上石碑，并将其立于凌虚台旁。
宋人邵博所著《邵氏闻见后录》中，记录了陈希亮看完这篇文章之后的感慨：
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
大意是：我把苏洵看成儿子一般，自然把苏轼看成孙辈。平时对这年轻人分外严厉，故意不给他好脸子看，是怕他年少轻狂，自得自满，把握不住自己。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让他冷静一些，别过度膨胀而已。
事实上，这位令苏轼倍感困扰的上司陈希亮，看上去虽然不近人情，骨子里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他在几个地方为官，都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也深得百姓赞服。陈希亮并无害人之心，对苏轼的严厉态度却也是发自内心为他着想，担心这青年因背负文名而骄傲自大，迷失方向，不利于今后的发展，所以故意给他一些打击。
总之就是一句话：给你点挫折，有利于成长。
多年后，苏轼在为陈希亮撰写的《陈公弼传》中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悔意，他反思了年轻时意气用事，并深感自己不应该用伤害上司的方式回报他的关爱。
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有趣的是，苏轼虽与陈希亮甚不相得，却在凤翔任上与陈希亮之子陈季常成为好友。陈季常潇洒风流，喜欢舞剑饮酒，挥霍钱财，颇有游侠之风。当苏轼在岐山遇到陈季常时，他正和朋友骑在马背上打猎，两人结识，相谈甚欢。
多年以后，苏轼被贬至黄州，身处厄运之时，与陈季常偶然邂逅，而后多有往来。陈季常为劫难中的苏轼带来意料不到的温暖。此为后话。
在凤翔期间，他还收获了另外一个好友——章惇。
说起来，章惇与苏轼系同年进士，那一届的状元章衡便是他的族侄。章惇耻于在族侄之下，愤而归家苦读，又一次考中进士。
章惇此时任职商洛令。商洛属于商州，商州隶属于永兴路，凤翔府则隶属于秦凤路，永兴路和秦凤路同属陕西路，永兴路和秦凤路的州试常在一起举行。嘉祐七年秋，章惇与苏轼同为州试考官，因而结识，自此定交，之后常在一起游玩。
章惇是福建人，个性强悍。他曾与苏轼同饮山寺，听人说山上发现老虎，两人趁着酒意骑马同往观看。离老虎还有几十步距离时，马已吓得不敢前进，苏轼酒意也醒了几分，觉得不要再往前行，免生危险。偏章惇不管，撇下苏轼独自前行，待靠近老虎时，他从腰间拿出一面铜沙锣，对着石头猛敲，老虎闻之受惊，竟落荒而逃。
两人也曾同游终南山，至仙游潭时，章惇执意拉苏轼到对面的峭壁上题字。要知道，潭深万丈，不可见底，中间仅有一条横木，苏轼往下看了一眼便已心惊肉跳，哪里还敢过去？章惇则镇定自若地走过去，并且在峭壁上书写“苏轼章惇来此”，令苏轼佩服不已。
与章惇相识相知，在苏轼人生的境遇里又埋下一个重要伏笔，他后半辈子的流离失所、灾难重重，与此人大有干系。
总的来说，苏轼在凤翔的三年并没有多少政绩可言，就连心情也似乎以郁闷居多。
理想在现实面前，常常被打回原形，他本有意多为百姓做事，但个人的力量又无法左右现实。
基层工作让苏轼深谙百姓的疾苦，同情百姓的遭遇，被内心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尽其所能发挥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只为减轻一点百姓的苦难。可是人微言轻，无法做到更多、更好。
他思度，自己最能帮助百姓的还是手中那支笔。于是，他在公务之余写文章，总结政策得失，提出个人建议。当然，出于种种原因，苏判官的建议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任期届满，苏轼要离开凤翔这个他官场生涯的起点，回想三年来的工作，五味杂陈。
收获也不是一点没有。他知晓了民间疾苦，懂得了官场礼仪，明白了人际交往之道，而与妻子王弗的感情也因为相互扶持日益加深。
比之刚来陕西时，他已明显成熟不少，无论说话、做事，都比先前少了一分生涩，多了一丝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