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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十九日，天色刚刚放亮，尚有一轮残月斜挂在天空中，天寒地冻，朔风扑面，坐在马背上的苏轼忍不住打个寒战。
他带着夫人王弗和不满三岁的儿子苏迈，前往自己的任地陕西凤翔，陪他同行的还有朋友马梦得。马梦得本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学官，因其性格耿直，讲话口无遮拦，总与上司处理不好关系，难见容于官场。因偶然机会，马氏得以与苏轼相识，二人一见如故，遂引为知心好友。马梦得待在京师已久，活得甚为压抑，早想换个环境，便有意跟随苏轼到陕西去，做他的幕僚。
有朋友相伴便少许多寂寞，苏轼正求之不得，自然爽快地答应下来。
苏辙前来为兄长送行，一直送到郑州西门，仍是依依不舍，不忍转身离去。过去的二十多年，兄弟俩朝夕相伴，不曾分离半步。尽管兄弟俩都早已做足思想准备，但迎头而来的告别还是让两人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悲伤。
苏轼在后来写给弟弟的诗里描述了分别时复杂的心情：
登高回首坡垅隔，
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
独骑瘦马踏残月。
纵有万千不舍，总要别过。苏辙的眼眶里已有泪光微微闪烁，终于还是忍住了。
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苏轼并没有立即动身，他不时回头张望，直到弟弟瘦削的背影渐渐模糊，只依稀看见坐在马背上的苏辙那晃动的帽子，这才想起子由今天衣着单薄，又是一阵心疼。
苏辙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他对哥哥的亲情到底有多深厚，但只要有子瞻陪在身边，他便安心自得，快活无比。凡遇大小事情，都是哥哥在前，他从来不用担心。现在哥哥离开，他顿觉空落落的，无所依靠。自苏辙记事起，哥哥一直是他的良师益友，总是陪伴左右，与他游乐玩耍，为他遮风挡雨。后来兄弟俩一起读书，哥哥才华横溢、成绩傲人，又成为他学习的榜样。哥哥的潇洒风度，更令他钦佩不已。
等到苏辙的身影完全消失，再也无法看见，苏轼这才转过头来，与马梦得一道向着凤翔前行。
此次去陕西的路，却是五年前来开封赶考的一段来路，途经渑池时，苏轼重游奉闲老和尚的僧舍。当年接待过他们的奉闲老和尚已经过世，兄弟俩曾题诗的寺院墙壁也已败坏，更无当时字迹可循。“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面对眼前景物，他顿觉人生无常，不由得生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叹。
来凤翔这一路，目之所及，尽是连绵的破败景象——到处是大片的荒地、无人居住的村落、稀稀落落的行人……皆因为十数年前，西夏兵频频侵入陕甘地区，造成巨大破坏。宋朝国力衰弱，官兵的战斗力亦相当不堪，与西夏的数场战争多尝败绩，更是助长西夏的嚣张气焰，致其屡屡侵犯大宋国土，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
眼前这番凄凉的情景，令苏轼内心隐隐作痛。初入仕途，目睹百姓遭受的苦难，他暗暗下了决心：自己任官地方，一定要尽职尽责，务必为老百姓多做实事，以减轻百姓之痛苦，干出一番政绩，实现济世报国的人生理想。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于当年的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达凤翔，正式走马上任。
苏轼所担任的签判一职是地方上比较重要的官位，为知府的助理官，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苏轼之所以刚一出仕便得到这个不错的职位，皆因他此前在制科考试中的突出表现。
苏轼先在官舍安了家，有了住处，之后再用一段时间，与妻子及仆人们精心打造这个舒适又开阔的院落。他们筑了亭子，引了池水，植入莲藕，养了鱼，又栽了许多树，只待春天一到，浓郁的绿色将覆盖这个院落。
新家初成，处处透着温馨惬意，苏轼和王弗喜不自禁，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家。虽然知道在此地居住也不过三年而已，但转念一想，他倒也用不着为以后那些不确定的事而苦恼，且与娇妻稚子享受当下的生活。
苏轼初任，赶上新年假期，有大把空闲时间。趁着这时日，他开始寻访当地的古迹。这是他早年养成的习惯，每至一地，必去参观古迹，感怀先人，凭吊过往。
他先去了当地的孔庙，见到了听闻已久的十个石雕大鼓。石鼓的表面刻有铭文，铭文系古文字，纵然他是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竟也只认得十之一二，心下不免惆怅，只觉得知识浩瀚，此生所学不过其中一角而已。
之后游开元寺、天柱寺等地，每去一地，必作诗以记之。年轻的诗人灵感常常无来由地向外喷涌，抑制不住，形之于诗。诗中他怀古论今，感慨世事，抒发性情，不无妙语。
但是，凤翔可玩的地方不过数处，逛了一圈就再无地方可去。四周景色多是山秃水浊，与家乡眉州的青山碧水相比，真是天上地下。由繁华京师到这荒凉之地，苏轼心中不免有说不出的失落和困顿。每当无聊乏味之时，书信便成为苏轼消遣余暇的最佳途径。他与弟弟之间信件往来频繁，两人把新近所作之诗寄予对方，并以互相唱和为乐。事实上，这是一种极佳的锻炼文笔的方式，这时期正大步奔向而立之年的青年苏轼写出了诸多广为流传的诗作。
苏轼这一阶段的诗作，比之先前更上一个新台阶，不仅在技巧上有了较高造诣，思想上亦开始散发迷人的光辉。
苏轼新官上任，热情满满，积极地投身基层公务中，四处体察民生疾苦，想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争取发挥最大的能量。
苏轼所就任的签判一职，掌管两大日常事务：一是核判五曹文书；二则是“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家用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
终南山特产的优质木材，每年都要编成木筏，由渭水放入黄河，运往开封，供皇家建造之用。而凤翔又是大宋对西夏作战的兵站基地，有集运粮米、刍秣供前线之责。这两件事情均由官府征召百姓义务完成，如果遭遇物品损失，百姓还要赔偿。凤翔原本是富裕之地，历经战争洗劫后，已经贫困不堪，再服此两大劳役，加上赔偿风险，破产者更是不计其数，人民为此痛苦难忍。
苏轼调查走访，想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有经验丰富、谙熟内情的将士告诉他，如果官府将时间安排恰当，趁渭水黄河未涨时放筏，就可以将木筏的损失降到最低，服役的百姓亦不用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经过一番研究，苏轼认为此说甚是有理，随即着手修订衙规，令服役百姓有自主选择木筏下水时间的权利，经由当时的知府宋选核准后实施。苏轼此番的努力争取，将百姓的损失降低一半之多。
苏轼初到凤翔的第一个春天，就遭遇严重的干旱，他为此忧心不已，向当地父老询问，何处可以祈雨，乡亲们告诉他太白山神有灵，祈无不应。苏轼遂向知府宋选主动请缨，愿担任祈雨之责，为纾解旱情出一把力。老天爷卖了些面子给苏轼，分别在三月初七和十六日下了两次雨，但都是微弱的小雨，百姓认为雨水太少，无法真正解决干旱问题。于是知府宋选亲自助阵，与苏轼一起求雨，老天爷这一次表现得甚是大方，于三月十九日可着劲儿下了一场。这雨连下三天，水量充沛，众百姓为之欢欣不已。
整个凤翔府弥漫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当中，苏轼受大家情绪感染，写下名作《喜雨亭记》，记录下这次求雨的盛事：“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
初入仕途的苏轼，虽有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激情，但理性稍欠，看起来甚至还有点儿毛躁。
比如，他见到不公平的现象容易着急上火，动辄就上书朝中大臣，要求改变现状。要知道，朝中大臣一般都着眼于大局，不会对地方上的小事给予太多关注，人家的精力也不可能顾得过来。更何况苏轼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签判，纵然名头不小，文章极佳，但位低言轻，亦不会获得过度的倾斜和照顾。好在苏轼的热情并不会因这些打击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