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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五年二月十五日，苏轼全家抵至京师，为解决住宿，他们租了一栋宅子。父子三人安顿下来，稍事休整，便开始了寻求仕途的活动。
苏轼和苏辙是殿试选中的进士。虽然进士代表着他们取得了任官的资格，但要真正做官，还得通过吏部的典选和注拟。典选和注拟皆为选官步骤，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进士的才能选出合适的人才担任合适的官职。
宋代任官制度大多承袭唐制，规定烦琐，程序复杂，甚至有人进士出身二十年，但因未通过吏部考试竟不能谋取一官半职，其严苛程度今人无法想象。
吏部选官，须通过四项考试，分别是身、言、书、判。
四项考试，又各有标准：
身：以礼貌丰伟为合格，长相不一定英俊潇洒、仪表堂堂，但也要过得去，歪瓜裂枣有辱朝廷命官形象。
言：以言辞辩正为合格，讲话要清晰流利，辩才无碍，做事情才有说服力。
书：以楷法遒美为合格，写一手好书法很重要。字迹俊美洒脱，做起官来都有自信，如蚂蚁爬出来的字迹亦有损朝廷尊严。
判：以文理优长为合格，判决书不但要有文采，更要以理服人。
苏轼和苏辙皆顺利通过考试。吏部选派苏轼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两人皆辞不赴。主簿是文书一类的小官，兄弟俩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想要一个更高的起点来展开仕途。
再说苏洵，这年八月被任命为试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官为八品，是士大夫们看重的清职，做得好便有一定向上发展的空间，但苏洵对此职务未表现出半点热心，皆因为其中一个“试”字。正是这个字，让年纪已长的老苏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偌大一把年纪还要被试用，他心理上是断断难以接受的。如若年轻十岁二十岁，这职位定可以让他心满意足，亦会不加考虑地接受。
苏洵拒不赴任，他给出的理由是这职位待遇差，薪水低，不足以让他养活家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
就这样，苏洵高不成低不就地在半空悬吊着，自是平添许多郁闷。但他心有不甘，希望的小火苗时时在自个儿腔子里上蹿下跳——他想拼尽全力，完成最后一搏，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好的职位。现在这个形势，他并没有坐吃等死的理由。
以他的年纪，本就看起来时日无多，他更觉得紧迫，必须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尽快谋到合适的官职。
既然这般进退两难，心内却又不甘，唯一的办法便是放下身段，求取别人的帮助。
他鼓起勇气，用极尽诚恳的语气给丞相韩琦写信，诉说自己想要为国出力的愿望。
一介布衣，没有任何背景，他能做的大概只有这些了。当然，到这个时候，苏洵也越来越明白对于仕途来讲，才华仅仅是其中一项而已，而且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项。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洵被任命为霸州（今河北霸州）文安县主簿，仍是不起眼的小官。得此任命，苏洵的情绪更为沮丧。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在他被任命为文安县主簿的一个月后，翰林学士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这是宋朝的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即俗称的宰相，地位极为重要。除此之外，欧阳修还被任命担任提举太常修礼，专门负责礼书修订。
借此职位之便，欧阳修终于为苏洵谋得一个相对体面又合适的工作——修订礼书，这回总算合了苏洵的意，也是他喜欢和向往的工作，遂欣然就任。
自此，时年五十三岁的老苏才真正走上仕途。
嘉祐五年八月，仁宗皇帝下诏，要求举行制科考试。
制科是天子特诏才可举行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内大臣奏荐，相当隆重。每届参加考试者不超过五人，制科开考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上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科考试，考中的仅有四十余人，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称得上万里挑一。凡考中者，皆受优待，官员考中可以升官，百姓考中可以得官，更可免受边远地区之官职。
苏轼兄弟遇此机会，当然不愿错过。
按规定，参考者须由大臣举荐。苏轼和苏辙兄弟双双报名。哥哥的举荐人是名满天下的参知政事欧阳修，而弟弟的举荐人则是天章阁待制杨畋。此人声名不彰，但也是当朝重臣，文武双全，建树颇丰。
欧阳修在写给朝廷的荐状里对苏轼极力追捧，称其“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苏轼以其卓绝的才华和不凡谈吐，深为大学士所欣赏，以至夸起这位眉山青年来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制科考试比之贡举难度更大，纵使天才如苏轼，考后也心有余悸：“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考试范围广、难度大，不但要求应试者有广博之学问、全面之才华，更要有深刻之观点。
为了全身心准备这次特别重要而又考察范围甚广的考试，兄弟俩决定找个清静的地方刻苦攻读，于是搬到怀远驿居住。怀远驿是官署，专门为进贡使节预备，条件比先前好出不少。但兄弟俩一心苦读，对生活境遇全不在意，每天食物不过“三白”。“三白”者，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大米饭，食之甚美，不觉艰苦。
两兄弟在怀远驿相伴苦读，差不多有一年之久。
这一次全身心投入的学习，令他们仿佛又回到少年苦读岁月，心中好生一番感慨。
这是兄弟俩至为难得的相处时光。此后经年，两人各自为官，任地遥遥，想见一面实属难事；即便后来同在京师为官，有机会时常走动，但毕竟不是住在一处，再加上各有家室，各有公务和私事缠身，当然不如现在朝夕相伴，互动频密。
苏辙自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时值北方八月，白天依然燠热难耐，但到晚上又有凉风骤起。某晚，苏辙起身想要找件衣服披上，苏轼正在读《韦应物集》，韦诗中有“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之句，想到兄弟以后做官不免分离，遂有伤感涌上心头——二十余年朝夕相处，无一日不相从，但不久后却要挥手作别，踏上那遥远的旅途。
苏洵和程夫人一共生养三男三女，长子、大女儿、二女儿先后夭折，小女儿八娘不幸于十八岁去世，只余苏轼、苏辙兄弟，所以两人的亲情比一般兄弟更要浓厚许多。难怪苏轼感慨“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对此，苏辙也有同感，“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
苏轼和苏辙不只是兄弟，更像是良师益友，他们从对方身上学到自身所没有的东西。苏轼在一首诗里称：“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而苏轼去世后，苏辙写给哥哥的墓志铭中则有“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之句，亦师，亦友，亦兄弟也。
兄弟情深，深不见底。
就在这一晚，二人做出“风雨对床”的约定：希望有朝一日，兄弟俩一起退休，重回故乡，对床而卧，共寝同食，在风雨之夜，吟诗作词，享受晚年的美好生活。
尚未出仕，二人已做退休之想。
也正是这般亲情紧紧地维系着兄弟二人，让他们同甘共苦，伴他们走过生命中的困难和挫折，荣耀和掌声。
眼看大考将临，苏辙忽然病倒，连他也觉得以当下情形，一定无法参加这次制科考试，由此遗憾不已。丞相韩琦听闻消息，爱才心切，即刻奏明皇帝，言苏辙抱病，恢复需要时日，但苏氏昆仲才华过人，如果其中一人不能参加考试，实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朝廷也将损失优秀的人才，请求皇帝将考期延后。
仁宗惜才，人又通融，于是格外开恩，将制科考试向后推迟二十天，实在开了一个大大的绿灯。
经过规定的程序参加考试，之后又有严格的评选，兄弟二人不负众望，双双取得佳绩。制科共分五等，第一、第二等皆是虚设，苏轼获第三等，苏辙获第四等。施行了三百年的制科考试中，获第三等的仅有两人，苏轼即为其中之一。
得知此消息，连沉稳老练的举荐人欧阳修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连呼此为“盛事”。
朝廷诏书下，制词由时任知制诰王安石所撰，对苏轼大加褒奖：“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邵氏闻见后录》中有个故事，亦颇值得玩味。说苏轼中制科后，王安石问吕公著：“你觉得苏轼制科中所写文章如何？”吕公著大赞，王安石却不以为然，称苏轼文章全类战国纵横家文章，如果他是考官，必不录取。
这一年（1061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
据曹皇后回忆，仁宗当日主持制科考试之后回宫，面露喜悦之色，对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两人者，苏轼与苏辙也。
制科考试结束后再调官，苏轼为大理评事，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此前苏洵曾被任命此职。
消息公布出来，立马震惊四方，比之前次父子三人初来京师时所引起的轰动更为强烈、更为持久。苏氏父子和他们的文章一朝成名天下知，从此广为流传，士人学子莫不争相效仿之。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苏氏文章成为考试的模板和风向标，要想得个较高的名次，拥有光明的前途，怎能不苦读苏氏文章？
苏家在京师的临时住宅立马又热闹起来，客人纷纷来访，门槛几乎要被踏破。有纯粹来一睹父子三人风采的，有请教写作文章方法的，有来传抄新作的，也有来拜苏洵为师的……访客绵延不绝，熙熙攘攘。苏氏父子倒也热情，不论尊卑，皆以礼相待。
苏轼新买了一座宅院，号曰“南园”，将全家迁此来住。这座宅子虽不算大，但幽雅古朴，野趣丛生，堂前有芦，砌下有竹，堂后有石榴树，遍植了各种花草，另有一口水井可以汲水浇花。
宅子里有小花园，旁则有高槐古柳，于开封这样的大城市里，“南园”确是难得的良宅，一家人都颇为满意。特别是苏洵，有了相对满意的官位，两个儿子又喜中制科，他可以放松地打理院子、侍弄花草，甚至还在庭前凿了一口方池，引水从假山岩鼻中流注池里。
到现在，苏家总算在京师真正地安定了下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不久，朝廷下诏，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按宋制，选派京官充任判官，称“签书判官厅公事”，故此一职务又称“签判”。
苏辙的任命尚未到来，哥哥即将远行，老父亲在京，正好由他来陪侍左右。
苏洵于日常的公务之余，开始续写此前未曾完成的《易传》，苏辙从此跟随父亲学习《易经》，以打发就任前无聊的时光。对《易经》的研究和学习，成为苏氏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