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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是”，既不是少数人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以否定的方式对共同富裕的一种强调，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着力避免的两种错误倾向。
少数人富裕、平均主义，与共同富裕相矛盾。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但这种富裕不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是通过先富带动帮助后富的共富，绝对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少数人富裕作为目的，忘记了先富者对后富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这种共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程度的富裕，是一种有差别的富裕，绝对不是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更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以为强调共同富裕，就是吃“大锅饭”，“杀富济贫”。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少数人富裕和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旧社会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社会。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出共同富裕，反对的也正是这两种错误倾向。对此，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所论述。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平均主义更是同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斯大林指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朴素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邓小平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因此，坚持共同富裕，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
少数人富裕和平均主义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搞少数人富裕还是实行平均主义，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代李绅有一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形象地说明了少数人富裕的危害性。可以说，从康乾盛世到中华民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不是少数人富裕的社会。巨大的收入差距带来了社会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产生了农民起义，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无数牺牲，推翻了少数人富有的旧中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验不足，我国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出现了“大锅饭”、“一平二调”、工资收入大致相当的平均主义问题，抑制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改革开放后，我们走的是一部分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既带动和激励了后富的人，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甚至畸形。这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还带来了严重的生产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教训深刻表明，中国既不能走少数人富裕道路，也不能走平均主义道路，只能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