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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资本现代化模式，其核心表现就是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的同一性。中国式现代化解构了这种同一性，遵循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构建了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所谓“驾驭资本”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运用各种力量使资本运行或资本逻辑实践展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于社会主义目的，其实质就是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尽可能降低甚至规避负面效应。驾驭资本内含了利用、引导与防范、规制资本两个方面，有时也特指后者。
这是由“资本的文明面”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诸多地方论述过“资本的文明面”，其中广受关注的是这段话：“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三个更有利于”阐释了“资本的文明面”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它还表现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创造了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为实现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本促进了商品交换和人的交往，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资本的文明面”的核心点在于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
资本要获得剩余价值，必须进入到生产领域；资本是生产性的，将一切要素纳入到生产之中，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
，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本身就引申出现代文明阶段的不可逾越。“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主体、支配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中激活“资本的文明面”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作为工具和手段被予以承认。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三个更有利于”可以为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提供评判标准：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再生产；是否更有利于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根据这一评判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承认、利用、引导资本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也是承接了这一逻辑思路，为社会主义与资本、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辩护。通过思想观念变革、制度构建以及实践展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活“资本的文明面”，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引入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还表现在：带来了社会活力；优化了社会权力结构；促进社会结构有效调整；增强了平等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等；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
资本是需要被规制、驾驭的，因为它既有“文明面”也有“反文明面”。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实现“资本的世界化”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自然的异化”）、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分化”）、世界和平和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冲突”）以及人的发展问题（“人的物化”）。并且，从资本的历史趋势看，它必然被扬弃，因为“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驾驭资本就是要对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作用划定界限——“效果界限”和“范围界限”。前者指引导资本发挥其积极效果（可以从马克思的“三个更有利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得到更为具体化的认知）。后者指防止资本从经济权力向超经济权力尤其政治权力转化，防止资本逻辑滥用，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无序扩张。用什么力量驾驭资本？是包括制度、政权、意识形态、人民群众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显著的还是国家权力（广义上的，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权）。推崇所谓“去国家化”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只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国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切，既决定国家的性质，也决定人民的命运。”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站在人民立场上，依靠国家权力力量，引导和驾驭资本，与资本霸权相抗衡，使资本服从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在资本全球化下，要防止私人资本尤其国际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侵蚀，要维护人民性。驾驭资本决不是粗暴地用政治权力干涉市场经济、资本运行，其关键方式是发挥“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关系链中，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看，生产力强调的客体性逻辑与国家强调的主体性逻辑，都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主—客体性逻辑发生作用。”
国家的主体性逻辑体现的就是上层建筑性质与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与满足国家意志的主观需求，都需要借助于生产关系的作用。“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
。由于生产关系一方面关联着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决定了统治阶级和国家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必须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着手，通过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核心是所有制），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的同时，借助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
作为一种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也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新现代性逻辑。（1）发展逻辑。资本尽管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但它并不构成主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逻辑、发展逻辑。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主导是其根本的发展逻辑。（2）动力逻辑。从现代化的动力要素及作用模式看，西方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导的动力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资本—国家—人民（劳动）三元主体相协调的多元模式，尤其是超越了西方的“大市场—小社会”模式，构建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3）空间逻辑。这里所说的“空间逻辑”指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在民族国家范围驾驭国际资本。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吸纳国际资本。但是，“国际资本在开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开启了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化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就是摆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对国际资本既利用又规制，将其在中国的发展纳入“三个有利于”的轨道。（4）制度逻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们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制度逻辑，也是驾驭资本得以可能的根本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