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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把握这一点，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了“绝对权力”。资本全球扩张重构了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开辟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但并不能将其抽象地归结为这一点：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不想灭亡的话，必然也要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有民族或国家都要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认同这一点。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更加强调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明确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限定在西欧国家，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1881年，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断然否定“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号称他的“真正的学生”的观点）。并且，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土地公有制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实际上承认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有学者将该问题表述为“马克思之问”。从马克思一系列论述尤其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已经做了肯定性回答：不经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有可能的。
马克思的理论可能性在俄国和中国变成了现实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明确中国走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它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前提的。这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从历史事实角度（当然这一点也很重要）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在近代中国失败的种种表现及其原因，而在于从理论逻辑角度澄清一点：建立在社会形态跨越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违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一些“西化论”者认为，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违背了人类“文明大道”，甚至用马克思“五形态论”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这实际是抽象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演变“五形态论”这一普遍规律。该规律是立足人类历史发展和整个世界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的。该规律并不建立在这样的抽象基础上：要求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要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而不能跨越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社会形态。同时，某一民族或国家的“跨越”是有条件的：以世界范围内普遍经历了特定社会形态为基础。这一点又确证着“五形态论”的普遍性、客观性。具体说来，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并不能否认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合理性。中国呈现的是一种“局部跨越”，它以世界范围的“整体不可跨越”为前提。并且，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东方大国要想真正进入现代文明行列，必须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如何才能“占有”？前提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普遍发展及其文明成果的产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合法性就体现在这种既跨越了资本主义，又要占有其积极成果的历史辩证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马克思之问”的肯定回答基础上的，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恰恰是它的具体表现。
这一命题可以提炼为“列宁之问”
。考察“列宁之问”，首先要把握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创造性论述。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较为明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条件及其顺序关系，“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另一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
。第一个条件即“经济前提”，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条件即“政治前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列宁颠倒了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当时一些人不认为俄国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讲，“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这里讲的“文化水平”是广义上的，指的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物质文化水平。“先政治后经济”的条件论直接规制了苏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公式”鲜明表征了这一思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实现现代化，效果显著，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现代工业大国。但是，它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列宁的建设“公式”过于倚重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成果汲取，忽视了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性文明的吸纳，并且在不断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下，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向僵化，最终定于苏联模式一尊，严重压制了经济社会活力和人的发展。当时比俄国还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列宁之问”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明确回答：“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关键理论问题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处于同一时空序列，前者是西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后者则是东方前工业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主题”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文献中的“社会主义”恰恰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私有制、城乡对立、民族国家等“现代性要素”的“后”现代社会。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需要厘清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一是“发达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二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它是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所追求、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上的，破除了套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具体论述来指导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发达社会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表述，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有了清晰认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更替”，而是“空间上的并存”，（从更为宏观的“三形态论”看）它们都处于“第二形态”，即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实现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主题。“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明确了自身历史方位、主题、任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开辟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立论基础”。
正是借助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思考，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里，我们通过“三对关系”透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化的基本定向。一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社会主义”的关系。两者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从同一性中领悟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要从差异性中把握一切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必要性。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重构了两者关系，它们是“空间上的并存”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既要看到两者之间对立、斗争的一面，也要承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要防止西化分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僵化封闭化，要扩大对外开放，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三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之逻辑效应，必然会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话语，并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论”等理论的支撑下，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基础上，开启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之路。我们着眼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理论思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以“中国奇迹”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