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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1910年出生于云南腾冲，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在艾思奇身上，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统一在一起，使他的哲学研究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息息相关。
艾思奇在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远大理想。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后，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投身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努力会”，为《滇潮》写稿；在《民众日报》《市政日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文章。1927年和1930年，他曾两次赴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力量所吸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对此，艾思奇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弃学回国，投身革命事业。1932年来到上海，开始了他革命活动和哲学生涯的上海时期。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艾思奇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34年年底他开始为《读书生活》撰写的系列通俗哲学文章，共24篇。这些文章于1935年年底结集出版，这就是《哲学讲话》。后因国民党当局查禁，易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印行了32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之先河，艾思奇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会务工作。在延安的10年，艾思奇先是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教授哲学，并负责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的工作，后来到马列学院、中宣部和《解放日报》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这一时期，艾思奇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特别是通过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缺少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此只能暂时采用苏联教材。苏联教材不能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也不符合中国实践的发展需求。为此，196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力量编写两本体现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教材，其中一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作为主编，从总体结构到各章内容，从基本观点到具体材料，从写作提纲到最后定稿，都付出了巨大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哲学。对一种哲学的评判，最为重要的标准不是这种哲学内容上有多么高深莫测，形式上有多么精致完备，而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需要。艾思奇从不空谈理论，决不做空头哲学家，而总是将其哲学工作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以哲学的方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矢志不渝，为人民做学问，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哲学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在今天，面对不断开启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面对不断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我们可以说，艾思奇依然“活着”，他的哲学“活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朝气蓬勃，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