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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充满了羞耻。
世间的生活于我而言，总难以捉摸。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地方，第一次看到火车，还是在长大之后。火车站有座天桥，我走上去，走下来，完全没注意到桥是为方便跨越铁路而造的，以为火车站内部像外国的游乐场，乐于建造复杂的设施，以显得高档和时髦；而且，我有很长时间是一直这么认为的。上下天桥，我反而觉得在玩一场洋气的游戏，铁道服务里，就数这项最合心意，以至于后来我发现此桥不过是为了旅客横跨铁道而造的楼梯时，顿时觉得颓然扫兴。
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到地铁，我也觉得那并非为实用而造，总以为与其在地上坐车，还不如坐地下的车来得更新奇而好玩。
我从小身体孱弱，经常卧床，平躺时，觉得毛毯、枕套和被套只是些无聊的装饰；到二十来岁了，才知道那偏偏是些实用的物品。这让我对人类的俭朴黯然神伤。
还有，我对空腹一事素无实感。这并非想说我生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不，完全没这等愚蠢的意思。我对“空腹”是何滋味，全然不懂。这样说是有点怪，肚子饿了，连我自己也感觉不到。记得小学、中学放学回家后，周围的人总对我说：“啊，你饿了吧？放学回来一定饿坏了，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吃点甜纳豆？还有蛋糕和面包呢。”他们七嘴八舌，于是我就发挥一下与生俱来的拍马屁精神，嘟囔一句“我饿扁了”，边说边吃下十几粒甜纳豆，空腹是什么感觉，便一无所知了。
就我而言，我虽然很能吃，却几乎没有因为空腹了才去吃的记忆。我既会吃人们所说的珍馐、奢食，外出时，也会逼自己吃掉别人端上桌的菜。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自家吃饭的时候了。
在我乡下家里，全家约十口人，用膳时所有人的餐盘排成相对的两列，我是最小的孩子，当然坐在末座。房间中光线微暗，十几人默默地各吃各的，那氛围总使我感到一阵寒意。那是乡下古板守旧的家庭，菜肴也大概是既定样式，珍馐奢膳就不必想了，这使我对用膳时间越发感到可怖。我坐在那个微暗房间的末席，寒意袭来，簌簌发抖，一口接一口地把饭送进嘴里，强咽下，一边想着为何人一天要吃三顿饭呢？大家都似在执行某种仪式，一脸严肃地吃着，一日三回，全家准时聚在微暗的餐厅，把餐盘按顺序摆好，不管你想吃不想吃，谁都一声不响地咀嚼着白饭，低着头—我甚至想，他们也许在为家中四处蠕动的幽灵做祈祷吧？
不吃饭就得死，在我耳中这种话不外乎是令人生厌的恐吓。但是，那样的迷信（我至今仍认为那是某种迷信）一直给我带来不安和恐惧。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为了这句话我们必须劳作，必须吃饭。于我而言，没有比它更晦涩难解、充满恫吓含义的话了。
也就是说，可以断定我对于人间的营生尚不甚了了。自己的幸福观与所有其他人的幸福观是如此相左，我对此感到不安。那种不安，使我每夜辗转、呻吟，几近发狂。我究竟幸福吗？小时候，人们总说我是个幸福的人，而我总觉得自己身处地狱，反倒是说我幸福的人，在我看来远比我安乐，无法相提并论。
有时我甚至想，我身上也背有十大灾难
，邻人就算背负其中一个，就足以丧失性命了吧。
总之，我弄不明白邻人痛苦的性质和程度，完全摸不透。或许那些实际的苦、只要能吃上饭便可解决的苦，才是最为剧烈的，是凄惨的阿鼻地狱
，连我的十大灾难也无法相比。我不明白那样的苦。不过虽说如此，那些人竟然能不去自杀，不去发疯，高谈阔论政治党派，不绝望、不屈服地持续与生活抗争，难道他们不觉得苦吗？他们是否变成了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确信那是理所当然的，而对自己从不置疑呢？若是那样可就轻松了。但生而为人是否就该如此？这就是完美的状态吗？我真搞不懂……他们夜里熟睡，清晨神清气爽吗？他们梦见什么了呢？一边走路一边在思考什么呢？钱？不会吧，不只是想钱吧？虽然我曾耳闻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说法，却从未听说过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哎呀，这样说来……不对，还是搞不懂……就这样，我越想越是不明白，觉得自己完全是怪人一个，越发感到不安和恐怖，几乎无法与人交谈。说什么，怎么说，我真不知道。
于是，我琢磨出一个招数：搞笑。
这是我求人爱我的最后的方式。我对他人感到极度害怕，但对他们似乎又不能断念。这样做，起码我可以凭“搞笑”这根细线维系与他人的关系。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服务，表面上时时一脸堆笑，实则内心铆足了临危一拼的劲儿，以至于到了千钧一发、急汗淋漓的境地。
甚至连自己家里人，他们如何受苦，每天在想什么，我从小对此都一无所知，总是战战兢兢，不堪这般窘迫，以至于成了搞笑高手。总之，不知不觉，我变成了一句真话也不会说的孩子。
看看那时候和家人一起的照片，其他人都是一脸严肃，一定是只有我在拧巴着脸咧嘴笑。那也是我童年时代的一种可悲的搞笑。
还有，亲人们数落我什么，我都从没顶过嘴。即便他们只是发一两句牢骚，在我听来也如五雷轰顶，要发疯似的，顶嘴就别提了。那些牢骚话说的都是万世一系的人间“真理”，我却无力实践它，所以我不配和他们同居一室吧？我陷入了这样的迷思。于是，我既无法争辩，也无法自辩。被人指责时，总有种错觉：那事本来就是自己的错。因此，我总是默默承受对方的攻击，而内心恐怖得发疯。
大概谁都不乐于受旁人的指责和斥骂。我从训斥我的人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恶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一般来说那种本性都会被掩藏起来，但一有机会，比如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如草原上貌似温顺安睡的牛，突然尾巴甩起，啪一声把肚子上的牛虻抽死一样，不经意地暴露出人类可怕的本来面目。每当见到那种情形，我总觉得汗毛倒竖，战栗不已，进而想到这种本性或许是人生存下去的某种资格时，我感到几乎绝望了。
对他人害怕得发抖，而对自己作为人应有的言行毫无自信，使得我把一己的烦恼藏在心中角落，把紧张和忧郁深埋起来，一味装出天真无邪的乐观个性。渐渐地，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小丑角色。
无论怎样都行，只要把人逗笑就好了。倘若这样做了，即便置身于他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他们也无所谓吧。总之，不能让他们觉得我碍眼。我不存在，我是风，是虚空—越这么想，我就越是依“搞笑”这条路子去逗家人发笑。不止家人，就连家中更让我难以理解和害怕的男女用人，我也是拼了命地为他们提供“搞笑”服务。
到了夏天，我竟然在夏日浴衣里面，穿了件红色毛衣，在走廊走来走去，引得家中诸人发笑，就连平常不苟言笑的大哥，看了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哎呀，小叶，没这么穿的！”
他说话的语气充满了疼爱。其实嘛，大热天的，我再调皮捣蛋，也不至于这样怪，冷热不分，穿毛衣四处晃。我不过是把姐姐的绑腿套在两臂上，从浴衣的袖口露出那么一丁点，让别人看上去以为我穿了毛衣罢了。
我父亲在东京办事较多，他在上野樱木町有个别墅，每个月大半时间都住在那里。回家时会给家里人，甚至亲戚们买各种礼物，这似乎成了父亲的一个嗜好。
有一回，父亲去东京的前一天晚上，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客厅里，笑着逐个询问，下次回来想要什么礼物，并把每个孩子的答复一一记在本子里。父亲对孩子们这般亲切，实为少见。
“叶藏想要什么？”
父亲一问，我却支吾起来了。
被问到想要什么的瞬间，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怎么都行，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能让我开心—这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然而，若别人送我东西，不管东西多么不合意，我这人也无法拒绝不要。讨厌之事不能说讨厌，对喜爱之事，我也像小偷似的提心吊胆，只能暗地里苦涩地品赏，在不可名状的恐怖里挣扎。总之，我连二者选一的气力都没有。想来，这一性格成了我多年后人生“充满了羞愧”的重要成因吧。
看到我闷声不响、扭扭捏捏的样子，父亲的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还是想要书吗？要不就浅草商店街里有卖的新年舞狮用的狮子面具，小孩戴上玩儿的那种，大小正合适，你不想要吗？”
被逼问“你不想要吗”时，我就彻底完了。以“搞笑”的方式回应是行不通了，这下丑角儿彻底演砸了。
“还是书吧。”
大哥一脸认真地说道。
“是吗？”
父亲有点扫兴，也没记下，啪的一声合上了记事本。
真是太失败了。我把父亲惹恼了，父亲报复起来肯定很可怕。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一边发抖一边想补救的招儿。于是我悄悄起床来到客厅，打开父亲刚才放进记事本的那个抽屉，取出本子，哗哗地翻着，找到记录礼物清单之处，舔舔记事本附带的铅笔，写上“狮子舞”几个字，然后回去睡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要那舞狮的面具，反而书是有点想要的。但是，当我意识到父亲想给我买那个狮子面具，便迎合父亲的意思，千方百计想让父亲转嗔为喜，这才铤而走险，三更半夜潜入客厅的。
我这种非同一般的手段，果然取得了预料中的大成功。不久后，父亲从东京回来，对母亲大声说的话，我在自己房间就听到了：
“在商店街的玩具店里，打开本子一看，这里写着‘狮子舞’，这可不是我的字。奇怪啊。我转念一想，猜到了，肯定是叶藏的鬼把戏！那小子，当初问他时，他只是哧哧笑，不作声，过后却实在忍不住太想要那面具了吧。嗯，真是个奇怪的孩子！装作不知，却写得清楚。这么想要，说出来不就得了？我在玩具店里都笑出声来了。快，把叶藏给我叫来！”
另有一次，我把男女用人们召集到西式厅里，有个男佣把钢琴键乱敲一通（虽是乡下，家里的东西几乎一应俱全），我顺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给大家跳起了印第安人的舞蹈，众人皆大笑，二哥用闪光灯拍下了我跳印第安舞的样子。相片洗出来一看，我的围腰布（那是块印花布的方巾）接缝口处露出了小鸡鸡，这又引起了家人的哄堂大笑。对我来说，这大概又是一场意料外的大成功。
我每个月都订阅十几种新刊的少年杂志，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从东京弄来的书籍，我都默默读着。《胡言乱语博士》《奇离古怪博士》等杂志，我都非常熟悉。另外，鬼怪故事、评论、相声、江户笑话等我也相当精通。于是，一本正经地说笑话，惹得家里人大笑，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
但是，呜呼哀哉，学校！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尊敬，而受人尊敬这一观念却令我感到胆怯。尽管我蒙人可以蒙得几乎完美，但后来还是被某个全知全能的家伙识穿，杀得我片甲不留，羞耻得还不如死了—这个状态就是我对“受尊敬”的定义。即便是蒙人而“受尊敬”，到头来也会有人识破，他会告知其他被骗的人，一旦他们发现受骗了，他们的愤怒、报复究竟会如何？哪怕是想象一下我都感到汗毛直竖。
我在学校受人尊敬，与其说是因为出身富贵，不如说是因为大家认为我“脑子好”。我从小体弱多病，卧床一两个月是常事，甚至休学整个学年也是有过的事。即便如此，大病初愈坐人力车回校参加期末考试，我似乎比班上谁都要所谓“考得好”。就算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也无心向学，上课时间画个漫画，到课间休息便讲给班上同学听，逗他们笑。上作文课时，尽写些滑稽笑话，被老师警告也照做不误。我知道老师其实喜欢那些笑话，私下里盼着我写呢。有一天，我照例以故作悲哀的笔致写了跟母亲去东京，坐火车途中把尿撒在车厢通道痰盂里的糗事（去东京路上，我并非不知痰盂何用，只是故意表现小孩的天真无邪，有意为之罢了）。作文交上去，我相信老师一定会被逗笑的，于是悄悄跟在离开课堂回办公室的老师后面。结果老师一出教室，就从全班作文里抽出我那篇，在走廊里边走边看，哧哧笑着，回到办公室时大概是看完了，便大声笑起来，满脸通红，还把作文马上传给其他老师看。见到这一幕，我可是得意极了。
真是个活宝。
我成功地把自己演成了一个活宝，成功地从“受尊敬”中逃了出来。成绩手册上我全科都是十分满分，唯独德育课一门，有时七分，有时六分，那也成了家中的一个大笑料。
但是，我本来的性格，总而言之与活宝型恰恰相反。那时候，我早被家中的女佣男仆侵犯、教唆，干了可悲之事。时至今日我知道，对幼童做出这种事，是人类所能犯下的最丑恶下流而又残酷的罪行，但是我却忍了下来，甚至由此觉得窥见了人某种本性，于是只能无力地苦笑。假如自己有说真话的习惯，也许就会毫不胆怯地在父母前告发他们的罪行。可是我对父母也不能充分理解，何谈向他人诉说呢？我对自己的手段毫无期待。即便告诉了父母，告诉了警察，告诉了政府，到头来也只是被那些圆滑世故的老手以各种说辞绕得晕头转向吧？
我清楚地知道，世间本无公平，向他人控诉终归是无用的。于我而言，除了对真相缄口，忍耐，继续行我的搞笑之道，别无他想。
也许有人嘲笑我：怎么，你说人不可信？你小子什么时候成基督徒了？但在我看来，丧失对人的信任，不一定就通往宗教之途。人啊，包括那些嘲笑人的，都互不相信，脑子里压根没耶和华啥的，不也活得好好的吗？还有一件我年少时的事。我父亲所在的政党有位名人，来本地演讲，我跟着用人们到小剧场听讲。剧场坐满了人，当地与父亲相熟的人都捧场来了，边听边使劲鼓掌。演讲完后，雪夜里众人三五成群地踏上回家之路，一路上都在说演讲会的坏话，贬得一塌糊涂。有个与父亲特别交好的人的声音也夹杂其中，他说父亲的开幕致辞很拙劣，那个名人的演讲不知所云—这就是那些父亲所谓的“同志们”以近乎愤怒的口气说的话。也就是这些人，路过我家时，鱼贯而入走进客厅里，脸上堆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异口同声地对父亲说，今天晚上演讲会大获成功！甚至当我母亲问那些用人们，今晚的演讲会怎么样？他们也都满不在乎地嚷嚷说太有意思了—刚才一路上，他们分明还在抱怨演讲会无聊绝顶呢。
但这事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例而已。互相欺骗，而且很奇怪，谁也不觉得受伤害，甚至连互相欺骗一事也不曾察觉。在人们的生活中，这类如此鲜明、清楚、爽朗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我对这类互相欺骗的事，没多大兴趣，连我自己也从早到晚地用搞笑的方式骗人。我对修养科目中教科书式的正义等道德概念，并不关心。人们互相欺骗的同时却能清朗明快地活着，或者说看起来充满了活着的自信，这于我实难理解，始终也无人点醒我其中的妙谛。如果能通晓其中妙谛，我就不至于对人这般恐惧，玩命儿服务他人；也不至于跟生活对着干，遍尝漫漫长夜里地狱般的痛苦了吧？就是说，我憎恨用人们所行之罪，却连这个也从没向人控诉，想起来这并非因为对人不信任，当然也不是因为基督教主义，而相反，是由于人们对名叫叶藏的这个人牢牢关闭了信任之门。就连亲生父母，有时也会令我觉得费解。
不过，我发现自己难以向人倾诉的那种孤独气息，偏偏被许多女性本能地嗅到，成了往后我被种种纠缠的诱因之一。
总之，对女人而言，我是个对恋爱秘密能守口如瓶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