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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猩红与金色碎片刺破天际，此时的康布雷正值黎明破晓时分。这座法国城市是德军的重要补给点，距离比利时边境25英里。附近山坡的草地露水深重，东萨里团第七营二等兵珀西·克莱尔（Percy Clare）正趴在指挥官身旁，等待着前进的信号。
30分钟前，他曾目送数百辆坦克隆隆驶过这片湿滑地带，冲向德军防线周围的铁丝网。在夜色的掩护下，英军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成功夺取阵地。不过，这场表面上的胜利很快就堕向地狱般的厮杀。当克莱尔为这场黎明突袭做准备时，他已然瞧见其他士兵那一动不动、支离破碎的尸体，散落在满目疮痍的焦土之上。后来，他在日记中用紧凑细密的字迹记录道：“我相当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次看到战壕上空的日出。” 1
这名36岁的士兵对死亡并不陌生。一年前，他被困于索姆河的战壕。冗长乏味的静待状态不时被令人战栗的恐惧打断。每隔几天，便有运粮的马车卸下口粮后拉走尸体。尸体堆积如山，数量之多，根本无法用这种方式及时送出。“他们在战壕倒下后就一直躺在原地。”一名士兵回忆道，“你不仅能看到他们，还会踩着他们的身躯跌跌撞撞前行。” 2
这些腐烂的尸体变成了一种固定的附着物，沿着战壕的墙壁堆积成排，令过道变得狭窄。胳膊和腿从胸墙里探出。尸体甚至用来填平被炸毁的路段，那些军车必经之路。有人追忆道：“他们把所有东西都铲进弹坑，然后用死马、死尸……各种东西来填充覆盖，确保交通顺畅无阻。” 3 基本礼俗被弃如敝屣，因为埋葬速度需竭力跟得上尸体的产生速度。死去的人悬于铁丝网上，形同晾晒中的衣物，上面落满一群群苍蝇，就像披着一件几英寸厚的黑色苍蝇皮毛。“最糟糕的是，”一名步兵仍然记得，“尸体上还趴着不计其数的蛆虫。” 4
伴随着这些景象而散发的恶臭更是加剧了其恐怖程度。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弥漫在方圆几英里的空气中。未见其形，先闻其味，士兵在亲眼见到之前就能嗅到前线的气味。 5 在他吃过的陈面包，喝过的脏水，穿过的破军装上，都散发着这种恶臭。“你有没有闻过死耗子的味道？”发问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罗伯特·C.霍夫曼（Robert C. Hoffman）中尉，他以此来警告美国人，不要卷入20多年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能让你充分了解，一群死去已久的士兵嗅上去气味如何，就像一颗砂砾也能让你领略大西洋城的海滩。”即便逝者已得到安葬，霍夫曼回忆道，他们“也依旧散发着可怕的气味，这导致一些军官患上了严重疾病”。 6
克莱尔对已逝者司空见惯，却无法对垂死之人习以为常。他目睹了他人所承受的巨大折磨与痛苦，而这些都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有一次，他偶然发现了两名蜷缩在战壕里的德军，他们的胸膛被弹片炸开。这两名士兵的长相异常相似，克莱尔据此推断二人是父子。看到他们“面色惨白，五官铁青，微微颤抖着，眼中充满痛苦和惊惧，或许都在为了对方而苦苦支撑”，克莱尔再难迈出半步。克莱尔一直守在他们身旁，希望医疗救助能够尽快到来，但最终，他还是不得不继续前进。克莱尔后来才知道，在他离开现场后，一名叫作比恩的战友将刺刀插进了那两个人的腹部。“愤怒吞噬了我。”克莱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他，这次行动他绝无可能生还，因为我不相信上帝会放任如此懦弱而残忍的行为，不做惩罚。”不久后，克莱尔在壕沟里发现了比恩腐烂的残骸。 7
此刻，克莱尔一边从自己所处的山坡眺望康布雷战场，一边思忖着，还会有什么新的恐怖事件等待着他。他能听到远处隐约传来机枪断断续续的射击声，还有炮弹划破长空、呼啸而过的轰鸣。克莱尔如此描述炮弹的轰炸：“大地似乎在颤抖，起初是一阵抽搐，如同巨人从睡梦中惊醒；后来是持续的战栗，通过我们与大地接触的身体，传递给我们。” 8 炮轰开始后不久，他的指挥官发出了信号。
该走了。
克莱尔将刺刀固定在步枪上，和排里的其他人一起小心翼翼地起身，沿着毫无掩体的山坡向下行军。路上，他与一批伤员擦肩而过。有些伤员被德军俘虏抬着，吓得脸色苍白。突然，一发炮弹在头顶炸开，现场一时间笼罩在烟雾之下。待硝烟散去，克莱尔看到，走在他前面的那个排的士兵已全部阵亡。“几分钟后，我们踏着那些可怜战友的残骸，继续前进。”他写道。有一具尸体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那名死去的士兵不着寸缕，“身上的衣服全被炸飞……这是高能炸药爆炸后产生的奇特效果”。 9
克莱尔所在的排继续前行，穿过一片血流成河的战场，然后到达目的地：一条由宽幅铁丝网庇护的坚固壕沟。随着距离的推进，德军开始对他们进行扫射，机枪手和步兵同时从几个方位开火。突然间，克莱尔觉察到己方备战不足，“仅靠一排单薄的‘卡其布’
推进，来对抗敌军强大坚固的堑壕，而壕沟里的步兵火力还在不断加强，这似乎太荒谬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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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寸步向前，背负着所有步兵都须随身携带的沉重补给。这些背包可能重达60磅，里面装有各色物品，包括弹药、手榴弹、防毒面具、护目镜、铁锹和水。一些步兵还被迫扛起额外的手榴弹和弹药，而另一些则背着铁锹和空沙袋。克莱尔顺利通过铁丝网的纠缠，压低身体，贴向地面，躲避着头顶的枪林弹雨。
然后，在距离战壕700码的地方，他感到面部受到猛烈一击。一颗流弹贯穿了他的双侧脸颊。鲜血从他的口鼻中喷涌而出，浸湿了军装前襟。克莱尔想开口大叫，却发不出一丝声音。他的面部遭受重创，严重到无法做出痛苦的表情。
从第一挺机枪在西部战线上空打响的那一刻起，有一点就已十分明了：欧洲的军事技术已经远超医疗能力。子弹以恐怖的速度撕裂空气。普通炮弹和迫击炮炮弹爆炸后威力巨大，足以将人炸得四处乱飞，如破布娃娃一般散落于战场四周。含有镁条引信的弹药在射入肉体时会开始燃烧。 11 还有一种新型威胁，那就是炙热的弹片——沾满混着细菌的泥浆——给被击中者带来的可怖伤害。士兵的身体伤痕累累，而面部的创伤尤其惨不忍睹。鼻子被炸飞，下巴被击碎，舌头扯裂，眼球破损。甚至有人面目全非。用一名战地护士的话来说就是，“用于治疗的科学在用于摧毁的科学面前束手无策”。 12
堑壕战
的性质导致士兵的面部受伤率很高。许多战斗人员面部中弹，仅仅因为他们不清楚会发生什么状况。“他们似乎以为可以随意将头伸到壕沟之上，只要动作足够迅速，就能躲开机枪的扫射。”一名外科医生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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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一些人，比如克莱尔，是在穿越战场的前进途中受伤的。致残，烧伤，中毒，有些人甚至被马踢伤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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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前，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的28万名军人遭受了各种形式的面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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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导致死亡和残疾，战争还是一部高效机器，制造了数百万名行动自如的伤员。
这场大战造成的人员损失也远超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部分原因在于，新兴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屠杀能够在工业规模的程度上发生。自动式武器的使用，让士兵能够每分钟向远程目标发射数百发子弹。火炮变得极为先进，操作员在使用一些远程武器时需要考虑地球曲率才能确保精确。德军最大的攻城炮，即令人闻风丧胆的“巴黎炮”，以重达200磅的炮弹持续轰击了75英里开外的法国首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步兵武器也有了显著升级，与之前的战争中所使用的同类武器相比，其射速高达后者的数倍。军事历史学家利奥·范·卑尔根（Leo van Bergen）指出，这意味着，结合火炮的进步，1914年，一支300人的连队可以“部署的火力，相当于滑铁卢战役中惠灵顿公爵麾下六万强军的武力总值”。 16
除了枪支、子弹和炮弹等传统武器硬件的发展，科学进步还带来了两项可怕的新发明。第一项是“火焰喷射器”，或称“喷火器”，
给初见此物者带来一种毛骨悚然的震撼。它最早由德国人投入使用，1915年在霍格阵地对抗英军时一战成名。这种便携式喷火器能喷射出一束束混合着燃烧油的火焰，将射程范围之内的一切尽皆摧毁，还迫使士兵们从战壕里仓皇跑出，就像老鼠从烧着的干草堆里向外四散逃窜。此物喷射出的液体火焰给受害者造成了遍及全身的严重烧伤。一名士兵曾目睹火焰吞噬战友时的惊悚一幕，“他的脸焦黑如煤，上半身已被完全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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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创新是化学武器，它或许更具心理破坏性。首次大规模致命毒气攻击发生于1915年4月22日。当时，德军一支特殊部队的成员在比利时伊珀尔战场上空释放了160吨氯气。 18 几分钟内，1 000多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士兵丧生，另有4 000人受伤。大多数幸存者带着肺部的灼伤逃离战场，在战壕线上留下了一道巨大的缺口。一名士兵在远处看到了这幕惨剧：“之后，有一些法国士兵跌跌撞撞走到我们中间，有的人双目失明，有的人狂咳不止，伴随着胸口剧烈起伏，面色发紫，痛苦到无法开口说话。而他们身后，在那些被毒气彻底笼罩的战壕里，我们得知还留有数百名已经阵亡和奄奄一息的战友。” 19 即便防毒面具随后被紧急送往前线，提供了不同程度的防护，这些化学武器也还是即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野蛮残暴的代名词。
坦克也是战场上的新添成员。英国人最先研制出此物，为了向敌人掩盖其真正用途，便起了“坦克”（tank）一名，假装它们只是“水箱”（water tanks）。理论上讲，这些钢铁巨兽的作用是向敌军阵线推进时，保护好车内人员。而现实中，它们在炮火面前不堪一击，坦克乘员极易遭受各类伤害，包括来自坦克内部的灼烧，在受到撞击时，坦克未受保护的油箱可能会起火。
和珀西·布莱尔一样，乔诺·威尔逊（Jono Wilson）上尉也参加了康布雷第一天的战斗。他负责指挥一个拥有三辆坦克的师。在前进途中，威尔逊所在坦克的燃料耗尽，他跳出熄火的车辆，冲向队列中的第二辆坦克并爬了进去。猛然间，他的坦克直接被击中，彼时他正准备放飞一只信鸽以向外递送消息。炮弹爆炸后，坦克侧翻，车内起火。大家还未来得及逃出，坦克就再次遭到打击。驾驶员当场毙命，而威尔逊的脸部被白热状态的弹片击中。他的鼻子惨遭重创，鲜血从参差的弹孔中喷涌而出，此刻他只能忍痛爬出坦克，迅速躲进一个弹坑，拿起随身水壶猛灌一口朗姆酒来补充体力。最终，他被四名德军俘虏抬出了战场。威尔逊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自己在一处伤员清理站里醒了过来。 20
与此同时，战场上空，飞行员们或在空中缠斗中奋力搏杀，或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地面部队的火力攻击。木头和铁丝制成的飞机并非刀枪不入，大多数飞行员和地面上的战友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战争伊始，空战尚处于起步阶段。距离莱特兄弟首次动力飞行成功不过短短几十载，飞机仍算是原始机器。由于没有配备降落伞，飞行员们只能驾驶着燃起熊熊大火的飞机紧急迫降，或者一跃而下，机毁人亡。一名逃出生天的飞行员虽然躯干完好无损，但脸部不幸被烧焦，五官无法辨认，双手也被烧毁，仅剩些许残肢。 21 多数飞行员会随身佩带左轮手枪或单膛室手枪，此举并不是为了射杀敌人，而是在飞机着火时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的飞行极其危险，许多飞行员还没有机会亲眼见到敌人，就已经在训练中命丧黄泉。这些早期飞行员有时自称属于“20分钟俱乐部”，20分钟是击落一名新手飞行员所需的平均时长。 22
尽管科技在进步，其中许多技术本应使战斗员免于直面敌人，但战争仍如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简单粗暴。贴身肉搏的场景在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困扰着幸存者。曼彻斯特营的约翰·柯卡姆（John Kirkham）回忆起索姆河战役里的某个瞬间，他用堑壕棒（trench club）击中了一名德国士兵。这是一种简陋的兵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战争，而非世界大战时期的“现代化”搏杀。它的标准版本通常是一种狼牙棒，或是一种嵌满滚刀钉的铅锤。但有时，它们就是用战壕里随手可得的各种材料拼凑而成的简易兵器。“棒钉深深刺入他的前额，”柯卡姆描述道，“扭打过程中，他的头盔飞了出去，我这才看清，对方是一个秃顶老头。那个光头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怜的家伙。” 23
除了用于隐蔽突袭的闷棍，还有更加锋利的刺刀。其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莫过于一种德式锯背刺刀，它的绰号是“屠夫之刃”。士兵们用它锯齿状的刀刃猛力拽出敌人的脏器，伤者会缓慢且痛苦地死去。出于对这种兵器的深恶痛绝，英法联军警告德国人：任何携带这种武器的人一旦被捉住，都将受到酷刑，然后被处死。到1917年，这种兵器在战场上已被广泛取缔。然而，武器的发明和定制贯穿了整场战争，时常带来惊悚骇人的后果。
战争初期，甚至废弃的果酱罐也能用来索命。士兵们在其中填入炸药和铁皮，再装上引信，一个临时炸弹就这样制成了。 24 鉴于大规模有效杀伤手段的空前扩散，战场被夷为荒地也就不足为奇了。用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这里毫无生命迹象……连棵树都没有，只有几根枯树桩，在夜晚的月光下透着诡异。鸟鼠绝迹，寸草不生……到处写满了死亡”。 25
作为定义了20世纪的两场全球性战争中的首场大战，这些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制造的恐怖行径的零头。冲突之下，伤亡和残骸的出现难以避免。战场上横尸遍野；临时医院里人满为患，此等景象遍布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800万至1 000万名士兵阵亡，而伤者的数量是阵亡人数的两倍以上，且他们通常伤势严重。 26 许多人活了下来，却又被送回战场。余者则带着终身残疾被安置回乡。那些面部受伤的士兵，如珀西·克莱尔，给前线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与截肢者不同，毁容者未必会被当作英雄来歌颂。失去一条腿或许会唤起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受损的面孔却常常招来众人的反感甚至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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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报纸上，颌面创伤，即脸部和下颌受伤，被描绘为最糟糕的伤害，这反映出人们长期以来对面部缺陷患者持有偏见。《曼彻斯特纪事报》写道，被毁容的士兵“知道，只有戴上一只多少有些令人生厌的面具，遮住那张曾经英俊还颇受欢迎的脸庞，才能面对悲伤的亲人或者好奇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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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证明，“非常严重的面部毁容”是英国陆军部认为理应获得全额抚恤金的少数几种伤病之一，其他伤病包括多条肢体丧失、完全瘫痪，还有“精神失常”——或称“弹震症”
，这是遭受战争创伤的士兵患上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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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看待毁容士兵的眼光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伤员，这一点不足为奇。几个世纪以来，面部带有印记会被诠释为道德败坏或智力退化的外在标志。 30 人们常把容貌缺陷与麻风病或梅毒等恶疾引发的破坏性影响进行关联，抑或将其与体罚、邪恶及罪恶行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毁容承载着一种深切的耻辱，以至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遭受此类创伤的士兵有时竟会死于同伴之手，而行凶者辩称，他们的行径十分合理，可以让伤者省却更多苦难。 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认为毁容就意味着“生不如死”的错误观念依旧存在。
脸，通常是我们见到一个人时首先映入眼帘之物。它可以代表性别、年龄和种族这些象征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它还能传达出一个人的个性特点，帮助我们沟通。人类的表情丰富且无限微妙，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化语言。因此，当一张脸被抹去后，这些关键性标志也会随之消失。
脸，作为情感或意图的载体，其重要性甚至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中。我们可能会试图“保住面子”，或者“不丢脸”。如若一个人值得信赖，他就是“表里如一”。而骗子会被说成“没脸没皮”、“不要脸”，甚至“两面派”。有些人会气得“割掉自己的鼻子而不惜自毁颜面”
——这让人联想到的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毁容，还有背后的隐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被毁容的士兵从战场归来后，常常将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从“正常”到“毁容”的突然转变让患者备受打击，也让他的亲朋好友陷入震惊。 33 未婚妻们纷纷悔婚不嫁。孩子们乍见父亲掉头就跑。有人回忆说，有一次，一名医生甚至因为他伤势严重而拒绝给他问诊。他随后又补充道：“我一度怀疑，他（这名医生）以为只消几个钟头，我就要离开人世了。” 34 外界的这些反应令人痛不欲生。罗伯特·泰特·麦肯齐（Robert Tait McKenzie）是皇家陆军军医队战时疗养医院的督查员，他写道，毁容的士兵经常成为“消沉、抑郁情绪的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选择自杀”。 35
这些士兵的生活往往如他们的面孔一般支离破碎。被剥夺了身份特征的他们，向世人展示着这种新型机械化战争最为不堪的一面。在法国，他们被称为“破碎的脸”（les gueules cassées）；在德国，他们则被唤作“扭曲的脸”（Gesichts-Entstellten）或者“无面者”（Menschen ohn Gesicht）。而在英国，他们仅仅是“最孤独的汤米们”（Loneliest of Tommies
）——所有战争受害者中最大的悲剧——他们甚至不再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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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布雷，二等兵珀西·布莱尔即将加入他们的行列。
脸被子弹射穿后，克莱尔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伤口会致命。他踉跄了几步，跪倒在地，不敢相信自己就要死了。“我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关头，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对死亡已经免疫了。”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37
他的脑中开始闪现关于妻儿的回忆，与此同时，一名叫作罗森（Rawson）的军官向他走来。克莱尔面部的惨状让他大吃一惊，罗森赶紧扯出缝在士兵外衣里衬上的野战急救包，里面装有棉絮、绷带和一小瓶碘酒，用防水橡胶卷在一起。罗森无法确定出血点在哪儿，因此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将敷料一股脑儿全都塞进了克莱尔的嘴里，而后便急匆匆地归了队。那一刻，克莱尔意识到，人很容易被面部和颈部主动脉破裂引起的血崩呛死。“或许他……以为堵住出血口，就能止住血流，”克莱尔事后回忆道，“结果他却成功地让我差点儿窒息。我只好赶紧大口吞下鲜血，才有机会缓过气来。” 38
由于失血过多，克莱尔的手指开始发麻。他知道时间对他来说很宝贵。克莱尔攒起仅剩的一点力气行动起来，越过战场，朝着远处的一条大路爬去，他觉得在那边更有希望被人发现。他四肢沉重，仿佛“有一堆铁链在拽着我”，而他最终还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耗尽了所有力气。 39 他瘫倒在那里，思忖着自己死后，坟冢会是何种景象：“我想象着埋葬我的人，或许是今晚，也许在明天，走过来，发现我，因为这具难看的躯体终究会被陌生人发现。然后他们就在我倒下的地方，挖个浅坑，将我草草下葬，正如我自己经常埋葬别人那般。” 40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圣经》，紧紧贴在胸口处，希望无论谁发现了他的尸体，都会将它寄回家，送还到母亲手里。 41
逐渐失去知觉之际，他祈祷医疗救援可以尽快赶到。但克莱尔明白，从战场上迅速撤离的机会十分渺茫。许多人都在翘首期盼担架员的等待中死去。有一名叫作欧内斯特·华兹华斯（Ernest Wordsworth）的士兵，他在索姆河战役首日的头几分钟里就受了伤；滞留在战场上好多天后，血流满面的他才最终获救。 42
担架员不能踏入战场，否则自己就会成为靶子，这就是阻碍救援进程的原因。在1915年秋天的卢斯会战（the Battle of Loos）中，一名叫作萨姆森（Samson）的连长在离战壕仅20码的地方被击中。试图营救他的过程中，三人牺牲，四人受伤。当一名医护人员终于到达他身畔时，萨姆森却回应道，他已经不值得别人前来营救了。枪声平息之后，他的战友们发现他已经牺牲，身中17枪。他死前把拳头塞进了嘴里，不想让痛苦的号叫引来更多人甘冒生命危险，只为救自己。 43 诸如此类的悲情故事并不鲜见。
毋庸置疑的是，许多士兵还未得到丝毫医疗救助就已命丧战场。如何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十分具有挑战性，对于那些面部严重损毁的人来说尤为困难。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勇士，面对这种可怕伤情也会胆战心惊。社会主义活动家路易斯·巴特斯（Louis Barthas）还记得战友受伤的情景。“我们怔在那里片刻，惊恐万分。”他写道，“那个人的面部所剩无几；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嘴巴并炸裂开来，弹头穿过他的脸颊，打碎了他的下巴，撕裂了他的舌头，其中一小部分垂了下来，鲜血便从这些可怕的伤口里汩汩涌出。”这个年轻人还活着，却已面目全非，他所在的小队中没人能认出他是谁，这让巴特斯不禁猜想：“在这种惨状之下，是不是连他的母亲也很难认出他？” 44
至少在这点上，珀西·克莱尔仍属幸运。尽管伤势严重，但他还是被经过的朋友韦曼（Weyman）认了出来。他听到头顶传来一个声音：“喂，珀西，可怜的老兄，你怎么了？”克莱尔用手示意，表示他感觉自己大限将至。韦曼俯下身，查看了一番，而后通知了担架员。那时，血已经开始在克莱尔的手上和脸部凝固，尽管仍有些许鲜血从他脸颊的伤口处渗出。医务官却只是摇了摇头，随后便命令手下继续前进。“这种伤情，没救了。”他小声说。 45
然而，韦曼并未轻易退缩。伴随着敌军不断加剧的炮击，他又跑去寻找其他担架员。可他们也断定克莱尔坚持不到团部救助站就会牺牲，因此拒绝将他抬离战场。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克莱尔愈发虚弱，可对于他们的见死不救，他几乎没有怨言。“我浑身浴血，奄奄一息，他们可能有正当理由（认为），带上我长途跋涉……也终将于事无补。”他写道。 46
带走像克莱尔这样看似没救的垂死之人，就意味着要将那些更有生存希望的伤员留在战场上——因此，每个决定都要慎之又慎。携带伤员返程不仅危险重重，而且耗费体力。事实证明，救援设备在战场上大多毫无用处。用来定位伤员的搜救犬承受不住炮火轰鸣带来的惊吓。专为转移伤员而设计的轮式推车常常在被炸得千疮百孔的地面上寸步难行。到头来，大多数担架员不得不扛起担架，将伤员送往安全地带。有时，抬走一个人需要耗费八个人力。处处皆难，凡事皆慢。当二等兵W. 勒格（W. Lugg）在帕斯尚尔战役（the Battle of Passchendaele）中搭救起一名伤员后，他在泥泞中跋涉了十多个小时才到达救援点。 47 即使成功将伤者送出战场，有时也为时已晚，且收效甚微。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医疗勤务兵杰克·布朗（Jack Brown）回忆道：“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给他们点上一支烟，然后在他们临终前和他们聊几句家常而已。” 48
鉴于伤口的位置，珀西·克莱尔还面临着另一个危险。许多面部受伤的士兵在被放平后会窒息而亡。血液和分泌物堵塞了他们的呼吸道，抑或舌头滑入喉部导致他们无法呼吸。一名士兵回忆起那种感觉——像是“啪”的一声重重挨了一巴掌，然后随着一声闷响，子弹击穿了他的脸颊，卡在肩膀上。“我无法言语，不知所措［原文如此］……我的战友们惊恐地看向我，对我还能活多久没抱太大指望。”他们迅速为他包扎了伤口，却“无法止住我口中几乎让我窒息的血流”。 49 他留在战壕里吐了几个小时的血才最终获救。
战争初期，医务官威廉·凯尔西·弗莱（William Kelsey Fry）在一次夜袭中救治了一名下巴被炸碎的年轻士兵，发现了面部损伤的危险之处。当时，弗莱指导这名士兵将头前倾，以防其呼吸道受阻，在带着他穿越战壕，将他交到医护人员手上后，弗莱随即转身返回战线。还没等他走出50码远，一个噩耗便传来：那名士兵在被仰面抬上担架后窒息身亡了。 50 这段经历给弗莱留下了终生的阴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用毯子将他裹好，亲手下葬。此后我便下定决心，一有机会，我就要把这个经验教训讲给其他人听。” 51 直到战争后期，像弗莱这样经验丰富的医务官才发布了官方建议：抬起面部受伤的士兵时，应让其脸部朝下，并将其头部悬放在担架末端，以避免发生意外窒息事故。 52
尽管营救过程困难重重，但韦曼最终还是说服了第三方担架队将他的战友抬出战场。当克莱尔终于被抬上担架时，他已然失血过多。后来，他在日记中戏称自己的伤口为“英国佬的伤”（Blighty
One）或“老外的伤”（Old Blighty），需要返回英国本土接受专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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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时，克莱尔可能体会到的任何宽慰之情，都会转瞬即逝。不久之后，他从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脸庞，着实吓了一跳。他心情无比沉重，如此总结道：“我就是一个有碍观瞻之物。” 54
对克莱尔来说，战争或许已经结束了，可康复的战斗才刚刚打响。运输技术的进步可以让士兵更加迅速有效地离开战场；而伤口处理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大量士兵在受伤后得以幸存，包括面部直接受损的伤员。医院内卫生条件的改善，也意味着，相比以前的战争，疾病对士兵的威胁降低了。
伤员首先在团部的救护站接受初步治疗，这里紧靠战事后方，位于相对隐蔽的地点或战壕内。然后，他们被送往名为野战救护车的流动医疗单位，接着再被送到距离前线较远的伤员清理站。虽然有些伤员清理站建在了一些永久性的建筑（如学校、修道院或工厂）之中，但其他许多都是由大型帐篷区或木屋组成，通常会占地半平方公里。
这些当作设备齐全的医院投入使用的设施，可能会相当混乱——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英国记者弗里茨·奥古斯特·沃伊特（Fritz August Voigt）描述过一幅悲惨的景象：
手术室看起来像个肉铺。地板上存有大摊血迹，到处都是血肉及碎骨。护理员的手术服上溅满血迹和黄色的苦味酸（一种防腐剂）污渍。每只桶里都装满了血淋淋的毛巾、夹板和绷带，桶沿上还垂着人的手、脚或被截掉的膝盖。 55
伤员们被安置在清理站并得到治疗，再由救护专列、公路车队或运河驳船集中转运到法国海岸的基地医院。其中一些医院拥有多达2 500张病床，并且配备了充足的专业医护人员。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前往基地医院的行程可能长达两天半。
对于被“荣称”为“英国佬”的士兵来说，大型医务船随时准备就绪，搭载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港口。这些船只被漆成灰色，两侧都画有巨大的红色十字，以示此船运有伤员。到达彼岸后，伤兵们被送往战时修建的众多军事医院中的某一家。这一复杂系统不断改进，使得战争期间的死亡率显著下降。 56
战时医院的医护人员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其中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医治面部受伤的患者。鉴于社会对毁容的偏见，仅仅劫后余生对于伤者而言远远不够。伤者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医疗干预，才能恢复到与以前相似的生活状态。假肢未必要与其所替代的手臂或腿脚相似，而面孔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愿意承担士兵面部重建这一艰巨任务的外科医生，不仅需要修复其丧失的功能——如进食能力，而且要进行美学方面的考量，以使伤者的面部恢复到社会认可的程度。
对克莱尔来说，幸运的是，有一位名叫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的外科医生极富远见卓识，最近他在英国锡德卡普兴建了王后医院（Queen's Hospital）——世界上首批专门从事颅面复原的医院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利斯医生调整并改进了当时的初级整形外科手术，还开发了一整套全新技术。他对工作的坚定不移与全情投入，都是为了修复那些曾被战壕地狱毁掉的容貌与身心。为了迎接这项艰巨的挑战，吉利斯医生将会组建起一个举世无双的专家团队，他们的任务是修复那些被炮火撕裂的事物，重建那些被战争摧毁的事物。这个多学科团队包括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牙医、放射科医生、艺术家、雕塑家、面具制作者和摄影师。他们会自始至终参与并协助重建过程。在吉利斯的领导下，整形外科领域得以发展进化，开创性的方法逐渐被标准化。作为一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医学分支，整形外科获得了合法地位，步入现代社会。自此，整形外科蓬勃发展，通过全世界整形医生的重建技术和美学创新，挑战着我们理解自我、认知身份的方式。
然而，1917年11月那个深秋的早晨，珀西·克莱尔命悬一线，只能强撑着一口气，等待着他急需的医疗救援及时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