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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我们这座迄今名不见经传的城市里新近发生的一连串咄咄怪事之前，鄙人因笔力不逮而不得不稍做铺垫，从才华横溢、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阁下的生平讲起。这些逸事权且作为本纪事的引子，而我要讲述的故事本身还在后头。
直说了吧，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我们中间一贯扮演着某种特殊的，怎么说呢，公知角色，并且对扮演这一角色极度热衷，我甚至觉得，不这样他就活不下去。我绝不是说他热衷演戏：上帝保佑，我对他一向敬重。这完全可能是习惯使然，或者莫若说是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高尚倾向，使得他从孩提时代起便沉湎于对美好的自我设定的愉悦幻想之中。比方说，对于自己“受迫害者”乃至“被流放者”的身份，他一直深以为傲。这两个字眼所闪耀着的独特的古典光泽一劳永逸地将其俘获，不断提升着他在自我心目中的地位，经年累月，终于将他抬举到了某种超凡脱俗、顾盼自雄的碑座之上。在上世纪的一部英国讽刺小说中，有个叫格列佛的人，曾经到过一个平均身高不足十公分的小人国，他在小人国里做惯了巨人，以致回到英国以后，即使走在伦敦街头，也总会冲着车马行人大喊大叫，提醒他们小心避让，以免被自己一脚踩死，仿佛他自己仍是巨人，而其余人都是小人似的。人们为此纷纷对他嘲笑、咒骂，一些粗鲁的马车夫甚至用鞭子抽打这位“巨人”——可人们这样做公道吗？有什么是习惯办不到的呢？也正是习惯，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几乎置于了同样的境地，只不过更加无辜、更加无害罢了（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实在是个极好的人。
我甚至认为，尽管到晚年他完全被人遗忘了，但这绝不等于说，他从前也寂寂无名。事实上，他曾一度跻身我国上一辈灿若群星的著名人士之列，甚至有过一段时间——诚然，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某些操之过急的人几乎将其与大名鼎鼎的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以及彼时刚在国外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相提并论。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事业几乎在起步的同时便终结了——由于所谓的“时局动荡之旋涡”。可事实上呢？非但“旋涡”，就连“时局”也未见得如何“动荡”，至少是在此事上。直到前不久，我才无比惊讶而又完全肯定地获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到敝省来，与我们为伍，根本不是什么“惨遭流放”，甚至连所谓的“监视”都未曾有过。您瞧，这是何等强大的自我妄想！他本人终其一生都深信不疑：自己在某些方面始终为人所忌惮，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下，以致近二十年来敝省先后三任省长中的每一位，在走马上任之前都从上峰那里得到了针对他的某种特殊授意。倘若有人试图以确凿证据劝说他根本无须为此担忧，一定会被可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视作羞辱。其实，他绝顶聪明、极富才华，甚至可以说，是个搞学问的，虽然……直说了吧，他的学问并没有搞出多少，甚至压根就没有搞出来。不过，在我们俄国，搞学问的人可不正是这样的么。
他自国外返回并在大学讲台一展锋芒，已经是四十年代尾的事了。他总共只讲了几次课，好像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此外还答辩通过了一篇出色的论文，旨在论述德意志小城哈瑙在1413至1428年间如何原本可以起到某种非军事的、汉萨同盟式的重要意义，却又因何种奇特的不明原因而未能实现这一意义。这篇论文巧妙地刺痛了当时的斯拉夫派，立刻在后者中间树立了为数众多的怒不可遏的论敌。后来（在丢掉教席之后）他又在一本译介狄更斯、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上发表了一项高深研究的开篇部分（大概是为了向大学报复，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损失了何等人才），内容好像是探究某个时期的某些骑士的崇高道德之来源，或者诸如此类的。总之，论文提出了某种无比崇高的高端思想。据说，该研究后来被紧急叫停，连那本刊登了其开篇部分的进步杂志也受到了牵连。这原本是极有可能的——在那个年代，什么事没发生过呢？但具体到此事，大概率是子虚乌有，无非是研究者本人懒病发作，未能完稿罢了。至于阿拉伯人课程的中断，据他本人所说，是由于他在致某人的信中对某些“时局”的评议被某些人（自然是他的那些反动论敌们）以某种方式截获，导致他被某部门要求做出某种解释。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不过有人断言，恰恰在那段时间，彼得堡破获了某个反自然、反国家的庞大组织，足有十三人之多，几乎动摇了国之根基。据说，他们居然打算翻译夏尔·傅立叶
的著作。说来也巧，就在同一时间，莫斯科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首长诗，那是他在此前六年旅居柏林时，年少气盛写下的，曾以手抄本形式在两位崇拜者及一名大学生中间争相传阅。这首长诗眼下就放在我的书桌里，是去年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亲手抄录的，还带有他的亲笔题词，并包着精美的红色羊皮封面。应该说，这首长诗写得不无诗意，甚至不乏才情；虽说有些古怪，但在当时（确切讲是在三十年代）就兴这么写。转述其情节颇令我为难，因为，说实话，我完全没有看懂。大概是以抒情剧形式写成的讽喻作品，颇像《浮士德》第二部。开场是一群妇女合唱，接着是一帮男人合唱，随后是某些自然力量的合唱，最后是一些都还从未活过、但都渴望活上一回的魂灵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都是虚无缥缈的，大多是关于某人的诅咒，却也不乏高级幽默的意味。接着，场景突然切换，开启了某个“生命的节日”，连各色昆虫都开始歌唱，一只乌龟也上场念了一段拉丁文的圣礼颂词，甚至，如果我没有记错，唱歌的还有一块矿石，换言之，纯粹的非生命体。总之，一切都在不住地歌唱，或者含糊不清地拌嘴吵架，但同样带有某种高深意味。最后，场景再度切换，出现一片蛮荒之地，在峭壁之间游荡着一个来自文明世界的青年人，不时扯下某些草茎吸吮，仙女问他为何如此，青年人答曰自觉生命力过剩，意欲沉沉睡去，而这些草茎于此有所助益；但其最大的愿望乃是尽快丧失理智（这愿望似乎是多余的）。突然，又来了一位骑黑马的俊美少年，其后尾随着乌泱乌泱的人群。少年乃是死亡之化身，各族人民对其趋之若鹜。终于，在最后一幕场景中，蓦地出现了一座巴别塔，建塔的壮士们高唱着新的希望之歌，终于将塔建到了最顶端，这时，主宰者，姑且当他是奥林匹斯山的主宰者吧，神态滑稽地溜之乎也，于是乎，开悟的人类占据了神的尊位，立刻开启了洞察万物的崭新生活。您瞧，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在当时却被认定是危险的。去年我曾建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将其发表，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丝毫不犯忌讳，可他却一脸不悦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他显然是不喜欢我关于“丝毫不犯忌讳”的看法，我甚至觉得，他后来之所以冷了我两个多月，原因正在于此。可您猜怎么着？几乎就在我提议将这首诗在“这边”发表的同时，它却在“那边”（也就是国外）发表了：它被收入了一本革命诗集，而且是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起初，他惶恐已极，紧急谒见省长，并向帝都写了一封光明正大的辩解信，那封信他念给我听了两遍，却终究未能寄出，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他忐忑不安了整整一个月；但我确信，与此同时，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令他得到了极大满足。他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册样书，晚上睡觉都恨不得抱在怀里，白天则将它藏在床垫底下，甚至不准女佣再来为他收拾床铺。尽管他每天都在担心从哪儿来封问责电报，却神情倨傲。可最终一封电报也没来。于是他便与我和好如初了，由此足见他那颗温文尔雅、不计前嫌的心是何等善良。
我并非说他一点没受到影响；但我如今确信，他完全可以继续讲他的阿拉伯人，而且想讲多久就讲多久，只要他做出必要的解释。只是当初他自觉大祸临头，不由分说地坚信，自己的执教生涯已经被“时代旋涡”彻底终结。但追根究底，其职业生涯转折的真正原因在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斯塔夫罗金娜——一位中将夫人兼大富婆——先后两次殷切地延请他出任西席，以尊师益友的身份全权负责其独子的德育及智育发展，至于束脩优渥，自不待言。最早提出这一邀请时他尚在柏林，正值他初次丧偶之际。其首任妻子是敝省的一位轻浮女子，他在少不更事的年纪便冒失地跟她结了婚，后来似乎为这个迷人的尤物吃了不少苦头，一来并无足够的财力供养她，二来还有些别的颇难启齿的原因。她死于巴黎，此前三年就离开了他，死后给他留下了一个年仅五岁的儿子——这个“欢乐的尚未黯淡的初恋的果实”——这是陷入悲伤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回当着我的面说的。儿子打一出生就被送回了俄国的穷乡僻壤，由几位远房姑妈抚养照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谢绝了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初次邀请，之后很快（还不到一年）便又娶了一位沉默寡言的柏林女子，关键是并无任何特殊原因。除此之外，他谢绝邀请还有一个原因：他被当时某位令人难忘的大学教授的赫赫威名所诱惑，便也飞向了心之所向的大学讲台，想试试自己那双雄鹰的翅膀。现如今，翅膀被燎焦了，他便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这个从前就令他心动的邀请。而第二任妻子的猝然亡故（婚后还不到一年）更让他坚定了决心。但最终决定一切的，是来自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炽热同情，以及她那珍贵的古典的友谊（假如友谊也能如此修饰的话）。他投入了这一友谊的怀抱，一晃便是二十余载。我说“投入怀抱”，诸位可千万别往歪处想，这里的“怀抱”仅限于最最高尚的含义。是某种最细腻、最微妙的联系将这两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所以接受邀请，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首任妻子留给他的小庄园（非常之小）恰巧毗邻斯塔夫罗金家坐落于敝省郊区的宏伟庄园。更何况，在远离繁冗的大学教务、深居书斋之后，他终于可以一心向学，以高深之学问丰富祖国的语文科学了。可后来他并没有搞出任何研究；倒是让他有机会终其一生（二十余载）作为“谴责的化身”矗立在祖国面前，恰如人民诗人涅克拉索夫所言：
你是谴责的化身
……
矗立在祖国面前，
自由理想主义者。
只不过，人民诗人所歌颂的人物或许真的有资格以这种姿势矗立一辈子，只要他们愿意，虽然这很枯燥。可我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呢，充其量不过是这些人物的模仿者，甚至，他连矗立都懒得矗立，早就侧身躺下了。可即便是躺下了，他也依旧堪称谴责的化身，这点还是必须肯定的；何况对于敝省上下，一尊躺下的化身已然足矣。您一定没见过他坐在敝省俱乐部牌桌前的那副神气。整个神情都仿佛在说：“玩牌？我，居然跟你们，一起玩牌！就凭我这身份？这事该怪谁？是谁毁掉了我的事业，将其变成了一场牌局？哼，毁灭吧，俄国！”接着，傲然甩出一张红心王牌。
事实上，他牌瘾极大，为此常跟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闹别扭，特别是最近，何况他总是输钱。但此为后话。我得说，他其实是个极有良知的人（我是说偶尔），故而时常忧郁。在他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长达二十余载的漫长友谊中，每年总有那么三四次，他会陷入被我们称之为“忧国忧民”的状态——其实就是郁郁寡欢，只不过尊贵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更喜欢“忧国忧民”这个字眼。忧国忧民久了，他便开始借香槟酒解忧；亏得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一直对他悉心呵护，不让他沾染任何不良嗜好。他也的确需要人呵护，因为他时常表现得十分古怪：正在忧国忧民无以复加的当口，他会突然像个村夫一样鄙俗地大笑起来。还有的时候，他甚至会自己骂自己——笑骂。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最怕的就是这种笑骂。她是一位古典女性，是文学与艺术的庇护者，仅凭最高尚的思想行动。
二十年来，这位崇高女性对她这位穷酸朋友影响甚巨。关于她，不得不多说几句。
有些友谊十分奇特：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一辈子都是如此，却又始终无法绝交。甚至根本不能绝交，否则，任性胡闹、率先斩断联系的一方一定会抑郁成疾，乃至一命呜呼。我确切地知道，有过那么几次，两人私下里闹僵之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刚一出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便从沙发上跳起来，用拳头狠命地捶墙。
此处绝无半点虚言，有一回他甚至敲落了一块墙皮。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倘若我说，这是我亲眼撞见的呢？倘若我说，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不止一次趴在我肩膀上号啕大哭，极尽渲染之能事地对我和盘托出的呢？（在那种情形下他什么话没讲过啊！）但每次号啕之后总是如此：转天，他就恨不得亲手将自己钉死在忘恩负义的耻辱柱上；他会紧急将我叫到他家里去，或者亲自跑到我家里来，仅仅为了向我宣告——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圣洁而温顺的天使，而他则是她的反面”。他不光跑来向我倾诉，还不止一次给她写了娓娓动人的长信，在署上自己的大名之后向她坦白，说就在昨天，他曾对“一位毫不相干的外人”说她供养他只是出于虚荣，是觊觎他的学识与才华；说她忌恨他，又不敢表露出来，唯恐他会离开她，从而有损她在文坛的清誉；说他因此十分鄙视自己，决定自杀以谢罪，只等她的一句话来裁决一切，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可想而知，作为最纯洁的一位“五十岁巨婴”，其神经质发作起来会有多么的歇斯底里！我曾拜读过他诸多此类信件中的一封，那是在两人之间爆发了一次起因微不足道，过程却异常激烈的争吵之后。我看罢大惊，劝他不要把信寄出去。
“不行……名誉……责任……我会死掉的，除非向她坦白一切、一切！”他颠三倒四地说着，最终还是寄出去了。
这也正是二者的区别所在：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决不会寄出这样的一封信的。的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写信成癖，有时哪怕跟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同住一楼他也会写信，歇斯底里时甚至一天两封。我很清楚，她阅读这些信件时总会认认真真，哪怕是一天两封，而且每一封信都会做好标记，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专门的小匣子里；不仅如此，她还会在心里反复咀嚼那些字句。但她会晾着他，一整天不做回应，然后再若无其事地与之相见，仿佛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调教着他，让他再不敢提及昨日之事，顶多默默地注视她的眼睛片刻。但她其实什么都没忘，而他有时却忘得太快了，加之为她的平静如常所鼓舞，他往往当天便会喝着香槟酒嬉笑胡闹，假如有客人来的话。每当此时，她射向他的目光是何等怨毒啊，而他却浑然不觉！可是呢，过了一周，一个月，甚或半年，不知道哪一会儿，他会突然想起某封信中的某个字眼，继而回想起整封信、整个情形，于是便会脸上发烧、内心煎熬，有时甚至会引发某些类似轻霍乱的特殊症状。这些症状在某些场合会作为他情绪震荡的惯常结果，这也构成了他生理上的某种滑稽特质。
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大概是常怀恨意的；而他自始至终未能察觉到一点，那就是对她而言，他最终成了她的孩子、她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她的造物、她的骨血，而她收留他、供养他，绝非仅仅“觊觎他的才华”。可想而知，这种话会多么令她寒心！在她内心深处对他隐藏着某种难以遏制的爱慕，与拉扯不断的怨恨、醋意和鄙夷纠缠在一起。她为他遮挡每一粒尘埃，对他悉心呵护二十二年，经常为他作为诗人、学者、社会人士的声望愁得彻夜难眠。她将他创造出来，并且率先对自己的造物确信不疑。他就像是她的某种理想……但她为此向他索取的也的确很多，有时甚至是奴仆般的恭顺。而她的爱记仇则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话已至此，不妨来讲两桩趣事。
有一回，当解放农奴的传言最早流传开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准备迎接复兴之时，一位手眼通天、深知内幕的彼得堡男爵顺道造访了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后者对于此类拜访极为重视：自丈夫死后，她与上层社会的联系便日渐疏远，甚至完全中断了。男爵在她府上坐了个把钟头，用了茶。女主人特意单独邀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陪。男爵对这位陪客居然有所耳闻（或者佯装如此），但用茶期间很少与之攀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自然绝不至于失了体面，言谈举止甚至堪称优雅。其出身虽并不高贵，但自幼便在莫斯科一户富贵人家接受了良好教育，法语说得和巴黎人一样纯正。按照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设想，男爵理应产生这样的印象：尽管她蛰居省城，身边却不乏贤人雅士。结果却事与愿违。当男爵证实了关于伟大改革的最初传闻完全可信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按捺不住，喊了一声“乌拉！”并搭配了一个表示兴奋的手势。他的喊声并不算高，甚至不失优雅；连他的兴奋都像是刻意为之，而手势则是会客之前半小时在镜子前面反复排练过的；但他可能仍有些地方没做到位，以致男爵竟忍俊不禁，随即又异常客气地表示，这一伟大事件势必引起全体国人普遍而应有的感动。之后男爵很快便走了，临走还不忘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根手指致意。回到客厅，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足足三分钟没有说话，像是在桌上翻找什么，然后突然扭头看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脸色煞白，目光闪烁，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我会永远记着你的！”
翌日二人见面时，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面色如常，昨日之事再未提起。但十三年后，在某个悲剧性时刻，她又想起来了，对他出言指责，脸色和十三年前一样煞白。她这辈子总共只对他说过两次“我会永远记着你的！”；男爵那回已是第二次。而第一次同样典型，并且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影响深远，且容我略做交代。
那是一八五五年春，五月，就在斯塔夫罗金中将去世的消息传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之后不久。这位孟浪的老将军在奉命前往克里木半岛现役部队赴任途中死于肠胃不调。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成了遗孀，开始为亡夫服丧。诚然，她并未过分悲恸——早在四年前，她便以性格不合为由与丈夫分居，只定期向丈夫拨付生活费（将军本人，除去地位与人脉，只拥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外带自己的薪俸，而连同庄园在内的一切家产全部属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某包税商巨头的独生女）。但突如其来的噩耗仍令她大为震动，自此闭门不出。自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她左右。
五月，芳华正盛，傍晚尤其令人惊叹。稠李花开了。二人每日傍晚都在花园碰面，在凉亭促膝交谈，直至夜幕降临。真可谓诗情画意。突逢变故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有一肚子话需要倾吐，似乎想在友人的心灵上寻找慰藉，一连几个晚上都是如此。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禁冒出一个突兀的念头：“这位急需慰藉的遗孀是否有意于我，期待我在她一年服丧期满之后向她求婚？”这个念头当然并不光彩；但须知，智力的发达有时甚至会助长卑劣念头的滋生，而原因恰恰在于思维的全面发展。他越想越觉得像。他不由得寻思：“财产倒是真不少，可是……”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算不上漂亮：又高又瘦，面皮发黄，脸长得简直像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纠结，越来越痛苦，甚至因为犹疑不决哭了一两阵（他动不动就哭）。再到傍晚凉亭相会时，他的脸上便不自觉地流露出任性而又嘲讽，卖弄风情却又高不可攀的神色。这些都是不经意间的流露，甚至，人品越高尚，其表现就越明显。上帝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极有可能，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并未萌生足以佐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猜疑的心思。况且她也未必情愿将自己将军遗孀的高贵姓氏换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姓氏
，尽管后者也足够体面。或许，这在她而言无非是一场女性的游戏，是潜意识的女性需求在某些极端情形下的自然流露。不过，我并不敢断言，毕竟，女人心，海底针，自古皆然。我还是继续讲吧！
应该说，她很快就猜透了男伴脸上的古怪神色；她生性敏感精细，而他有时则未免太过粗疏了。但每晚的凉亭相会仍照常不误，交谈也依旧富于诗意与趣味。直到有一天，夜幕降临后，二人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诗意盎然的交谈，在厢房门廊上热烈地握手作别。这间厢房便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下榻之所，他每年夏天都要从富丽堂皇的主楼搬来这间毗邻花园的小屋。他走进屋内，心事重重地拿起一支雪茄，未及点燃，便身心俱疲地停在了敞开的窗户前，呆望着如天鹅绒般洁白轻盈的云絮在一弯月牙儿旁飘动。突然，一阵细碎的窸窣声令他猛一激灵，回过头去——竟然是四分钟前刚刚作别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她那张黄脸变得铁青，紧紧地抿住嘴唇，嘴角不住地抽动。足足有十秒钟，她默不作声地盯着他的眼睛，目光坚决而冰冷，然后突然极快极低地说了一句：
“我会永远记着你的！”
十年后，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关好房门，低声将这段哀伤的往事讲给我听时，他信誓旦旦，说他当时呆若木鸡，以至于既没听见、也没看见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如何走掉的。而她后来对此事从未有过任何暗示，一切都一如既往，以至于他一直怀疑，那仅仅是他生病之前的幻觉——何况当晚他真的一病不起，卧床整整两个礼拜，凉亭相会便也就此中断。
不过，尽管怀了幻觉的希望，但他每一天、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这件事的后续和结局。他不相信这事就这么完了！若果真如此，他偶尔向女伴投去古怪的目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甚至亲自为他设计了一套行头，而他一穿就是一辈子。那身行装优雅而别致：一袭黑色长襟礼服，联排扣几乎顶到了下巴颏，穿在身上英姿勃勃；一顶宽檐帽（冬天是软呢帽，夏天则换成凉帽）；一条白色麻纱领结，结扣大大的，两端下垂；一根镶银手杖；一头垂肩长发。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直到最近才夹杂数根银丝。胡须随长随剃。据说，他年轻时极其英俊。可照我看，即使到了老年，他也同样引人注目。再说，五十三岁哪里算得上老呢？然而，或许是出于公知做派，他非但不往年轻里打扮，反而喜欢倚老卖老，穿着那身行头，身材颀长，长发垂肩，俨然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族长，更准确地说，酷似诗人库科利尼克
在三十年代某本诗集里的石印肖像，特别是夏天，当他坐在花园长椅上，在盛开的丁香花下，双掌扣住手杖，近旁摊放着一本书，面对夕阳，陷入诗意的沉思时。说到书，后来他几乎不怎么读了。当然，那已经是晚年的事了。报纸杂志他倒是经常读——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为他订了一大堆。对俄国文坛的成就他也时常关注，但从不肯自降身份。他还曾一度热衷于研究俄国当代内政外交的最高决策，但很快便大手一挥，放弃了。常有这样的情形：他手上捧着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著作去了花园，口袋里却揣着本保罗·德·科克的流行小说。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儿。
关于库科利尼克的肖像，有必要交代两句：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初次见到这幅肖像时还是一位少女，正在莫斯科某所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就读。和所有女学生一样，她立刻就爱上了诗人。（这些女学生见谁爱谁，包括自己的男教员，尤其是教书法和绘画的。）但有趣的是，直到五十岁时，她仍将这幅肖像与自己最私密的贵重物品珍藏在一处。或许正因如此，她才仿照肖像画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设计了那身行头。当然，这个也是小事儿。
寄居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庄园的头几年，更准确地说是前半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偶尔还会构思一些文章，并且每天都踌躇满志地准备动笔。可到了后半期，他恐怕连自己的老本儿都丢了。他越来越频繁地向我们抱怨：“总感觉要动笔了，材料都搜集齐了，可就是沉不下心！什么都干不成！”说完便沮丧地垂下头去。毫无疑问，这恰恰能够增添他在我们心目中作为学术受难者的威仪；可他想要的却并非这个。“我被人遗忘了，没人需要了！”他不止一次失声喊道。及至五十年代末，这种被放大的忧郁已将他深深攫住。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何况她本人也无法容忍自己的朋友就这么“被人遗忘了，没人需要了”。为了让他散散心，也为了帮他重拾声望，她带他去了莫斯科，为他引荐了几位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名人。但就连莫斯科也无法令他释怀。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与往昔静谧格格不入的东西，极其怪异，却又无处不在，连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都觉察得到。各种传言纷至沓来。事实或多或少是大体清楚的，但显然，在事实之外还涌现出了某些与之相伴的思想，关键是为数极多。这才是最恼人的：完全无所适从，更无法彻底搞清楚这些名词究竟何意。出于女人的天性，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非要勘破个中秘密不可。她本想亲自去阅读报纸杂志、国外禁书，乃至当时已经开始散播的传单（所有这些她都搞到了），结果却只让她更加晕头转向。她还试过写信询问，但很少有人回信，而且越到后来越语焉不详。她郑重其事地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来，想把“所有这些思想”一次性彻底搞懂，但后者的解释完全不能令她满意。他对于整体局势的看法傲慢已极：依他之见，一切都是因为他本人“被人遗忘了，没人需要了”。终于有人想起他来了，先是一家国外的出版物，称他为“被流放的受难者”；紧接着是彼得堡，将他誉为“一颗曾经闪耀于星群的明星”；甚至有人将其比作拉季舍夫。随后有人登报说他业已过世，还承诺要为他撰写悼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顿时起死回生，趾高气昂，对于同代人的傲慢与偏见也随之一扫而光。他的胸中再次燃起希望，渴望加入运动，大展身手。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也立即恢复了对于一切的信心，拼命张罗起来。二人决定即刻动身前往彼得堡，去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如有可能，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事业中去。她甚至宣布要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并为之奉献自己的全部余生。一见这架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更加倨傲，一路上几乎对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摆出了庇护者的姿态，而后者立刻将此记在心上。不过，她此次前往彼得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恢复高层关系。必须尽可能地在上流社会彰显自己的存在，至少要为此付出努力。而此行对外宣称的由头，则是前去探望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即将从彼得堡贵族学校毕业的独生子。
他们在彼得堡几乎待了整整一冬。然而，临近大斋期，一切都破灭了，像一个七彩的泡沫。梦想全部落空了，而那团乱麻非但没有理清楚，反而更加令人心烦意乱。首先，高层关系基本没有得到恢复，就算有，也是微不足道、七拐八绕的。自尊心受挫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思潮”中去，开始在自己府上举办晚会。她一招呼，文学家们立刻蜂拥而至。后来甚至有人不请自来，并且呼朋引伴。她生平从未见过这样的文学家。他们虚荣到无以复加，并且丝毫不加掩饰，倒像是在履行自己的天职。有些人（好在远非所有人）甚至会醉醺醺地到场，还自以为美——一种独特的、昨天才发现的美。他们所有人都傲慢得令人惊讶。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我刚刚揭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他们谩骂，并以此为荣。很难搞清楚他们究竟写过什么，却个个顶着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讽刺家、揭露家的名头。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然挤进了这群人的顶层圈子——运动的指挥枢纽。指挥层的大人物们原本崖岸自高，却热情地接纳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尽管他们都对他一无所知、闻所未闻，除了一点，即他“代表着思想”。他在他们中间四处游说，终于令他们降尊纡贵，亲自驾临了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沙龙一两次。他们都极其严肃，极其客气，极有修养，但其余人显然都很怕他们，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时间很紧。还来过两三位曾经的文坛名宿，他们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老熟人，恰巧也在彼得堡。但令她吃惊的是，这些真材实料的名人在这群新派的乌合之众面前居然如此低声下气，有的甚至对后者点头哈腰、巴结逢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起初颇为得意：他受到追捧，在公开的文学集会上频频抛头露面。当他初次登台亮相，在一次公开的文学集会上朗诵作品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足足持续了五分钟之久。时隔九年，每每回忆起这一幕时，他仍会热泪盈眶——当然，这热泪更多地是发自其艺术天性，而非出于感激。“我对您发誓，我敢打赌，”他曾亲口对我说（私下里、偷偷地），“那群听众中的任何人对我都一无所知！”这句肺腑之言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似乎的确头脑敏锐——既然他当年在舞台上飘飘然忘乎所以时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可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并不高明——假如他在九年之后回想起时仍不肯为此感到羞耻。有人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两三份集体抗议书上签字，他签了，虽然并不知道抗议些什么；又有人叫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在一份什么“无耻行径”上签字，她也签了。不过，这些新晋势力中的大部分，尽管常来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府上，却无端地认为理应对女主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鄙夷与嘲讽。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后来曾在愁苦的时刻对我暗示，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对他的嫉妒正是由此开始。她当然知道自己无法与这些人结交，却仍旧贪婪地接待他们，带着女性的歇斯底里和不耐烦，关键是仍然有所期冀。在晚会上她很少说话（尽管她满可以说），她更多地是听别人说。他们谈论取缔书刊审查和硬音符号，谈论改俄文字母为拉丁字母，谈论某人昨日被流放，谈论游廊商场风波，谈论将俄国按民族分化、自由组成联邦，谈论解散军队和舰队，谈论以第聂伯河为界重建波兰，谈论农奴制改革及政治传单，谈论取消继承权、家庭、孩子和神甫，谈论女性权利，谈论克拉耶夫斯基大楼以及克拉耶夫斯基永远不被原谅
，等等，等等，无所不涉。不用说，在这群新派的乌合之众中间有很多骗子手，但毋庸置疑，其中也有不少正派人，有些甚至颇具魅力，尽管他们也有这样那样令人跌破眼镜的惯习。正派人远比鄙俗粗陋之人更令人难以捉摸；但谁把谁捏在手里尚未可知。当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宣布要自办刊物时，更多的人闻风而至，但很快便有人当面发难，谴责她是女资本家，谴责她剥削劳动。谴责突如其来又无礼之至。年迈的老将军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已故斯塔夫罗金将军生前的好友兼同事，一个架子很大的、在敝城无人不知的人，一个刚愎自用、暴躁易怒的人，一个食量惊人、对无神论怕得要命的人——在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举办的一次晚会上，跟一位风头正盛的年轻人起了争执。后者开口便道：“听您这口气，想必是位将军喽！”——听他那口气，似乎再也找不出比“将军”更难听的骂人话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勃然大怒：“没错，先生，我正是一位将军，而且是一位中将，我为我的陛下效命，而你，先生，只是个目无神明的黄口小儿！”最后闹到不可收场。这桩丑事转天就见了报，并随即引发了一场集体签名行动，以抗议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丑陋行径”，只因她没有当场把将军逐出家门。某本画报还刊登了一幅讽刺漫画，将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将军本人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画成了沆瀣一气的反动三人组。漫画还配上了人民诗人专门为此创作的诗歌。且容我插一句：很多将军们的确有这么个可笑的口头禅：“我为我的陛下效命……”好像这些将军们的陛下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陛下并非同一个，而另有一个将军们专属的陛下似的。
在彼得堡再待下去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何况就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也遭遇了彻底的
失败
。他无法忍受，开始宣称艺术的权利，结果却招来了更大的嘲笑。在最后的一次朗诵会上，他试图以其公知的雄辩挽回局面，幻想着听众的心灵能够被触动，对他的“被驱逐”萌生敬意。他不加争辩地承认了“祖国”这个字眼的苍白与滑稽，承认了宗教有害的观点，但却铿锵有力地宣称：靴子不如普希金，远远不如
。人群放肆地冲他大吹口哨，以致他当场痛哭流涕——就在台上，众目睽睽之下。当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将他送回家时，他已经半死不活。“
我被他们当成了一顶破睡帽
！”
他神志不清地咕哝道。她悉心照料他，喂他服下桂樱叶滴剂，不住声地安慰了他一宿：“您还有用，您还会东山再起的，会有人赏识您的……总有一个地方。”
翌日一早，便有五位文学家登门造访。其中有三位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之前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们板着脸孔向她宣布，他们审议了关于她创刊的事宜，并就此做出了决定。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从未委托过任何人对其创刊事宜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根据他们的决定，她需在创刊之后，立即以自由联合之名，将杂志连同全部资金转交给他们，而她本人则需返回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并把“过气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并带走。出于礼仪，他们同意承认她对杂志的所有权，并承诺向她支付六分之一的纯利润。最令人感动的是，五人中至少有四人毫无私心杂念，完全是为了“共同事业”着想。
“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我们说，“我脑子里一团糨糊，只记得车厢咣当咣当，而我嘴里一直念叨着：
维克和维克，列夫 · 卡姆别克，
列夫
·
卡姆别克，维克和维克……
“鬼知道还有些什么，念叨了一路。直到莫斯科我才缓过神来——说不定那里真能见到另一番景象？哦，朋友们！”他时常精神焕发地向我们感叹，“你们都想象不到，何等强烈的忧愤会攫住你的心灵，当你看到，一直以来被你奉若神明的伟大思想，被一帮蠢材揪住，扔到街上，展示给那些跟他们一样的傻瓜，然后，你在旧市场上发现了她，面目全非，满身污垢，被胡乱地扔在角落里，毫无章法，毫不协调，被一群懵懂顽童当成玩具！不！我们当年可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追求的也并非这个。不，完全不是。如今，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再次到来，将眼下这摇摆不定的一切全部纳入正轨。否则还怎么得了？……”
刚从彼得堡回来，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便将自己的友人送去了国外，去“休整”。他也的确需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她能感觉得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兴冲冲地启程了。“我要复活了！”他喊道，“我终于能搞研究了！”然而，寄自柏林的头几封信便旧调重弹。“我的心碎了，”他向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倾诉，“一切都无法忘却！在这里，在柏林，一切都让我回想起从前，那些最初的兴奋与痛苦。她在哪儿？她们两个都在哪儿啊？你们在哪儿啊，我自始至终都配不上的两位天使？我的儿子又在哪儿，我最最心爱的儿子？而我自己又在哪儿？从前那个我，和钢铁一样有力，像山崖一样屹立不倒，而如今，就连安德列耶夫，一个大胡子的正教小丑，都能毁掉我的一生。”等等，等等。说到儿子，他这辈子总共只见过两次，头一次是儿子出生时，第二次是不久前在彼得堡，当时年轻人都快要考大学了。前面已经说过，这孩子打小就由几位姑妈抚养（钱由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出），在距离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七百多公里的O省。至于
安德列耶夫
，不过是敝城的一位商人，一位脾气古怪的店铺老板、无师自通的古玩专家，热衷于收藏俄国古董，总爱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较量见识，尤其是思想倾向。就是这么一位可敬的、蓄着花白胡子的、戴着大银框眼镜的商人，在买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田产（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旁边那处）上的几十棵树的砍伐权时，拖欠了四百卢布。尽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前往柏林时，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已经给够了他一应花销，但他仍对这四百卢布抱了很大期望（大概是另有些秘密的开支吧），而当
安德列耶夫
请他宽限一个月时，他几乎落了泪，但前者延期支付的理由却很充分：想当初，为了满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特殊需求，他在支付第一笔钱时几乎提前了半年。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友人的第一封来信，在“她们两个都在哪儿啊？”这句话下面用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线，标记了日期，锁进了小木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所谓的“她们”，自然是指他的两任亡妻。可到了第二封柏林来信，却突然换了调子：“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低声埋怨：‘哪怕十一个小时也好啊！’）：跑图书馆，查资料，做笔记，四处奔走，拜访教授。我还跟杰出的敦达索夫一家恢复了联系。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依旧如此迷人！她托我向您问好。她的小丈夫和她的三个外甥都在柏林。我每晚都和青年们彻夜长谈，一切都如此细腻，如此优雅，如此崇高，简直堪称雅典之夜：流淌的音乐，西班牙旋律，全人类革新的梦想，永恒之美的理念，西斯廷圣母……光明固然掺杂着黑暗，可要知道，就连太阳也有黑子呵！哦，我的朋友，我高尚的、忠诚的朋友！我属于您，我的心永远与您同在，
无论在任何国度
，哪怕是
马卡尔和他的牛群所在的国度
。还记得吗，在离开彼得堡之前，我们时常会忐忑不安地谈论起的那个国度？如今每次想起我都不禁莞尔。出国以后，我感到自己安全了，这感觉如此奇特，如此新鲜，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有这种感觉……”等等，等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经常故意将俄语中的一些俗语谚语翻译成蹩脚的法语——绝非他理解有误或者翻译不好，而只是为了玩花样，自以为俏皮。）
“哼，胡说八道！”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读罢，将这封信也收了起来。“既然雅典之夜通宵达旦，又怎么可能看书十二个小时？他写信时难道喝醉了吗？那个敦达索娃，也配向我问好？算了，由他疯去吧……”
但他并没有疯多久，还四个月不到，他就跑回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最后的几封信通篇都在倾诉他对千里之外的友人情意缠绵的渴慕，连信纸都被离别的泪水打湿了——有些人生性如此恋家，简直跟哈巴狗一样。二人久别重逢，欣喜若狂。但没过两天便一切照旧了，甚至比从前更加无趣。“我的朋友，”两个礼拜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的朋友，我发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秘密： 我只不过是个 普通食客，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
此后，我们的生活就风平浪静了，最近九年几乎都是如此。歇斯底里的发作和趴在我肩头的痛哭仍时有发生，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安宁。我很惊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然一直没有发福。他只是鼻头略微有些发红，性情也愈加温厚了。慢慢地，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个朋友圈子，但一直不大。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很少与我们这个圈子接触，但我们所有人都视其为庇护者。在彼得堡吃了苦头之后，她总算在敝城安下心来；冬天住在城里的公寓，夏天搬去郊外的庄园。最近七年，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在敝省社交圈的威望与影响空前高涨，直至前任省长卸任。敝省前任省长、令人怀念的老好人伊万·奥西波维奇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近亲，曾经受过她的恩惠。前任省长夫人在她面前诚惶诚恐，全省社交圈子对她的尊崇更是无以复加，几近僭越。可想而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随之风光无限。他成了俱乐部的常客，大把大把输钱，处处受人尊敬，尽管很多人只当他是个“学问人”。后来，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准许他搬出来单住，我们这伙人就更自在了。我们每周都要在他家聚上两次，每次都很尽兴，特别是当他不吝啬香槟酒的时候。酒水一概从安德列耶夫处赊账，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每半年帮他结一次，而结账日往往便是轻霍乱发作日。
资格最老的圈子成员是利普京，他在省里当差，年纪不小了，是个资深的自由主义者，全城有名的无神论者。他二婚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得了一笔嫁妆，另有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妻女都被他调教得服服帖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为人极其悭吝，靠差事攒下了一处小宅子和一笔钱。此人极不安分，品衔又低，在敝城很少有人看得起，上流圈子则根本挤不进去。他还极爱搬弄是非，为此常受惩治，有两次还被惩治得不轻，一次是被一名军官，另一次是被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大地主。而我们却喜欢他脑子灵、好打听，还有他那股子不管不顾的快活劲儿。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不待见他，可他却总能变着法地讨好她。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也不喜欢沙托夫，后者进入这个小圈子才一年时间。他以前是个大学生，某次学潮之后被学校开除了。他小时候做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学生。他的亡父帕维尔·费多罗夫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家仆，所以他一落生就是后者的奴仆，受她的恩惠。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和忘恩负义，最令她无法宽恕的是，沙托夫被学校开除之后，非但没有立刻前来投奔她，甚至连她专门写的信都只字未回，而宁肯跑去给一位开明商人当家教。后来，他又跟着商人一家出了国，其身份与其说是家庭教师，莫如说是男保姆；但他当时一心想要出国。商人家还有一位女家庭教师，一个泼辣的俄国姑娘，也是临近出国才聘请的，主要是要价低。刚过两个月，商人便以“思想放荡”为由将她逐出了家门。沙托夫也随之而去，很快便在日内瓦与她结了婚。两人共同生活了三个礼拜，然后就分手了，彼此之间再无瓜葛；当然，贫困也是原因之一。后来他独自在欧洲游荡了很久，上帝知道他以何谋生，据说他曾在街头擦过皮鞋，在码头扛过麻包。一年多前，他终于又回到了老家，住在一位年迈的姑妈家。一个月后，姑妈就去世了。沙托夫的妹妹达里娅（达莎）同样受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供养，极其得宠，过着贵族小姐般的生活。沙托夫与她关系疏远，极少往来。
跟我们在一起时，沙托夫总是面色阴郁，寡言少语；可一旦有人冒犯了他的信念，他便会气得发疯，口不择言。“想跟沙托夫争论，先得把他绑起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经常开玩笑说。但他还是蛮喜欢沙托夫的。在国外期间，沙托夫彻底改变了自己从前的某些社会主义信念，转而跳到了与之相对立的极端。他属于那种为理想而活的俄国人，他们会突然被某种强大的信念击中，从此被其俘获，甚至终其一生。他们永远无力抗拒这些理念，而是选择狂热地迷信它们，一辈子都仿佛在一块将其砸倒在地、压得半死的巨石底下做垂死挣扎。沙托夫的相貌与其信念十分般配：他体格粗笨，头发浅黄而蓬乱，矮身量，宽肩膀，厚嘴唇，两道极浓的淡黄色眉毛总耷拉着，额头总皱皱着，冷淡的目光总害臊似的盯着地面。头上总有一撮头发桀骜不驯地翘翘着。年纪不是二十七，就是二十八了。“我算知道他老婆为什么会跑了。”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有天在仔细端详了沙托夫的尊容后评论道。他虽然穷得要命，却尽量穿得整洁体面。他照旧没向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求助，而是勉强度日，偶尔给商人们打打杂。有一回，他在一家店铺当伙计，眼看就要以掌柜助理的身份跟船送货了，临近发船却病倒了。他受的那些穷困绝对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而他却丝毫不以为意。他病倒以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暗中寄给他一百卢布，没有署名。可他却打听出来了，想了想，收下了钱，并登门致谢。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热切地接待了他，而他却又一次可耻地辜负了她的期待：他前后只坐了五分钟，一言不发，只是盯着地面傻笑，女主人正说得起劲儿，他突然站起身来，半侧着身笨拙地鞠了一躬，一时羞臊得手足无措，将一张贵重的拼花案几撞翻在地，摔坏了。他逃出门去，简直丢死人了。利普京事后对他很是不满，说他就该把那一百卢布给扔回去，毕竟那是他从前的女主子的钱，可他倒好，不但收了钱，还觍着脸去登门道谢。沙托夫孤身一人住在城郊，从不喜欢有人去他家，包括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家的晚间聚会他每次都来，还常向主人借阅书报。
常来晚会的还有一位年轻人，姓维尔金斯基，是个本地小吏，乍看与沙托夫颇为相似，实则在一切方面均与后者截然相反。他也是个“恋家”之人。这是个可怜的、极其文静的年轻人（其实也快三十了），学识渊博，但大多是自学的。这个可怜虫已有妻室，妻子的姨妈和姐姐都靠他养活。他的夫人乃至家中的所有女士都爱在思想上赶时髦，但总是浮皮潦草，都是些“被扔到街上的思想”（借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说法）。那都是从小册子上抄来的，一旦帝都的进步圈子有任何风声传来，她们随便什么都能扔到窗外去，只要有人建议她们扔。维尔金斯卡娅 夫人 在敝城做助产士，少女时代曾久居彼得堡。维尔金斯基本人心地极其纯洁，我很少见过如此纯粹的精神火焰。“我永远、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光明的希望。”他时常目光炯炯地对我说。提到“光明的希望”时他总是很小声，充满柔情，近乎耳语，像在诉说什么秘密。他的身量相当高，但肩膀过于单薄、狭窄，淡褐色的头发稀稀落落。对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其部分观点的傲慢嘲笑，他总是照单全收，但有时也会异常严肃地加以反驳，常将对方驳得无言以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总是很温和，事实上，他对我们所有人都如慈父一般。
“你们这些人哪，还是太嫩啦，”他打着哈哈说维尔金斯基，“只不过，维尔金斯基，在你身上我并未发现彼得堡 那些神学院学生 的那种狭隘性，但你终究还是太嫩。沙托夫倒是想装得老成些，可他也还是太嫩。”
“那我呢？”利普京问。
“您嘛，不嫩不老刚刚好，在哪儿都能吃得开。”
利普京便不高兴了。
关于维尔金斯基有种流言，而且不幸的是，似乎确有其事：据说他夫人婚后跟他过了还不到一年，有天突然宣布他被罢免了，因为她相中了列比亚德金。这个列比亚德金是个外来户，后来被查出形迹十分可疑，根本不是他自己宣称的什么退役上尉。他只会捻他那两撇八字胡，喝大酒，山吹海哨，满嘴跑火车。这家伙大模大样地住进了维尔金斯基家，白吃白喝不说，后来竟开始对男主人颐指气使。据说，当维尔金斯基听到自己被罢免时对妻子说：“我的朋友，以前我只是爱你，如今我还敬你。”事实上，他很可能并没有说出这句古罗马名言
，相反，有人说他只顾号啕痛哭。有一天，罢免事件后约莫两个礼拜，“小三口”一起来到城外的小树林，和熟人们一起喝茶。维尔金斯基似乎有些亢奋，不住地跳舞，突然冷不丁地双手薅住列比亚德金的头发，将这个刚刚跳完下流的康康舞的大块头摁得低下头去，一面拖拽，一面又喊、又哭、又叫。大块头彻底怂了，丝毫不敢反抗，全程一声没吭，只是在拖拽结束之后才表现出不失体面的愤慨。当天夜里，维尔金斯基给夫人跪了一整宿，但由于他坚决不肯向列比亚德金赔罪，未能得到夫人的宽恕。人们都骂他缺乏信念，骂他愚蠢——竟然向女人下跪求饶。上尉很快就不见了踪影，直到最近才重新露面，带着自己的妹妹，抱着新的目的。但他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不用说，这个“恋家”的可怜人常向我们倾诉心曲，寻求慰藉，但家中之事却从未提起过。只有一次，我俩一起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家里出来，他兜兜绕绕地聊到了自己的处境，然后突然抓住我的胳膊，热烈地呼喊：
“没关系，这只是一己私事；丝毫、丝毫不会影响‘共同事业’！”
我们这个小圈子里还时不时来些稀客：什么犹太佬利亚姆申啊，大尉卡尔图佐夫啊。有段时间来过一个好打听的小老头儿，如今已经死了。利普京还带来过一位被流放的天主教教士斯洛尼采夫斯基，起初我们还对他以礼相待，后来就不让他进门了。
曾经有人造谣，称我们这个小圈子是滋生自由思想、道德败坏和无神论的温床，而且谣言愈传愈烈。事实上，我们有的只是无伤大雅的、可爱的、快活的、极富俄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闲聊。“高级的”——即完全不抱任何目的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只有俄国才有。和任何一位风趣健谈的人一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需要听众，不仅如此，他还必须确信，自己正在履行传播思想的崇高职责。最后，他必须得跟谁一起喝点香槟，一面品酒，一面交换关于俄国及“俄国精神”，关于神明尤其是“俄国神明”的有趣想法，第一百次讲述那些人尽皆知、耳熟能详的俄国丑闻趣事。我们也不介意聊聊城里的流言蜚语，有时还会做出严厉的道德批判。我们偶尔也会关心一下全人类，严肃探讨全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不容置喙地预言，没有了君主专制，法国将立刻沦为二流国家，并且坚信，这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现实
。我们早就预言，在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教皇只能扮演普通大主教的角色；我们深信，纠缠千年的教权与王权问题，将在我们这个人道的、工业和铁路的世纪迎刃而解。要知道，对待实务，“高级的俄国自由主义”不可能有别的态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时常谈论艺术，而且相当精妙，尽管颇为抽象。他还时常讲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友人们——都是些俄国发展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他讲得很动情、很虔敬，但似乎也不无嫉妒。倘若实在无聊，钢琴大师犹太佬利亚姆申（邮政总局的一名小吏）便会为我们弹琴助兴，穿插模仿猪哼哼、打雷、女人分娩、婴儿呱呱坠地之类——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他来的。赶上所有人都喝高了——这种情况也有，虽然不多——便会群情激奋，有一回甚至在利亚姆申的伴奏下齐唱《马赛曲》，至于唱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二月十九日这个伟大的日子
令我们欣喜若狂，提前很久便开始举杯庆祝。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沙托夫和维尔金斯基都还没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跟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住在同一栋楼里。在伟大日子来临之前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添了一个新毛病，总喜欢小声嘟囔两句诗，那首诗挺出名的，但有些生硬，大概是出自某个自由主义的前农奴主之手：
农奴高举斧头向前行，
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
大意如此，原文我记不清了。有一回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无意中听见了，便冲他大叫：“胡扯，胡扯！”然后便气冲冲地走了。利普京当时碰巧在场，刻薄地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要是那些被解放了的农奴一高兴，真对从前的地主老爷们干出点儿什么来，”他边说边用食指绕着脖子转了一圈，“那就好了。”
“ 亲爱的朋友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宽厚地说，“相信我，这个（他也绕着脖子比画了一下）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无论是对于地主老爷们，还是对于我们所有人。虽说最妨碍我们理解的恰恰是我们的脑袋，可就算没了脑袋，我们也照样搞不出什么名堂。”
必须指出，当时有很多人——正是那些所谓的“人民通”和“国家通”们——都认为，宣言颁布当天一定会出点什么事，类似利普京所猜测的那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此深以为然，以致就在伟大日子来临前夕，突然央求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送他出国。总之，他开始惶恐不安。但伟大日子过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傲慢的微笑便重新浮上了他的嘴角。他在我们面前发表了几点高论，论及全体俄国人，特别是俄国庄稼汉的性格。
他最后说：“咱们俄国人哪，就是性子急，在庄稼汉问题上太操之过急了。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时髦话题。文学界有一大帮子人，已经好几年了，将庄稼汉们吹捧成了有待挖掘的宝藏。我们把桂冠戴到了一群长满虱子的脑袋上。俄国农村，整整一千年间，带给我们的就只有卡玛林斯卡亚
。有位杰出的俄国诗人，为人很风趣，第一次在舞台上见到伟大的蕾切尔
时便兴奋地喊：‘我可不愿意拿蕾切尔换一个庄稼汉！’可我要说：我宁愿拿俄国全部的庄稼汉换一个蕾切尔。我们是时候睁大眼睛了，不能把俄国土产的粗制煤焦油跟
女皇之花
混为一谈。”
利普京当即表示赞同，但又指出，昧着良心赞美庄稼汉在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是大势所趋；就连上层社会的女士们在读到《苦命人安东》
时都会潸然泪下，有几位甚至专门从巴黎致信留守国内的管家，要求他们今后要尽量善待农奴。
真是无巧不成书，安东·彼得罗夫
的事儿刚传到我们耳朵里，在敝省，就在离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不足十五公里的地方，也发生了某些误会，警力迅速出动。这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可着实吓得不轻，连我们都被他吓到了。他在俱乐部里大呼小叫，说警力不够，必须立刻发急电从邻县调兵增援；接着又跑到省长那里，再三申明此事与他毫无干系，可千万别因为某些陈年旧事把他也给牵扯进去，并提议立即将其声明函告彼得堡有关方面。好在此事很快便不了了之，但他的过激反应着实令我吃惊。
约莫过了三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国内开始大谈特谈民族性，还诞生了所谓的“社会见解”。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对此嗤之以鼻。
“我的朋友们，”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民族性，即便真像他们在报纸上所鼓吹的那样，真的‘诞生了’，那也还在学校里蹲着呢，在德国人开的一所什么彼得学校里，捧着德语课本，背着永恒的德语课文，随时可能被德国老师罚跪。有德国老师固然是好，可事实上呢，很可能什么也没出现，什么也没诞生，一切仍是老样子，全靠上帝保佑。照我说，对俄国来说，
对我们的神圣罗斯而言
，这样已经足够了。更何况，什么全斯拉夫性
，什么民族性，全都老掉牙了，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民族性就算有，在我们这儿也永远只能是老爷们在俱乐部里的夸夸其谈，而且还只能是莫斯科式的。当然，我说的不是伊戈尔大公
时代。一句话，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在我国，什么事都是吃饱了撑的，包括好事、善事，无不出自我们那种老爷式的、优雅的、得体的、乖张的无聊！这话我已经说了三万年了。我们不会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如今又在宣扬什么‘社会见解’了，难道见解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他们就不明白，想要拥有见解，首先得去工作，去亲身劳动、亲身创举、亲身实践！不工作就永远一无所获。只有工作，才能拥有自己的见解。既然我们自己不肯工作，那么在见解上就只能听从一直以来替我们工作的人，也就是欧洲人、德国人——两百年来我们的老师。更何况，俄国这个谜团太大了，光靠我们自己根本解不开，必须得靠德国人、靠工作。一连二十年，我一直在敲响警钟，号召大家工作！我为此付出了一生，像个疯子一样坚信！如今，我已经不再相信了，但警钟我仍在敲，而且会一直敲下去，一直敲到死；我会一直为人们敲响警钟，直至我自己的丧钟响起！”
嗬！一席话说得我们频频点头。我们为我们的导师鼓掌，那掌声何等热烈！可是，先生们，直到如今，这种“可爱的”“睿智的”“自由主义的”老掉牙的俄国废话，不是依旧随处可闻吗？
我们的导师信神。他常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都认为我是无神论者？我信神，
但有分别
，我所信仰的，是一种只有通过我才能意识到其自我的本质。我的信仰总不能跟我的纳斯塔西娅（他的女仆），或者跟那些为了‘以防万一’才信的老爷们一样吧？或者像我们亲爱的沙托夫——不，沙托夫不算，他信神是迫不得已，就像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一样。至于基督教，尽管我对其由衷地尊重，但我并非基督徒。我更像是古代的多神教徒，和伟大的歌德或者古希腊人一样。别的且不说，单说一点：基督教不理解女性，这在乔治·桑
的长篇杰作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反映。至于礼拜啊、斋戒啊什么的，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与不做碍着谁了？反正，无论告密者们如何处心积虑，耶稣会会士我是断不肯做的。四七年，别林斯基从国外给果戈理寄来了他那封著名的书信
，强烈谴责果戈理，说他信仰‘某个神’。
咱们私底下说
，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滑稽的场面了，当果戈理——当时的果戈理！——读到这个字眼，读到……整封信的时候！但抛开滑稽可笑不提，我对此事的本质还是赞同的，因此，我必须郑重地指出：这才是真正的人！因为他们热爱人民，会为人民而痛苦，能够为人民牺牲一切，与此同时又不会对人民处处逢迎，在原则问题上不对他们放任、纵容。别林斯基总不会真想从素油或者萝卜豌豆里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吧！……”
就在这时，沙托夫插话了。
“您说的这些人从来没有爱过人民，也从来没有为人民痛苦过、牺牲过，无论他们如何自我标榜！”他板着脸嘟囔道，说完便垂下眼皮，不耐烦地扭过身去。
“他们还不爱人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叫嚷道，“哦，他们多爱俄国啊！”
“他们既不爱俄国，也不爱俄国人民！”沙托夫两眼放光，也叫嚷起来，“爱，首先要了解，可他们对俄国人民一无所知！他们所有人，连同您在内，都只会从手指头缝里看俄国人民，尤其是别林斯基，单从他写给果戈理的那封信里就看出来了。别林斯基就像克雷洛夫寓言里那个逛动物标本馆的人，大象他看不见，却只会盯着几只法国的社会性昆虫
不放，以为这就是全部。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比你们所有人都聪明！你们不但看不到俄国人民，还看不上、看不起他们，因为在你们的臆想中，只有法国人，甚至只有巴黎人才算得上人民，而俄国人民只会让你们感到丢脸。这是赤裸裸的事实！可谁要是没有人民，谁就没有上帝！告诉你们，无论是谁，一旦他不再了解自己的人民，一旦他失去了与人民的联系，就等于失去了对天父的信仰，就会立刻变成无神论者，变成没心肝的人。我说的没错！事实就摆在眼前！正因如此，所有人——你们和我们，才都变成了卑鄙的无神论者，或者冷漠、堕落的败类，就是这样！您也不例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丝毫没有把您排除在外，甚至就是冲您说的，您听好了！”
通常情况下，在讲完这样一段标志性独白之后，沙托夫便会抓起便帽，冲向门口，满以为这下完了，他已经彻底地、永远地断绝了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友好关系。但后者总能及时将他叫住。
“听完了你的肺腑之言，沙托夫，让我们来和好如初吧？”他总会这样说着，宽宏大量地从沙发上朝沙托夫伸过手来。
粗笨而腼腆的沙托夫不喜欢表露温情。他外表看似粗鲁，内心其实比谁都细腻。虽然他常常失了分寸，但每次难过的首先便是他自己。每次听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示好的话，他总会嘟囔一句什么，像头熊似的在原地跺跺脚，接着突然咧嘴一笑，放下便帽，坐回原位，眼睛盯住地面。仆人总会适时地端来红酒，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便会说上一通得体的祝酒词，比方说，为了缅怀某位故去的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