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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四言诗体到了汉代就不再流行，虽然还有人在写，但优秀的作品数量甚少。楚辞体则是向赋的方向转化，诗的特质逐渐减少（按照古代的文体区分方法，“辞赋”被看作介于诗文之间的一个特殊的文类）。在西汉前、中期，还曾经流行过一种与楚辞同源的短歌（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等），后来也渐渐衰微了。大体自东汉至南北朝前期，诗歌的基本体式就是五言古体。当需要表现复杂的人生体验与情感时，这种单一类型的诗体就会显得不充分。
从南朝齐、梁到唐代，人们对诗歌艺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多方面的尝试。从形式方面而言，以诗歌的格律化为中心，诗体逐渐分化，先后发展成熟，最后形成五言律、绝，七言律、绝，五、七言古体等多种诗体并存的局面。
不同的诗体，抒情与表现功能是有区别的，而诗人对诗体的偏好与选择，亦往往与性情之所近有关。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李白、杜甫诗名最盛，并且都是造诣全面的大家，但仍然各有特长：李白的最高成就表现于自由奔放的杂言体古诗和七绝，七律的成就很一般，而杜甫则是律诗的圣手，绝句就谈不上卓异了。所以诗体分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诗歌中的情感表现越来越丰富和深化。
在有限的篇幅内，我想简略地谈谈各种诗体的特点。这其实有点冒险，因为使用同一种诗体写出的作品，仍然会有多样的风格。但略论其大端，也还有可能和必要吧。
唐人把格律诗称为“近体”，于是在这以前就有的不讲求格律的诗相应地就被称为“古体”。五古是汉魏以来诗歌基本的体式，唐以后仍然很流行。形式上没有什么限制，但通常是用整齐的五言句写成。
近体特别是律诗，一般来说修辞比较精巧，常常以新奇的表现，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追求警醒的效果。而写五古的人则多重视“古调”的风味，语意大抵比较顺畅，语汇也相对朴素一些。从功能上说，这种自由的诗体原本无所不可，但用于将记述与议论相杂尤为相宜，因为进退自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两大长篇，感情饱满，结构起伏多变，将五古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七言古体来源也很古老，源头可以追溯到楚辞，但汉魏时流行程度远不如五古。到了南朝尤其梁、陈，七言诗开始走向兴盛。
在古代习惯的分类中，“七古”比较含混，在这个总名下包含着几种不太相同的诗体。
一种是齐言体（每句均是七字）。这种诗体起源于梁、陈间的乐府歌行，它在形式上的特点是句式整齐和有规则地换韵（以四句一换为多），有很好的音乐感。同时，这种诗的意脉通常是连贯的，虽然多转折却少用突兀的起落，与音乐的特点相配合，读起来委婉连绵，富于流动感。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高适也喜欢写这种诗体，不过格调偏于雄壮豪迈，譬如写边塞的《燕歌行》。中唐时白居易等人用这种诗体写叙事性的作品，像《长恨歌》《琵琶行》，又是另一种风貌了。
杂言的七古称作“杂言体”可能更恰当一些，因为传统上归在这一名下的诗，有的只有很少的七言句。这是古代充分意义上的自由体，没有任何限制，诗人完全根据自己的抒情需要来写作，句式参差，长短无拘。大凡性格强烈、容易激动的诗人，都喜欢写这种诗体，譬如李白就最喜欢也最擅长写这种诗。
五律是古诗格律化过程中最早完成的诗体，可以说是近体诗的核心，梁代就已成型，唐人在格律形式上只做了有限的改进。这一诗体体现了古人对形式的完美追求：五言八句，分作四联，常规首尾两联不对仗，中间两联对仗；不对仗的句子形式松散而语意连贯，对仗句则是形式高度统一而意义各自独立（“流水对”为例外）。这种句式结构具有非常好的建筑美感。同时，在声调上，每一句中平仄交错，每两句间平仄对立（例如：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联与联之间又用“粘”的规则避免单调重复（大体是将前一联的平仄模式颠反使用），形成一种有规则又有变化的音乐旋律。
五律总是用来记述一个生活事件或心理事件的完整过程，结构上通常有交代、进展、转折、收结的层次变化。因为篇幅的限制，它不可能连贯地陈述，而是一个层面一个层面跳跃着连接的，于是形成了有意味的空白；而且对仗联常常是用写景来代替直陈的表达，这些对于读者来说都是可以自由介入的空间。
五律是一种精致的、要求严格的诗体，同时又是容易学习和把握的诗体。古人学诗，首先从这里入门，《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写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七律的许多特点与五律相似，但掌握起来要困难得多。因为五言句变化有限，容易在平稳中写得精致，而七言句写得平稳就会死板；近体诗追求语言精练，意象常常很密集，而篇幅扩大以后，处理得不好意脉就变得松散无力。一首好的七律，从首尾呼应、层次结构到节奏的张弛、句式的变化，都必须控制得恰当而自如。所以写七律需要很大的力量。七律也是成熟最晚的一种诗体，到了杜甫手中，它的表现力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之后堪与之媲美的七律大家是李商隐，他们都是才华出众而又用心深细的诗人。
五绝源于南朝乐府短歌，四句二十字，是古诗中最短小的诗体，它和七律也是古诗中最难写好的诗体。宋代严羽说，“七律难于五律，五绝难于七绝”，是经验之谈。但难写的原因不一样。五绝之难，在于篇幅特别短小，很容易写得浅薄或者局促，所以它比其他各种诗体更讲究含蓄、暗示，情、景绝不能尽于字面。优秀的五绝，应该是字面清浅，意境完整，而余味深长。譬如元稹的《古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中呈现的像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片段，但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场面，却是暗示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世沧桑之慨。又像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雪夜旅途中一个温暖的憩息之所，一个温暖的等待，既是生活事件的记录，更是人生境遇的象征。
七绝或许是最受人们喜爱的一种诗体。因为它短小、容易记诵，却又比五绝显得优美舒展。而唐人七绝常常是用来配乐演唱的，所以习惯上它的语言较为浅白，比律诗要让人感到亲切。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而其实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七绝通常不会平静地记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而更多是由某个生活片段激发出活跃的情思，诗意单纯而集中（所以擅长七绝的诗人，大多才气横溢）。这些优点集合在一起，一首好的七绝能令读者过目成诵，永难忘怀。
七绝常见的写法，是将四句分作两个层次，前两句包含了事由的交代、情绪的铺垫，后两句产生转折、递进，用一种活跃的情思来激发读者的感受。如王维的《渭城曲》，前面“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写景的句子，气氛安静。而后转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激情飞动起来。又如杜牧的《赤壁》，前面“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虚构了一个生活场面，对历史的怀想酝酿着某种有待揭示的情绪，而后转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感慨英雄之成败每系于机遇之偶然，诗人的自信与自伤如波涛涌发。
另外有些简单说明：古诗也有用六言句式的，但不常见；绝句有“古绝”与“律绝”之分，古绝属古体；再有排律一体，为律诗的任意延展，多用于社交性酬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