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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原本分别孕育着古老的文化。
在本来意义上，“中国”和“华夏”是指北方中原地区和以周人为主体的族群，而南方则逐渐归入楚国的版图。楚族与诸夏族自春秋以来就进入了在相互对抗中趋向融合的态势。秦、汉大一统，先是北方力量南下，后是南方力量北上，最终实现了南北族群与文化的混融，形成了新的泱泱中华。
中国的南北文化向来有明显的差异。在战国时代，位于南方的楚国经济条件比起北方来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人们谋生比较容易，自然环境的压迫不那么严重，因而社会结构相对松散，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同时，在民间生活中，巫教也不像北方那样很早就消退了，神话的氛围仍然相当浓郁。这导致楚人的性格更为桀骜不驯，而且偏好奇思异想。
这些条件促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中原的主流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则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譬如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千载之下，它仍然能够向我们传达强烈的生命热情。
战国时代楚地流行的诗体被称为“楚辞”，代表性的作家便是伟大的诗人屈原。楚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楚文化特征，语言华丽，情感热烈，充满幻想，风格与《诗经》完全不同。两者各具一格，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沾溉久远的上源。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的生平事实却不是很清楚。在司马迁的时代，屈原的事迹已经带有传说内容，而《史记》中的屈原传，实际是历史资料与传说资料的混合。这种历史人物传说化的现象，使得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多地体现群体的情感和意志，从而屈原也就成为楚文化进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在关于屈原的故事中，他被描绘为一个出身高贵、品格完美、才华卓越的人。他曾经深受楚怀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内政外交的决策，却因为受到卑鄙同僚的妒忌，蒙受谗毁而被疏远，乃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不肯屈服，不肯以同流合污为代价换取官禄和荣耀；他宁肯披散着长发，憔悴枯槁，彷徨于荒野与水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这不是他的耻辱，而是肮脏的世界的耻辱。
他可以离开楚国，在别处施展才华、谋求成功，只是对祖国的深情眷念，让他做不到。直到秦军攻破楚都郢，处于流放中的屈原眼看国家已经无望，便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的故事意味深长。它告诉人们：正直和高贵的品格，很可能恰好带来不幸。它也向人们提问：此时此境，人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在污秽中求生，还是坚持理想、维护崇高的灵魂而不惜一死？
端午，旧历五月五日，原本是楚地的一个传统节日，后来人们把它改作纪念屈原的日子。这是中国的诗人节。
史籍载录的屈原作品共有二十五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全诗三百七十余句，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
《离骚》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写作这首长诗时，屈原不仅在政治上遭受到严重挫折，人格也遭到诋毁和否定，他和自己所从属的楚国贵族阶层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但诗人非但没有为之变得怯懦，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从第一句开始，诗人就使用大量笔墨，突出自己高贵的出身、卓异不凡的禀赋和及时修身而培养成的高尚品德与出众才干，进而表明他献身君国的愿望和令楚国振兴的信心，使诗中的自我形象作为美好和正义的代表得到凸显。
站在这个正义化身的反面，有“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只顾满足自己的贪欲，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有昏庸糊涂、受人蒙骗的君王，还有他曾精心培育的人才，如今纷纷中途变节，只见“众芳芜秽”。这时候，屈原几乎是在同整个世界对阵。他非常孤独，也十分骄傲。
在现实中不断碰壁之后，诗人想象可能有的精神沟通。于是他借助神话材料，进入幻想的世界，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却被天帝的守门人所拒绝；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仍然没有一个心心相印之人。所有的追求只是证明了最后的失败，他注定只能是孤独一人。
而最终，当他发现不可能离开楚国时，为自己做出了最后选择：“从彭咸之所居”，自葬于水。水是纯洁的，灵魂也是。它不允许被世界弄脏。
《诗经》也有许多反映政治生活的诗篇，但《离骚》是不同的。在这里，热爱祖国与个人尊严的价值是并存的，而悲哀的命运则激发出理想的光彩。中国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以自我形象为中心，对之热烈歌颂、热烈赞美的内容。诗人构拟了宏大的空间来展开自由的想象，运用华丽的语言抒写热烈而动荡的情感，把抒情文学引向更复杂的境地，前所未有地显示了文学的创造力量。
屈原所作楚辞中，《九章》的内容与《离骚》相近，《九歌》则别具特色。这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祭祀的对象从天帝、云神、太阳神到湘水神、黄河神、山神，还有战亡将士的亡灵。
在当时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是共处而并无阻隔的。所以《九歌》虽是祭神的乐歌，却并不是庄肃而呆板的调子。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说是写神其实是在写人。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又都呈现为会合无缘、迷惘惆怅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我们无法确证作者为什么用这种调子来写《九歌》，但恋爱的忧伤最为迷人，应该是诗人天然具有的感受，这些诗也因此显得格外优美。
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夫人》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诗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
《山鬼》也是一首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写山鬼盛装打扮去同心上人幽会，对方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她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不由感叹“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呢！正是因为这生命的悲哀，诗歌最后描写的场景格外动人：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不肯离去。这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
《九歌》中那些以神话素材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诗篇，是中国早期文学中少见的珍品。它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一种优美而奇幻的情调，不断地触发着后代诗人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