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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机会，都象征着一种义务；每一份财富，都象征着一份责任。
——纳尔逊·洛克菲勒
当生活不尽如人意或无意间犯错时，我们总是寻找借口，或归咎于他人，或归罪于环境。但只有为自身的言行负责，积极行动起来，创造环境，才能在生活中成长起来。
下面的回忆录叙述了三位名人的故事，他们被迫选择要对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他们中包括前第一夫人贝蒂·福特、作家玛雅·安吉罗以及动作影星查克·诺里斯。三人都面临一个抉择，是自己掌控人生，还是让外部因素左右自己的选择。我们从贝蒂·福特与成瘾斗争的故事开始，她的讲述勇敢而真挚，在那时，像这样的个人忏悔鲜少会公开。
直到我离开白宫，回归私人生活后，我的家人才意识到我陷入了麻烦。十四年来，我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治疗神经压迫、关节炎、颈部肌肉痉挛等疾病，以及1974年乳房切除术恢复期间缓解疼痛。我已经对服用的药物产生了耐药性。由于长期服用大量药物，仅需一杯酒便能使我头昏眼花。
1977年秋，我前往莫斯科，为电视节目解说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随后，我的表现被评价为“目光呆滞、舌头疲累”。杰瑞
和孩子们很担心我，可我对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了多少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俄罗斯之行结束后，我就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的症状了。
最后，我的女儿苏珊和医生讨论了我的病情。医生建议采取直接干预手段。从前普遍认为，成瘾者必须先陷入最糟糕的状态，下定决心要改变，才有可能戒除酒精或药物。但当前研究表明，成瘾者的亲友都可以介入干预，为其提供帮助。通过这种新型干预手段，康复率能够显著提升。
杰瑞在东部巡回演讲时，医生、苏珊以及我的秘书卡罗琳·考文垂来到我的起居室。他们开始劝我戒掉酒精和所有药物。我气恼不已，在他们离开后，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抱怨他们严重侵犯我的隐私。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打过那通电话了，是朋友后来告诉了我。
4月1号清晨，星期六，我正想要给居住在匹兹堡的儿子迈克和他的妻子盖尔打电话，突然，前门开了，迈克一家人走了进来。我以为他们是特意赶过来探病的，所以十分激动。我们相互拥抱、亲吻，接着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又开始劝我。他们是认真的。他们带来了乔·珀什上尉，一名海军医生，也就是长滩戒断康复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我震惊极了。迈克和盖尔说他们打算生孩子，希望孩子们的祖母身体健康，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杰瑞提到我曾有几次在椅子上睡着了，还有几次说话含糊不清。史蒂夫也说最近的一个周末，他和女朋友为我做了晚饭，我却没有按时来到餐桌旁。史蒂夫说：“你就坐在电视机前，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伤透了我的心。”
好吧，现在他报复回来了。他们都伤透了我的心。我崩溃落泪。但我仍保有足够的理智，我知道，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气哭我，是因为爱我，是想帮助我。
然而，我拒绝承认喝酒是造成我生病的原因，我只承认自己用药过量。珀什上尉告诉我这并不重要。他给了我一本书，名为《戒酒匿名会》，让我读一读，并用“化学依赖”一词代替了“酗酒”。既然镇定剂和干马提尼酒都能助人放松，阅读或许也可以来对抗酗酒和用药过量。我说的药物指的是医生开出的合法药物。
起初，我对医疗行业心怀怨恨，这么多年来，医生们总是建议我吃药，而不是忍受疼痛。我服用了止痛药、安眠药以及镇定剂。如今，许多医生开始认识到这些药物的危害，但过去我的医生热衷于开这类药给我。（不同寻常的是，我那时已经逐渐减少了一种药物的服用量，并在一开始接受干预时就尝试放弃另一种药物。）
六十岁生日过后两天，我住进了长滩的医院。我本可以去私人诊所，但我决定公开地寻求治疗，而不是躲在帘子后面。等安顿好了，我就向媒体发布一份关于我过度用药的声明。
我在四楼遇见了珀什上尉，他送我来到了一个有着四张床的房间。我犹豫了。我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我不想登记入住了，也不想发表声明了。珀什上尉完美地处理了这个状况。“如果你坚持要一个私人房间，”他说，“我会让这些女人都搬出去……”他把主动权交给我。
“不不不，我没想要她们搬出去。”我不自在地迅速说道。一小时后，我在这个房间里安顿下来，并向记者宣读了我的声明。
4月5日，我在长滩的第一周结束前，我的儿子史蒂夫在医院外被记者抓住，他告诉记者，我不仅在与药物做斗争，还在与酒精做斗争。我并没有上瘾——我还没准备好承认这一点。整个星期，我都在拿药物来说事，对此，所有人都恭敬地点头。
五天后，在珀什上尉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与者有我、杰瑞和几名医生。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发表一份公开声明，承认我也是一个酒鬼。我拒绝了。我说：“我不想让我的丈夫难堪。”
“你想躲在你丈夫的身后，”珀什上尉说，“为什么不问问他，承认你是个酒鬼是否会让他感到难堪呢？”
我哭了起来，接着杰瑞握住我的手，坚定地说：“这并不会让我感到难堪，你觉得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听了他的话，我哭得更厉害了。等到杰瑞把我带回房间，我依然在哭，哭得几乎要喘不上气。我希望我再也不要哭成那样了，太可怕了。但哭完后，我如释重负。
那天晚上，我倚在床上，潦草地写下另一份公开声明：“我发现自己不仅对治疗关节炎的药物上瘾，也对酒精上瘾。我希望这种治疗和团体互助能解决我的问题，我接受它，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参与者。”写下这封声明对我来说已经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这只是我接下来漫长旅途中的第一步。
我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酒鬼，因为我的酒瘾并没有引发戏剧化的后果。虽然，我说话开始变得含糊，有些电话我打完就忘记了，我在浴室里摔断了三根肋骨，可毕竟我从来没有靠喝酒来缓解宿醉，从来不会背着人偷偷喝酒，从来不会把酒瓶藏到吊灯或马桶水箱里，从来没有违背承诺（杰瑞可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把酒戒了吧”），从来不会酒后驾驶，也从来没有醉醺醺地和一群水手去到陌生的地方。
不过来到长滩后，我确实有和水手一起到陌生的地方去。
我喜欢长滩的水手。我们都直呼彼此的名字，无论到哪里，大家都会喊：“嗨，贝蒂！”当我们与依赖和恐惧抗争时，每个人都向彼此伸出援手。
每天早上六点闹钟就响了。我起来整理床铺，为自己泡一杯茶，接着回应“集合！”的喊声——这意味着要点名了。（毕竟是在海军里）接下来是搞卫生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项清理任务。通常，早上八点时会举行“医生会议”。这是一个病人与来访医生互动的时段，来访医生大多是海军军官。这些医生接受的培训是识别成瘾，而不是使用药物来解决人们的问题。
在没有医生会议的早晨，我会在8点45分接受一次小组治疗，在午餐前接受第二次小组治疗。午餐后会有一场演讲或电影，接着上另一节课。每个小组由六到七名病人和一位咨询师组成。这些小组中满是支持、温暖和友情，它们会成为引导你清醒过来的生命航线。我的小组里有一位二十岁的水手（一位自八岁起就开始饮酒的飞机修理师）、一位年轻的军官（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一名牧师（沉迷于毒品和酒精，精神濒临崩溃）。
起初，我讨厌这些小组治疗会。我感到很不自在，不愿意说出我的故事。后来有一天，当听到另一位女士说她不认为自己酗酒是个问题时，我非常激动地站了起来。“我是贝蒂。”我说，“我是个酒鬼，并且我知道，我的酗酒问题伤害了我的家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浑身发抖，又一道防线被攻破了。
大家在小组内说的一切都不会传出去。你可以坦然承认你毁了你的车、你的肝脏、你的牙齿、你的婚姻和你的梦想。你的小组同伴会点头赞同，但你并不孤单，毕竟其他人可能会有更糟糕的情况。你依然可以选择自我欺骗，咒骂你的基因或你的医生。
归根结底，你必须为自己负责。不要怪你的妻子把房间搞得乱糟糟，你的母亲不喜欢你，又或者是你的丈夫不记得结婚纪念日。每个人都有过失望，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但这些都不重要，把病情归咎于他人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我进医院后，祝福者送来鲜花和成包的信件。这么多善良的人都在为我加油。《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回顾我在讨论乳房切割术时的坦率，称赞我鼓舞了“无数乳腺癌患者和潜在患者”。我公开对药物和酒精的成瘾，这一点也受到报纸的称赞：“情绪、压力和肉体的疼痛一同向她袭来，但她决心要克服这一切。她的话语中没有恐惧，也没有尴尬。”
我很感激《华盛顿邮报》，但我自认不配获得这份荣誉。我既害怕又尴尬。我经历过孤独、沮丧、愤怒和气馁。例如，这是4月21日我在长滩写下的日记：
现在去睡觉吧。这些令人刺痒的羊毛毯真该死。登记入住时，我并不知道事情会如此艰难，艰难的还不仅仅是毯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对于一个几周前刚满六十岁的人来说太过困难。我到底在这做什么？我甚至开始像水手一样说话了。我可以退出，但我不会让自己这么做。我太想把酒戒掉了。我猜我只能哭了。
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在并未努力的时候，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在咖啡机旁和两个打牌的水手闲聊的时候，你或许就会变得更好。在日常生活中，我与这些人并没有交集，但在这里，我们互相帮助，彼此治愈。
在长滩的那个月末，在我们自称为“六人帮”的团队面前，我试图告诉团队成员，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哭了起来，团队中的一个人递给我一沓纸巾，说：“现在我们都知道，你会越来越好的。”
心灵的宁静来之不易，但我一天天在进步。我再也不想喝酒了，把酒戒掉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位于棕榈泉市的艾森豪威尔医院正在积极筹划一项面向化学物质成瘾者的计划，我希望能参与其中，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他人，也是为了治愈我自己。
像我这样的化学物质成瘾者大有人在。不少女性都有酗酒问题，但直到被迫面对成瘾所带来的问题或精神崩溃才被发现。我听说过一些女性的故事，她们是职场精英、社群领袖，但手中的冰红茶或办公桌上的咖啡里都掺了伏特加，以此帮助自己继续前进。最重要的是，不仅要认识到药物或酒精有多容易成瘾，还要认识到承认这种依赖又有多么艰难。
我感谢珀什上尉和长滩的其他信众，感谢他们奉献的技能和付出的关心，感谢成千上万陌生人的善意和鼓励。
我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我深入学习和了解，为未来有意识地持续努力。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东西展现在我面前，并对此充满期待。我会做到的！
自从来到长滩，贝蒂·福特所做的不仅仅是“想要做到”。她与药物和酒精抗争的日常不仅激励着人们与成瘾做斗争，还激励着妇女战胜乳腺癌，她也因此广获赞誉。在她所取得的成就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她领悟到了“归根结底，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如今，因为她的坦率和真诚，因为她的榜样力量，成千上万的人追随着她，也取得了成功。
当玛雅·安吉罗尚处在蹒跚学步的年龄时，就离开了父母。八岁时，她遭到暴力虐待，处于一个不公正的教育体系之中，她有充分的理由放弃自己的梦想，并归咎于逆境。阅读《玛雅的回顾之旅》时，请留意毕业那天的转折。正是那一天，玛雅认识到，只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就可以摆脱受害者的身份，成为胜利者。
1940年，毕业前几天，斯坦普斯的黑人孩子们激动得简直要颤抖起来了。文法学校和高中都将有大批学生毕业。即将升为学校最高年级的学生坐到毕业班空出的椅子上，在学校里大摇大摆，给低年级学生施加了不少压力。毕业班本身就是贵族。就连老师也对这些安静的高年级学生予以充分尊重。
与斯坦普斯的白人高中不同，拉斐特县培训学校既没有草坪，也没有树篱，更没有网球场。学校的两座建筑坐落在一座土坡上，其中设有主教室、小学部和家政课教室。学校左侧的一大片空地既是棒球场，又是篮球场。摇摇晃晃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锈迹斑斑的篮筐，这就是这所学校万年不变的娱乐设备。
几棵柿子树在这片遍布岩石的区域投下了一片荫凉，几个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在树荫下散步。看上去，他们还没准备好离开母校，离开熟悉的小路和教室。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升学，进入南方的一所农业和机械学校。这所学校将黑人青年培养成木匠、农民、勤杂工、泥瓦匠、女佣、厨师和保姆。未来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肩膀上，让他们对文法学校毕业生在毕业前夕的欢乐没法感同身受。
那时我正在过生日，是全家的焦点。同班的女孩都穿着黄色珠地布的毕业礼服，茉玛（我的祖母）在我的礼服上打出交错的小细褶，又把上衣的其余部分打出褶来。在毕业典礼上，我会打扮得很可爱，而且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因为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从文法学校毕业的八年级学生。
我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最高名次，我将成为毕业典礼上第一个上台的人。但代表班级发表告别演说的人却是亨利·里德，一个眼皮内双的小个子男孩。每学期我们都会争夺第一名。大多数时候他都击败了我，但我并没有失望，反而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名列前茅。他在长辈面前彬彬有礼，但在操场上，他也能玩那些粗鲁至极的游戏。我很钦佩他。我认为，在大人和小孩面前都游刃有余的人是很令人钦佩的。
毕业前几周满是激动人心的活动。一群小孩子将要表演一出关于毛茛、雏菊和小兔子的戏剧。整栋大楼里都能听到他们练习舞步和歌曲的声音。年纪大一些的女孩受命为联欢晚会制作茶点。家政教室里弥漫着生姜、肉桂、肉豆蔻和巧克力的浓郁香味。在工坊里，男孩们操着斧头和锯子劈开木材，制作道具和舞台布景。
期待已久的大日子终于到来，我从床上跳起来，打开后门，想要更清晰地感受这一天。阳光生机勃勃地照耀着大地，时间尚早，这一天的影响和启迪还要等几小时才会出现。我穿着长袍，光着脚站在后院里，沉浸在温柔的暖意之中，感谢上帝饶恕了我曾做过的错事，让我有机会迎来这美好的一天。
我的哥哥贝利从屋里走出来，递给我一个用圣诞节包装纸包着的盒子。他说，为了买这份礼物，他存了好几个月的钱。那是一本软皮装订的埃德加·爱伦·坡诗集。我翻到《安娜贝尔·李》，和哥哥在花园的一排排花草间走来走去，脚踩冰凉的泥土，背诵着那美丽而又悲伤的诗句。
虽然今天是星期五，祖母还是做了原本星期天才有的早餐。祷告结束后，我睁开眼睛，发现盘子里有一块米老鼠手表。那可真是梦幻般的一天，一切都很顺利。傍晚时分，我穿上裙子。裙子非常合身，大家都说我穿上它就像一束阳光。
在学校门口，我加入了骄傲的毕业班行列。我将头发梳到脑后，腿上涂了油，新衣服熨得如军装般光滑，还拿着手工缝制的新手帕和小手袋。我们整装待发，一切都非常完美。
学校乐队奏起进行曲，所有班级都按彩排好的方式进入拥挤的礼堂。我们站在指定座位前唱国歌，朗诵效忠誓词。
然后，我们继续站着，唱那首被黑人称为“黑人国歌”的歌。突然，唱诗班指挥和校长示意我们就座，他们的神情中透露出某种大事不妙的意味。我们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着找到椅子，我有预感，或许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
校长致辞欢迎学生家长和各方友人，并请浸信会牧师带领我们做祷告。当校长回到台上时，他的声音变了。他含糊地说了几句感谢良善者对不幸者的友爱之类的话。他越说越小声，到最后声音几乎消失了。但他又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们今晚毕业典礼的演讲人来自特克萨卡纳州，但由于火车时刻表不规律，演讲人说几句就得走了。接下来，舞台交给爱德华·唐利维先生。”
从后台的门进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白人。矮的那个是爱德华·唐利维先生，他走到了台上。高个子没得到介绍，他走到台中央校长的座位上坐下。校长在台上走来走去，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最后，浸信会牧师把椅子让给了校长，自己礼貌得体地走下了舞台，没有和不速之客产生冲突。
唐利维告诉我们，我们斯坦普斯镇即将迎来美好的变化。中心学校（不用说，白人学校就是中心学校）将迎来一位来自小石城的著名艺术家做他们的美术老师。他们将会拥有最新的显微镜和化学实验室设备。对于究竟是谁推动了中心学校的这些变化，唐利维先生没有卖关子。我们也是他所设想的总体改善计划中的一部分。
他说，他曾向高层指出，出身于阿肯色州农业、机械和师范学院的一名一线足球截球手就毕业于古老的拉斐特县培训学校。他接着说，自己曾吹嘘“菲斯克大学有一位顶尖篮球运动员当年就是在拉斐特县培训学校投进了第一个球”。
就是这些。白人孩子未来有机会成为伽利略、居里夫人、爱迪生和高更，而黑人男孩则努力成为杰西·欧文斯
和乔·路易斯
，黑人女孩甚至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欧文斯和“褐色轰炸机”是黑人世界的伟大英雄不假，但在小石城这个白人天堂里，哪位学校领导有权决定这两个人必须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亨利·里德要想成为科学家，就必须像擦鞋匠乔治·华盛顿·卡佛一样，靠自己努力工作才买得起一台劣质的显微镜，这是谁决定的？
唐利维正在为竞选奔走，他向我们的父母承诺，如果他赢了选举，我们就会迎来阿肯色州这一地区为有色人种铺设的首个运动场。另外，家政课教室和工坊会迎来一些新设备。
这个男人的废话像砖头一样砸在礼堂里。在我的左右两侧，骄傲的1940届毕业生已经低下了头。在我这一排，每个女孩都把手帕玩出了新花样，有些人把方块小手帕折成爱情结，有些人折成三角形，还有不少人把手帕揉成一团，然后平铺在膝盖黄色的布料上。
我们的校长僵硬地坐在台上，像雕刻家手下的残次品。他庞大而沉重的身体似乎丧失了意志，他的眼神表明他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
毕业典礼，这个满是装饰、礼物、祝贺和文凭的庆典，这个充满魔力的神秘时刻，在我的名字被叫到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我的成就微不足道。用三色墨水精心绘制的地图，努力学会的十音节单词，通篇背诵的《卢克雷西的强奸案》，种种努力都化为乌有。唐利维揭露了这个事实——我们是女佣、农夫、勤杂工和洗衣女工，我们要是渴望任何更高的目标，就是滑稽可笑的自不量力。
身边响起一阵沙沙声，然后，我听到亨利·里德发表他的告别演说《生存，还是毁灭》。英语老师帮助他创作了一篇以《哈姆雷特》独白为主题的演讲稿。成为一个人、一个实干家、一个建设者、一个领导者，还是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无趣的笑话、一个消灭恶臭毒菌的机器。亨利说得就好像我们有选择一样，这让我很惊讶。
我闭着眼睛听着，默默地反驳着每句话。演讲结束，全场鸦雀无声。我抬起头，看见亨利背对着观众，转向我们这些骄傲的1940届毕业生，用近乎说话的语调唱起歌来：
众生扬声歌颂，
直到天地间响彻自由的和声。
那是黑人国歌。习惯使然，我们毕业班也开始唱歌了。
我们的父母站起来，加入鼓舞人心的圣歌中来。随后，那些扮演毛茛、雏菊和小兔子的小孩子也加入进来了：
我们走过崎岖的路，
挨过毒杖之苦，
感受未生的和已死的希望，
但我们脚步沉稳。
我们疲惫的脚步，是否已至父辈叹息之处？
我认识的每个孩子都在学字母的时候就学会了这首歌。但尽管唱过数千遍，我自己从未仔细听过这些歌词，从未想过歌词和我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我听到了，第一次听进心里：
我们来了，走过一条以泪水浇灌的路，
我们来了，踏着被屠杀者的血迹走来。
歌声颤抖地回响在空气之中，亨利·里德回到了队伍中。许多人脸上滑落下泪水，却没人在意，更没人抹去。
我们又重拾信心。一如既往，再一次挺了过来。曾经，我们陷落于冰冷黑暗的深渊，但现在，一个明亮的太阳正在与我们的灵魂对话。
后来的安吉罗博士在以色列和意大利教授现代舞，她参与了《波吉与贝丝》的二十二国巡回演出，并在伦敦执导了话剧《彩虹上的月亮》。她是埃及的一名杂志编辑，也是加纳大学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她精通六种语言，偶尔会担任管弦乐队指挥，并在亚历克斯·哈利的电视剧《根》中担任主演。她的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而她的百老汇首演获得了托尼奖提名。
毋庸置疑，玛雅的诸多成就，在某种程度都可以归功于她从毕业典礼上的黑人颂歌中获得的鼓舞。这首歌让她回顾先祖的历程——他们踏着崎岖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梦想。歌词点燃了玛雅的决心和斗志，她决心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并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成功——不管环境和唐利维会给她带来什么。
成功的关键在于决心，而不是条件。
电影明星查克·诺里斯以其精湛的武打动作成为掌控人生的典范。但他也承认，年轻时的他并不总是那么大胆——至少在他做杂货打包工作前还不是。
十六岁那年，我在洛杉矶郊区加迪纳的一家博伊斯市场找到了一份打包杂货的工作。那是20世纪50年代，在那时候，杂货店用箱子来装重物。
我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直到第一天结束时，经理告诉我不用再来了，理由是我打包的速度不够快。
我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当我脱口而出“让我明天再试一次吧，我会做得更好的”时，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违背了我的本性，但却十分有效。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这次我的打包速度快了很多。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在工作日的四点到十点打包杂货，时薪1.25美元，有时周六或周日一整天都在打包。
脱口而出争取机会的那一刻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所获得的领悟也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要想在生活中达成任何目标，都不能守株待兔。你必须努力把它变成现实。
在空手道的学习上，我没有天赋，但我比任何人都刻苦，因而连续六年蝉联世界中量级空手道冠军。后来，我决定成为一名演员。那时我已经三十六岁了，没有任何演艺经验。好莱坞大概有一万六千名待业演员，而我要和那些已经演过电影或电视剧的人竞争。如果我说“不可能得到机会的”，那么有一件事显而易见：我不会得到任何机会。
人们抱怨说：“我没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不可否认，环境影响着机遇，但归根结底，正如查克·诺里斯所指出的，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才能创造机会，努力工作是这样，为自己争取机会也同理。
在我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这些年里，没有什么话题比对生活负责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或更多的讨论了。“对生活负责”这个概念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回应，即态度、想法和行动。这个概念表明，攀登成功的阶梯时，没有余地坐下来守株待兔、等待运气来临或悲观地等待环境变得更有利。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未来。因此，责任原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大、最能改善生活的原则之一，只要我们学会如何掌握它，并将它用于有价值的目标。
●对贝蒂·福特而言，把自身问题归咎于他人或找借口没有任何好处。那你呢，你曾经把自身问题或局限归咎于他人、基因或环境吗？
●玛雅·安吉罗从不让逆境左右自己的生活和态度。你的生活是被环境推着走吗？你会创造自己的环境吗？
●查克·诺里斯主动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坚持自己的想法，决心做得更好，从而为自己创造了机会。遇到困难时，你会表现出多大程度的主动性？
越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进步和贡献就越大。
我一点也不相信个人遭遇都是个人所作所为的后果。但我相信，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是由个人的勇气、道德选择以及整体态度所决定的。你可能会收到一些劣质的砖头和钢材，但你仍然是总承包商。
——劳拉·施莱辛格，《你怎么能这么做？》
可悲的事实在于，“受害”的言论是真正的加害者——是年轻人思想和精神的重度残疾。教导年轻人说，主宰生活的不是自身行为，而是社会经济力量、政府预算或其他个人无法控制的邪恶神秘力量，就是把他们教得消极被动、听天由命、绝望。
——路易斯·W.沙利文
我要把某句话称为新型脏话。这不是某个四个字母的单词，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说法，它触及了人性的核心。这句话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这种哲学将人视为受生物和社会力量作用的有机体，而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它认为罪犯不是有罪，而是“有病”。它忽视了人可以也应该抵制诱惑，从而否认了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特质。
——威廉·李·威尔班克斯，法学教授，《当代重要演说》
出现问题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推卸责任或找借口。但成功者不会找替罪羊，而会选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人们总是把自己的现状归咎于环境。我不相信环境。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者，都会努力寻找想要的机会，如果找不到，就自己创造机会。
——乔治·萧伯纳
寻找外部原因来解释不快乐或挫败感时，责备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出去。责备别人可以成功地使别人对某件事感到内疚，但无法改变任何让你不快乐的事。
——韦恩·W.戴尔，《你的误区》
这错误并非上天注定，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莎士比亚
只有弱者才会责怪父母、种族、时代、运气不好或命运的恶趣味。每个人都有能力说：今天的我是这样的，而明天的我就会是那样的。
——路易斯·拉穆尔，《行走的鼓》
不会跳舞的人怪罪地板。
——印地语谚语
寻找替罪羊是最容易的狩猎。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生活中的幸福源于内心。坐等外界幸福源泉的到来，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幸福取决于人的内心，而非外在条件。
——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收音机里的许多流行歌曲都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你让我变得快乐；没有你我会迷失自我；你就是我的全世界。”这种思想将让自己快乐的全部责任都交给了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理查德·卡尔森和克瑞丝·卡尔森，《别再为小事抓狂：爱情篇》
在阴郁的一天开始时：首先，你必须认识到是天阴沉，而不是你自己阴郁。如果你也想变得阴郁，那也可以，但这不是强制性的。
——诺拉·加拉格尔
如果我们认定宇宙死气沉沉而毫无意义，它就会如此，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但如果相信世界属于我们，日月悬空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快乐，那就会快乐，因为灵魂中的艺术家会美化创造。
——海伦·凯勒，《个性》
虽然我们走遍世界去寻找美，但美这东西若不在于我们内心，便无从寻起。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并展现主动性，取决于思想和态度。
经历过集中营岁月的我们对那些穿过棚屋安慰别人、分享最后一片面包的人尚记忆犹新。这样的人也许不多，但却充分证明，人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只有一样东西除外：人类最宝贵的自由，即在任何环境下都能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
好思想结好果，坏思想结坏果——人是自己的园丁。
——詹姆斯·艾伦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可以通过改变态度来改变人生。
——威廉·詹姆斯
潜意识是一台大型发电机，也是一台需要正确编程的计算机。如果恐惧、担忧、失败的想法不断进入潜意识，那就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想法被传递出来。但如果有意识的思维之中存在一个明确而又坚定的目标，潜意识最终会接受它，并开始为有意识的思维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计划、想法、见解和能量。
——诺曼·文森特·皮尔
在保持年轻上，改善精神永远胜过整形美容。
——马蒂·布塞拉
有时机遇或好运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但大多数情况下，机遇和好运只会出现在稳妥的准备之后。
能否获得好运，取决于是否为迎接机遇做好了准备。
——奥普拉·温弗瑞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路易斯·巴斯德
曾经有人问我，审判法中是否存在运气这回事。“有。”我回答道，“但运气只会在凌晨三点出现在图书馆。”直到今天，对我来说仍然是这样。凌晨三点，你若是来到图书馆，仍然能够遇到正在碰运气的我。
——路易斯·尼泽，律师兼作家，现年八十二岁
没有人的聪明才智得于偶然。
——塞内卡
如今，有些人妄图用遥控器打开机会之门。
——M.查尔斯·惠勒
十五岁时，我有一件幸运内衣。等到幸运内衣失效了，我又有了一个幸运发型，后来是一个比赛幸运号码，甚至是比赛幸运日。十五年后，我终于发现，成功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艰苦奋斗。
——玛格丽特·格鲁斯，马拉松运动员，《跑者世界》杂志
正如玛雅·安吉罗在毕业典礼那天所领悟的那样，你不能坐等世界把成功送上门来，必须采取行动，走出去，追寻成功，每一步都积极主动。
责任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它源于知道自己需要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需要敦促别人做某事。
——特蕾莎修女
我不等待好状态。等待只会让你一事无成。你的大脑得知道，它必须开始工作。
——赛珍珠
人们问我：“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把父母教给我的东西加以应用，并且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然后呢？上帝啊，做点什么吧！不要只是站在那里，要促成事情的发生。
——李·艾柯卡，《艾柯卡》
如果你想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清晰的脚印，就不要拖着脚走路。
——阿诺特·L.谢泼德
成功不是自燃的结果，你必须先点燃自己。
——阿诺德·H.格拉索
要想让烤野鸡飞进嘴里，那就张着嘴一直一直等着吧。
——爱尔兰谚语
如果时局不好，那么正好，你的存在是为了把时局变好。
——托马斯·卡莱尔
如果船没有进来，那就游出去找船吧！
——乔纳森·温特斯
为了到达天堂之港，我们必须时而顺风航行，时而逆风航行——我们必须航行，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停泊。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早餐桌上的独裁者》
上帝给每只鸟都准备了虫子，但不会把虫子扔进巢里。
——瑞典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