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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单个人比孜孜不倦地拯救大众更为高尚。
——达格·哈马舍尔德
有时，人们会误以为，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就需要做出影响数百万人的巨大贡献。但最有意义、最持久的贡献或善举往往是以小规模、一对一的方式发生的，即对一个孤独的个体投以关注。
事实上，在我让观众选出一个对其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时，他们的答案通常不会是伟人或才子，而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关注他们个人的人。因为这种关注会让人们觉得自己被纳入对方的生活之中，哪怕只是片刻，也会给人们带来一种被需要的感觉。阅读下面的故事时，思考一下，哪些人或许会因你一对一的额外关注而受益匪浅？
在米尔德里德-格林小学任教的第一天，我得知隆美尔有阅读障碍。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名为“关于你的一切”，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系列趣味问答。（如果你能成为任何一种口味的冰激凌，你想成为哪一种？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了解我这些新学生阅读水平的方式。
带着二十七名四年级的学生到餐厅吃完午餐后，我回去阅读那堆调查问卷。我了解到，我的班级里满是立志成为足球运动员和歌手的学生，以及薄荷巧克力脆片冰激凌爱好者。然后，我发现其中一份调查问卷是空白的。没有出生日期，没有最喜欢的颜色，显然这个叫隆美尔·萨莱斯的孩子对当个冰激凌不感兴趣。隆美尔的空白问卷让我大吃一惊，要知道，在开学第一天，每个孩子通常都表现得像个天使。
我下楼去自助餐厅找隆美尔。在一大群孩子中，他是哪一个？噢，在那里！那个没穿校服的十岁孩子，看起来瘦巴巴的，却又很健康，大约有电灯开关那么高，头发剪得很短。
“我可以和你谈谈吗？”我问他。
“呃，好的。”他说。
他跟着我穿过大厅，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
“你暑假过得怎么样？”我问。
“还行吧。”
“你都做了什么呀？”他紧张地回答说他不记得了。
“别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向他保证，“我只是想知道，你的阅读怎么样？”
“呃，不太好，”他说，“我正在努力学。”
我拿出一本一年级的学生读物。“让我看看你学得怎么样了。”我说着，翻开了第一页。
隆美尔认识定冠词。但在那之后，这本书上的文字仿佛变成了阿拉姆语，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了。
他辩解道，他认识“猫”这个单词，他妈妈教过他。“那真是太好了。”我说。
“这个呢？”我指着字母“r”。他知道这个字母是他名字的首音，知道自己的名字读作“隆美尔”。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是特殊教育儿童。”他的语气让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较低的社会种姓。他说他不喜欢体育，也不喜欢音乐，他喜欢画画。他给我看了一本他的画集，里面的画都是日本漫画风格。他笔下的忍者形象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用手发射火球，发型古怪。
我很欣赏隆美尔的作品，但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这孩子不应该上四年级。
那是2000年9月5日，是我在米尔德里德-格林任教的第二年。米尔德里德-格林位于华盛顿东南部内城中心，是一所砖砌学校。我从密歇根大学获得了英语学位，并报名参加了“为美国而教”项目，该项目将应届毕业大学生安排到全国低收入城市支教。
在这个学校，我发现大多数孩子的读写能力都比较好。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读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了，即使是掉队的孩子也比隆美尔领先好几光年。他的特殊教育老师冷静而伤感地告诉我：“隆美尔这辈子也学不会阅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曾质疑这个毁灭性的断言。我忙于维持秩序、安抚情绪和教导班上其他孩子。
所以我真的把隆美尔搁在一边，置之不理。在语言艺术课上，全班阅读文学作品，隆美尔就待在角落里，听录音故事。有时候我会让他画作业，因为他不会写。
但他并不笨。在我的数学课上，他完全能跟上。那么，为什么隆美尔学不会阅读呢？我经常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每天两个讲故事时间中，隆美尔都会展现出自己的风采。晨读时间和课间休息时段，我给我的学生们读故事，选择的书目都是大多数孩子还无法自行阅读的类型。当然，对于隆美尔来说，任何一本书都无法自行阅读。
但他还是被故事吸引住了。他会注意到别人忽略的微妙幽默点，低声轻笑，也会在某个人物耍阴谋诡计时脱口而出“不公平”。他回答问题时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对同学的解释提出质疑。听我读托尔金的《霍比特人》时，隆美尔会像咕噜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但讲故事时间一结束，隆美尔就突然变了个人。他失去了活力，就像巫师耗尽了魔法。他又变成了一个不识字的孩子。
圣诞假期过后，我制定了一个隆美尔帮助计划。我把它命名为“掐词”。
隆美尔每天跟着我花十分钟读《哈利·波特与密室》，就我们两个人。他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负责读大部分的内容，隆美尔负责读一两个预先选定的词，这就是“掐词”。
“隆美尔，今天的关键词是‘off’。”我把“off”写下来，然后开始讲故事。遇到这样一句话“老人抱了抱德思礼先生的腰，然后走了——”，隆美尔应该能认出下一个词就是掐出的词。如果他读出“off”，我就继续往下读。如果他没有，我就掐他胳膊。
就这样，一个单词接着一个单词，我“掐”着词也掐着隆美尔，慢慢地给他扫盲。我的方法未经检验，非正统，可能还违法，但隆美尔喜欢这样，既喜欢我在他身上投注的额外关注，也喜欢我们读的故事。再说，我掐隆美尔也没那么狠。
但几周后，隆美尔还是没法阅读。我一直向他承诺，我们会一直这样学习下去，但他要是跟人打架，阅读活动就暂停。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一周后，隆美尔在他的母亲扎隆达·萨莱斯的陪同下，回到学校。格林的校长助理叫弗洛伦·布鲁顿，一位不论什么时候都看起来精神抖擞的夫人，她拉着我，轮流对隆美尔说些陈词滥调，比如要练习自控，打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向老师寻求帮助，等等。
萨莱斯女士提起她儿子的阅读时，我立刻集中了注意力。隆美尔低下了头。他的母亲几乎要哭了。她恳求他：“隆美尔，如果你能听老师的话，你会学会阅读的。好好跟着柯里老师学习，他会教你的。”
我不想告诉萨莱斯女士，她儿子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出在我们身上，出在本该教会隆美尔阅读的教师们身上，出在将他弃之不理的行政人员身上。
我们所有人都辜负了这个瘦弱的男孩，害他陷入自我厌恶之中。
学年末，我给隆美尔读完了《哈利·波特与密室》。他问我能不能把这本341页的小说借给他看。这个请求让我很困惑。
“不行，隆美尔，你又不会……”在指出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之前，我及时制止了自己，“隆美尔，我只有这一本。”
多次请求无果，隆美尔最终回到书桌前，拿出一张画纸。
一天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我脱下鞋子，揉了揉酸痛的脚，环顾我的小公寓。书堆在摇摇欲坠的书架上，构成了文教之乐的丰碑。
我穿上鞋子，走到书店，买了《哈利·波特与密室》的盒式磁带。第二天，我把磁带和书交给隆美尔，看到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留着吧，隆美尔。它们是你的了。”
“啊，老兄，谢谢！”
“你说什么？”他不应该叫我“老兄”。
“抱歉，我是说谢谢您，柯里先生。”他把背包甩过肩，不小心撞到了桌子上，掉出几十张画着图画的笔记本纸张，全都皱巴巴的。
他用手把这一大堆纸塞进垃圾桶。我想，真是浪费啊。不是说他浪费纸张，而是他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教会隆美尔阅读。
对此，我万分感谢布鲁顿夫人，她对我给隆美尔扫盲的非常规主意表示赞赏，甚至把乐队室拨给我，作为我们的小教室。隆美尔和我每周都会在那里度过九小时。我不用教其他学生了，工资也没了，不过没关系，我找了一份新工作——晚上去做服务员，工资比之前要高得多。
2001年9月4日，隆美尔和我第一次坐在我们的小教室里。“欢迎来到道格拉斯识字计划。”我说。我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名字命名我们的项目。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政治家，他和隆美尔一样，是在这里长大的，年轻时也曾为阅读而苦恼。
我拿出一本拼读书。“好了，我们开始吧。”
隆美尔不知道字母怎么读，所以我们从“A”开始。
我们每周学习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隆美尔设计了自己的一套记忆系统。每学习一个新音，他就以相应发音开头的一系列单词来创造一个角色。A开头的苹果斧头兵亚历克斯。I开头的白痴鬣蜥伊吉。O开头的章鱼奥斯卡。D开头的澳洲野犬。
他把这些角色画成漫画，把小教室的墙贴得满满当当。要是忘记某个音怎么读，他就看看墙。慢慢地，他学会了把这些音组合成单词。
几周后，我和隆美尔来到布鲁顿夫人的办公室，里面坐满了学生。“孩子们，请稍等一下。”她说。
隆美尔坐在她旁边。他清了清嗓子，打开了苏斯博士的《千奇百怪的脚》，像庄严的牧师一般读了起来：“左脚，左脚，右脚，右脚，早晨的脚，夜晚的脚。”
他为与布鲁顿夫人的会面准备了一周。表演结束时，布鲁顿夫人拥抱了他，说：“我真为你骄傲。”
隆美尔表现得泰然自若，一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但布鲁顿夫人随后说道：“我要打电话告诉你妈妈。”隆美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脸上绽放出我所见过最灿烂的笑容。
随着假期的临近，隆美尔学习阅读的速度越发惊人。文字、声音和故事浸透了我们的生活，而他像一块干枯的海绵一样，饥渴地汲取知识。不过，在热闹的教学氛围中，我忘记了阅读的孪生兄弟——同样重要的写作。圣诞节过后，我给了隆美尔一本日记本，告诉他每节课都要写日记。
在隆美尔的第一篇日记中，第一句话是：“我喜欢意大利面。”春假回来，他夸口说自己正在读《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我让他把这件事写在日记里：“在第二章中，哈利离家出走。他选择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把玛姬姑妈变成了巨大的气球。结果他遇到了福吉，和对方谈了谈。我认为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他要是留下来，就会遇到麻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相信学校里流传的说法——隆美尔这辈子也学不会阅读。但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有多渴望阅读。
隆美尔并不是学不会，而是根本就没人教过他。
很多教师都没能得到应得的掌声或关注。尽管困难重重，资源匮乏，但仍想方设法为有需要的孩子给予特别关注和帮助，像柯里先生这样高尚的教师在多少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感动？在这个故事中，单是在午餐时间去食堂找隆美尔了解情况这一举动，就充分彰显了柯里先生的高尚人格及其对关注个体的重视。
当然，除了教师，还有不少人也认识到了关注的价值。我有幸与许多堪称伟大领袖的人物共事。有一点往往令这类人与众不同、卓然不群，那就是，他们从未忘记个体的价值，无论所处的组织规模有多大、性质如何。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数百万人的领袖，他明白关注对个体而言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并且从未吝惜对个体投注哪怕微毫的关注。
2000年6月，我和三十多人一起获准到罗马觐见教皇。前一天，在电话中，一位操着意大利口音的女士告诉我“到梵蒂冈的青铜门处等候”。没有具体地址，只有“青铜门”。于是我就到那儿去等了。我被领进一个屋子里。其他人都在窃窃私语，满堂兴奋。
突然，四周安静下来，仿佛有人发出了一个听不见的信号，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看去。角落里的门开了，教皇拄着一根手杖，蹒跚地走了进来。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群站在左侧，黑发蓝衣的年轻修女自发欢唱起来。教皇缓缓走来，在她们面前停下。他的头稍稍后仰，拿起手杖，诙谐地朝她们晃了晃，以浑厚的男中音说道：“菲律宾？”
菲律宾修女之中顿时一片欢呼雀跃。教皇经过她们身边时，一些修女向他屈膝行礼。
接着，他看着另一群人，摇着手杖说：“巴西？”那群巴西人鼓起了掌，哭了起来。
最后，教皇走近了我。我努力思考自己该说些什么，该如何表达得幸觐见教皇的激动之情。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觐见教皇。他出身卑微，却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向百万世人传道。突然间，他来到了我的前方，距离我不过几英寸
远。我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但这并不重要。他走近了，他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我伸出手，碰触他的左手，然后像行屈膝礼一样弯下腰，握着他的手，身体前倾，吻了吻他粗壮的指关节，我想我口中说的是“父亲”或者“您好，父亲”。
他看着我，把一个棕色塑料软信封塞到我手里。信封五厘米见方，其上印有教皇的印章。之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串白色塑料念珠和一个银色十字架。
我至今还保留着我们会面时的照片。那时我并不曾看到有人在摄像，收到红衣主教办公室寄来的照片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照片上的我看起来欣喜又激动。
最后觐见教皇的是一位加拿大重金属摇滚歌手。教皇走到他面前时，这位年轻人鞠了一躬，亲吻了他的手。他说：“我为您写了一首曲子。”他呈上一张漂亮的手绘乐谱，标题是“献给约翰·保罗二世的歌”。
教皇说：“你写的？”
摇滚歌手说：“是的，为您写的。”
教皇接过乐谱，走到一张棕色大桌子前，兴致勃勃地在乐谱上用拉丁语签下“约翰·保罗二世”，走回来把乐谱还给了摇滚歌手。然后，教皇继续往前走，走出了这里。大家屏息静气地目送教皇离开。良久，摇滚歌手轻声打破了寂静：“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时刻。”
离开屋子时，大家又是哭泣又是欢笑。我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仿佛要在空气中飘浮起来。我走到罗马街头，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住的酒店的名字。一路上，我沉浸在激动当中，以至于离开时把眼镜落在了座位上。但我没有忘记念珠，还把它带在身上。
几分钟内，短短几步，领导着数百万人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以行动给人们上了精彩的一课，传达了关注个体的理念。再大的组织也是由“个体”组成的——孤独的个体，渴望知道自己对他人来说很重要。“众”的关键在于“一”。
有人说，“我们伤害得最深的，往往是自己最爱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经常忽视自己最爱的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在下面这个故事中，丈夫将自己所有的关注都投注于妻子和家庭上。
在驶往海滨度假别墅的路上，我暗自发誓，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要努力做一个满怀爱意的丈夫和父亲。全心全意，彻彻底底，没有如果、并且或但是。
最初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听了汽车录音机里评论员的一番话。他的观点是丈夫要体贴妻子，他引用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又接着说：“爱是一种意志驱动的行为，人可以选择去爱。”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丈夫，我的钝感消磨了我对妻子的爱。在一些琐事上，的确如此：因为伊芙琳的拖拉而责备她；坚持要看自己想看的电视频道；明知伊芙琳还想看过期报纸，却还是把它们扔掉。没关系，给我两周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在家门口亲吻伊芙琳，说：“你穿这件黄色的新毛衣真好看。”从那一刻起，改变就开始了。
“噢，汤姆，你竟然注意到了！”她又惊又喜，或许还有点困惑。
长途驾驶后，我想坐下来，看看书。伊芙琳提议一起去沙滩上散散步。我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伊芙琳已经一个人陪孩子们待了一星期了，而现在她想和我单独在一起。我们在沙滩上散步，孩子们在放风筝。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在这两周里，作为董事，我没给任职的华尔街投资公司打电话；参观了贝壳博物馆，虽然我通常讨厌博物馆，但这次参观却意外地让我很愉快；伊芙琳的拖拉害得我们晚餐约会迟到了，但我管住了自己的嘴，没有多说什么。我们轻松愉快地度过了整个假期。我立下新的誓言，决心要保持下去，记得选择有爱的行为。
不过，我的实践出了一点差错。谈起这件事，伊芙琳和我至今仍会捧腹大笑。在度假屋的最后一晚，伊芙琳满目悲伤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她。
“汤姆，”她的声音中充斥着痛苦，“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几周前我做的那次检查……医生……关于我的情况，医生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汤姆，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因为我要死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不，亲爱的，”我把她搂在怀里，“你不会死，只是我才活了过来！”
汤姆“选择了去爱”，放下了华尔街的烦恼，忘却了个人利益，全心全意地关注家庭，尤其是关注妻子伊芙琳。结果进一步证明，在关注个人，尤其是挚爱之人时，往往能产生最有意义也最持久的影响。伊芙琳对自己受到的关注感到非常惊讶，以至于认为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甚至误以为自己可能时日无多。当然，她并无大碍。世界上有很多人渴望得到哪怕一点点关注，并为此苦苦挣扎。想想看，你能否找到这样的人，能否治愈他们的心灵。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老师记得“个体”的价值，有领袖会抽空给予个别人关注。我们每个人都是“众”中之“一”。知道世界上有人认识到个人关注的价值，很令人暖心。我们都需要时不时地被提醒——我们都是重要的个体，是独一无二、珍贵的个人。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或许你需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哪些人最需要我的关注呢？永远不要低估个人关注的力量。
●关注一个人，并不需要倾尽一生的光阴。有时只需要几分钟，或者一句赞美的时间。今天，是否有你认识的某个人需要关注？
●在你人生的关键阶段，是否有一个人给予你全心全意的关注？你是否曾经给予他人全心全意的关注呢？
●虽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领导的人数不胜数，但他还是找到了给予个人关注的方法。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如企业老板、家长、教师、教练，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予他人关注？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个人关注。毕竟，尽管我们都是大众的一部分，但每个人终究是独一无二的。
我给销售人员的建议是：想象一下，你遇到的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这样一来，你不仅会在工作中取得成功，也会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玫琳凯·阿什
我不同意要做就要做大事的观点。爱人需要从单个人开始。
——特蕾莎修女，《简单之路》
你能给别人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纯粹的关注。
——理查德·莫斯，医学博士
黎明时分，老人走在海滩上，发现前方有一个年轻人不停地捡起海星，扔进海里。他追上年轻人，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年轻人回答说，要是等到清晨，太阳出来，搁浅的海星就会死掉。
“但海滩绵延数英里，海星数以百万计，”老人反驳道，“你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年轻人看了看手中的海星，将它扔进了安全的海浪中，说：“对这只海星来说有意义。”
——明尼苏达扫盲委员会
正如柯里先生所证明的那样，给予个人关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分享见解、帮助对方挖掘自身潜力。
大多数时候，梦想的起点是一位对你有信心的老师。老师牵引着你，推动着你，引领着你走向下一个高峰，有时甚至会用真理这根尖锐的棍子戳你，让你向前。
——丹·拉瑟，《镜头永不眨眼》
领导者会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伟大的领导者会把人们带到他们不一定想去但应该去的地方。
——罗莎琳·卡特
要想尽己所能为同胞做好事，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领域领导他们，在力所不能及的领域追随他们，与他们齐头并进，时刻留意能够帮助他们多迈出一步的有利时机。
——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你有知识的火焰，就点亮别人的蜡烛吧。
——玛格丽特·富勒
传播光明有两种方式：成为蜡烛或成为反射光明的镜子。
——伊迪丝·沃顿
教育不仅仅是向孩子灌输知识，而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的。
——D.T.马克斯，《纽约时报》
当然，最高级的关注是接纳和喜爱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一位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把学生派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让他们采访两百名男孩并预测其未来。学生们对贫民窟的状况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预测，受访男孩中约90%的人有朝一日会进监狱。
25年后，该教授指派另一个班的学生去了解预测结果是否准确。他们找到了当年受访的190个男孩，而他们当中只有4个进过监狱。
为什么预测结果会有如此大的偏差呢？其中一百多人都提到了一位中学教师——奥鲁克小姐，说她是自己的人生启迪老师。经过漫长的寻找，研究者终于找到了年逾七旬的希拉·奥鲁克。提及她对昔日学生的影响，她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说，”她最后下结论，“我爱他们每一个人。”
——约翰·科尔德·拉格曼
我感觉到有人在靠近我。我伸出手，我想，来人应该是我的母亲。来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是来向我揭晓世间万物的，更重要的是，她是来爱我的。
——海伦·凯勒，摘自《路标》杂志
人生至高的幸福就是确信自己被爱；确信自己被爱不是因为自己是谁，更好的是，尽管自己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人，依然被爱着。
——维克多·雨果
我们不是被过去未曾得到的爱所束缚，而是被当下未曾发扬的爱所束缚。
——玛丽安·威廉姆森
职业运动员总是万众瞩目，但唯有他们一对一地关注他人时，其真正魅力方得以展现。
波士顿棕熊队正在对阵纽约游骑兵队，我负责罚球区。在我身后一个特殊的坡道上，我发现了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他坐在轮椅上，卖力地挥舞着棕熊队的横幅。
赛前热身结束后，游骑兵队的菲尔·埃斯波西托看到了这个男孩，停下来和他交谈。我听到他说：“等比赛结束，你要是还在这里，我就把球棒送给你。”
我可以看出这个男孩有多兴奋，在整场比赛中，他始终保持着这种兴奋的状态。我在心中暗自祈祷着，希望那个职业运动员能够记住自己的话。终场哨响，几秒后，埃斯波西托来到了坡道上，把球棒递给了男孩，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那天晚上，游骑兵队输掉了比赛，但菲尔·埃斯波西托赢得了两位终身球迷。
——约翰·霍林斯沃思
回顾丈夫二十六年辉煌棒球生涯中最为瞩目的时刻，露丝·瑞安说道：
在比赛中，诺兰总是会从休息区里跑出来，扫视本垒板后面的看台，寻找我的身影。他会找到我的脸，对我咧嘴一笑，又或许会快速地冲我点点头，仿佛在说“你来了，我真高兴”。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瞬间，不会写进比赛的记录簿里，也不会出现在职业生涯的总结中。
——露丝·瑞安，《保卫本垒板》
格兰布林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埃迪·罗宾逊关爱球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建新体育场时，他们在入口处放置了一个巨大的标志——罗宾逊体育场：“在这里，人人都是主角。”
——杰罗姆·布朗德菲尔德，《埃迪·罗宾逊的人生比赛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