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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该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这几个答案：我在逃避什么、追求什么，以及为什么。
——詹姆斯·瑟伯
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有所奉献。我们渴望背负使命，想要投身于有意义的事业。然而，找到切实可行的日常奉献途径实非易事，对困于生活琐碎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厘清自己的坚持与追求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三位主人公在生命中都曾面临抉择。在抉择时刻，他们被迫做出选择——或主动行动，做出贡献；或被动坐视，袖手旁观。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约翰·贝克的年轻人。作为天赋异禀的跑者，作为立志参加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约翰的意义感和贡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阅读他的选择和目标，思考一下，未来几周、几个月和几年内，你将以何种方式生活，会做出何种贡献。
1969年春天，24岁的约翰·贝克对未来满怀希望。此时的他正处于令人惊叹的运动生涯巅峰时期，被体育记者誉为世界上最快的英里跑选手之一。他的梦想是代表美国参加1972年的奥运会。
回顾贝克的早年经历，很难想象未来他会取得如此显赫的体坛地位。贝克身材瘦小，比他在阿尔伯克基的大多数青少年朋友都要矮上几厘米。大家都认为他的身材相当不协调，参加不了高中的田径比赛。然而，高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改变了贝克的生活轨迹。
有一段时间，曼扎诺高中的田径教练比尔·沃尔法特一直在努力说服一位有潜力的高个子长跑运动员约翰·哈兰德加入田径队。约翰·哈兰德是贝克最好的朋友，他拒绝了教练的邀请。“让我加入田径队吧，”有一天，贝克建议道，“这样哈兰德也会和我一起加入的。”沃尔法特答应了贝克，这一策略也的确奏效了。就此，约翰·贝克成了一名长跑运动员。
那年的第一场比赛是横跨阿尔伯克基东部山麓的1.7英里
越野赛。大多数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阿尔伯克基的州越野冠军劳埃德·戈夫身上。枪声一响，参赛选手按规定排成队列，戈夫带头，哈兰德紧随其后。四分钟后，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远处转弯处的矮丘之后。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接着，一个身影独自出现。沃尔法特教练用手肘轻轻推了一下助手。“戈夫来了，”他说，然后他举起了双筒望远镜，“老天！”他惊呼道，“不是戈夫！是贝克！”
贝克将一众震惊的对手远远甩在身后，独自穿过了终点线。他的成绩是8分3秒5，创下了新的纪录。
在那座小丘的另一侧发生了什么？之后贝克做出了解释。比赛进行到一半时，远远落后于前面几人的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竭尽全力了吗？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目光紧盯着前方最近选手的后背，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一个点。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超前面的那个选手，再去追赶下一个。他的体内升腾起一股未知的能量。“我几乎陷入了一种催眠状态”，贝克回忆道。他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前面的对手。尽管肌肉疲惫不堪，但他保持着狂风般的节奏，直至越过终点线，才筋疲力尽地倒了下来。
这场比赛是否只是个偶然？随着赛季推进，沃尔法特为贝克报名了许多比赛，结果都与第一次如出一辙。一旦踏上赛道，这位玩心重的腼腆少年就会变成一名无法撼动的凶猛选手，变成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拼命三郎”。大三结束时，贝克已打破了六项州级田径纪录，在大四期间，他更是被誉为该州史上最优秀的一英里赛跑选手。而当时贝克还不到十八岁。
1962年秋天，贝克进入新墨西哥大学的阿尔伯克基校区就读，在这里，他加大了训练强度。每天天一亮，贝克就会手握防狗喷雾罐，穿过城市街道、公园和高尔夫球场，跑上二十五英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无论新墨西哥林狼队到何地参加比赛，是阿比林、塔尔萨还是盐湖城，“黑马约翰”贝克总能出人意料，将热门选手一一击败。
1965年春天，那时贝克还是大三学生，全美最具威名的田径队隶属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因此，当强大的“特洛伊”
军团前来阿尔伯克基参加对抗赛时，体育评论员们并不看好林狼队。他们认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三巨头”将会称霸一英里赛跑，这三巨头分别是克里斯·约翰逊、道格·卡尔霍恩和布鲁斯·贝斯。三人的一英里赛跑成绩都比贝克要好。
贝克在第一圈领先，然后他有意识地放慢脚步，退居第四名。卡尔霍恩和贝斯犹疑不安地来到了被贝克所放弃的领先位置。约翰逊则谨慎地保存体力。在第三圈的远端转弯处，贝克和约翰逊同时向第一名发起冲刺——然后撞在了一起。贝克为了努力保持平衡，落后了几米，约翰逊则取得了领先位置。距离终点还有约三百米时，贝克发起了最后冲刺。先是贝斯，然后是卡尔霍恩，他们一个一个地被贝克超越。抵达最后一个弯道时，约翰逊和贝克并驾齐驱。慢慢地，贝克领先了将近一米。他双手高举成象征着胜利的V形，冲过终点线，以三秒的优势获得了胜利。贝克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所在队伍的士气，林狼队在随后的每个项目中均大获全胜，而士气低落的特洛伊军团遭遇惨败。
毕业后，贝克开始考虑职业道路的选择。有人聘请他去当大学教练，但他一直计划着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作。但同时，贝克又心存着冲击奥运奖牌的梦想，不甘心完全放弃比赛。权衡之下，他接下了一份能够兼顾两个愿望的工作——他成了阿尔伯克基阿斯彭小学的教练，同时重新开始了严格的训练，备战1972年奥运会。
在阿斯彭小学，贝克又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在操场上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没有哪个孩子会享受到体育明星般的待遇，也没有哪个孩子会因为能力不足而受到批评。他唯一的要求是每个孩子都要全力以赴。贝克的公正不阿和真诚关怀获得了孩子们的热烈回应。孩子们要是有什么不满，都会首先向贝克教练倾诉。听到孩子们的话，贝克不会怀疑真假，而是当作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于是“教练在乎孩子们”的口碑便传开了。
1969年5月初，在即将满25岁的时候，贝克发现自己在训练中很容易感到疲劳。两周后，他开始胸痛。而在月底的一个早晨，醒来后的他感到腹股沟异常肿痛。于是，他前去就医。
在泌尿科医生爱德华·约翰逊看来，贝克的症状很不妙，需要立即进行探查性手术。手术证实了约翰逊的担忧。在贝克的一个睾丸中出现了细胞癌变，并且肿块已经广泛扩散。尽管约翰逊医生没有明说，但他心里估计，即使贝克进行第二次手术，可能也仅剩下约六个月的寿命。
此时的贝克正为第二次手术而在家休养，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他再也没机会跑步，也无缘奥运会了。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教练生涯也结束了。最糟的是，他的家人将面对数月的煎熬。
在第二次手术前的那个星期天，贝克独自离家，开车到山里兜风，一去就是几个小时。当晚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发生了巨变。他一直习惯于把微笑挂在脸上，但在确诊后的这段日子里，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强颜欢笑，因此，今晚他脸上自然而真诚的笑容便显得格外不同，更重要的是，两个星期以来，他首次谈到了未来的计划。那天夜里，他告诉了妹妹吉尔当天发生了什么。
他开车去了桑迪亚峰——一座两英里高的雄伟山峰，俯瞰着阿尔伯克基东部的天际线。他把车停在悬崖边上，坐在车里，思考着自己的病情会给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只要一瞬间，他就能结束家人以及自己的痛苦。带着无声的祈祷，他发动了引擎，伸手去够紧急制动器。突然，他眼前闪过一幅画面——阿斯彭小学里孩子们的脸。他曾经教导孩子们，即使困难重重，也要竭尽全力。面对他的自杀，孩子们会做何感想呢？他感受到了直抵灵魂深处的羞愧，终究还是关掉了点火装置，瘫倒在座位上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他的恐惧已然平息，他的心灵已然平静。他告诉自己，接下来要把时间都奉献给孩子们，哪怕寥寥无几。
9月份，经过大范围手术和一整个夏天的治疗，贝克再度投入工作，并且在已经相当充实的日程上又增加了一项新目标——为残障人士提供体育活动的机会。曾经，残障的孩子们只能站在场边眼巴巴地看着，但现在，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们都能够穿上阿斯彭小学的正式球衣，担任“教练计时员”或“装备管理员”，都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工作获得“贝克教练”绶带。绶带是贝克自己晚上在家里制作的，所用材料也是他自费购买的。
到感恩节的时候，阿斯彭小学几乎每天都能够收到家长来信，内容为感谢和赞扬贝克。（不到一年，阿斯彭小学和贝克家就收到了五百多封感谢信）“从前每个早晨，我儿子都是个难缠的小恶魔。”一位母亲在信中写道，“把他叫起来，让他吃早餐，让他出门，都艰难得让我难以忍受。但现在，他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想去学校。他还是首席内野击球手。”
另一位母亲写道：“我儿子说阿斯彭小学里有超人，虽然他言之凿凿，但我并不相信。我偷偷开车过来，观看贝克教练和孩子们的比赛，发现我儿子说的没错。”还有一份来自祖父母的信：“在其他学校，我们的孙女因笨拙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如今她在阿斯彭小学度过了美好的一年，贝克教练给她评了‘A’，表彰她的全力以赴。上帝保佑这个年轻人，他为一个胆怯的孩子带来了自尊。”
12月，在约翰逊医生的一次例行检查中，贝克抱怨说喉咙痛和头痛。经检查确认，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到了他的颈部和脑部。医生意识到，四个月来，贝克一直默默地忍受着剧痛，凭借不可思议的专注力，他无视了疼痛，就像跑步时无视了疲乏一样。医生建议注射止痛药。贝克摇了摇头。“只要尚有余力，我还是希望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他说，“注射止痛药会让我反应迟钝。”
医生后来说：“从那一刻起，约翰·贝克在我心中就成了无私的楷模。”
1970年初，贝克受邀担任阿尔伯克基一个小型田径俱乐部的教练。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叫作杜克城冲锋者，招收的是从小学到高中年龄段的女孩。他当场接受了邀请，就像阿斯彭小学的孩子们一样，冲锋者的女孩们热烈欢迎新教练的到来。
有一天，贝克带着一个鞋盒来到了训练场。他宣布要颁发两个奖项，而其中一个给屡败屡战的女孩。贝克一打开盒子，女孩们都惊呼起来，盒子里有两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奖杯——当之无愧的冲锋者便可获得这样的奖杯。几个月后，贝克的家人发现，他颁发的这些奖杯是他当年比赛获得的，只不过他小心翼翼地擦除了奖杯上自己的名字。
这年夏天，杜克城冲锋者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俱乐部，在新墨西哥州和周边各州的比赛中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贝克自豪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冲锋者将闯入AAU决赛。”
但贝克面临着一个新问题。频繁的化疗注射给他带来了严重恶心的身体反应，他吃不下东西。尽管体力不断下降，但他仍继续监督冲锋者的训练。他通常坐在训练区上方的小山包上，大声鼓劲。
10月的一个下午，在小山包下的小径上，女孩们聚在一起，其中一个向贝克跑去。“嘿，教练！”她喊道，“你的预测成真了！我们受邀参加下个月在圣路易斯举行的AAU决赛。”得知这个消息，贝克欣喜若狂，向朋友们坦言自己只剩一个心愿了——活得足够长，能和她们一起走下去。
可惜事与愿违。10月28日上午，在阿斯彭小学，贝克突然捂着肚子倒在操场上。检查发现，是扩散的肿瘤破裂而引发休克。贝克拒绝住院治疗，坚持要回学校，度过在学校工作的最后一天。他告诉父母，他希望孩子们能记住他昂首挺胸的样子，而不是无助地倒在地上的样子。
贝克不得不靠大量输血和镇静剂维持生命，他意识到，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圣路易斯之行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开始每天晚上给冲锋者成员打电话，敦促女孩们在决赛中全力以赴，直到给每个女孩都打了一遍电话才停下来。
11月23日傍晚，贝克再次昏倒。救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时，他几乎没有意识了，却还是以微弱的声音对父母玩笑道：“让灯闪烁起来，我要闪耀离场。”11月26日黎明时分，贝克躺在病床上，对握着他双手的母亲说：“对不起，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随着最后一声叹息，他闭上了眼睛。那是1970年的感恩节，距离约翰·贝克在约翰逊博士那儿首次确诊已经过去了18个月。他在死神面前为自己赢得了12个月的生命。
两天后，杜克城冲锋者的成员们泪流满面地在圣路易斯赢得了AAU冠军——“为了贝克教练”。
约翰·贝克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不过，在他的葬礼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阿斯彭小学的一些孩子开始将学校称为“约翰·贝克小学”，学校的新名字像野火蔓延一样传播开来。之后又掀起了一场使新名字正式化的运动。孩子们表示：“这是我们的学校，我们想把它叫作‘约翰·贝克’。”阿斯彭官员将此事提交给阿尔伯克基校董会，校董会建议进行投票。1971年初春，阿斯彭地区的520个家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投票——520票赞成，零票反对。
1971年5月，贝克的数百名朋友和他教过的所有孩子出席了更名仪式，阿斯彭小学正式更名为约翰·贝克小学。今天，这所小学作为一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矗立在这里，纪念着一位勇敢的年轻人，他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将痛苦的悲剧变成了不朽的丰碑。
癌症找上了约翰·贝克，而他选择了更好的回应方式——奉献。在生命的最后，贝克把精力献给了孩子们的心灵和精神建设，他遗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触动了无数人，也将永远铭刻在无数人的生命当中。在这一过程中，他必然体会到了伴随有意义的生活而来的内在回报。
和约翰·贝克一样，下个故事的主人公玛丽·克拉克也面临着抉择。她的孩子已经长大，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告别过去的生活后，她会选择当一个人生的“旁观者”，还是选择做出贡献呢？
墨西哥蒂华纳的拉梅萨监狱发生了暴乱。只能容纳六百人的监狱里，却有两千五百个囚犯挤在一起。囚犯们忍无可忍，把破罐碎瓶砸向警察，警察则以机枪还击。
在骚乱达到顶峰之时，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女人，个子不高，约1.6米，六十三岁，身着一袭整洁的修女服，平静地步入战局，伸出双手，做了一个简单的和平手势。她不顾呼啸的子弹和飞掷的瓶子，静立着命令众人停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众人照做了。罗伯特·卡斯曾沦为阶下囚，如今已然改过自新，他表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安东尼娅修女，再无人能做到此事。她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在蒂华纳，安东尼娅修女出行时，大街上的车辆都会为她驻足，蒂华纳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特蕾莎修女”。在过去的25年里，她自愿住在拉梅萨一间混凝土牢房里。这里狭小简陋，没有热水，周边都是杀人犯、扒手以及毒贩。而她将这些邻人唤作“儿子们”，不分昼夜地照顾他们，为他们采购抗生素，给他们分发眼镜，为有自杀倾向的人提供心理疏导，为死者沐浴净身。对此，她毫无怨言地解释道：“我住在此处，是为了防止有人半夜被刺身亡。”
安东尼娅修女，本名玛丽·克拉克，幼时生活在比弗利山庄豪华住宅区，和拉梅萨的牢房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她的父亲出身贫寒，却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办公用品公司。忆起父亲，她说道：“他总是告诉我，有钱的时候会更容易应对困境。”父亲还告诉她，一日为比弗利山庄女郎，终生为比弗利山庄女郎。她对父亲的这番话深信不疑。
“我曾经是个浪漫主义者，”她说，“现在仍然是，真的——总是透过玫瑰色的滤镜来看待世界。”克拉克成长于好莱坞全盛时期，那时候，电影里的大明星就连下个楼都跳着踢踏舞——同时，那也是二战期间。十几岁时的她，是一个活力四射的美人。在周末的夜晚，她会和年轻的士兵们在食堂跳舞，畅想未来。在她的梦想中，她会有一个丈夫、很多孩子，以及一座如画般美丽的房子。
这一切都成真了。高中毕业后，克拉克结了婚。在格拉纳达高地市一处敞亮的房子里，她养育了七个孩子。25年后，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这是一段她不愿多谈的伤心往事。“梦想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从未实现过，”她说，“如今重要的，是我的第二次生命。”
婚姻结束了，与她亲密无间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她遵循本能的指引，转而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他人的苦难始终对她影响深刻。她说：“看电影《叛舰喋血记》的时候，我没看完就离开了电影院，因为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别人被绑在桅杆上鞭打。”父亲去世后，她接手生意，经营了17年，但却不想把生意做大做强。她指出：“打电话谈生意和打电话为秘鲁的医院募捐床位，都是费神费力的事。总有一天，你不能再冷眼旁观，必须跨出一步，去做点什么。”
她迈出了一大步。六十年代中期，她与一位天主教神父一起穿越墨西哥边境，为穷人运送药品和物资。她说：“那时候，我认识的墨西哥人不多，只有家里的园丁。”现在，她感觉自己已经和墨西哥人相依为命。
她的第二次生命，始于她和牧师在蒂华纳迷路的那天。
他们本想去当地监狱，却误打误撞来到了拉梅萨。眼前的景象立即触动了她。“医务室里的人们病得很重，但每当你走进去，他们就会站起来迎接你。”不久后，她就开始在那里过夜，睡在女囚区的铺位上，学习西班牙语，尽她所能帮助囚犯及其家人。
1977年，玛丽·克拉克确信自己得悟了上帝的指示，于是成为安东尼娅修女。拉梅萨监狱成了她离不开的家，就连平安夜也在那里度过。“孩子们理解她的选择。”她的朋友诺琳·沃尔什·贝根说，“孩子们明白，从前自己受母亲的照料，现在母亲要去照料别人了。”
前囚犯卡斯最近给刚出生的女儿取了安东尼娅修女的名字。他表示：“很难相信有人能跟上她的脚步。她总是来去匆忙，却总能为你抽出空来。她受众人爱戴实在是理所当然。”
安东尼娅修女认为，爱就是为众人奉献。“我支持严厉打击犯罪，但不认为应该对罪犯过于苛刻。就在今天早上，我和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聊天。他偷了一辆车。我问他知不知道一辆车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买一辆车需要多长时间。我说：‘我爱你，但我不同情你。你有女朋友吗？也许你在这里坐牢的时候，有人会趁机把她偷走。’然后我给了他一个拥抱。”她给予每个人拥抱，也给大家指导以及建议，不仅仅是囚犯，还包括警卫。
多年来，安东尼娅修女一直开着一辆重新漆成宝蓝色的纽约切克出租车，在蒂华纳四处奔波。“有一天，我倒车的时候撞上了一辆警车。”她大声笑着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噢，谢天谢地，是辆警车！我知道自己的反应不太寻常，不过，我确实爱警察，他们也爱我。”
作为一名极富魅力的演说家，她吸引了一大批拥趸。从床垫到药品，再到资金，他们为她包揽了一切。当地一名牙医以成本价为那些连牙刷都没见过的囚犯提供了数千套假牙。安东尼娅修女认为牙齿很重要，她强调说：“要想找到工作，就得学会微笑。”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并表示：“虽然住在监狱里，但二十七年来，我从不曾感到沮丧或绝望。我希望让世界更美好，而我始终觉得自己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
安东尼娅修女传达给世人的，并非必须放弃国家、家庭或生活方式才能做出贡献，而是无论年龄或地位，每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面对各种抉择：是向前迈进，付诸行动；还是坐在观众席上，继续旁观。安东尼娅修女选择走出观众席，投身于有意义的生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世界更美好”。
韦德兰·斯梅洛维奇也面临着重大抉择。作为残酷战争的见证者，他完全有理由待在家里安然度日。然而，当生活发出了召唤，他还是做出了回应，重新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作为一名钢琴师，我受邀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国际大提琴音乐节上与大提琴家尤金·弗里森一起表演。每两年，世界级大提琴家及琴弓制作师、收藏家、历史学家等致力于这一低调乐器的人汇聚一堂，开展为期一周的研讨会、大师班、独奏会和派对。六百多位参与者每晚都会聚集在一起听一场音乐会。
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的开幕之夜演出是无伴奏大提琴作品。在宏伟的音乐厅里，一把孤零零的椅子摆在舞台上。没有钢琴、没有乐谱架、没有指挥台。这是大提琴音乐最纯粹、最强烈的形式。现场的气氛中充满了期待和专注。
1994年4月的那个晚上，举世闻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是表演者之一。在他所演奏的乐曲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1992年5月27日的萨拉热窝，一家面包店正在做面包，并将面包分发给饱受战争摧残的饥饿民众。这家面包店是尚有面粉供应的少数几家面包店之一。下午四点，店门前排队的长龙一直延伸到街上。突然，一枚迫击炮弹直接落在队伍中央，炸死了22人，血肉、骨头和瓦砾四处飞溅。
不远处住着一位三十五岁的音乐家，名叫韦德兰·斯梅洛维奇。战前，他曾是萨拉热窝歌剧院的大提琴手，他一直耐心等待着，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这一高雅职业。而当他透过窗户，看到轰炸屠杀的惨状时，他被推到了无法承受也无法忍受的地步。伤痛之余，他决心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来应对：演奏音乐。这种音乐是面向公众的、是充满勇气的，也是立足于战火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天里，每到下午四点，斯梅洛维奇就穿上全套正式演出服，拿起大提琴，走出公寓，投身到身边激烈的战斗中去。他在弹坑旁放了一把塑料椅子，在此演奏了已逝的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板》——古典曲目中最为悲恸也最为难忘的曲目之一。他对着废弃的街道、破碎的卡车和燃烧的建筑演奏，对着炮火中躲在地窖里的惊恐民众演奏。在轰炸之下，砖石在他周围飞溅，而他以不可思议的勇气代表了人类的尊严，代表了在战争中丧生的人，代表了文明，代表了同情，代表了和平。尽管炮火不断，他却从未受伤。
这个不同寻常之人的故事见报后，英国作曲家大卫·王尔德为之动容，决心要为他写一首曲子。他写出了一首无伴奏大提琴作品《萨拉热窝大提琴手》，将自己的爱与恨、对韦德兰·斯梅洛维奇的情谊尽数倾注于这一作品之中。
《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正是马友友当晚要演奏的曲目。
马友友走上台，向观众鞠了一躬，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乐声响起，悄然渗入寂静的大厅，营造出幽暗而又空荡的空间氛围，萦绕于心。这乐声逐渐变为一种夹杂着痛苦和尖叫的狂怒，紧紧抓住所有人的心，最后，褪成垂死哀鸣，沉闷回荡着，终归于寂静。
演奏完毕，马友友仍然俯身在大提琴上，琴弓也停在琴弦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厅里无人动作，也无人出声，我们仿佛刚刚目睹了那场可怕的屠杀。
最后，马友友向观众席望去，招手示意某人上台。难以言喻的感觉触电般席卷了我们：来人正是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韦德兰·斯梅洛维奇！
斯梅洛维奇从座位上站起来，沿着过道走去，马友友则下台相迎。他们张开双臂，热情相拥。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爆发出一种混乱而又情绪化的狂热。
狂热风暴中心的两个人也在毫无顾忌地拥抱和落泪。马友友，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古典音乐王子，不论仪表还是表演，都堪称完美无瑕。而韦德兰·斯梅洛维奇，一身污渍斑斑、破烂不堪的皮革机车服，他脸上满是泪水和悲痛，乱蓬蓬的长发和浓密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一些。
在炮弹、死亡和废墟前，这个人曾挥舞着大提琴，藐视一切。在他面前，我们都被剥去了面具，袒露出最纯粹、最深刻的人性。
一周后，我回到了缅因州。一个夜晚，我坐在钢琴前，为当地一家疗养院的病人合唱伴奏。我忍不住将眼前这场音乐会与音乐节上所见的震撼场面比较了一番，而后，我被二者深层次的相似之处所震撼。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用他的音乐反抗死亡和绝望，颂扬爱和生命。而我们在这里，在一架旧钢琴的伴奏下，一群病人嘶哑地唱着，也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虽没有枪林弹雨，但也直面那些真实的痛苦——老眼昏花、令人窒息的孤独、一路走来所积攒的伤痕，唯有珍存的记忆可聊以自慰。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高歌、鼓掌。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不管对于创作的一方，还是倾听的一方，音乐皆是一份众生平等的馈赠。音乐不仅抚慰人心、鼓舞士气，还是团结的号角。通常在困境中，人们并不会主动寻求音乐的帮助，但恰恰这种时候，音乐往往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当今世界遍布战场——真正的战场、社会的战场、情感的战场、精神的战场。诚然，鉴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身边总有人活在不同程度的绝望之中，也许是生计艰难，也许是忧心家人，也许是健康状态每况愈下。韦德兰·斯梅洛维奇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安全的家，“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也就是演奏音乐。
约翰·贝克、安东尼娅修女和韦德兰·斯梅洛维奇都面临着关键的抉择。约翰·贝克的抉择时机出现在桑迪亚峰，安东尼娅修女的抉择时机出现在丈夫和孩子相继离开之后，韦德兰·斯梅洛维奇的抉择时机则出现在他透过窗户看到满目疮痍之际。尽管抉择时机很关键，但他们实际上每天都在做出真正改变生活的决定，因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不再冷眼旁观，而是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平凡伟大”——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一种日常选择，而非一锤子买卖。
那你呢？根据过去一周的情况来看，你是旁观者还是贡献者？你对自己目前的贡献满意吗？如果不满意，建议每日一省：生活对我的要求是什么？然后用心聆听良知那平静而微弱的声音，寻找答案。
●对约翰·贝克而言，桑迪亚峰是僻静的所在，在那里，他得以思考自己的未来，思考自己希望以何种方式做贡献。你的桑迪亚峰又在哪里呢？你到那儿去的次数够多吗？
●如果明年是你的最后一年，你选择如何度过？你会如何度过明年、下个月或者明天？
●安东尼娅修女放弃了比弗利山庄式的生活，选择每天睡在监狱里。为了做出更重大的贡献，你愿意放弃生活中的哪些舒适？
●韦德兰·斯梅洛维奇决心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演奏音乐。故事的作者保罗·沙利文受他的鼓舞，到疗养院去为病人弹钢琴。对他们而言，“最擅长”指的并不是“比所有人都强”，而是做到自身的极致。你最擅长什么呢？
寻觅生命意义的人，通常都找到了能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的目标，且自身思想和行动都围绕着这一目标来规划和实践。
在我小的时候，只有蝙蝠侠有手机，是一部车载电话。我当时想：天啊，拥有一部车载电话，这简直难以想象！但科技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生活。我们每天醒来，依然面临着选择：我今天是要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呢，还是不为此而费心呢？
——汤姆·汉克斯
仅仅勤勉是不够的，即使对蚂蚁而言也一样。你的勤勉是为了什么呢？
——詹姆斯·瑟伯
有些人把忙碌和富有成效混为一谈。他们是人类的风车，努力运转，但实际上收效甚微。
——卡罗琳·唐纳利，《金钱》
倘若仔细聆听，你会发现，虽然所有强者的背后皆是众议纷纭，但他们内心深处从不会无所适从，他们秉持着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将目标和动力强有力地统筹协调起来。
——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做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弗里德里希·尼采
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足迹，这很好，但更重要的是确保足迹指向的是一个可贵的方向。
——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
超越个人的崇高事业能够将个人涵盖在内，却又广阔无垠，不受个人限制，没什么比为此奋斗更自由的了。
——约翰·麦凯恩，《父辈的信仰》
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毫无贡献的余力，但历史上满是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日常选择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们觉得自己的贡献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失去了这一滴，大海会变得更少。
——特蕾莎修女
没人会穷到什么都给不出的地步：山间的小溪也会说因为自己不是河流，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大海的。给予那些自己拥有的东西就好，你的微不足道或许对旁人而言恩重如山。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
每个人都能够给予。能够阅读，就帮助不能阅读的人。有一把锤子，就找个钉子。倘若你有余粮、有热闹、有余力，那么就帮助没有的人吧。
——乔治·H.W.布什
很多人觉得，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人类命运上有所作为，太过自命不凡。但他们都错了。你必须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好的社会只能由好的个人创造出来，就像在总统大选中，众多个人选票汇聚在一起，就成了多数票。
——伯特兰·罗素，《当代哲学》
星星再小，也会发光。
——芬兰谚语
我始终坚信，人人皆可尽一己之力，终结世间部分苦难。
——阿尔贝特·施韦泽
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决心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演奏音乐”。你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做贡献呢？
无论你是谁，总有一些比你年轻的人把你视为榜样。有些事，你不做，永远都不会有人做。在你逝去后，会有人怀念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独属于你，没有人能够替代。
——雅各布·M.布劳德，《布劳德写给演讲家和作家的书》
我七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举家搬到了纽约，我当时已经在学习大提琴。几年后，父母让我跟着伦纳德·罗斯学习。伦纳德是一位伟大的大提琴家，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师。我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幸运的是，他很有耐心。
听伦纳德演奏时，我常常想：“他怎么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声音？怎么会有人能做到呢？”但音乐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伦纳德也知道这一点。他告诉我：“我教了你很多东西，但现在你必须自己学习了。”因为实际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对自己说“我只想变得像某个人一样”。你得从别人那里汲取知识，但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声音。
——马友友
人来到这世上，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自身独特性。正如一位名叫祖西亚的哈西德派拉比的临终遗言所说：“在我将往之界，人们不会问我，‘为什么你不是摩西？’只会问我，‘为什么你不是祖西亚？’”
——马丁·布伯，《时间》
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英雄，却忘记了自己对某些人来说也是非凡的。
——海伦·海耶斯，《我们最好的年华》
抽出时间，以简洁的语句记录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就会出现一些最能引起思考的时刻。这些语句可以成为个人宪法，成为制定人生引导决策的框架。思考下列名言和诗篇：
我希望能够彻底耗尽自己而死，因为工作得越努力，热爱就越丰盈。我为生活本身而感到高兴。对我来说，生命不是会燃尽的蜡烛，而是生生不息的火炬。它暂时握在我的手上，在把它传给后代之前，我想让它尽可能地点亮世界。
——乔治·萧伯纳，摘自《萧伯纳的生活和作品》
笑口常开；赢得聪明人的尊重和孩子们的喜爱；赢得诚实批评者的赞赏，忍得假朋友的背叛；欣赏美，发现别人的优点；给世界留下美好，可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一片花园，或者得蒙救赎的社会；至少有一个生命因为你的存在而活得更轻松。这就是成功。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我只会到这世上走一遭，因此，任何力所能及的善事、可给予任何生灵的仁慈，我都要立即去做。别让我拖延或视而不见，因为我将不会再来这里。
——史蒂芬·葛瑞利特
主啊，使我成你和平之媒介，予仇恨以大爱，予错咎以宽恕，予不和以真理，予疑窦以公正，予绝望以希冀，予阴霾以光明，予悲哀以欢乐，主啊，使我少为己求，少求受抚慰，但求抚慰人，少求得理解，但求理解人，少求被爱，但求爱人，盖因有予方有得，忘我方得自我，宽恕方受宽恕，死亡方得永生。
——圣方济各
希望懂我的人会这样评价我：如果认为某处能长出花来，这个人就会拔掉蓟草，种下花。
——亚伯拉罕·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