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传入中土以后，一度在民间秘密流传。至桓、灵时期，出现了安世高、支娄迦谶两位译经高僧，分别将小乘与大乘经典译为汉文，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迨至魏晋时期，佛教在民间更为普及。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大力弘扬。一方面，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高僧来华传教，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另一方面，拓跋氏入主中原后，接受了佛教思想，希望借此教导民俗。自北魏太祖拓跋珪以降，北魏历代统治者大都礼敬佛徒沙门。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后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于是转而禁佛。至太武帝太孙拓跋濬继位，诏复佛法，佛教方得以恢复。北魏灭亡以后，北周武帝又下令灭佛灭道，僧尼道士并令还民，经像法器悉数毁坏。直至隋代后，文帝杨坚才重新恢复了佛教。在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法，先后四次舍身出家，均由群臣捐钱赎回。梁武帝以前，汉传佛教并无断肉之法，武帝依据《大般涅槃经》，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食肉饮酒，自此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大量僧侣南下传法，佛法兴盛直至陈朝。净土宗、天台宗亦随之发扬光大。自东晋至南朝，历代帝王皆大力建造佛寺，供养僧侣。

传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于南朝刘宋时，乘船到达广州，从学于中天竺出身的译经高僧求那跋陀罗，后以四卷《楞伽经》传授徒众。梁武帝遣使迎达摩至建康，与其谈法。武帝询问达摩自己有何功德，达摩答曰“并无功德”，两人话不投契，达摩遂离开江南，游于北魏，于是就有了“一苇渡江”的典故。达摩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称“壁观婆罗门”。这之后，达摩将禅法传于二祖慧可，再传至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楞伽宗（初期禅宗之别名）得以在中国北方落地生根，成为一个独特的门派。不过，彼时禅宗尚未普及，一直依附于律宗。直至唐朝中期，才有了正式的禅寺。

唐祚初建，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颁《沙汰僧道诏》云：“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又多次沙汰僧尼。不过，玄奘法师以“五不翻”的译经标准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瑜伽师地论》等广为流传，形成了以佛法研究与实践为宗旨的法相宗。武后临朝时期，崇佛抑道，华严宗由此兴起，禅宗也得以发扬光大。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惠能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而北宗的神秀则主张渐修。开元二十年（732），惠能的弟子神会于河南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与神秀的门人崇远论战，指斥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此后，南宗日盛而北宗渐衰，南宗得以确立为中国禅宗之正统。惠能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惠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达于极盛，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懿宗诸帝均笃信佛教，除代宗以外，上述诸帝均曾迎奉佛骨舍利入宫供养。其中尤以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迎奉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牟尼佛指骨入宫，为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表极力反对一事最为著名。韩愈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至“瘴疠之地”的潮州，可谓以失败告终。然而，二十余年后的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因寺院经济过度扩张，影响国库收入，在亲信道士的鼓动之下，敕令毁佛。不到一年时间，共拆毁寺院4 600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260 5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史称“会昌法难”。尽管武宗死后，宣宗又恢复了佛教，然而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使得寺院产业被剥夺，庙宇废毁，僧尼还俗，经籍散佚，佛教不可避免地由极盛走向了衰微。

迨至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周世宗柴荣为统一天下，敕令停废无“敕额”（即皇帝御赐之匾额）之寺院，毁佛像法器以铸造铜钱。至宋代，佛教只剩下禅宗、净土宗与天台宗。其中禅宗受到士大夫的青睐，净土宗则深植民间。除徽、钦二帝以外的北宋历代皇帝对于佛教均采取有所限制的扶植政策，佛教因此得以稳定发展。徽宗赵佶崇信道教，于宣和元年（1119）颁布《革佛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宋史·徽宗本纪》）。不过，随着是年五月都城大水，颇受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登城压胜失败，既而在与太子赵桓的政治斗争中失势，《革佛诏》最终未能广泛施行。宋室南渡以后，禅宗大兴，高丽、日本的僧侣积极来华学习禅宗。

在日本，禅宗由于获得镰仓幕府支持，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佛教宗派。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日僧明庵荣西于庆元府天童寺虚庵怀敞禅师处受传临济宗黄龙派心印，归国后大兴临济宗禅法，于日本建仁二年（1202）在京都创立建仁寺；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道元禅师入宋，从学于天童寺曹洞宗如净禅师门下，道元归国后，于日本宽元二年（1244）在福井创立永平寺，是为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禅师兰溪道隆东渡日本，传入临济宗杨岐派禅法，并于日本建长五年（1253）在镰仓创立建长寺；明清鼎革之际，福建临济宗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于南明永历八年（1654）渡海赴日，受德川幕府支持，于日本宽文元年（1661）在京都宇治建成万福寺，号称“新黄檗”。以上即是日本禅宗三大派别临济宗、曹洞宗与黄檗宗的起源。

镰仓时代以降，禅宗在武士与平民之间受到欢迎。日本各地禅寺林立，禅僧中多有能诗善画者，对五山文学（镰仓时代后期至室町时代，以镰仓五寺、京都五寺的禅僧为中心倡导的汉文学的统称）及日本水墨画的繁荣多有贡献。明治维新以后，禅学思想则借由铃木大拙的推广，被介绍到了西方世界。

本书的作者铃木大拙，本名贞太郎，明治三年（1870）十月十八日出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下本多一个旧藩医的家庭。明治二十五年（1892），铃木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哲学科。在学期间，随镰仓圆觉寺的今北洪川、释宗演等人参禅，并从释宗演处受居士号“大拙”。大拙二字的来历，正是《老子》《碧岩集》等书中所谓的“大巧若拙”。明治三十年（1897），大拙受释宗演推荐赴美，在伊利诺伊州拉萨尔的欧朋·柯特出版社担任编辑，将《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佛、道教典籍译为英文，并以英文撰成《大乘佛教概论》等著作，将包括禅文化在内的佛教文化介绍至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明治四十二年（1909），旅居美国十二年的大拙返回日本，任学习院、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次年升任学习院教授。弟子中有着日后成为民艺理论家的柳宗悦与成为实业家的松方三郎等人。大正十年（1921），大拙受聘为大谷大学教授，迁居至京都。昭和九年（1934）五月至六月，大拙来华访问，先后考察了江浙、北京等地的寺庙道观与文教机构，与鲁迅、蒋梦麟、钱稻孙、胡适等文化界名流有所交流。昭和十一年（1936），大拙应邀至英美两国访问，先后在剑桥、牛津、哈佛等多所大学做“禅与日本文化”的讲座，并于牛津大学开设坐禅会。昭和二十四年（1949），大拙当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并获颁文化勋章。这一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上，大拙就禅学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次年，年届八十的大拙赴美国纽约，相继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禅学。其后又赴欧洲，游历英、德、瑞士等地并举办讲演。昭和三十三年（1958）归国。此后，大拙基本隐居于由他本人在镰仓创建的松冈文库，持续进行禅学研究。昭和四十一年（1966）七月十二日，病逝于东京圣路加国际医院，享寿九十五岁。

铃木大拙一生著述宏富。2003年，由岩波书店编修的《铃木大拙全集（增补新版）》四十卷全部刊成问世。在大拙的约一百部著作中，有二十三部是用英文撰写的。大拙佛教思想的核心，即所谓“灵性的自觉”。他坚信灵性的自觉拥有着普遍性与世界性，因而持续地将禅学思想介绍至西方。今天英文中的“Zen”一词，就是由释宗演、铃木大拙等人将“禅”字的日文读音迻译为英文并推广开来的。哲学家梅原猛称大拙为“现代日本最了不起的佛教学者”，信非虚誉。

读者诸君手头的这部《东方的智慧》，创作于昭和三十八年（1963）大拙隐居于镰仓松冈文库期间，是作者人生最后的两部著作之一。本书可以看作大拙对其一生禅学思想的回顾与总结。行文自然洒脱，说理娓娓道来。旁征博引，富于机趣。大拙从东西方文化的根源出发，纵谈禅学对于东方思想的深刻影响，进而指出“无分别”的禅学思考方式之于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真可谓烛照源流，洞见真妄，是一部深入浅出、闪烁着睿智光芒的禅学论文集。

“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和平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大拙在他人生的最晚年，借由禅学的世界观，明确地指出战争的肇祸之由在于力量的竞争，表现出反战争、反强权的思想倾向。“他们已经忘记，智的世界以外还有着悲的世界。智与悲必须并存。更重要的是，智必须属于悲，然后才能运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智依靠悲才拥有了力量。真正的自由是从这里诞生的。”（《发挥人类原本的自由与创造性》）因此，大拙指出，“真正的自由在东方”。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大拙所下的这句断语，不禁为他的洞明远见所深深折服。

翻译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对佛学素无精研的门外汉而言，如何准确地把握原作者的思想，并用地道的中文如实地传达给中国的读者，是我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努力解决的课题。此外，本书中引用佛教经典之处甚多，出于多年爬梳古籍文献形成的学术习惯，翻译过程中皆已核对过原文。其中《高僧传》系列、《五灯会元》等书，采用的底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丛书；《碧岩集》采用的则是台北三民书局印行的“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特此说明，正文注脚中不再赘述。

最后，衷心地感谢本书的策划人——雅众文化的方雨辰女士、蔡加荣先生，没有他们的信任、支持与耐心的等待，就不会有这部译作的诞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编辑刘恒先生、夏应鹏女士与雅众文化的日文编辑马济园女士，细心审阅并校对了译稿，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笔者诠才末学，译文中粗疏谬误之处所在多有，尚请读者诸君垂察，不吝赐正。

陈文佳
2021年7月15日
于海上三千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