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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保加利亚玫瑰的初次相遇可以追溯到1994年，距离柏林墙倒塌不到五年。我参加了国家垄断企业保加利亚玫瑰公司（Bulgarska Roza）组织的一个国际研讨会，该公司是保加利亚国内玫瑰精油唯一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卡赞勒克位于保加利亚中部，历史上是花中皇后之都，这里的外国游客为数不多，人们建议这些游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玫瑰博物馆。
在离市区稍远的地方就是国家玫瑰研究院，虽然在新时代下研究院失去了大好资源，但它依然维持着一个农学家的小团队，进行着芳香植物的栽培，尤其是还运营着博物馆。这是一次特别的拜访。一个满腹怀疑的女向导不情愿地打开这片荒芜的地方，任由我们走到地窖之中，这里明显几乎没有人来，几个潮湿的房间试图再现四个世纪以来玫瑰在保加利亚的伟大历史。一切都已被彻底废弃——那场景令人心惊：1860年第一批蒸馏厂的照片集，照片集里一排排小蒸馏器正在木柴火上蒸馏，首批伟大的出口商将它们放置于此，他们为自己的实验室和在维也纳、巴黎或伦敦香水展览会上获得的奖牌自豪。还有一些手写的记录簿，上面标明了20世纪之初，山谷中每个村庄的精油产量。我还发现了玫瑰油容器“康姆”（konkum），一直以来保加利亚人在玫瑰精油出口中都使用这种容器，这是一种圆形的扁瓶，最初用铜制成，后来改用锡制，用保加利亚特色的布头和饰带包好，再用蜡封戳密封后交给买家。博物馆展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康姆，其容量为200升，这是一件独特的器具，虽然已有五十年未盛放玫瑰油，但它仍有玫瑰的香气。在继续参观的过程中，一段黄金时代的历史显现出来，但如此满布灰尘的呈现方式令人困惑。起初，这位保加利亚向导话很少，待到参观进入第二部分时，她的话就多了起来。这一部分全都有关共和国的光荣，广阔的田地和大拖拉机，采花队，现代化和国营工厂。最后的精彩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玫瑰节的照片展，尤其是玫瑰皇后的肖像长廊。博物馆里没有陈列此后的展品，仿佛时间也在此停止了。我问到关于如今精油的产量情况，向导的回答既断然又模糊——那时有三个生产玫瑰精油的国企，它们生产世界上最好的精油，因为到那时为止保加利亚人仍是花卉种植和蒸馏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我没忍心问她为何保加利亚的玫瑰从国际市场上和调香师的配方中消失了，被土耳其的精油取而代之。
博物馆中售卖一本小册子，里面解释了香水玫瑰在保加利亚种植的起源和历史，它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这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在山谷中种植玫瑰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对蔷薇水日益增大的需求使得奥斯曼帝国不愿再完全依赖波斯的供应——作为大马士革玫瑰的摇篮，波斯从公元1000年起就是蔷薇水的发源之地。在15世纪时，苏丹穆拉德三世任命他的园丁发展卡赞勒克特定玫瑰的种植业以供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使用，卡赞勒克位于他所在的埃迪尔内省。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这是好运的开端，在近三个世纪中这里都是整个帝国的玫瑰产地。1880年，当保加利亚重获独立时，当地人民一心希望被认定为现代玫瑰精油的发明者，因为经他们完善的二次蒸馏工艺所制出的精油正是当今调香师们所熟知的宠儿。保加利亚的玫瑰在六十年间享誉国际，直到20世纪20年代，博物馆还在竭力保存这段黄金时代的回忆片段。
卡赞勒克的博物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过去的光荣世纪的真实故事，在这个世纪里，世界的香水业中只有一种玫瑰，即卡赞勒克山谷的玫瑰。另一个是如今的故事，它尽力遮遮掩掩着自己的没落并因此而动人心弦，而我即将体验到这段没落的历史。
卡赞勒克的破败状况十分惊人。军械库曾是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大军备工厂，但它未从苏联解体中恢复，当时有几百名工人都失去了工作。面对着一排排灰色的建筑、城市周边锈迹斑斑的工厂荒地，以及混凝土建造的大会堂，这座城市的美丽景象所剩无多，唯有几处19世纪土耳其式的漂亮房屋——如今已然废弃——还有街道两旁的椴树。六月，椴树的花朵散发出蜜般香甜，也只有此时，人们才会想起这座城市曾经的美好岁月，以及六十年前作为世界玫瑰精油之都的荣光。
我丝毫未忘记在保加利亚最初的几天。保加利亚玫瑰公司的工作人员极力说服我们这些在场的外国人，向我们展现保加利亚精油生产业的繁荣。在一天要结束时的晚宴上，保加利亚玫瑰公司的负责人向我们讲述国际情谊，并慷慨地为友谊举杯。在一片俯瞰山谷的山毛榉林中，坐落着前任高管朱可夫的猎熊寓所。一天晚上，在那里举办的餐后宴会引人入胜。保加利亚人是南部斯拉夫人，是爱饮酒和跳舞的地中海人。随着宴会的进行，约定好的谈话让位于传统歌曲，歌声越来越低沉，我甚至觉得是整个民族在歌唱他们的历史。宾客眼中的泪水并不完全是因拉基亚国酒而流，泪水也诉说着玫瑰人受伤的骄傲以及一种怀念，他们并未亲身经历玫瑰产业的衰落，但却都将它深藏在心中。
保加利亚玫瑰公司的要员始终伴我左右，他一直在评估参观者中谁有买主的潜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精油的生产事实上已停止。蒸馏出的少量精油会被送往索菲亚中央实验室的地窖中，这里是国家的宝库，各个年代的玫瑰精油都存放在这里。
我想去看工厂和田地，这是个有些麻烦的请求，但最终我们还是去了，当然，条件是必须有向导陪同。于是韦塞拉被指派给我，她是个讲法语的年轻工程师，对自己国家的状况心中了然。她在一家精油实验室工作，薪水微薄。她父亲有国外工作许可，因而童年时她在摩洛哥生活了几年。她了解法国，热切希望见证玫瑰的复兴。从保加利亚回来，我坚信应该在那里投资并成为生产者，如果可能的话要成为第一批。然而，一家外国公司来到玫瑰谷，这正是当地的保加利亚人所不愿意的。
我雇用了韦塞拉。她将我引荐给尼古拉，尼古拉是玫瑰种植的农学专家，显然他目前没有工作。尼古拉话不多，但很热情，他用一杯拉基亚酒开启一顿饭，这让他放松，并愿意开始谈论玫瑰，关于玫瑰的一切他都了解：在何处以及如何种植，玫瑰偏好的土壤，适合的朝向，如何根据风向确定一排玫瑰的方位，在组织数百名采集者收集玫瑰花方面他尤其有经验。尼古拉和韦塞拉是理想的搭档。尼古拉是名稀缺的技术员，习惯抱怨且忧心忡忡，韦塞拉是无畏的乐观主义者，她知道如何调动所有人和如何面对逆境。他们青少年时就采集过西红柿、菜椒和玫瑰，玫瑰产业逐渐被放弃，他们的处境因此变得艰难。但是我们三个人合作，开始种植玫瑰，建造蒸馏厂，生产精油。我们是合作伙伴，都有着拯救保加利亚玫瑰的浪漫抱负。
我们的第一场玫瑰“战役”是令人难忘的。在1995年，外国人不能购买工厂，甚至也不能创建公司。唯一的办法就是租用一座因缺乏资金而停止运营的国营蒸馏厂。尼古拉替我们出面交涉，只要找到玫瑰花并雇佣一个当地技术团队三周，我们就可以大胆开始我们的蒸馏事业。但我们经常受到种种限制。第一年，警察禁止我进入蒸馏厂，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的理由是保加利亚的技术是独有而秘密的。为了保护这个国家机密，两名警察轮流在门口值守，尽管我与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关系，但整个生产过程中，我都被拒在工厂大门外。我们找到的蒸馏厂五年来从未运转。我们需要把工厂里的母鸡赶走，让用作锅炉的古老机车重新开始运行。铜制的蒸馏器倒是完好无损，如今还有一些玫瑰的味道。尼古拉找到了我们可以购买的待收获鲜花，并召集了采摘队，而韦塞拉则说服了几个有经验的蒸馏师来为我们工作。这些人通常是失业的赤贫妇女，她们怀念生产玫瑰的美丽年代，并且凡事都尽力而为。我们成功生产了20千克精油，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租用工厂、雇佣工人，一切都是以尼古拉的名义进行的，一切都是保加利亚的。向法国出口精油非常困难，但韦塞拉创造了奇迹。我们成功了，在玫瑰业的小圈子中我们的创举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
五年来保加利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都成立了私人集团，这些私人集团很快就将国家出让的一切重新买回。2000年的一天，我们参观了一家蒸馏厂，它位于一个以茨冈人为主的小村庄中，在卡赞勒克东部流经玫瑰谷的登萨河河畔。这里呈现出保加利亚乡间的极致美景，是农田和森林的天堂，也是鸟类和野生玫瑰犬蔷薇的天堂。工厂当然已经完全废弃了，但仍有10个大蒸馏器和一座被樱桃树、核桃树和椴树遮蔽的房子。这里是数百只燕子的家。我们将这个工厂买下并彻底修缮，燕子则继续在这里栖息。每年五月和六月，燕子都会成为玫瑰盛典的一部分。
要让一座蒸馏厂运转，需要花，许多的花——需要至少3吨玫瑰才能制作出1千克精油，也就是说，需要100万朵逐一采摘来的玫瑰。仅仅依赖购买花卉是复杂而冒险的，于是我们种植了100多公顷的玫瑰。冬天，需要动员两三百名村民劳作，他们也因有些活干而满意。天气很冷，男人们带着一瓶拉基亚酒，许多上了年纪的女性用锄头辛苦地劳作，将植株覆盖住。年轻人将载重车装满石头。我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事实：翻土，竟是制作香水的最初一步。我们很冷，劳作的双手在巴尔干的风中冻得通红。我又想起了在岩蔷薇园时难以忍受的热浪，以及为采集无与伦比的香气而辛苦劳作的男男女女。刚刚从土中冒出芽的植物四五个月后就将长满叶子，第二年就开花。这些工人中许多都会回来参与采摘，一些人将负责装填我们厂中的蒸馏器。这些年来国家的补助连同军械库的就业岗位都没有了，在这些远离城市的村庄里，人们在贫困中艰难地生存。采集玫瑰、收获樱桃，所有这些季节性的工作都令人翘首以待。
山谷缓坡上，在我们那片15—20公顷的田地里，玫瑰蓬勃地生长着。第一批花朵在第二年盛开，第三年灌木丛就长到了人的高度，很快收获的时节就到来了。我们与收获时的宏大场面一起成为了玫瑰谷伟大历史的一部分。玫瑰谷绵延上百公里，这里土质轻盈、海拔适中，最重要的是气候适宜，得天独厚的条件令其与众不同。谷中的春夜凉爽，保障了湿度和清晨的露水，能够防止花蕾在阳光下过快绽放。
采花一般由田地附近村庄的人负责。许多村庄中都有大量的茨冈人。保加利亚约有100万茨冈人，超过了人口总数的10%，与之相关的话题复杂而敏感。茨冈人往往生活在社会边缘，至于他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边缘化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保加利亚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始终争论不休。保加利亚的大部分人自认为是斯拉夫人，即色雷斯人的后裔，他们不喜欢茨冈人，也不认可茨冈人是保加利亚人。在山谷中，许多茨冈人社群主要依靠采摘和收集来生活——蘑菇、洋甘菊、应季水果，当然还有玫瑰。二十五年前，采摘主要由当地村民完成，尤其是女性，她们被认为是最棒的采摘者。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村庄中人口减少，如今主要由茨冈人负责收获。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早起，从6点一直劳作到正午。一个好的采摘工一上午能收集45千克玫瑰，装满3个袋子，每个袋子中有5000朵玫瑰，都是用拇指和食指一朵一朵掐下的。这些男女老少边采摘边聊天或唱歌。一位女性大声唱起了一首凄美的歌。她告诉我她是俄罗斯人，移居到这里，这首关于伏尔加河的歌是她对故乡的怀念。冬天她也在田间劳作但没唱歌，因为太冷了，现在她为玫瑰歌唱。茨冈人以小组为单位采摘，年轻人都兴高采烈、互相逗趣，女孩们把玫瑰花冠戴在头上。在一列列采摘者的尽头，装饰着红色绒球幸运物的小马拉着大车，大车正等待被装满。人们将装满花朵的透明塑料袋放在车上，花朵在慢慢变得温热，它们越快被运到工厂，精油的产量就越高。
尼古拉是田地中出色的组织者，他无处不在，负责管理数百名采摘者，组织团队，分配列队。茨冈人根据每天的情况选择来或不来。当下雨时，所有人都会犹豫：雨天劳作是辛苦的，但潮湿的花朵会更重，薪水最终是按照千克数来结算的。在花期的“高峰”，成千上万的玫瑰在太阳下绽放的景象是独一无二的，但组织采摘却是挑战。从7点开始，花蕾绽放，这里就成为花的海洋，但必须要在傍晚前完成采摘。第二天，未被采摘的玫瑰将褪色，黄色的雄蕊会变成黑色，而且太阳会蒸发掉鲜花的大部分水分。
酬劳每三天会结算一次，每块田地都有称重站，一般人们喜欢将其设立在核桃树下。停在树下的车中有很多现金，秘密武装的警卫曾陪同尼古拉去银行取钱，现在这些警卫就站在稍远的地方。紧张的气氛表现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轮到自己，人们手中拿着称重票，低声交谈。尼古拉始终盯着快速数着一沓沓钞票的女负责人。
每年5月20日前后，工厂开始生产精油，韦塞拉在蒸馏厂运筹帷幄。她雇佣了一个团队，他们连续三周日夜不停地工作，连睡觉都在工厂里。每场“战役”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持续地运来花朵，绝不能间断，还要准备好袋子，不能在装填蒸馏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这几周中气氛热火朝天，工厂是个真正的蜂巢，韦塞拉则是蜂后。这些日子，燕子以一首加速的芭蕾舞曲陪伴着我们，在产量更好的时候，它们则更高兴地叽叽喳喳。一位蒸馏者负责一条生产线，即连接在一根柱子上的4个蒸馏器。柱子是生产的核心，由经验丰富的女性负责，她们在国企关闭前掌握了傲人的本领。人们从田地开来的卡车上卸货，将袋子堆在每个蒸馏器周围，35个袋子要被倒空，为下次盛放花朵做准备。经过年轻的茨冈人的操作，花朵被倒入打开的大铜锅中。蒸馏器冒着烟，工厂散发着浓郁的蒸馏后的玫瑰花味，这是花朵和香料气味的混合，如胡椒般强烈。刚制成的精油散发着炽热与生涩的气味，它们要经过几周的静置才能逐渐散去“烧煮感”，继而展现出独特的芬芳。
如果有白天未加工完的花，我们就整日整夜地蒸馏。在这场“战役”中，送来的花非常多，我们要么增加装填量，要么缩短蒸馏时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这将影响产量和质量。
每天早晨是倾析精油的仪式。蒸馏管线的管道通向一个大容器，即分液器，分液器是香水业的传统设备，通过该设备人们能够收集漂浮在水上的精油。分液器是精油这一宝藏的最终汇集地，它安装在一个孤立的房间中，在操作之时，我和韦塞拉、尼古拉以及蒸馏负责人内莉闭门不出。我们要收集到最近24小时蒸馏的精油。内莉默默地在分液器龙头下放了一个大罐子。蜡封是从19世纪沿用至今的保护措施，是为确保流淌的精油不会触及龙头。几分钟后，金色液体出现在容器顶部，并升至玻璃管中。紧张的气氛是可以感知的，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很重要：精油的颜色——有绿色光泽的淡黄色，清澈度，当然还有产量。精油开始流淌，它的味道充满了整个房间，强烈且令人晕眩。液体缓缓流入内莉抱着的厚玻璃罐中。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收集形式，因为每天在这里重演的都是保加利亚玫瑰的一部分历史，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都是一个给人以强烈情感的时刻，与笼罩在我们周边的气味一样强烈。很久以来，人们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姿势、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寂静。我们刚刚倾析了4升精油，所有人都面露微笑，今天的产量不错。刚刚获得成功的是真正的炼金术，它始于冬日的田间，将泥土变为花朵，经过采摘和蒸馏，最后花朵神秘地变为液体黄金。内莉怀里精油的价值与金条等同。这根金条的“重量”是400万朵手工采摘的玫瑰。
经过称重和过滤，新的产品将和其他批次一起放入一个安保措施完善的小房间中。在这场“战役”的尾声，出口的计划是保密的。从索菲亚机场秘密运出10千克的铝桶，日期由韦塞拉决定，工厂中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黎明，一辆小卡车来装货，两名武装警卫陪同，随后驶向机场方向。在最初的几年，我们面临的风险非常大，以致我们不得不设计“替身”：一辆装着空桶的车先上路，两小时后，另一辆装有珍贵商品的汽车才出发。
六月中旬，“战役”结束了，而在稍向东的地方，薰衣草田开始变蓝。整个团队在天台上庆祝收获的结束，人们吃保加利亚奶酪、树上的樱桃以及隔壁村庄的草莓，在席上推杯换盏，互敬拉基亚酒。尼古拉既疲惫又骄傲，筋疲力尽的他用力吸着烟。已完成采摘的茨冈人坐着大车沿厂区经过，他们大张旗鼓地表示要去河边钓鱼了。这是我们的第十场“战役”，韦塞拉回忆起最初和卡赞勒克警察的周旋，以及自那以后的一切变化。千禧年后，保加利亚的玫瑰再次绽放，山谷各处都有新的玫瑰种植园，以及恢复使用或新建的蒸馏厂。由于欧盟的补贴，大量资金投入其中，新生产者恰如保加利亚的缩影：他们中有借机洗钱的黑手党，有相信能轻松赚钱的房地产开发商，有转向私人领域的前国企成员，也有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和一些充满热血的保加利亚人。
从这时起，我不再是生产者了，而是成了精油采购商。每次到保加利亚，我都去看看我们的田地，并和韦塞拉、尼古拉一起吃饭。我也拜访了菲利浦，他曾是竞争对手，如今成为我的供应商之一，他是个满怀激情的生产商，是一个家族的继承人——这个家族自身就能代表保加利亚玫瑰的历史。菲利浦家族的公司叫作恩尼奥·邦切夫（Enio Bonchev），于1909年创立于一个临近卡赞勒克的小村庄中，当时它是全国最大的公司。为了满足格拉斯调香师日益增长的需求，玫瑰谷围绕一些大公司组织生产，这些公司配有大容量蒸馏器和蒸汽锅炉。恩尼奥·邦切夫曾是这些先驱公司之一，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很快被废弃，后来却因其田园般的环境而被改造为一家博物馆，从此得救。当我在1994年的研讨会上遇见菲利浦和他父亲迪米特的时候，他们刚刚在恢复公司运营的漫长官司中胜诉。当时私营部门还未发展起来，他们是该生产领域唯一的私人代表，国企负责人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
我们曾是多年的竞争对手，如今则成为合作伙伴。菲利普对玫瑰充满热情，他经营的家族企业已成为该行业的领导者。他将铜制蒸馏器保留了下来，工厂的历史也由此保留，这些蒸馏器放置在工厂里的大树下，其中一些树木和工厂一样古老。他的小型博物馆还陈列着辉煌年代的美丽照片，他还保留着那些凉爽的房间，在丰收的日子中，玫瑰花在这些房间中铺开，等待被蒸馏。菲利浦认为他肩负保存玫瑰相关的历史和进行教育的责任。他售卖给游客的，是用漂亮的木质小瓶装盛的两三克纯正的玫瑰精油，对于那些以假乱真泛滥在索菲亚的合成精油，他避之不及。作为世界上新一代崇尚天然制品的生产商，他对鱼目混珠、精油掺假的人深恶痛绝。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因为毫不夸张地说，玫瑰精油的价值与黄金等同，所以总会有人冒险。早在1900年之前，就有人在玫瑰精油中混入便宜的天竺葵精油，当时的报纸报道了在我们的行业中被称作精油“掺假”的丑闻。欺诈一直都存在，且化学的进步使得揭穿造假更为困难。余下的只有一种宝贵的武器：生产商与消费者间的信任。
在玫瑰谷，时间过得很慢，这里的景色在一个世纪中几乎未曾改变。在19世纪，几篇欧洲游客的文章记述了他们在经过希普卡山口后发现玫瑰谷时的惊奇和种种情感：在下山的时候，如银丝带一般的登萨河出现了，之后是深绿色的核桃树，嫩绿色的玫瑰花园，最后是采摘者芭蕾般的身姿。韦塞拉和尼古拉在继续种植玫瑰，每次我到访之时我们都会提起曾经的回忆。十五年前，我们在希普卡发现了一块不错的土地，位于卡赞勒克附近一个著名的村庄。1878年，这里进行了解放保加利亚的最后几场战役，交战双方是占领保加利亚5个世纪之久的土耳其人和支持其脱离土耳其的俄国人。1902年这里建立了一座庄严的东正教教堂，以纪念牺牲的士兵，从教堂可以俯瞰整个平原，顶端的金色葱形圆顶在森林中若隐若现，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尼古拉负责耕种这块地方，教堂脚下的几亩玫瑰让我们倍感愉悦。一个冬日的早晨，我们沿着刚插入土中的一排排枝条一起漫步，他突然转向我，带着一种典型的保加利亚式温柔的严肃。他对我说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给我，并从口袋中拿出4颗制服上的纽扣。他是在拖拉机经过后打扫土地时找到的，这4颗纽扣属于俄国士兵，120多年来它们始终在那里静静地等待。
一段时间后，在六月初的收获时节，尼古拉和我清晨去参观了这片种植园。这里的景色很壮丽，一个通向山谷的大坡上面布满了粉红色的斑点，花蕾含苞待放。当阳光洒向玫瑰，鸟鸣起初是零散的，之后越来越响亮，最终响彻整片园地。鸟儿们的歌声似乎是对花儿的鼓励，花儿正在绽放的过程中，它们仍然沾满露水，等待着被采摘。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但我竟然一只鸟也没有看到。片刻沉默之后，尼古拉走近我，轻声说：“我们听到的不是鸟叫声。是牺牲于此的战士，他们的灵魂在歌唱，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