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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是作为“反对阐释”的旗手而闻名的。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文化批评斗士，桑塔格对当代的艺术批评一直持批判的态度。她把当今时代的阐释行为称为是“反动的和僵化的”，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反对》9）。在她看来，当代的艺术阐释依据于一种侵犯性的、不虔敬的理论体系。这种阐释理论通过把真实世界纳入一个既定的意义系统，导致真实世界被搁置，从而日益贫瘠。与之相对的，却是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
有鉴于此，她主张一种依于感性体验的阐释模式。“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
（《反对》17）换句话说，桑塔格主张摒弃那种以作品内容或意义为旨归的批评模式，代之以对作品的形式、风格或“身体”性层面的关注。阐释不仅仅针对文学作品，其对象还可以是电影、照片、建筑、音乐、戏剧、舞蹈等。但它的核心是感受力问题，桑塔格称其为“新感受力”。这种新感受力反映了一种新的、更加开放多元的看待世界及世间万物的方式。“新感受力是多元的：它既致力于一种令人苦恼的严肃性，又致力于乐趣、机智和怀旧。它也极有历史意识；其贪婪的兴趣来得非常快，而且非常活跃。”（《反对》352）对多样感受及其价值的坚决捍卫，是对各种固有观念和等级制度的蔑视和反叛，也使桑塔格成为在“一场非常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崭新铠甲登场的武士”（《反对》354），在这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中（《反对》354），桑塔格成为自己的英雄。
相较之下，中国传统的文艺阐释并没有这么强的“火药味”，但是，“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
，欣赏者或批评者视听殊好，爱憎难同，面对文本所采取的解读策略也因人而异。《文心雕龙》对此有专门章节讨论，并援引音乐欣赏之理，发出了“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的感叹。
那么，批评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主观素养和在客观上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使阐释活动成为“知音”之举呢？从主观方面讲，中国文人大体认为，批评者应该“虚静”“养气”，以至于“虚神静志”，才能使作品之真意自然呈现。如清代学者文龙所言：“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
也就是说，批评者进行文学批评之时，不能将自己已有的主观意识与情感带入作品的解读中去，而应该保持心的虚静与平和，才能获得“静默”与“通观”的能力。从客观方面讲，批评与阐释大体从“鉴照”“观”“味”“解”等几个主要方面展开。文章有可解之处，也有不可解之处，而对于那些不可解之处进行强解必然使批评落入“泥、凿、碎”的弊端。
桑塔格所提出的“反对阐释”，大抵也是基于此种认识。
总体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主张一种建立在“无为”基础上的阐释，在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哲学图式下，“新感受力”才能成为可能，阐释才能成为一种无言的“静默”。作为驰骋欧美文坛四十多年的文化批评斗士，桑塔格一以贯之地实践了这种批评模式。她是这种阐释观的提出者，也是其最热情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