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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文学研究领域对“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这一跨学科问题的研究，仍尚未充分展开。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研究“民间信仰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如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提出，“作为专掌文辞的史官也担任一部分巫职，溯其根源，《楚辞》是出自巫系统的文学”。“祭祀时，有以巫为中介的人对神和神对人之辞。又，占卜也是由祭巫进行的。关于这方面的文辞，虽然形式改变了，但却是我们能够识别出来的。《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可以说是由此起源的。”
其强调屈原的《楚辞》与楚国的巫鬼信仰之间的关系。
葛兰言在《上古中国的诗歌与节庆》一书中认为，“中国民间宗教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是农业季节性庆典的社会衍生物。上古的《诗经》提供了这一论点的证据，《诗经》中的《国风》所反映的基本上是自然界农作物的生长、衰落、收获的节奏如何成为民间仪式和信仰的时空基础。在此时空基础上形成的祭祀具有社会意义，具有调节社区人文关系的作用。后来，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仪式活动被统治者吸收、改造，蜕变为古代帝国所需要和采用的官方象征文化和宇宙观，服务于中华帝国的政治并为文本传统所记载”
。其论述了《诗经》中的《国风》反映了农耕文明中逐渐形成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仪式，后从民间走向了官方。
朱迪光的《我国古代民间信仰与叙事文学创作》发现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尤其是民众信仰特征直接影响了古代叙事文学的创作，并促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出现了现实与超现实的混融”
。黄景春的《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的互渗互动——兼谈文学与宗教的融通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演变离不开对民间信仰及其叙事的辑录、加工和改编，相当多的小说主要是对神仙故事的演绎，描写的神仙妖鬼既是文学形象也是民间神灵”
。
“20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术界有多篇论文与该课题相关，但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民间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果并不多见，还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鬼神信仰与文学。鲁迅和周作人都对故乡的“鬼神信仰”有较深的印象，但他们对待“鬼”的文化态度有所区别。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专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从中国民众对“鬼”的信仰出发，追踪鲁迅小说中传统之“鬼”影，探究鲁迅文学世界中“鬼”这一主要的文化原型。
汪晖在《“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中强调从无常、女吊、目连戏、人面的兽、九头的蛇等“民间性”“非正统性”“非官方性”的“鬼”的世界进入鲁迅文学世界，揭示出鲁迅的文学世界“幽默怪诞”特色的形成与“鬼”的世界的关系。
程凯的《“招魂”、“鬼气”与复仇——论鲁迅的鬼神世界》深入分析了鲁迅写作中“鬼神”这一不断生长的精神资源。鲁迅“从一开始把‘民间信仰’作为抨击‘近世文明’的参照，到关注民众鬼神观念中包含的灵魂救赎问题，以至挖掘自己的‘心中之鬼’，最后将民众的精神与自身的意念寄托在同一个‘鬼’的形象中”
。丁文的《“谈狐说鬼寻常事”——周作人早期散文中的一种文化探源》发现周作人的谈鬼和他的人生转向、文风变化之间有密切联系。
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提出，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深深打上了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烙印。周作人“从民间宗教信仰中探讨中国国民性，无意中也向世人透露了他内心隐蔽的信息”，表现了他对“传统”既有批判又有“谅解、宽容、同情，以至依归”的复杂态度。
赵京华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一文中梳理了周作人民俗思想中的两种外来渊源，并追溯了周作人在柳田民俗学说影响下，对于中国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巫鬼之风颇盛。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指出：“沈从文感兴趣的，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他透过宗教仪式的外衣，看到的是产生这种宗教信仰的社会土壤——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这是湘西远古的巫鬼文化的遗绪。”
谭桂林的《楚巫文化与20世纪湖南文学》认为“20世纪湖南寻根型文学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其独特性就在于他们从遗存在湘西古老民族的原初巫术中获得启示与灵感，在他们的创作中，将巫文化的诗与史两种传统重新溶合起来，复合与重建了楚文化的神话体系”
。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认为沈从文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灵感主要来自充满原始宗教信仰的湘西苗族之乡。湘西的巫傩文化在他的人生和创作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研究了以巫觋信仰为特征的巫楚文化对沈从文创作及其自觉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影响。
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等影响，中国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张器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认为贾平凹小说“以独特方式和巫—鬼文化发生关联而产生了艺术力量”，是我国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
逄增煜的《萨满教文化因素与东北作家群创作》论述了萨满教信仰与东北作家群创作中出现的“跳大神”场面之间的关系。
张永的《妈祖原型与许地山小说的关系》关注到佛教之外的“妈祖”民间信仰对许地山小说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马春花的《莫言小说中的鬼魅世界》认为莫言小说中的鬼魅世界由在野之鬼与祖先之鬼组成，二者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了由表及里的人生世界。
师海英的《叙事模式：图腾神话与原始仪式——试论宗教意识对乌热尔图创作的影响》从萨满教对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创作心理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论述了宗教意识、图腾崇拜、原始仪式在乌热尔图作品中的显现。
目前，对“巫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进行整体探究的成果有肖向明的《“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易瑛的《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肖向明的《“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一书，从“民俗”“启蒙”“审美”三方面较全面探讨了“鬼神崇拜”在中国现代作家心理上的积淀和在创作上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受限于研究的范围，对“鬼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关注不多。易瑛的《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
探讨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与巫鬼文化之间的关系，辨析了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存在方式及形成原因。但是对于“鬼神信仰”与20世纪中国作家的精神联系的整体梳理还不够充分。
二是仪式与文学。较早从宏观研究上关注到“民间信仰仪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是赵德利教授。他的《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仪式化还原》一文探讨了“五四”小说、土改小说、寻根小说的文本叙事与仪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赵德利还在《人生仪式与审美还原——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仪式化审美范式》一文中探讨了20世纪“五四”小说、土改小说、寻根小说对民间信仰仪式进行的审美还原与它们形成的不同的文学审美范式之间的关系。
李继凯的《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尝试》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分析了沈从文的《边城》中埋藏着求仙原型、难题原型和命运原型，及其运用的拟仙、三角和循环三种叙事模式。
王一川的《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一文论述了阎连科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中“一再出现的带有原初意义的仪式形象——生死游戏仪式”，是小说生死循环往复的题旨表达的重要方式。
肖向明、杨林夕《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近代演变》一文认为中国小说叙事的近代演变与民间信仰文化要素存在着独特的关系。
熊颖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阎连科小说的民间信仰书写》第二章结合阎连科小说的民间仪式书写，探讨了阎连科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狂欢庆典仪式”和“生死祭献仪式”所具有的叙事功能。
马硕的《新时期以来小说仪式叙事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中心》一书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研究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仪式叙事，提出了仪式叙事的三个等级，为小说叙事的批评开启了一个新的角度。
另外，研究者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鲁迅小说中出现的鬼神祭祀仪式进行了分析。张全之的《祭祀仪式：鲁迅小说的文化人类学阐释》对鲁迅小说中出现的祭祀仪式进行了细致统计，探究祭祀仪式描写背后的深刻内涵。
李振峰《鲁迅作品中的祭祀仪式原型》指出鲁迅的许多作品是经过置换变形的祭祀仪式原型，表达了鲁迅对启蒙的深度思考；祭祀仪式原型也投射了鲁迅自身体味到的悲剧意识。
郭晋《仪式的消解及对神圣的反讽——〈祝福〉重析》结合《祝福》“拜年祈福、祭祀敬祖”的情境意象，探讨了小说中“祈福”仪式的表现、特点及作用。
仪式，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它是“文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共同钥匙”
。但是，当前对“仪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研究者尚未充分意识到仪式主题与文学母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仪式结构对文学结构产生的影响、仪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艺术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
三是象征系统与文学。阎建斌《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论述了贾平凹小说中的月亮、女神符号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深层的文化密码——民间信仰相关。
王仲生的《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结合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他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认为贾平凹“已经找到了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陈学智的《阎连科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气息》从构织富有象征意蕴的故事情节，借助鬼神的活动，营造荒诞神秘的物事，运用幻境、梦幻手法等几方面，论述了阎连科1993年以来的小说显现出的神秘主义气息。
刘怀欣的《〈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的原型解读》论述了“白鹿”意象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其与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之间的联系。
樊星的《神秘之境——“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化”札记之三》
《当代神秘潮——当代中国作家的人生观研究》
《“新生代”文学与传统神秘文化》
等文深刻挖掘出当代小说的神秘色彩与传统神秘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盛英的《亲吻“神秘”——谈徐小斌小说和神秘文化》提出徐小斌运用神秘文化符号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
较多研究者注意到了文学的象征体系与民间信仰的象征系统之间存在联系，但多将此特征归因于作家对神秘性的追求，而没有深入探究文学的丰富奇诡的意象系统与民间信仰的象征符号之间的内在关系及产生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