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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Immanuel Kant）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到：“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人要从神学权威和教会权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一方面，人类必须依赖科学理性生活，理性被置于信仰之上，成为判断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法庭；另一方面，理性也包括主体的理性，启蒙也要以解放人为目的。个人要从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个性自由。这表明了西方启蒙运动的目标与追求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的“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它以“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为观念核心，致力于实现自由的价值。其表现形式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的“祛魅”过程。
其中，对宗教的激烈批判成为现代性的启蒙话语的共同特征。
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在西方启蒙运动的话语资源的影响下产生的。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发生具有“内源性”特征不同，中国的启蒙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中产生的“外源性”启蒙运动。
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与长期帝制统治下形成的文化传统之间具有价值的断裂性。可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缺少来自本土的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现代启蒙者在选择西方的启蒙资源时，大多忽视了对“人文理性”的强调，而推崇“科技理性”，希望借助于科学理性在中国重建一个新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对“科学”的崇尚和对“迷信”的批判成为20世纪初期时代的主要思潮。中国现代启蒙作家对民间信仰中“信仰”和“仪式”的关注与思考，正是在这一现代性语境中出现，它们也间接体现了中国启蒙运动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