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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1840—1894年作为近代上海社会变迁轨迹的启动阶段，那么在此期间上海曾于1842年由传统商埠而跻身首批条约口岸，又于1860年代中期率先在国内步入都市化进程，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促成了近代中国都市女性首先在上海的形成。”
这些城市女性，已然不再是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的传统形象，她们走上社会、开展交际并且拥有相对自主的意识。这些妇女生活的新风气，塑造出了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传统中国对两性的活动空间素有严格的区别，“足不出户”是中国古代有身份人家的女眷必须遵从的基本规范之一，然上海开埠后，却为女性步入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最早走向社会的职业妇女，并非都是产业工人，一批被社会视为低贱的女堂倌、佣工、女艺人和妓女，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而成为最早的妇女职业大军。”
娼妓在中国是个古老的行业，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狎妓一事，女闾之设，肇自管子，以致官山府海之利，盖以待商贾之无家者，使有系恋之思，而无岑寂之感，乃能经营异地，久不怀归，而齐因而强且富，此正羁佐之权术也。后世袭其法，乃置营妓以待久戍之军人，亦此意也。六朝以后，浸为滥觞，文人骚客，寄与欢场，毫不为怪，至于教坊歌舞供奉宫廷已极盛矣……唐宋以来，虽不以狎妓为讳，而以风云流则有之，以云立品则亦非所尚也。至于圣朝，则尽除教坊没籍之令，于是官妓绝迹，而所有者皆为土娼矣”
。至清朝时，官妓被废除，所有娼妓皆为土娼。
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源源流入上海的女性流民，为娼妓业提供了庞大的从业人员。流民，多是因对迁出地的生存状况不满而迁出，然迁至上海后，因工作机会有限，特别是女性，传统的教养方式，使其无以为生，或为家族所卖，或为人拐卖，或为生活所迫，终致沦入娼家。而上海租界管理局的纵容，又使得娼妓业呈任由发展之势，短短二三十年间，“女闾之盛已甲于天下”。
近代上海的妓女是一个较特殊的群体。“她们是最先进入都市消费市场，从单一的被买卖的商品，发展成为兼有商品独立经营者身份和学做生意的女人。”
娼妓业的兴旺发展，已然使此行业成了职业化的行业，不仅从业人数众多，有档次之分，且妓女与嫖客之间买卖关系明确，商业色彩浓厚。
上海妓女人数之多，人们动辄以妓馆成千、妓女累万而议论，“妓女之流何代篾有，未有如今世之盛。然他处不过论十论百，犹僻处于背街曲巷，稍知敛迹，骤然过之而不觉，未有如上海之盈千盈万，遍于大市通衢”
，“沪上烟花之盛，可谓超秦淮、驾姑苏，甲天下矣。按沪上为四方贸易聚集之区，无论文人学士、巨商富贾，与夫店家之伙友，极而至于佣工仆隶，并皆驰逐于花柳之场，趋之如鹜，甘之如饴”
。
妓女也有优劣数等之别，“品流不齐，自长三而下，有么二，有住家，有野鸡，有台基，有花烟馆”
。“上等俗称长三，陪观剧洋钱3元，宿又3元，凡游冶客宴于长三之家，一席之费13元，若30元则不过二席有奇”
，“为书寓销金之窟，局面辉煌，虽入其中者不少轻薄少年、狎邪浪子，而豪商巨贾、达官贵人亦或于此会衣冠，讲酬酢焉”
。“中等称么二，陪吸鸦片烟一二口，洋钱1元，宿又1元”，“至于花烟馆和野鸡、台基则属于下等，乱头粗服，列坐门前招人入室，人苟给以银蚨1、2角即可，横陈一榻呼吸烟霞，调笑轻狂，了无禁忌。”
不同档次的妓院，以客人身份的不同，而有相应的顾客群，“分门别户，迥然不同，所来往客亦各从其类”
。妓院与顾客之间买卖关系明确，商业色彩浓厚。“真情未卜有还无，别号由他信口呼，最是缠头常逼索，催人竟似吏催租”
，“心上浑如压石头，囊中金尽便生愁，踵门借贷都回却，且把妻房首饰偷”
。上海妓女待客，“视银钱多寡，为恩爱浅深，囊槖既空，辄加白眼”
，如若顾客欠款，则免不了被“剥去衣衫无处躲，小阴沟后大阴沟”
。
上海休闲娱乐业的发展，也为女子的谋生，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女艺人。唱书，也称说书、弹词，以说为主的叫“大书”，称平话，或评话；以唱为主的叫“小书”，即后来的评弹。
平话，最早专由男性从事，“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么弦，能令听者魂销”
。开埠后，茶楼为了吸引顾客，乐于请说书艺人来摆场，以说为主的平话，因其视觉效果欠佳，逐渐被评弹所取代。而女弹词往往更具吸引力，致沪上书场专约女唱书，“以弹词为职业者，亦以女子为多”
。
表演形式由以说为主向以唱为主的改动，艺人角色由男性到女性的变更，无一不是为了适应市场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女唱书兴起。“蹴居上海者为最多，名曰女先生，所说之书不外乎白蛇传、倭袍传、玉蜻蜓、双珠凤、落金扇、三笑缘诸部，登场炫技曰场唱，任人环听，青蚨半百焉。”
至19世纪70年代，女唱书已发展成为一个兴旺的行业，有自己的行业公所与行规，“向者词场诸女，皆有师承，例须童而习之。其后稍宽限制，有愿入者，则奉1人为师，而纳番饼30枚于公所，便可标题‘公寓’”。“自书寓众多，于是定每岁会书1次，须各说传奇1段，不能与不往者，皆不得称先生。”“场中说书时，遇熟客，例索包筹，须纳番洋1元。”
至80年代，唱书已是极盛，论茗时也需唱书助兴，“有约申园共品茶，匆匆登座弄琵琶，曲终便下歌楼去，门下盈盈驻马车”
。
“书寓之初，本禁例綦严，但能侑酒，主觞政，为都知录事，从不肯示以色身”
，标榜“卖艺不卖身”，然后期风俗已坏。“现在之女唱书，非从前之身分（份），出局陪酒一似妓馆，是以亦有茶会之名目，实娼妓之一流也。”
又如报道，“查得某茶馆有女唱书2人，在彼弹唱淫词艳曲，立拿到案，各掌颊50下，次日押令游街”
。
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女伶也出现在上海戏园，同时期的花鼓戏、“毛儿戏”也出现了由女艺人组成的戏班。花鼓戏虽因其了无禁忌，“以真女真男，当场卖弄，凡淫艳之态，人所不能为暗室者，彼则化日光天之下，公然出之秽亵之言，人所不忍闻于床笫者，彼裯人广众之场大声呼之，其忘廉丧耻较之古人裸逐相去几何”
，曾被禁止，然终因符合市民的世俗口味，一直延续下来。
女艺人的出现，是顺应都市娱乐业发展的结果，并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也给流入上海的女性提供了新的谋生出路。
女工是近代上海出现稍迟的职业群体，上海开埠二三十年后，一些工商企业才开始招募女工，女工最早出现在茶栈、丝栈，后发展到缫丝、轧花等轻纺工业，再后来其他一些企业也相继雇佣女工。
女工早期出现的行业，多要求精细作业，女工有天然优势，“妇女任劳、有耐心，没有专门技术，容易受支配，在机器房里可以成天坐着，不断地工作，不断地生产，而成绩比男工好，因此，男工被排挤了”
。如“师傅教妇女所缫之丝，经汽水缫治则色鲜而丝柔，经女工缫络则缕细而质净，丝既佳则价自可稍昂，市场亦因之而广”
。且女工工薪低廉，“若使雇用男子，恐所给不丰，向往者必然廖落”
，怡和纺织局，“有缫车100部，最初全用男工，但不久即招用女工以代男工，工资仅为男工的三分之一”
。
女工生存条件恶劣，为女工者，纯属贫家妇女，“朔风凛冽啼饥号寒为生计起见，势不得不出外工作，各工厂定规甚严……距离工厂较远者，每晚4点许即须起身梳洗，粗具夜食往外行走，仍在明昧之间，是以攫物强奸之事层见迭出”
。但因其不用出卖色相来赚钱，贫穷人家女子亦争做女工。“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全家相庆，举国若狂，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于是相与联袂随裾，或行逐队以去。”
1893年，“上海一地，有15000或20000妇女被雇佣，从事清理禽毛以便载运出口，清拣棉花与丝，制造火柴与卷烟”
。据1892—1901年海关报告称，上海已有28家缫丝厂，拥有缫丝机7800—7900部，雇工1.8万—2万名。当时一家大缫丝厂的女工工人为丝间20人，缫丝470人，扯吐40人，选茧100人，合计630人，占全厂工人57%以上。另据1924年前后工部局的调查，“上海工业系统雇佣工人为168815人，女性为120946人，其中不满12岁的女童工为17705人。同期，在上海雇佣劳工总数中12岁以上的女工占57%。可见，女性在上海劳工队伍中的多数地位已确定无疑”
。
1925年《生活》杂志曾对上海女子的职业进行了分类，认为属于高级的，有银行经理、教员、洋行打字、书记、医生；属于从事体力劳动做工的，有织布、摇纱、摇黄丝、做花边等；而诸如喜娘、收生婆（接生婆）、推拿小儿的女郎中、剃面、念经婆婆等，则需能言善辩，靠拍马屁吃饭，被社会认为是下贱的职业；属于艺术的，有唱书、新剧家，拍影戏的明星等；妓女、野鸡、白蚂蚁（低等妓女的称谓）等虽被认为是非正当的行业，但也能在上海谋得一席生存之地。
可见，近代上海妇女走上社会，谋生自养，成为趋势，并且女性经济能力的增强，对其活动空间和见识的扩展，也有诸多裨益。
开埠之前，上海女性向少出游，“吾乡农妇向端庄，少女专求纺织良。自设缫丝轧花厂，附膻集粪蚁蝇忙”
。且消闲娱乐场所较少，也无地游玩。开埠后，繁盛的工商业贸易及消费风气的嬗变，对传统观念和习俗带来巨大冲击，并促使其逐渐让位于新的顺应近代经济运作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女子置身其中，身受其惠。
开埠后的上海，不乏茶楼、酒馆、戏园、烟馆等消闲娱乐场所，只是最初进入这些公共娱乐场所的主要还是男子，18世纪六七十年代方才有女子出入其间。
茶楼是最先向妇女开放的空间，“上海地方妇女之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观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若行所无事者，甚至茶轩酒肆，杯酒谈心，握手无罚，目贻不禁”
。“饭后二三点钟，妇人也上茶馆，年少不妨独行，老年带个女伴”
，也成为生活常态。
妇女入戏园看戏，也渐次成为一种风尚。“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杳来纷至，座上客当满，红粉居多”
，“里中十朝请昆腔名班演戏3日，游人毕集，粉黛偕来，逸趣横生”
。上海一埠“戏馆林立，每馆客座不可以数计，士女好游者，一夕之费人人挥金如土”
。
此后关于妇女听书、出游、烧香等活动的描绘也越来越多，诸如“小拓璃窗近水楼，美人高座说风流”
，“妆成堕马髻云蟠，杂坐香车笑语欢”
，“妆饰偏工，有女如云庙入红”
。甚至在烟馆里，也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早在烟馆开设之初，就聘有女堂倌，以之为饵，招揽生意，“有瘾者固欣然愿往，无瘾者亦乐得而尝试之，遂有因而上瘾者，其实皆为贪妇女之色，初非必欲吸烟也”
。但后来出现在烟馆里的妇女，多为自己享乐而来，与女堂倌截然不同，但行为更甚，“女烟客之行径情形则较当时女堂倌尤为不堪入目……女堂倌不过榻傍侍坐而已，女烟客则双枕同眠，一灯对吸，恍观秘戏矣；女堂倌不过来者应酬而已，女烟客则携手而来，并肩而卧，做尽丑态矣；女堂倌不过略致寒喧而已，女烟客则一一横陈，双双归去无非姘头矣”
。“洋泾浜租界地方之妇女，岂已忘其身之为女哉，闺门谨守之箴既未闻见，今且于酒肆、茶坊外日游烟馆矣，夫事之最不雅观者，莫烟馆其间男女横陈，并肩连膝，巫山咫尺，只隔一灯”，引得卫道士们连连惊呼“妇女吸烟而复出入烟馆习之淫陋甚矣”
。
除去这些传统的娱乐休闲场所外，在19世纪新兴的娱乐场所中，妇女身影更是比比皆是。如舞场兴起后，妇女争相前往，“今之女青年竞尚奢华，讲求服饰，一切家务置诸不闻不问，惟往来剧场舞馆，尽量挥霍肆意快乐”
，“社会奢靡，于今为极，大家闺秀，惑于自由平权之泛说，睨视礼教，恣意放纵，以挥霍为豪爽，视放浪为社交，歌场舞榭，恒见若辈之芳躅，习而久之”
。看电影成为新潮娱乐后，“太太们，她们看京戏、看神怪舞台剧看得腻了，于是到影戏院里来逛逛，藉资调节”
。30年代时，“大概头轮外片观客，多富商大贾，闺阁名媛，头轮国片观客，女性多于男性”
。而且从地域上分，还有女性偏爱去的影院，“上海大戏院开映以武侠侦探片为多，因有日侨观众，他们崇尚武士道的缘故；东华大戏院观客以男女学生、商人为多；中央则以闺秀名媛、北里姊妹花为多”
。
妇女出入公共休闲空间的行为，打破了男子把持休闲娱乐场所的局面，是妇女新生活的开端，也由此带来了妇女精神面貌的转变。
近代上海女性在商业化生活的浸染下，经济能力增强且观念得以转变，这促使女性消费在19世纪80年代后逐渐形成。
这期间，妓女和姨娘（服侍妓女的女性）起了示范的作用。妓女为了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往往需要在穿着打扮上，费尽心思，以献媚争妍为事，因而大都衣饰华丽，“两行红粉按笙歌，首满金珠玉绮罗”，“衣衫华美习为常，抱布贸丝作大商，几句西人言语识，肩舆日日到洋行”
。上等妓女所住之处屋宇宽敞，“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书画灯、白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慨”
。中等妓女所住之处，“有衣饰房榻之类堂子，曰住宅”，下等妓女虽无固定住所，但“有艳服夜游群，拥聚于茶室烟寮，倚婢招人”
。妓女还是时尚用品的使用者，头油、香皂、香水、扇子、镜子等，都由妓女率先使用。“云鬓新编脑后托，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扑鼻过”，“钻石深嵌约指空，黑油牙柄扇摇风。个人赠物分明在，排缝鲛绡出袖中”
。
姨娘由于长期身处妓家身旁，协助妓家料理生意，陪妓女出局，耳濡目染，也开始注重装扮。“肩舆出局快非常，大脚姨娘贴轿旁。燕瘦环肥浑不辨，遥闻一阵麝兰香”
。农妇们到上海成为姨娘后，生活往往发生巨大变化，“一至上海，则往住忘其本来。犹是赤黑面色，六寸圆肤之体，一经装束，遂有许多妖冶气，而邪辟之缘亦随人而易入。久废田事，手足不劳，饮食起居渐觉安逸，面黎黑者，亦有时而白晳。头之饰也金若银，身之衣也绸若绫。佣于妓馆则学其放诞风流之态，佣于人家则习其深居简出之风。略一修饰自觉楚楚动人，因而乡间常态有不留分毫者”
。
在妓女的示范下，沪上女性纷纷仿照，“靓妆倩服效妓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进口商品也开始在上海打开局面，据1887年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称：“在上海逐渐得到更普遍使用的外国生产的小商品还有驼毛织品、丝伞、做内衣用的廉价法兰绒、棉织内衣、白手帕和花边。中国这一地区的贵妇人现在也用花边来装饰她们的短上衣”
。到清末，“洋广杂货铺以洋货为大宗，批发店多在南京路、河南路、广东路一带，形成不下百余家店铺的销售网。与女性消费相关的产品大类初期为洋布、印花布、毛巾、羽绸、大呢、被面、雨伞、纽扣、金银线等，19世纪末出现皮革、绸伞、玻璃制品、自行车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商业网络中以经营女性消费为特色的商店已颇具规模，以静安寺路（南京路）、同孚路（石门路）、霞飞路（淮海中路）最为集中。此外，上海有首饰店51家，鞋店21家，美发厅数家。上海女性的消费领域及档次可见一斑”
。
上海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消费能力也不容小觑。美国妇女杂志曾调查过上海一隅，“无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每月香水所耗当亦不资，偶入公共场所，则香雾腾结，殆将人人为香妃矣”
。中产之家，女子一年所耗费之化妆品，为数已属可惊，“所花费香水67.5元、干粉58元、脂膏9.8元、肥皂26元、粉纸粉布12元余、香腊（女子不一定用）7.4元，若加上富室及名花优伶，更须数倍于此”
。
显著的消费给妇女带来光彩耀人的形象，是沪上女性塑造新形象的历史性成果，而这种消费，也直接影响女性审美标准的变化。
人生之初，美丑不一，然偏爱美，却是天性使然。对于女子而言，更是这般，女为悦己者容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谷梁传》云：“妇人……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女性不具有与男性对等的资格，只是男性的依附者，既嫁之后，又有一朝被弃或失欢之惧，因而往往更希冀容颜貌美，以此留住丈夫，故历朝历代的女子从未放弃过对“美”的追寻。
“美”的观念，初甚质朴，崇尚天然。《诗经·卫风·硕人》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其中并没有雕琢装饰的意思。
战国时期，宋玉《神女赋》写女子之美，着重在“秾不短，纤不长”，即体长合度，是所认同的美的宗旨。言女美之大体，则“其状峩峩，何可言极，貌丰盈以荘姝兮，苞温润之玉颜”。分言其眉目则，“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
，歌颂的仍然是女子的天然“美”。
即便是到了汉末建安时期，《孔雀东南飞》中，记有刘兰芝梳妆打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可见依旧未有施朱傅粉的描述。
由此可知，汉代及以前崇尚的是不施粉黛的自然美，然而，并非每个女子都天生丽质，故搽脂抹粉的女子亦有存在。“美人妆，面既施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一首《妆台论》道出了粉对女性红妆的重要性。
《战国策·楚策》载“郑周之女，粉白黛黑”。《韩非子·显学》言：“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可见，人们早在先秦时期就以黛画眉，增添美色。先秦时期，女子化妆时，惯以“粉白黛黑”，日后工艺进步，原料来源日广，加之多元文化的融合，女子们开始向往“面带桃色”的美丽，胭脂便成为不可替代之物。而关于胭脂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胭脂产生于商纣时期，为燕国所产，马缟于《中华古今注》中，记录“胭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
。但此种说法，受到种种质疑。目前多采用第二种说法，认为胭脂是从外地传来的，由张骞出使西域时引入。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崔豹的《古今注》：“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
之后张华《博物志》载，“红蓝花生梁汉及西域，一名‘黄蓝’，张骞所得也”。习凿齿所著《与燕王书》，也记载有“焉支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采红蓝，取其花，染绯黄；挼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遇见烟肢，今日始视红蓝。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其可爱如烟肢也”
。这些著作均采信外来说，若此为可信的话，那么胭脂的使用，当在汉朝。
除去面部的妆饰外，女子对身体的气味也有所要求。屈原在《九歌》中曾描述“被石兰兮带杜衡”，“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纫秋兰以为佩”，“这里的石兰、杜衡都是香草，而芰荷、芙蓉、秋兰无疑是香花”
。可见战国时，女子已知采集天然植物，风干后做香料，“以香其身”。至汉代，经济发达，对外交流加强，不仅打通了陆上的丝绸道路，还开辟了南方的海上交通，中国和世界取得了较为广泛的联系，香料贸易从这时起，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
，“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香料的来源日广。
足见，至汉代时，粉、黛、脂、香四品，已悉数呈现。此四品历史悠久，用途广泛，为古代女子的化妆史，抹上了浓重一笔，也为中国古代女子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装饰美和色彩美。
到了近代，卫生与健康的观念传入中国，妇女们日渐认识到传统化妆品的弊端。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内，粉、黛、脂、香四品，一直是女性化妆的主要用品，但与近代进口的化妆品相比，其弊端很明显，而近代女性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促使她们做出新的选择。
粉，一直是古代女子最重要的一类化妆品，粉的出现，可归功于秦汉之际冶炼技术的发展。何孟春《余冬录》载：“嵩阳产铅，居民多造胡粉。其法：铅块悬酒缸内，封闭四十九日，开之则化为粉矣。”此即由醋酸铅制碳酸铅粉法的起源，碳酸铅即是后世所称的宫粉。宫粉的原料离不开铅，而铅有黑、白、青三种之分，三者之中，只有白铅可在空气中直接燃烧、氧化，成锌氧粉，用于制作宫粉。其他两类，还需再经过复杂的程序，进行深一步的打磨，方可使用。可惜三者价值，相去悬殊，白铅最昂，故至明清时期，有投机取巧商人，常以黑、青二铅代替白铅，直接氧化，冒充宫粉，女子们使用后，后患无穷。
青铅氧化后，会形成淡黄色的粉质，并不适合敷面。若换做黑铅，直接氧化，会产生淡红色的鳞状结晶，国人称为黄丹粉，也非白粉，亦不适合敷面，但如若先将黑铅酸化，形成醋酸铅，再与碳酸化合，就会形成碳酸铅，色白质细，状糊如粉，能够冒充宫粉，以次充好。可惜此类白粉，夏季使用，遇汗，则会因硫化作用，而还原成黑铅，黑色的残留物将会依附在皮肤上，形成黑色小点，必须及时用镊子摘去，如果不摘除，或摘除得不及时，则日益加深，终成雀斑。况且铅内含毒，长久使用，会使肤色变青，继续使用，会致皮肤脱落，过量使用，还可能危及生命。《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粉锡即铅粉，乃以铅打成薄片，入甑，用醋一瓶同蒸，化为粉用。今杭城多有此业，名曰粉坊，工人无三年久业者，以铅醋之气有毒，能铄人肌骨，且其性燥烈，坊众人每月必食鹅一次以解之。”
铅毒之害，由此已见。
将青铅、黑铅氧化所得之物用于涂面，非但对美容无益，甚至会危及健康，可即便是使用白铅所制的宫粉涂面，也必须十分注意分量的选用，否则就可能会事倍功半。女子一般涂粉的时间，常在洗脸后，这样一来可以护肤，二来可以增加美白效果，可锌氧粉涂面时遇水，并不显白，而女子们使用时，都尽量多涂显白，于是等到干燥时，锌氧粉、水会因为结合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为碳酸锌，呈现得非常白，不仅不美观，甚至于遮蔽了肤色中固有的血色，呈现出一种病态感。因而对于不懂得化学反应的古代女子而言，使用它也远非完善之法。
画眉最初选用的石黛，需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后，以水调和，方可使用。“至南北朝时，陆续有铜黛、骡子黛、青雀头黛等画眉物品传入，这些黛石使用时，直接蘸水，更加方便，妇女们遂逐渐淘汰了石黛。”
可惜这些黛石出产范围有限，而远途运输对古代交通而言，又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青黛一物，并无正式制造的机构。
民间女子则会选择廉价物品替代黛石，柳条、火柴成为可选项目。选用以柳尖画眉之法，虽采集简便，所费无几，且具有防腐杀菌功效，但柳条色彩稍淡，颜色显青，不能和眉色一致，效果不佳。选用燃烧火柴画眉法，不仅无杀毒之功，于卫生、健康亦无益，颜色不能持久，而且往往由于下笔力度、肤质柔韧度的差异，画出来的眉形并不均匀，要时时修正、添色，使用火柴画眉也绝非易事。
凡此种种，都迫使女性寻求新的美容之品，而近代进口化妆品的出现，正为迷茫中的近代女子指出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