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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迪厄的象征论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人类实践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象征性运作过程，使得在社会活动着的各个阶层的个人的‘生存心态’和精神活动，同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行动者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场域，三大方面交结在一起。因之，做研究时，就必须具体地结合特定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特征，即把行动者的个人或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及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加以通盘地考虑和分析。”
具体说来，就是欲研究化妆品业的历史轨迹，并不能简单孤立、静止地研究化妆品业，而是要将整个近代上海的社会环境考虑在内，需先梳理近代上海的商业生态。
化妆品业在上海的出现和发展与这座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是同步的，工商业贸易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以及外来工业的生根、市民阶层的形成，都是促进化妆品业产生的有利因素。
上海，东临浩瀚的东海，北扼长江口岸，身处长江和黄浦江的入海汇合口，是一处天然良港。清政府于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从此，“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邑商有愿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
。乾隆时期，上海海外贸易已达相当繁盛的地步，“自海关设立，凡远物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舮相衔，帆樯比栉”
。嘉庆、道光时期，上海已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
开埠之后，上海商业地位更是迅速提升。“上海水路，从黄浦江出吴淞口，向东可到日本、美洲，向南可到欧洲各国，往北可到河北、辽宁等省，往南又可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处，由吴淞江而西，可通往苏州、无锡等处。上海陆路，有京沪铁路、沪杭甬铁路、津浦铁路、浙赣铁路等，运输迅速，往返便利，所以国内外的货物，都在此集散，成为我国商业最繁盛的地方。”
也难怪时人评说，“自海通以来，中国之商业，以上海为中心点，上海之商业，尤以秋冬二季为繁盛之时。何者外货于焉输入，内地于焉取资，激水之轮，当乘时而麇至。巨腹之贾，已联袂而偕来。交易往还，于斯称盛。故经营商业者，莫不占一年之胜筹”
。1924年，美国游历团亦如是形容上海，“此伟大之通商口岸，屋宇宏敞，工厂林立，诚觉百闻不如一见之言实非虚语，至在上海言商业发展限度莫可限量”
。1937年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大新公司的建立，标志上海商业布局最终完成，上海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
同时，金融业亦星罗棋布，足以辅助商业的发展，“金融机构由昔日的三大帮：外国银行、我国钱庄帮，以及华商银行，演变为百花齐放。多年的演变，华商银行已占据金融界的首把交椅，钱庄在昔有合伙、独资之分，可也已多变为股份公司，与银行性质完全相同。再则国人崇拜外人的心理，也已大为改变，所以外国银行的营业，已不如昔日的鼎盛，尤其自从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昔日的鼎足局面，完全一统，而华商银行的势力，确可凌驾一切。同时信托公司，也加入交换，所谓上海票据交换所，实包括华商银行、外商银行、钱庄、及信托公司，所以上海的金融机构，在表面上名义虽有不同，营业上亦区分泾渭，可是按之实际，并无多大区别，而可混为一体”
。
上海商业的繁荣，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繁荣。“淞沪抗战前，上海国际贸易，已是年达国币10亿元上下。”
“1864年，上海进出口贸易货值为6402万关两，1894年，进出口贸易货值为15508万关两，30年间总计增长了242%。”
至1926年，“上海进出口贸易货值已是116743万关两，30年间再次猛增长了753%。并且上海一埠的国际进出口贸易，常占总值百分之五十左右”
，可知当时上海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黄汉民对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以后市场的消费变化进行了研究，指出“进出口贸易对于上海工业发展的最大影响，是在造成一种新式工业产品的需要，如纸烟、火柴、罐头食品、水泥、针织袜、胰皂、牙粉、皮革、橡胶制品等，大部分皆因国际贸易关系，而引起国人的消费。此后国人习用此种物品，乃渐自开办工厂，从事制造”
。
开埠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为上海积累了巨量的资金，城市基础设施也被提上日程，道路交通、水力、电力、土木工程等设施的完善，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分立的特殊格局，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分开进行的，基本是起于租界，渐及华界。1854年7月，英、美、法三国借太平天国起义，上海统治混乱之际，擅自创建市政委员会，中文称为工部局，负责租界的管理和开发。“工部局成立后不久，就颁布了一项筑路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工部局先后铺筑了5条干道：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和山东路。以后，又陆续增辟及延长了一批新道路。到1865年，英租界已形成南北向干道和东西向干道各13条的道路网。1899年，公共租界实现大扩张，将西界远远地推展到了静安寺、小沙渡一线，1900年，工部局为此制定了新的筑路计划、在新划入的泥城滨以西地区大举辟路。”
1862年法租界公董局成立后不久，也开始制订工作计划及筑路计划。“首先宣布延长或者开辟五条交通干线，即一、公馆马路向东延长；二、洋泾浜延伸至城墙；三、开辟一条和公馆马路平行的马路，从靠近帝皇路的洋泾浜码头开始，直至洋泾浜西端，并在公馆马路北面160米的地方穿越‘英国人的马路’；四、在帝皇路西面145米的地方，在帝国路和另一条通往泰勒氏桥的马路之间，开辟一条和帝皇路平行的路；五、在上面这条路的西面145米的地方，开辟一条和它平行的路。另外，还宣布了两项工程：一、延长黄浦江外滩和护城河滩岸；二、在皇家邮船公司地皮的南面开辟一条宽24尺的马路。”
初步形成交通道路网后，对于租界设施的维护，也是相当精细，1900年12月，公董局就曾发告白，聘请专人进行维护工作。“招揽1901年内各项工程物料，一、电气间及公董局等处应用东洋头号烟煤每年约需1100墩。二、凡工部局应用垃圾车及水马车等马匹。三、所有修筑马路应用黄沙等物，石子一项每月应需250方。四、所有法租界及新租界清洁事务。以上各项如愿承包者，自3号起至15号12点钟止，将各项细账开明呈送公务局打样房或工部总办写字房，以凭酌核。”
华界的城市建设开始虽晚，但成果显著。“光绪、宣统年间，华界先后筑成的道路有福佑路、侯家路、大境路、小九亩路、露香园路、方浜路、旦华路、万竹路、紫金路、蓬莱路、黄浦滩马路、肇周路、方斜路、万生路、文斜路、皇家阙路、大吉路、安澜路、林荫路、教育路、西林路、新大桥路、新闸桥路、南川虹路、斜桥南路、斜日路、龙华路、瓜豆园路等30余条马路，华界没有新式马路的时代遂成历史。”
而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新筑的马路均有明确的管理章程：不许堆物碍路、不许随路大小便、禁止骤驰、定时倾倒垃圾、行车点灯等，并且全部设立电灯、电线。道路的铺筑和拓宽，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使昔日之瓦砾荒滨，今则化为康庄大道，从此铺户繁多，商贾囤积，市面为之振兴，地方获益匪浅”
。
此外，开埠后的上海在照明、供水以及交通工具等方面也都有十足的进步。照明经历油灯、煤气灯到电灯，至清朝末年时，上海已是一片“灯火璀璨”。饮水由河水、井水过渡到自来水。交通工具也从轿子与独轮车转变为马车、电车、汽车。
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满足了市民生存和社会集聚的需求，并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无论何地筑路与修路为必要之事，尤以上海为最，盖上海人口日增，商业日盛，而街道之建筑与修理亦必随之增繁。”
城市功能的完善，也带动了城市休闲环境的优化，在商业氛围的熏陶下，休闲娱乐也具有了商务交际的功能，人们越来越重视外在的形象，化妆品业在上海的崛起和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来游者，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
。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无疑是当时国内人口密度最大，人员组成最复杂的城市”
。
关于上海人口的统计，最早记载于《松江府志》，1341年到1367年间上海县约有72502户，如以每户4人或5人估计，有30万到35万的人口。“明嘉靖至清嘉庆的300年间，上海行政辖区一再缩小，加之江南一带战火频繁，清初实行海禁，航运断绝，商业凋零，影响了上海地区人口的增长，顺治年间（1644—1661年）仅30万人”
至1852年上海有54万余人，后因战事的影响和上海设施的完善，各地人士俱来谋生，人口遂大量增加。1913年是65万余人，1915年时达100万余人，1920年已是150万余人，“上海人口平均密度每英方里为9万人，视英京伦敦增高8倍”
。1924年，“荒僻之闸北，因此也日就热闹起来”
。1929年时，“上海人口共280万余人”
。1931年时，已达到310万余人，“公共租界有100万，法租界有50万人口，合之华界，共有310万余，平均每亩有182人，为世界上人口最密之处”
。且上海人口并未停止增长，“1933年时，已达350万余人”
。
“此人口数，既包括本国民，又包括外国人口，1885年外国人口只有3673人，到了1910年就有13536人，25年间约增3倍。”
“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人有来自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印度、葡萄牙、德国、菲律宾、丹麦、韩国、西班牙、瑞士、希腊、拉特维亚、挪威、捷克斯拉夫等共20个国家，合计有36471人。”
“1934年，上海人口已经有340余万，其中7、8万即是外国人。”
作为刚刚迈入近代化门槛的城市，上海也促成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并且市民阶层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日益庞大。这些新兴的市民阶层是上海都市的活力之源，既为新兴的工商业提供劳动力资源，又是其产品的消费者。他们主要集中在租界内，“1853年，英美租界人口仅500人，占上海总人口比重不到0.01%，1865年，英美租界人口比重已经占上海人口总数的21.5%，1942年则这个数字为62.2%”
。
近代上海的市民阶层毫不掩饰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敢于消费和娱乐，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乐。“在1930年到1936年间华界人口职业构成中，农业人口约为16万—1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工业人口约30万到40万人，约占总人口20%，商业人口约17万—18万人，约占总人口10%，交通运输业人口仅2万、3万人，占总人口1%。其余多为家庭服务，总人数在三四十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0%上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华界非生产性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半数，而生产性人口仅为总人口的20%，由此可以确定当时的华界是一个消费性远远超过生产性的地区。而租界的情况与华界几乎一样，消费性人口远远超过生产性人口。”
这些庞大的消费人口也是上海化妆品业不断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性产品的市场，是与消费性人口的需求分不开的。
孟德斯鸠说过：“通商之结果，为生活之复杂，生活复杂之结果，为技术之精进，技术精进之结果，为文化之进步。”由是可知，商业更有促进文化的功效。
梳理近代上海的商业生态后，考察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也属必要。
“除了明初一段时间以外，从元代到近代，上海一直崇尚奢华。”
上海，“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且市民颇易为生尔”
。
至晚清时，上海的奢华消费风气已极为普通，不仅“富商巨贾，坐飞车，拥丽妓，肥鱼大肉，恣意流连”，而且平户人家“虽中人以下之人，茶馆酒楼，无不有其踪迹”
。如时人评说，“窃谓上海生活程度既如是之高，已有长安不易之感，今社会不特不知崇尚俭朴，力矫其弊，反日趋于浮竞，无论婚姻丧葬之费，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即以平居服用言，亦无不夸多斗靡，穷奢极欲”
。
“风俗之奢靡以上海洋泾浜而达极致，商贾云集竞尚奢华台榭，歌台秦楼楚馆繁华熟闹，冠绝一时，信所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矣。”
关于奢靡生活方式的记录，数不胜数。“举凡衣食居处以及日常应用之物品，莫不刻意讲究，力求装潢，富者任所欲为，贫者亦勉为其难，于是相率，习于浮华……但就衣服一项言，已可知其奢靡之一斑矣。往昔普通人民御绸衣者，十无四五，又冬月服重裘者，亦十无二三。而今则不然矣，凡读书学子以及商店伙役，每年进益并不为多，然亦衣襟华美炫耀人目矣。盖风尚如此，人力难抗，以为不如此不能见重于人也”
，商贾间“阔其排场，华丽其衣服，奢靡其食用，行必以舆马，从必以仆从，往往杯酒之间言无数句，而贸易已成”
。
“20世纪早期，35%—50%的进口商品是被通商口岸居民所消费，尽管他们只是中国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富有阶级向这一地区集中，大部分生产资料也在这一地区消耗。”
上海社会的豪华程度，超出其他地区，如“内地的富有者，有了钱，未必就有汽车来坐，未必就有各种新奇的游艺……必须要踏到上海这般的豪华社会，方才有直接享受到这种豪华生活的可能”
。
奢靡的生活方式，也渐及妇女。“女界奢华之习，尤足骇人，金银不足益以珠翠，珠翠不足更以钻石，一髻之上所饰者动用千万金，可慨矣”
，“习尚日趋奢靡，尤以妇女为最甚，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坦臂、露颈或模仿异式不伦不类，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
，“近年以来，社会生活日趋于奢靡，在都市尤其有一日千里之势。都市的妇女们，托庇于豪富或权贵的丈夫的爱怜下……食必珍馐，衣必舶来洋货，画眉、唇、烫发、钻戒、高跟鞋、花样翻新的衣着、居崇楼大厦、行汽车兜风，一切的一切，只是尽情的享受，极端的奢靡，极端的纵欲”
。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奢靡的生活方式，是沪地社会走向近代化城市，在生活领域的一个投影。
晚清沪上的娱乐消费也发展得很快，19世纪六七十年代，富豪之人创设了桂圆观剧、新楼选馔、云阁尝烟、醉乐饮酒、松风品茶、杜馨访美、层台听书、飞车拥丽、夜市燃灯、浦滨岁月沪北十景。“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已享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了，上海旋转般地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商业消费社会。”
“因上海是座移民城市，移民大半因不满迁出地的现实而流动，他们往往没有一个辉煌的过去，移民靠自己的体力、智力、毅力创造了今天的生活，他们更重视现今和未来，较少有过去成规定矩的束缚。”
正所谓“客到申江兴便狂，纵饶悭吝也辉煌。4元在手邀花酒，8角无踪入戏场”
。故而，追求休闲娱乐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流行开来。
“申江自是繁华地，岁岁更张岁岁新，解取及时行乐意，千金一刻莫因循。”
《社会日报》曾以小报的视角，记录了富豪之家都市之晨的娱乐活动，“富翁之晨，是住着豪宅，吸着鸦片烟，有人服侍，与娘姨、丫头说笑打趣；少奶奶的早晨，要到钟打过11下后才开始，她忙着梳妆打扮、喝补品，然后坐着最新款的‘司蒂蓓克’风驰电掣地看电影去”
。而都市化过程中的市政建设以及新能源的开发，更是延伸了都市娱乐的新时空。夜晚的上海，更是“火树银花，光同白昼，沪上真乃不夜天也”
，“尤其是四马路一带皆茶室书楼以及酒肆珍味，每至下午，游人如织，士女如云，间以马车东洋车，东西驰骤，声彻云霄；而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靡丽纷华，至此已极”
。
跑狗场、回力球场、跳舞厅、电影院、戏院，都是夜间活动的主角。“跑狗比赛时间集中在晚上，当时上海的明园、申园、逸园三家跑狗场各有不同的开场时间，互不冲突：明园跑狗场为每周一、周四两晚举行，逸园跑狗场为周二、周五晚上以及周日下午两点或五六点举行。这样的时间安排，让上海市民每晚都可以沉迷于其中一个跑狗场。跑狗场赌博一度十分风靡，三家跑狗场合在一起，粗略估计可容纳观众2.5万—3万人左右，每周一般都能吸引8万市民加入。”
“跑狗和回力球博彩，每券1元或2元，价目低，以连猜中两盘独赢者为赢，得中时连本分摊，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不等”
，吸引了众多的工薪一族和小市民，也催生了无数的职业赌客。在跑马场附近，一般都附设有酒吧、餐厅、舞场、足球场等公共场所，以满足人们其他不同的娱乐需求。
跳舞厅则是太太、小姐们的最爱，一般每日从下午起，奏乐后中西宾客即能开始跳舞，直至次日早晨。有些戏院为了吸引消费者，在内部也设有跳舞场，由戏院观影后转入跳舞厅不再收费，“一处两美兼备，足以怡悦性情”
。电影院则从下午到晚上，一天放映3场，开场时间分别为下午两点半、五点半和晚上九点。上海电影院的数量超过50家，戏院则有100多所，正常状态下每日观众、听众均达10万人以上。
19世纪30年代，整个城市娱乐消费市场已十分成熟。曾有人痛心疾首地描述“九一八”国耻日的娱乐情况，“戏院、游戏场里，还是急管繁弦穿红着绿的唱戏；酒楼、旅社、妓院里，还是一样的花天酒地挟妓胡闹；跳舞场里，还是依旧的乐声悠扬，灯红酒绿的歌舞；咖啡店、按摩院，还是一样的嬉戏作乐；跑狗场、回力球场，还是一掷千金的赌博；总会、俱乐部、公馆、商店，还是东西南北中发白的大打麻雀；公园里，还是一对一对的挟着爱侣，摄影啦，谈情啦，憧憧未来”
。
休闲娱乐活动的多样化，也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变化，男子垄断领域的退缩，妇女活动空间的扩大和社交场所的增多，为化妆品业的成长，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