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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美丽是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之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了美”，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将对美的追求作为人类意识觉醒的关键性一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高尔基甚至说过“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生存意识在心底刻录下来的永远不可磨灭，且代代相传的生存基因密码。”
素有“美丽经济”之称的化妆品行业，正是为了满足女性的美丽要求而产生的。
“随着历史观的拓展与史学研究的深入，行业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因传统的行业史多是由行业内的人撰写，基本上是循时间线索，根据技术进步与行业发展的量化统计写成，故而与大历史的关联性不强，且多是见物不见人、见技术不见人。现在，虽然有相当史学素养与训练的青年学者介入此领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使行业史研究进入了新境界。”
然关注的焦点还是多集中在热门行业，
其实随着新文化史和生活史研究的开展，应该将越来越多的日常行业纳入研究领域。一些原本看似微不足道的对象，也可以成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人们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止过，而“女性美，是人类全部文明的提纯和结晶”
。冰心也曾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既是美的化身，又是对美最执着的追求者。
我国使用化妆品的历史源远流长，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青铜人头像，有一部分“在宽而浓的眉梢上绘以黛色，大而立的眼眶周围描上了深蓝色的眼影，阔而长的唇边涂上朱丹，鼻孔或耳饰孔里也涂有朱色”
。可见，远在四千多年前，古蜀先民已然有了美的意识。春秋时，“周郑之女，粉白墨黑”，就是用白粉敷面，黑墨画眉。化妆品备受女子喜爱，可惜古时化妆品种类匮乏、制造方法简陋，与近代新产生的化妆品相去甚远。即便是广受欢迎的扬州谢馥春日用化工厂和杭州孔凤春化妆品作坊，在面对新产生的近代化妆品业时也稍显无力。
近代化妆品业是由国外传入中国的一种新兴工业，采用的是迥异于传统的制造方式和宣传方法，近代化妆品业的诞生，是工业发展和审美变化的结果。审美的变化缘于国人特别是女性，对健康与卫生的认识。早期受医学水平的限制，主宰人们健康观念的是一些巫医和巫术，之后虽陆续有药房的诞生，但人们普遍不关注健康问题。清时，鸦片烟的泛滥，更加重了国人身体的孱弱。
健康一词最初是战前中国知识分子从日语中借用的。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在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为先进的技术和思想传入中国提供了通道。国人的健康问题，乃至女子的健康问题开始有人关注。时人认为“‘多愁善病’的美丽，是不能立足了，妇女们负着的责任重大，岂可再盲从了以前可笑的话，使身体不能强健，我中华二万万的女同胞，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和男子一同为国家和民族奋战！”
特别是1927—1937年，随着公共卫生设施的改进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上海居民的公共卫生意识和健康观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健康美观念的高涨，使得女性在选择化妆品时，开始注意化妆品的质量和卫生状况，对其制造工艺也开始讲究。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美是一个重要话题。而将落脚点选在上海，则因为这是一座近代发展状况良好的城市。上海是近代化妆品业的发源地，也因其东临浩瀚的东海，北扼长江口岸，身处长江和黄浦江的入海汇合口，同时也是舶来化妆品的集聚地，在近代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变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的广生行，我国大规模化妆品工业的鼻祖，1903年在上海设立发行所，以双妹老牌最为著名，广销各地，自双妹花露水发行后，洋货林文烟花露水即绝迹。“1912年，方液仙所创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诞生。随后，各化妆品厂相继成立，不下七八十家，若加上与化妆品业有关系的团体，则不下百数家，且这其中各大药房之兼制化妆品为副业、与百货杂货商店之经售化妆品业者，犹未记入。”
至于舶来化妆品，“1922年，中国对于香妆品的输入，有2609372海关两之巨”
，至1933年时，“香水脂粉进口，已达150余万元”
。上海地区不仅集中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化妆品企业，且代表着最新流行的化妆品时尚。
探析美丽经济，不仅可以了解近代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它的兴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更替、风尚之变迁，因而近代化妆品工业的研究是一个有相当发展空间的领域。鉴于此，本书尝试将近代化妆品业置于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下，主要以化妆品业的发展演变为脉络，以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为切入点，从商业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探讨近代化妆品业是如何因应局势产生，又是如何调试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融合，尝试揭示近代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社会的互动。
本书的研究不仅涉及化妆品行业本身，而且与女性的妆容文化密切相连，但从目前已有研究状况来看，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论著仍然极为少见，因而，在学术前史的梳理中，会将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开叙述。
对于化妆品的研究，早已有之。民国时期就因现实的需要，有人对化妆品展开探讨。但因化妆品工业作为近代新出现的行业，更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制造方法的考察，目的是“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如《香妆品制造大全》《人造香料》《雪花膏之理论及其制法》《最新化装品制造法》《化装品及香料制造法》《香料及化妆品》《化妆品制造》等书，
均可归结为对化妆品制造法的考察。其中恽福森的《香妆品制造法》，屠祥麟、车志义合著的《化装品及香料制造法》，以及汪向荣所著的《化妆品制造》，可谓每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恽福森的《香妆品制造法》，缘于“工业为富国之本，制造为工业之基，欲兴工业，当知制造，香妆品为日用所需之工业品”，此书不仅介绍了各类香妆品的化学制造方法，还引入了近代传入的新技术。
屠祥麟、车志义合著的《化装品及香料制造法》开篇也言明“集合了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人，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见衰颓的中华文化。这样，才大胆地向社会宣告开始我们科学化运动的工作”。全书论述了香料、香精、香水、美颜用品、香粉、口唇用品、毛发用品以及沐浴、熏香、剃须等用品的制造方法。
汪向荣的《化妆品制造》，也是出于“化学工艺实乃生产事业之初步工作，亦可谓之基本工作，吾人爰由斯着手”，全书介绍了如何运用化学方法制造出颜面化妆品、毛发化妆品、口齿化妆品、手用化妆品以及浴用化妆品。
民国时期，国人一方面积极研究化妆品的制造法，另一方面翻译国外化妆品制造法，为己所用。1939年曹沉思翻译了日本学者大槻广所著《香料及化妆品制造法》一书，也为介绍化妆品制造法。
虽然民国的著作，以介绍化妆品制造法的为多，但也有其他类目。如对化妆品基本情况介绍的《香料及化妆品》一书，对化妆品行业进行调查的《上海化妆品之调查》一文，以及由中日贸易商品调查所编印的《化妆品》《肥皂》等文，均是从整体上对化妆品业的发展情况作出论述。
此外，在一些商业史和工业史的论著中也有关于化妆品某一层面的探讨，涉及化妆术、美容常识、化妆品原料、化妆品税费稽征、化妆品名词解释、化妆品商业统计以及化妆品卫生等众多方面。
此类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已开始关注化妆品业与上海社会的互动。例如《上海之工业》有反映化妆品业供求状况的记载，“反观吾国化妆品之供求状况，大概高等品多来自欧美，中下等品则为国内自制，及由日本输入者”
。反映洋货化妆品在上海流行的《一年来的国产化妆品业》一文，记载有“虽然本乎近年来国产化装品业之发达，在国内市场上理应把舶来品排斥殆尽，这是必然可以认知的倾向，可是实际上，我们清楚地观察一下所谓化装品市场者，外货之充斥依然占有绝大的势力，这不可不说是一种怪现象。而尤其是国货年一年来，外货化装品之向我国百货公司内输送，非独不见减少，反而激增向上之势”。
《上海市年鉴》反映出人民对健康的重视，“香粉类制造，甚多采用宫粉方例，以铅粉（碳酸铅）为原料。铅有害肌肤，卫生当局似应检验，加以取缔，而本业工厂尤应束身自爱禁用此项原料而代以锌白、脂肪酸锌为佳”；也反映出化妆品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化妆品工业之制品，以牙膏、香皂、蚊香、花露水、爽身粉、润肤剂等日用品为主，胭脂、口红、唇膏、眉笔产销较狭，故化妆品并非纯粹奢侈品工业，似应正名为日用化妆品工业，以免一般人误解”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化妆品相关研究较少，且仍是延续之前的关注制造法，如《做润发膏和生发油》《家常化妆卫生日用品制造法》与《化妆品简易制造法》等著作。
之后化妆品的研究近乎沉寂，只有对特定化妆常识的了解，如《京剧化妆常识》《电影化妆》《电影化装浅谈》等，
因与本书主体无关，在此不做赘述。
直至20世纪80年代，化妆史的研究开始再次显现，成果渐多。此时期既有延续传统，介绍化妆品工艺的著作，如冯兰宾、袁铁彪编著《化妆品生产工艺》、臧剑士编的《化妆品生产基本知识》以及曾仲韬等翻译森泽尔的《化妆品分析》一书等。
也有对化妆品的美容效果进行基本介绍的，郑言的《化妆品与美容》、肖子英的《化妆品学》、相宝荣的《美容与化妆品》等书均属此类。此期还不乏引进的日本对化妆品进行介绍的书籍，如池田铁作《化妆品学》、垣原高志《化妆品实用知识》、小泽王春《奇妙的化妆品》等书。
另外，还有指导女性如何化妆的，像小林照子、户田净、高富士子、金晓渝、傅小均等人的著作，皆为此种。
国外著作如关于审美的，有玛丽·吉福根、菲力斯·陶奇-斯帕奇特的《仪表与着装》一书，最先从审美的角度，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和身体条件，介绍通过饮食保健、化妆和服装的选择，来体现仪表的个性美的知识。
而国内此时期对化妆品史研究虽多，但多是将化妆品放到日用生活品类下，与日常必需品联系在一起。如梁梦兰、陶春林、王锡臣的《日用化学知识：洗涤、美容、营养》，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洗涤清洁、化妆美容、食品营养的化学知识，介绍的化妆品也仅仅是说明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及保存时应注意的问题，是为了正确选购和科学使用这类日化用品。
苏珊、梁惠珠编译的《现代女性美的自我完善》，也仅是从化妆的方法、原理入手，细致地阐述了脸部、身体、手脚、服饰等方面的60多个问题。
相对于专业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著作更类似科普著作。
90年代后，化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起来。如阎世翔、光井武夫、卫卉红、包于珊、李芳怀、许远景等人或从化妆品的特性出发，或从消费者权益出发，或为了论述化妆品的原理，统统选择对化妆品学进行介绍。
汪洋、何爱华、王高松、陈成章、赵振新、张云华等人，则从卫生的角度出发，探讨化妆品与健康的关系。
然而，在化妆品广为流行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化妆品是危险的。日本学者郡司笃孝先生连续撰文《可怕的化妆品1000种》《续可怕的化妆品1000种》，“诉说”化妆品的可怕。前田久代等所著《化妆品与过敏》一书，也是告诫女性，化妆品有风险，使用须谨慎。
国内学者刘纯洁在所著《危险化妆品》一文中也提出相同看法，认为使用化妆品是存在危险的，并提醒消费者注意，不要滥用化妆品，不要盲目依赖化妆品，不要忘记了化妆品中某些化学物质的危害性。
进入21世纪，关于化妆品的研究更是深入方方面面。有关注化妆品质量问题的，如梁益圃、秦钰慧、王红、赵同刚等。
有“解密”化妆品的，如塞缪尔·爱泼斯坦、兰德尔·菲茨杰拉德、张丽卿、具熙宴、李银珠等人。
还有人考察化妆品的推销技巧，如李纲、龚震波、王颂舒、李金泉等人。
更有人注意到化妆品之间暗藏的“战争”，最具代表性的为美国学者杰弗瑞·琼斯的《美丽战争：化妆品巨头全球争霸史》一书，杰弗瑞·琼斯作为哈佛商学院商业史教授，担任欧洲商业史协会和美国商业史会议的主席，亦是《商业历史评论》（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的特约编辑，撰写和编辑过的许多商业史方面的图书和论文都曾获奖。该书译者王茁为管理和营销战略专家，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双妹实业公司董事长。另一译者顾洁，为品牌管理、市场研究、营销传播等方面的独立咨询师。这本绝妙的美容化妆品行业历史书，回顾了该行业从19世纪世界美容化妆品业萌芽到今天美容化妆品业全面繁荣的发展历程，探析了当今全球美容化妆品业巨头们的成长过程。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到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如何缔造了那些代表对美的理解的品牌，以及国际大公司如何在本国和世界范围内对这些品牌进行营销，还可以了解到一度只为上流社会专享的化妆品是如何大众化的。
其他类似著作，像武斌的《美丽的战争》，讲述了身体美学的历史与文化，
琳蒂·伍哈德《美丽的战争》一书，讲述了雅顿和郝莲娜争夺化妆品女王桂冠的世纪之战。
还有些人关注中医药材在化妆品中的应用，如闻荃堂、周欣初、刘华钢、刘德军、李桂英、黄霏莉等人对此均有专著。此类著作多是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而诞生的。它的特点是将中药的有效物质运用到化妆品中，充分发挥中药的嫩肤、祛斑、除痘、美白、黑发、生发、美发、洁齿、护齿等特殊作用。以便建立和完善中药化妆品学的独特的理论，研制各类中药化妆品。
与此同时，一些以化妆品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也开始出现。国内方面，朱玉武考察了化妆品营销渠道，
刘霞分析了女性化妆品消费的审美心理，
张超探讨女性化妆品的包装设计，
王金阳以1910—1936年的《申报》化妆品广告为例，探究了民国时期女性形象的嬗变，
郝玉娟研究了化妆品企业经营策略问题，
邓坤源则梳理了化妆品的消费税情况。
国际上，以化妆品为视角所作的学位论文也数量众多，但多是针对现代化妆品展开的研究，故在此不多展开，只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篇文章作简要介绍。芬兰学者Jingxuan Liu以Skinfood公司为个案，研究了影响化妆品选择的诸项因素， [1] 美国学者Perrine Alma Dehield探讨社会审美标准是如何来影响化妆品行业的发展的， [2] 美国学者Hwa Soon Yun的《美国国内美容业向亚洲新兴市场拓展的经营战略分析》一文，则研究了全球美容行业的概况，研究了美容行业的经营策略，最终将落脚点放在扩展亚洲化妆品销售市场上。 [3] 丹麦学者Silvia Menendez探究了化妆品行业行销过程中，所进行的欺诈性广告宣传，如珀莱雅化妆品宣传的“改变自己”就属于虚假广告。 [4] 瑞典学者Emina Busatlija、Mia-Berentje Land和Anne N.Mathieu与时俱进，探讨了化妆品行业应该如何运用社交媒介谋求发展。 [5]
另外，近些年来的不少论文也将目光移向化妆品这一广阔的领域。化妆品营销行为方面，曹慧娟、张琳、胡洪亮、汪丽丽、常洁等从整体出发，考察了我国化妆品营销策略、营销渠道以及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具体化妆品广告方面，肖燕雄、彭凌燕以《申报》上美容、化妆品广告为中心，探讨了30年代对女性美的消费问题。
李雷兵、黄炜则基于女性消费心理，探析化妆品广告策略。
朱晓伟、张红茹、刘云、陈伶俐通过对化妆品广告的调查，解读了广告中女性角色的异化现象。
路宏伟、王清洁以上海报刊为例，解析民国报纸中美容、化妆品类广告的宣传特点。
同时，还有学者对化妆品的消费心态进行研究，如朱维明、林道农、李立、牟发章、周军等。
化妆品研究的多路径，也吸引了台湾学者的注意力。赵国评、陈庆荣、吴珮瑄等论述了香料与化妆品的变迁史，
吴佩玲、谢文雀、胡同来、林素如等研究了化妆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许淑惠、李世聪则另辟蹊径，将结合面相学与数据分析的技术，运用于化妆品市场行销，找出相同面相特征顾客的消费习惯与趋势。
除此之外，在一些会议论文集中，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对化妆品的研究，而中草药作为研制化妆品的热门材料，此类论文自然也不在少数。2004年，阎世翔的《中草药在化妆品中的应用》一文，即指出近十多年来，以作用温和又具有一定功效的中草药提取物作为天然物添加剂，应用于化妆品中已成为新产品开发的热点，并阐述了我国发展中草药化妆品的优势、应用于美容化妆品的中草药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以及有关中草药化妆品的概念和产品研制的理念。胡国胜提交的《中草药化妆品的现状和市场机会》，从技术、文化背景、产业链和市场机会等方面对目前中国市场上采用中草药成分开发化妆品的现状及前景作了分析，并且认为，随着我国在经济、技术、法规以及消费者成熟度方面的进步和国际交流的增加，中草药化妆品将会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产业发展前景。2012年，杨万政、李晓霞、李意芳的《红花作用及在化妆品中的应用》，介绍了红花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现状，探讨了红花在化妆品中的应用和前景，为开发红花类化妆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2013年李林子、赵岩等合著的《美容的中医药渊源与中药化妆品研究进展》一文，对中药化妆品的历史渊源、概念、特点与优势进行概述，并介绍了目前国内对中药化妆品研究的进展。同时，指出了中药化妆品的发展瓶颈，提出了一些发展性的建议。
此类文章不胜枚举。另外，也有少许其他主题的文章出现。如范瑛、宋坪的《中国传统美容与化妆品》，即对中国传统化妆品进行说明。
《广告学研究》论文集中，《殖民现代性、美与卫生》一文，吴咏梅以《盛京时报》中的日本化妆品及医药广告为例，思考日货在华销售过程中如何结合在地的社会文化需要，以营造一种“现代日本化学产品是高级的现代物质文化产品、健康美容文化是时髦的精英文化，产自日本的东洋货可实现匹敌于西欧各国的生活文化的西方化、近代化和合理化”的印象，并传播出去，让当地的女性消费者接受。
孙秀慧、陈仪芬以《台湾日日新报》化妆品广告为例，论述了“女性美”的构建。
有关中国女性妆容史的研究，出现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才零星出现。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一书，为此类题材的开山之作。著作以生动的文字、丰富多彩的图片资料，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妇女的生活风貌和装饰习俗，展现了整体的“历代女性时世妆”
。作为最早介绍中国古代妆饰造型的书籍，该书具有开创性作用。可惜的是，妆容史仅在面饰一篇中涉及，其对于古代妆饰的描述也并非翔实。其后，连仲元、庞玉坤著《东方女性化妆美》以及雷毓华、付小燕合编《东方女性美容化妆》一书，均讲述了化妆后的东方女性美。
汪维玲、王定祥合著《中国古代妇女化妆》一书于1991年出版，相较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该书对古代妇女的美容、化妆，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同时也揭示了古代妇女美容、化妆、佩饰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渊源和发展轨迹。
随后，冯世伦等编著的《历代化妆美容秘方》揭秘古代女子美容秘方。
王琳的《中国美容发展史略》一文，则从考证中国医学对美容的研究出发，叙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美容法。
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学术成果不断问世，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很大的进步。2000年，李秀莲著《中国化妆史概说》出版，该书从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及服饰特色出发，采用通俗的语言概述了从上古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女性化妆术的发展变迁史，是介绍女性妆容史的一部重要通史类著作。
其后，李芽所著《中国历代妆饰》有异曲同工之处。该书详尽地介绍了中国从原始社会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妆饰领域的基本发展状况，其中化妆又细分为绘身、文身、女子面妆、眉妆、眼妆、唇妆、面饰、护发护肤品、缠足及男子化妆几个分支，基本上涵盖了妆饰领域的方方面面。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妆饰特色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是一部比较详细地研究中国历代妆饰史及妆饰文化的学术著作。
2014年，李芽《漫话中华妆容》出版，该书以言简意赅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全面展示了中华传统妆容的整体面貌。
此外，徐莉的《妆容形象的视觉设计》、艾冰的《美人装扮》以及陈芳等的《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等书，对于古代的妆容也均有涉及。
这些均是可以慢慢品味的妆容好书。
除了专著之外，一些论著中也有对妆容史某一层面的探讨。陈丽萍、高梅进、崔小蒙、黄伟婷、刘小琦等人分别对特定朝代的妆容进行论述，其中又以对唐朝妆容的关注为最。
葛蓓、乔楠、洪惠娟、赵恒梅、张国斌、范丽等人则从关注当代出发，考察了唐代妆容与当今时尚的关联性。
刘艳红从唐代诗词记载的女性妆容，尤其是面部妆容入手，着重探讨了这些妆容背后的“生殖”文化意蕴。
赵炜璐、杨微以唐代女性妆容为载体，研究了唐代的审美趣味。
吕晓洁则从生产方式、人的觉醒、玄学兴起和人物品评等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傅粉施朱”的时尚。
张文雅、马志明、陈华伟等人考察了中草药应用于现代美容的可行性。
王星光、李华锋从基本护肤、唇饰、粉妆、胭脂、眉饰等方面入手，展开全方位论述，勾勒出了一幅古代女子面妆美容的生动画卷。
吕婧华探讨了19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大众服饰、妆容的审美变迁轨迹，指出任何历史时期都有标志性的主流审美观念，它与一定时代的特征相关，且受到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
姚惠明、梁牧原考察了妆容与古典诗词的联系，借此得出：作为审美对象的人物造型设计，其经典的造型设计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厚的美学价值。
此外，贾云艳从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妆容看中外时尚潮流，得出中外女性在对拥有白皙肤色的执着、眉毛的精细刻画，以及对面靥的装饰等方面有相通之处，指出中外文化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相近或相同的审美情趣。
章一帆则与其相反，其《浅谈从意象到具象的妆饰美》一文，分析古今妆容、面相、服饰审美观的区别，引发对现代审美趋势的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论文集也触及相关研究。邱靖嘉考察了辽代妇女“黄物涂面”的“佛妆”，从梳理零星的“佛妆”史料入手，纠正前人的错误理解，厘清“佛妆”与“额黄”的区别，并借助于对其他朝代类似习俗的考察，追寻“佛妆”的渊源。
胡琼、何枰凭以长沙市博物馆藏数量颇多的妆饰文物为依托，探究出清代长沙民众日常妆饰具有的四个特点：朴素而清新；大量应用翡翠小件；追求局部的艳丽；吸收了明清贵族妆饰的精美之处，并化繁为简、化大气奢华为小巧精致，以适用于民间。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秀文以敦煌壁画中的妇女为研究范本，通过考察这一时期的妆饰文化，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展现了整个古代妇女妆饰史的盛衰及审美观的递嬗。
此外，关于美容文化的论著，也有几篇。知缘村的《闻香识玉：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演变》，作为一本别开生面的关于妇女文化方面的书，重点介绍了闺房脂粉文学、化妆梳理用具与脂粉文化，上起先秦，下迄清末，论及闺房文化与时代政治、宗教、文学和绘画等方面的联系，叙述范围广泛。
龙夫所作《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容文化》，把中华民族的美容习俗、化妆艺术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
张平、刘宁等人指出盛唐时期的美容发展，不仅反映了妇女的美容风气，亦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强大。
杨素瑞的《从盛唐经典女性形象看唐人的审美风尚》，以盛唐时期在社会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的经典形象为依托，考察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流行风尚。
何燕的《古代中国女性美容文化初探》一文，从文物资料和文学作品所体现出的古代女性容颜审美活动的相关记载出发，勾勒出中国女性美容习俗的形成过程，阐释了古代女性对于容颜美的审美观念，展示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博大精深。
鞠萍《民国时期审美观与上海女性美容妆饰（1927—1937）》一文，考察了1927—1937年，上海女性的美容妆饰，指出其呈现出多元性、时尚性、创新性、盲目性和差异性等特点，而上海女性美容妆饰的这些特点对社会经济、生活、观念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晓梅、刘进合著《中国美容美学》一书，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梳理了中华五千年美容文化，并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量优秀成果，建立了中国美容美学理论的体系。
张苇航在《中医药美容文化管窥》中，以《永乐大典》残卷所录美容医方为例，指出了中医药在美容方面的应用特点，并指出这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吕姿莹的《古艺今妆：妇女容貌美学与化妆研究——从中国古代文献与艺术品取样》一文，从中国古代文献与艺术品入手，采取个案研究方法探讨化妆与造型的美学观点，并再现文献中的妇容形象。
郑富元《论人类美容史》从宏观上论述了人类的美容史与美容文化。
对于消费文化的探讨，早已有之，且成果众多。有关于全国乃至东南亚的，
[6]
亦有侧重区域的；
有侧重消费结构与消费性质的，
也有探讨消费分层与消费文化的；
有考察消费思想的，
还有探究奢侈消费及其后果的。
然而与此相比，关于近代上海消费文化问题的探讨，出现得则稍晚，且成果有限。许纪霖先生对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研究，做了拓荒性的工作。他与王儒年所著《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一文，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的研究，分析其作为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如何借助各种各样广告形象和话语，赋予消费多种功能和价值，以此参与构建近代上海市民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为处于世俗化过程中的上海市民提供了一整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与罗岗等著《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是许纪霖先生探讨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又一篇力作。该著围绕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这一主题，着重以上海的三种文化传统，即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近代的殖民文化和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入手，研究上海都市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并描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历史转型过程等。其第四章着重讲述了现代上海的消费文化。
随后，杨剑龙出版《都市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文化的嬗变》一书，更细致地将上海文化分为上海文化、租界文化、通俗文化、左翼文化、消闲文化、孤岛文化、海派文化、消费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并进行梳理评说，意在从不同角度对上海文化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从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上海文化的某些特性。
陈惠芬等著《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一书，也涉及上海的消费文化，其认为摩登女郎还使现代上海的消费文化呈现出某种女性化的特征，通过对现代娱乐场所等都市公共空间身体力行的介入，摩登女郎有力地改变了以往主流的社会文化一直以来都以男性为主的特点。
包亚明、宋钻友和陈刚等则分别选择了一个固定对象，对此对象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包亚明等所作《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一书，指出上海酒吧所代表的空间，不是单纯、被动的地理环境，而是消费主义全方位地进驻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媒介。它一方面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敞开了意义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性知识的重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宋钻友所著《永安公司与上海都市消费（1918—1956）》，将目光投向大百货公司，以永安公司为例，探讨了上海的都市消费。
陈刚所著《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则对上海南京路的电影文化消费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内容涉及百货公司——电影明星文化消费熏陶下的物质消费空间；别墅、公寓、弄堂——消费主体居住空间的分化；电影院——电影文化的消费空间等。
对于近现代上海炫耀性消费的研究，则有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以及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等书。
除了专著之外，一些论文也涉及对上海消费文化的探讨。吴果中以民国《良友》画报上的广告为依托，探讨上海的消费文化。其《民国时期〈良友〉画报广告与上海消费文化的想象性建构》一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良友》画报广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消费文化的想象与建构，文章从生产消费语境、传播内容选择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空间三个方面，分析了《良友》画报广告与上海消费文化的互动关系。
《从〈良友〉画报广告看其对上海消费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一文，指出民国《良友》画报广告在现代性家庭生活、男女性别、文学文化和民族主义政治等四种空间里，塑造了上海的消费文化空间。
钟建珊也将《良友》画报中的广告，作为管窥民国时期上海市民消费文化发展变迁的窗口。
王玉庭以《〈申报〉广告与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互动》为题，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消费文化影响下《申报》广告呈现的特点，并从消费品广告、消费观念广告两个维度深入探讨《申报》广告对二三十年代上海消费文化建构的策略。
陈艺丁试图通过阐述上海的消费社会特质，来看社会环境对文学写作的影响。
曹超、闫唯、邓颖君则分别探析了小说与上海消费文化的关系。
孙梦诗在分析了民国广告的现代性特征后，认为在民国上海城市现代性物质空间的作用下，民国广告通过现代物品、时尚、女性等符号化表征，建构了现代性想象空间。民国广告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了民国上海的消费文化，并因此改变了民国上海市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未刊论文集中，也有少许文章涉及对上海消费文化的研究。如丁源富的《从西点文化的发展看海派商业文化》一文，以西式糕点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其与上海消费的融合，以此来讨论海派商业文化。
薛毅则另辟蹊径，所著《上海摩登的再解读》一文，认为就上海而言，其内部有多个不同的区分，富人的上海、穷人的上海、西洋化了的上海、本土的上海、消费的上海、劳动的上海等等，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区域，上海的文化是由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创造和发展的、众声喧哗的多种文化。
通过对以往相关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近些年来对化妆品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一批青年学者的注意，给化妆品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同时，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也都有所改进。但从整体而言，对于化妆品的研究还属于初创阶段，仍有很多待完善之处。
第一，化妆品研究的时段性要有所拓展。查阅以往研究，在对化妆品业的时段进行划分时，显示出很强的政治性特征，表现在著作上，则为研究古时的化妆品往往以朝代为划分依据，现代的则以新出现的化妆品为标尺，这种划分方法既割裂了化妆品之间的延续性，也难以看出化妆品业发展的自身特点。事实上，虽然化妆品的演变有其时代性，并且每个时代，甚至每个地区都有独特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化妆品行业也拥有相承的脉络，拥有每个时代都偏爱的“美”，甚至于很多地区有着共同的审美观。所以，只有长时段地深入把握化妆品业的发展脉络，才能真正了解化妆品业所呈现出的真实面貌。
第二，加强化妆品研究的历史感。翻阅以往著作，不难发现，成果虽然很多，且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也陆续被引入到对化妆品的研究中，但其学科分类，又多在化工、贸易经济、药学、市场研究与信息、美学等学科下，至于历史学科下的化妆品研究，成果寥寥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其实随着新文化史和生活史研究的开展，原本微不足道的对象——化妆品，也可以成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通过对化妆品实物的考察，能呈现文本所描述的形态，可以引证和补充文本史料的不足。通过梳理化妆品的制作、销售、流通等过程，能深入了解研究对象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人类的价值观、行动及生活方式等。因此，加强历史学科下对化妆品学的研究，也是刻不容缓的。
第三，增加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翻看先前著作，表现出很强的同质性特点。如对化妆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制造化妆品、如何改进化妆品技艺，以及如何运用化妆品美饰自身，或者单纯介绍某个朝代或地区的妆容，对很多问题的解释流于表象。可能是有关化妆品的资料收集难度较大，档案资料记载较少，报刊资料庞杂且难于梳理，外加文学传记的记载又需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故而，对于化妆品的研究，很多仍浮于表面，内容上也具有相似性，只有加强对化妆品的多元解读，在丰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把握化妆品业的多面向。
第四，存在对化妆品研究简单割裂的现象。就如笔者在先前所提出的一样，对化妆品行业的研究，不能割裂与女性的妆容文化联系，亦不可使其与社会脱节。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将此关系结合起来的论著仍然极为少见，化妆品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与政治环境、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缠的，不能割断历史时空单纯看表象，因而，研究化妆品业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考察其时空环境，尽可能还原其真正面貌。
第五，消费服务业研究薄弱。表现为研究范围狭窄，仅停留在茶楼、旅游娱乐、花店等方面，对美容业、理发业等传统服务业的考察几乎无人问津。并且在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消费礼仪、消费风气、消费心态等问题的研究上，也留有很大的写作空间。
第六，城市史研究应有新尝试。城市史一直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但城市史主要集中于上海、苏州、杭州等少数大城市，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苏杭、近代时期的上海。城市史是社会史研究的分支，近世城市史的研究追求展现更加生动细致的历史面貌，翻阅以往著作，城市史研究成果丰富，有的侧重社会经济史，有的侧重近代化过程，也有的侧重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但将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与文化不应被人为割裂，城市经济史与文化史相结合，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以上对研究现状的反思，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的启发和视角，展现了宝贵的写作空间。
当历史学家远离叙事时，他也开始远离传统的历史资料之源：独一无二的事件。当以追求对问题的解释来代替描述一种独特的、无可比拟的经验时，他就需要以更清晰的历史事实作支撑，马敏教授曾如是说。杨连芬教授也主张回到现场，重构历史。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于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结局，并不能代表历史的“本然”，当然，更不能取代历史本身。还原历史的具体场景，以矫正人们在政治史中获得的不实印象；而还原的方法，是占有大量民间形态的历史材料，梳理和辨认细节，考察人物事件的关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获致全方位的呈现社会场景的效果”。因此，本书就拟采取历史学的基本叙述方法，对上海化妆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作一综合论述，找出上海为化妆品行业发展提供的优势资源；对上海化妆品行业的发展脉络进行客观的描述，理清其发展轨迹。
“真正理想的历史叙事绝对离不开历史现象背后的大逻辑（即大历史），历史现象不可能孤立存在，其背后一定有一张更深层次的结构、体系、规律等构成的逻辑的大网，散在的历史现象只有纳入这张大网之中，方能呈现其意义，方能成为可解读的。”
而选用总体史的研究方法，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
本书即是选择化妆品行业为切入点，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同时借鉴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展现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人们认识事物时常用的两种分析方式。定性分析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获得的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目标。定量分析则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以揭示和描述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本书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化妆品业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如对化妆品行业的销量、原材料、消费人数、舶来化妆品数量等进行统计时，就得进行定量分析；从选用舶来品的缘由、化妆品行业的宣传策略、对化妆品的追捧等方面探寻上海社会生活、民众心理、价值观念的嬗变等，又需要选用定性分析。
本书试图将经济史与文化史相结合，希望对新文化史有所突破。“新文化史强调意义的阐释而非执着于历史因果的追求，重视文化的建构力，强调从话语（discourse）和表象（representation）中寻找社会现实。”
“从宏观历史研究转向微观历史，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普通民众，新文化史已不满于政治史、经济史将文化排除在外的现象，而此处的文化区别于思想史，亦即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态、预设或情感上，而不是放在观念或者思想体系上。”
因而，本书试图以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希望尽可能地展示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的历史真实，将“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结合起来考察，更翔实地解释行业经济发展与消费文化的关联。
“美丽经济”是一个经过复杂的演变后得来的概念。先来谈“美”。美历经三次词源演变。“美”字最早出现在殷代的甲骨文中，是一个头戴羊形装饰的“大人”形象。大人指祭司，祭司祭祀时按照人们心目中最美的天神来打扮。头戴羊形装饰的“大人”就是美。于是就有了“羊人为美”这个成语，此其最初会意。
“美”字的第二层含义，义为味道美。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载：“美，甘也。从羊从大。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注：“羊大则美，故从大。”清时，段玉裁注：“羊大则肥美。”又“甘者，无味之一，而无味之美皆曰甘”。《孟子·尽心下》载“脍炙与羊枣孰美？”《世说新语·任诞》也记有“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皆取其味美的意思。
第三层含义，为引申义。“美”，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又谓之美丽，漂亮。《战国策·齐策一》记录：“吾孰与城北徐公美？”《史记·项羽本纪》也记有：“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
皆为此意，此后也多将美作为漂亮的解释。
丽，《说文·鹿部》载：“麗，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麗，结伴而行。鹿的特性是，发现食物虽情势紧急却也一定结伴而行。从鹿，丽声。）丽的本义为双鹿并行。引申为成双的、成对的。
《小尔雅·广言》云：“丽，两也。”后引申为“附着”“依附”之意。王弼注：“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孔颖达疏：“丽，谓附著也。”即“丽”指一物附着于另一物，似乎有突出物之外在形态的目的，故又引申为“华丽”“美好”“好看”之意，多用来形容人或事物。
“美”与“丽”在美丽、华美等方面意义相同，故现代多合在一起使用，仍表示漂亮的意思。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多指经济活动，包括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等。“经”从“巠”表明经营者要在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中，分清主次矛盾，做到经营有道。
因此，“美丽经济”，即指为追求漂亮而衍生出的经济活动。再具体到本书，则又指化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等活动。
化妆品作为“美丽”的物质依托，其经济依托形式和产业形态处在不断的变动中，本书所描述的“美丽经济”——化妆品工业，特指近代新产生的行业。从产业层次与市场销售方面看，近代的化妆品业与古代的脂粉业相比，在生产、贸易以及消费等方面均有所区别。生产上，古代的化妆品，仅脂粉、香油、香料等几类而已，且制造方法简陋，远称不上工业。直到1903年广生行于上海设立发行所，才标志着我国近代化妆品工业的诞生。近代化妆品业采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对于化学、药物学等也均有所研究，且由小作坊手工生产转变为工厂机器生产。在贸易层面，由以往按定货量制造脂粉，转变为依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并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待新产品面世后再面向市场进行销售。在使用者层面，古代化妆品大多男女同用，不少男性也敷粉施朱，而近代化妆品的使用者，多以女性为主，虽也有少数男性使用，但毕竟是少数，无改女性是构成化妆品行业主要消费者的情况，在本书内更多的笔墨也是会用于女性和化妆品的使用方面。
美容一词，源自于古希腊“kosmetikos”，意为“装饰”。我国最早的记载见《简易经》：“简之矩只容能存之，易之规只美能化之。容则容物亦可护物，物之附表也。美其表、愚蠢目、健其本、乐而可为也。”“美其表”就是美其容的意思，把外表美化一下，可以愚弄蠢笨的眼睛，使对方心中提高对本物的价值认同，从那时起，人们就知道美化外表有重要的意义。
容，则被当作事物的外表，可以保护实质的东西，美容是让容貌变美丽的一种艺术。而“美容文化”则可以泛指一切能够提升人的外在形态、内在修养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等。
如果说化妆品工业提供给人们变美的方法，那么“美容文化”则是让人们感知美，美是人的主观认知，具有时代性、社会性、个体性和展示性。在本书内，“美容文化”的内涵也并非固定不变，查尔斯·达尔文就说过：“要说关于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标准的美人，人们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那显然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美丽的定义、对美人的衡量标准都有所不同，故而形成的“美容文化”也是差异的，并且一旦有新的审美要求出现，“美容文化”也要随时变更、不断调整，反之亦然。“美容文化”与生产技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都市文化以及女性生活水平均息息相通。
研究时段的择取上，本书选取1903—1949年这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起始时间定在1903年，主要是因为该年广生行于上海建立发行所，成为我国近代化妆品工业界的鼻祖。其建立，标志着近代化妆品工业在中国大陆的诞生。而将下限定于1949年，则是因为从1903年至1949年，化妆品工业跨越了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舶来品传入，本土工业萌芽、发展、繁荣、萧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化妆品工业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化妆品企业虽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奢侈品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象征，化妆品行业成为以生产清洁用品为主的一个行业，呈现出的是另一番景象，为研究方便起见，故将下限定在1949年。
空间选择上，研究中虽预先设定以上海地区为研究中心，但在19世纪，上海作为商贸繁华的城市，不论是与内地其他城市，抑或香港，在商业上均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故在本书的实际写作中，也会对涉及的相关城市，做出一定的论述和分析。
本书试图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以经济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方式，对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上，除导论外，全文主体共分为六章以及结语，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将分析近代化妆品工业在上海出现的历史背景。本章首先论述近代上海的商业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工商业贸易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都是促进化妆品工业出现的优势资源。并且此时奢靡的社会风气和人们休闲娱乐项目的增多，激发起人们的猎奇和追求新鲜的心理，传统的装饰品已无法适应近代需求。其次，本章将研究近代上海都市女性的新形象，她们独立谋生，走向社会，开展社交，并拥有了相对自主的意识。思想的转变，也促使她们对“美丽”做出新的选择。
第二章探讨早期的舶来化妆品。当女性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貌时，对美丽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新的化妆品行业也就应运而生，唯因当时中国传统工业相对落后，这个市场首先被外商开发。近代上海舶来化妆品种类和数量惊人，不仅有西洋货，也有东洋货；不仅有制成品的进口，还有原材料的输入。同时，外商在上海所建立的销售洋行和制造工厂也与日俱增，面对这些“新产品”和“新状况”，上海民众态度不一，而这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女性的美丽选择。本章通过探讨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考察舶来品是如何被引入上海，经过哪些本土化改造，以及人们的接受程度如何。
第三章涵盖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发展概况，并依据不同历史时段的阶段性特征划分各小节。第一阶段起止为1903—1927年。该阶段属于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鉴于市场需求和利润刺激，一批本土化妆品企业相继诞生，如广生行、中国化学工业社、家庭工业社、香亚公司等企业。第二阶段起止为1927—1937年。在该时段内，市场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属于化妆品业快速发展期。第三阶段起止为1937—1949年。在这一阶段，政局动荡、战争不断，作为消费性产业的化妆品行业，也进入到相对低迷期，但并未被完全摧毁。需要指出的是，各阶段的起止年份不可能完全精确，对其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在本章最后一节考察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使用评价。
第四章则具体考察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化妆品在上海被女性接受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是追求高端奢侈，另一种则是通向日用所需，而这两种趋势皆与市场发生关联。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必然会造成不同的经营方式和消费群体，为争抢客源，化妆品厂商各出奇招，从价格、包装，到地理位置的选取、雇员的服务等，均力求突破。上海化妆品的消费需求是旺盛的，不仅高端奢侈类的化妆品消耗量是惊人的，日用品的消费量也不容小觑。化妆品的消耗，不仅具有商业意义，更有其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五章探讨商家宣传与“美容消费”之间的联系。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而化妆品的传播和流行，往往需要依靠一种介质来沟通，广告，便成了沟通介质。本章首先考察在化妆品业的发展初期，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宣传化妆品造就的“美丽”。其次，本章继续研究化妆品广告画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探究“女性美”的建构过程。再次，以民族企业家陈蝶仙创制的“无敌牙粉”打败日货“金刚石”牙粉为例，考究民族化妆品企业如何利用“国货”“爱国”等宣传语，激起民众的美容消费。整个章节层层递进，探究商家对“美容消费”的把控。
第六章从总体上对化妆品行业与近代上海生活的关系进行解读。首先分析化妆品工业对于女性的多维角色。它对于不同层次的女性有着不同的意义，对都市女性而言，是摩登的诱惑，对乡村女性而言，则是日用所需，并且看似是女性在消费化妆品，实则化妆品也于无形中“消费”着女性。进而，通过分析化妆品广告，呈现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如社交的发展、风俗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变革等。最后，更深一步地探讨化妆品工业面临的新挑战。因为化妆品能激发出女性的魅力，引发男性的性幻想，故受到娼妓、舞女和明星等“营妓式”生活的女子的追捧，同时“花瓶”式的女子也依赖化妆品保持容颜资本，所以化妆品的应用究竟是女性的解放还是被奴役也是本章最后所探讨的问题。
结语部分将对近代化妆品工业的变迁与特点进行总结。本书表明，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从总体上而言，这是与近代上海营销与消费模式相契合的。而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即“美丽经济”和“美容文化”的有效互动。一方面，化妆品厂商成功地利用了女性的爱美心理，创造出一套令时人无法抗拒的“美容文化”。在化妆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和符号化的传播手段，强调其美容效果，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想象，推动“美容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近代文化场域里的“美容文化”，在实践中被商家迅速攀附和挪用，并影响人们的消费实践，将女性对“美”的追求，转化为对化妆品的消费。两者相互影响，造就了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与被民众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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