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煤气灯和电灯的相继问世，逐步取代了昏黄跳动的蜡烛光，镜子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所有这一切终于使人们能够有机会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外貌。人们对外貌的自我关注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不断强化。”
并且上海人口总量的改变，使得消费水平与消费市场也发生变化。“大量的多元异质的移民进入上海后，不仅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也改变和刺激着消费市场结构向着多元异质方向发展。”
最终，美容不再局限于家庭，逐渐形成为一个市场，各种新兴产业也就应运而生。唯因中国传统工业相对落后，这个市场首先被外商开发。
相较于古代粉、黛、脂、香妆品，近代进口化妆品在品种上，就显得丰富了很多，大致而言，有美颜类、毛发类、口齿类、美甲类、沐浴类、芳香类六大类，每大类下，又包含众多小品目，品种众多。修饰范围包括面妆、眉妆、发妆、唇妆、手妆等，使显现在外的肌肤都能得到妆饰，是一种涵盖范围更广的全身修饰。
“近代纷繁复杂的美容化妆品，其源头都可以回溯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植物、花卉和药草的香味及其治愈作用的认识和了解，而这些物品的使用以往更多的是属于亘古的宗教和文化习俗的一部分。但是，逐渐地，经过一个多世纪，在这些神奇花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行业。”
“古人用香，用途有三，一为焚熏之用，二为装饰之用，三为保存尸体之用。阿拉伯人喜用香料，以麝香为多，波斯之拜火教，常焚烧香料而拜之，巴比伦人常以香料涂身，且喜涂粉于面，希腊人亦喜用香料。罗马人初不如此，自被希腊征服后，始渐用之。当公历五十四年尼罗（Nero）为罗马皇帝时，香料与化妆品为宫中之要品，皇帝可以自由使用香妆品，其后据说罗马帝国的君王们，无论是沐浴还是睡眠，都离不开香味的萦绕。罗马人以各种优美的材料，作为香料与软膏，主要有三，一为固体软膏，一为流质软膏，还有一种为香料粉末。固体软膏是一种特殊的香料，由杏仁、玫瑰，或柠檬等果实而制成；流质软膏则为花卉香料与树脂相调合之物。”
“罗马帝国衰落后，整个欧洲大陆失去了古罗马人那样的对香味的深厚理解，好在进入中世纪之后，伊斯兰文明逐步发展成科学文化的中心，从而使香水制造工艺不仅得以保存下来，而且还得以日益兴盛发展。”
其后数世纪中，阿拉伯人对于香料之研究，较其他民族为甚，如在10世纪时，有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Aviccnna），以蒸馏之法，提取花中香料，能在玫瑰花中，提出玫瑰水及玫瑰精。而阿拉伯人，因此得大宗贸易。
“英国最初以脂粉为修饰品，香料之输入，则在十字军时代，盖随骑士得胜东方，携归回教妇人之各种贵重化妆品而来，自此至伊丽莎白女皇时代，香料及化妆品更为普及，并且不独独流行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诸国，亦尤而效之。1370年时，匈牙利开始使用酒精与香料调制酒精香水，成为酒精香水生产最早的国家，这种香水至今仍享誉盛名。之后不久，法国便成为了天然花卉香料工业之场，其所出地点极佳，遂能保持其优越地位，虽他处亦欲有仿法从事此业者，但出产不良，经验不足，故无法与之竞争。”
及至近代世界各国，香料工业勃兴，或以蒸馏方法，自植物中提取各种香油，并用最新的分离方法，自香油中提取单纯化合物，或以化学合成方法，制成各种人造香料，生产大量原料，然后制成各种精美夺目之香品，装于精美瓶盒中，近代已成化妆品普遍的时代。
近代使用化妆品多是因为其美容作用，然最初人们创造这些物品时，看重的多半是这些产品的治愈和卫生效果。如“用冷香膏敷于皮肤后，可以去除一切粘附之不洁物，待不洁物消除后，皮肤乃呈现清洁与白色，而成为康健现象”
。又譬如“以不良的肥皂，洗涤皮肤后，则皮肤遂呈干燥的状态，因其中含有游离碱质所制，若涂以冷香膏，则滋润矣，因冷香膏中，含有多量羊毛脂，此种脂肪质，与皮肤的自然脂肪质，极相符合，故对于用肥皂后，及缺乏自然脂肪之人，正如给皮肤以食料，且此种人极易潜伏湿疹，羊毛脂即可防止各种皮肤之疾病”
。再如“用滑石粉所制的爽身粉，可以减轻皮肤刺激，此种症象，在热天尤为显著，故其用途在暑天最大。此外，尚有漱口水及牙膏等，因含有台摩尔的原料，可以随时消除口中之微生物”
。
香水既可以外用，也可以内服，护肤霜和彩妆产品既能治病，也能起到修饰作用。“医药和美容知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都是基于自古以来人们对鲜花、药草和油类产品的共同认知，但是工业化进程，促使美容和健康向着不同的方向延伸和发展。”
国内香粉之中，素含铅质，而铅粉损伤皮肤，长久使用不仅易生斑点，皮肤亦起皱褶，严重时甚至会危及性命。而“观欧美造粉，因知金属有损于肌肤，极力减少锌氧的使用，毎百分中，至多含十五而已。锌氧之成分减少，其补充品以淀粉为大宗，白芷根粉，间或用之，其色与皮肤相似，又有黏性，敷于肤上，甚觉密切，此乃制造者，合科学方法，具理化学知识之结果也。”
一年之中，冬季是皮肤最脆弱的时候，如若不加以注意，还可能引发冻疮，以致溃烂，不仅疼痛异常，也有损美观。为解决这一问题，女性会涂抹香蜜，可惜国产香蜜，杂质颇多，不受欢迎。
反“观舶来之香蜜，并无杂质，能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湿。”
“甘油、洋蜜和雪花膏，此三者之中，又以雪花膏最受欢迎，其可用以清洁皮肤，即先涂抹较多量的雪花膏，略加摩擦，而后再用清洁的纱布将其拭清，如此则皮肤及毛孔的污秽，都可除去；亦可在化妆时代替粉底，即敷粉前，先匀抹雪花膏于面部，而后敷粉其上，这样不断，所敷的粉较能持久，而且颇能平均；还可直接涂抹，用以保护皮肤，补水保湿，积极地给与皮肤以滋润，使其润泽鲜艳”
，可以说是三效合一。
胭脂的制造，可分为两种，胭脂粉与胭脂膏。“胭脂粉乃于香粉之外，加以适量香油与红料即成，所用红料，不外两种，一为洋红，一即红蓝花汁。然此二种红料与粉配合，欲求适当，实非易事。因我国无一定标准，需测量成分，不为近人所乐用。胭脂膏则以滑石粉和以甘油或玫瑰油、蔷薇油等，然后附着红料，手续复杂，又因一遇日光，即能改变本色，制造不多，上海工厂，偶一制之而已。”
而舶来品中的胭脂，采用番红花制成，其色带黄，即本草中的黄蓝，用以涂唇，最为鲜艳，且其味亦甜美，因甘油调和而成。“近年以来，此项胭脂膏亦已渐归淘汰。因其最新出品，乃系白色之冷脂。涂于口唇，则因受热及润湿的作用，能使唇膜皆变透明质，鲜艳胜于胭脂。其制法乃以硝酸混加少量之尿酸，先制成Alloxan（四氧嘧啶），后与冷脂调和而成。”
舶来中国时，冷脂通常以圆梗形角质小管盛放，使用之时，由底部推出，使之上升使用，携带方便。
香料虽在中国使用历史悠久，但古代人民却并不知道如何长久地保存香气。由于对香气的挥发性认识不足，在日晒汤煎中，不自觉丧失的香气甚多，加上中国的蒸馏器极不完密，致使香气在加热时，又挥发大半，因而凡中国所产花露，仅有少许香味而已。
而舶来香水，制造商采用全新的溶液提炼方法和密封方式，使得香水不仅气味多样，留存时间也较长。
中国传统花粉业，终“因制造者顽固守旧，不注力于改良，又因国人崇拜洋货之心太重，致此数千年来之传统妆品，渐被进口化妆品所淘汰”
。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上海能够经销一批新兴的工业产品，如西药、化妆品、百货，加之上海优越的商贸环境不仅为这批新兴行业的诞生提供了便利，也帮助它们顺利地实现了在上海的扎根。
我国传统香粉业的落后，加之国人将本地生产的化妆品视为品质不高的廉价产品，不能承载自己的消费需求，使得我国化妆品情况为，“大致高等品多来自欧美，普通者以德货居多、俄货次之，中下等品则为国内自制及由日本输入”
。
香水是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19世纪中叶，法国和英国的香水出口量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法国香水主要出口到欧洲和美国，而英国则主要出口到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
。20世纪初期，无论是低价位还是高价位的西方护肤品，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1911年，日本可乐美化妆品（Club Cosmetics）推出一款“英伦风格”的滋润霜，以“双美女”品牌向中国出口产品，希望借此打开中国化妆品消费市场的大门。
查舶来品中香水，“有蔷薇花露水、百合花香水、水仙花香水、华尼拉香水、紫罗兰花露水、芸香香水、纽白尔特香水、威尔勃尼亚香水、格南尼谟花露水、波斯香水、海罗脱拉拍香水、拉文达香水、摩斯罗氏香水、弗罗里达香水、蕙兰香水等，然皆昂贵。
”
香水脂粉作为妇女的化妆消耗品，事物虽小但每年输入量却惊人。1918年时，进口日本化妆品是439两（单位关平银），1919年时已为932两，“1922年，中国对于香妆品之输入，有2609372海关两之巨，1923年，对于化妆品之输入，有2796710海关两之巨”
。
“1925年时，海关贸易总册记录，进口化妆品340余万，1926年骤增至440万，以关平合通用银元近660万元。”
“1930年海关贸易册载，进口外洋化妆品竟有4300余万元之多。其数足以惊人矣。”
就连外国人都惊叹中国进口化妆品的繁盛。“1928年时，日常需求已达到600万美元。香港作为最主要的供给地，每年提供不少于200万美元的产品；上海第二，提供150万美元的化妆品；日本第三，每年出口中国100万美元的化妆品；美国每年出口中国50万美元的化妆品。法国此时虽只向中国出口香水、乳霜，但每年却高达40万美元，英国向中国出口19万美元，德国供给8万美元。其中香港提供的并非自产的，而是经由香港进口的欧洲和美国的产品，然后再转销中国各个地区。” [1]
对于化妆品消费所造成的巨大外汇流出，国民要求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言论从未停止过，1915年时就有人表示，要在化妆品中装胭脂水的瓶塞下端，刊一圆印，仿中华民国字体，印中华民国国耻字样，来纪念国耻，并减少外货的使用。特别是1921年沪苏两地的胶济赎路运动，更是持续号召女界参与，“自赎路委员会成立以来，爱国人士热忱储蓄者日见增加，惟我妇女界尚在沉寂态度之中，噫我二万万诸姑姊妹，岂非国民一分子乎？”
并有人给女性使用的基本化妆品算了一笔账，“生发油一瓶约大银元3角，花露水一瓶约大银元3角，雪花膏一匣约大银元2角，香身粉一匣约大银元2角，统计起来每年至少也要花去1元。若是十人十元，百人百元，全国就要20000万元”，“如若将这笔钱的二十分之三拿出来，一年之后那3000万元的胶济铁路就可立刻赎回”
。
虽然激烈的反对言论不曾终止过，然化妆品的使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增加之势。“1933年，据国际贸易局指导发表，自1月至10月各国进口之香水脂粉价格已达1398664元，其来自美国者最多，约占全数三分之一强，其次为法国、英国、日本，大半均销于上海各大公司及商店。仅10月份一个月，即化妆品进口法国179360（单位开金），德国55171、英国76083、香港46806、日本74379、美国282209、其他各国5487、总计719495（合洋1398664元）。”
“1934年1月至11月，香水脂粉由外国输入者，共值关金818640元，合国币1580898元，若以11个月平均，即每月流出金钱为143400余元。1935年，妇女国货年时，情况稍有好转，本年10个月，香水脂粉之由外国输入者共值关金356318元，合国币634313元，平均每个月有63400余元，不啻减为四四折，然消耗量仍是惊人。”
“1937年时，化妆品共输入10684047元”
，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化妆品的输入才逐渐减少。“1938年上半年度，奢侈品进口数值，雪花粉与雪花膏107511元，牙粉牙膏104690元，香水脂粉253832元，化妆器具9494元”
，“1940年1月至7月，据江海关方面探悉，香水脂粉之进口计329035海关金单位，折合国币890699元。”
随着战事的吃紧，为节省非必要的开支，政府规定禁止奢侈品的销售，政府对奢侈品进行管制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它不能创造有形的价值。“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以确保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得到合理分配，同时规范战时的日常生活，为了抑制某些阶层的奢侈生活，也为了防止资本由中国流向出口国，进口的奢侈品必须在1940年10月1日前买卖完毕，否则将由政府接手，并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售卖完毕。”
[2]
认为会被禁止的物品包括，“香料和化妆品、香烟、玩具、海产品等奢侈品”
[3]
。“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化妆品进口量受到明显的影响，1941年时，输入化妆品值计539174海关金单位，合国币计1459544元。”
进口化妆品数量减少，富人阶层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便造成了走私的泛滥，“1941年日本军事部在陇海线即被拘留100万元的走私品，其中就包括化妆品、香料、药品等物” [4] 。“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经由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在上海黑市交易中，一些小型、方便运输的化妆品价格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普通商品。” [5]
虽然战争期间，上海贫民甚至无家可归，风餐露宿，但富人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出入高档场所，使用着来自国外的化妆品、香料等奢侈品。 [6] 综上可知，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化妆品都是一项重要的消费品。
近代上海作为“华洋杂处的大都会，政出多头的城市，纸醉金迷的冶游场，遍地黄金的好处所”
，这一切吸引了大批投机家、商贾甚至无赖等各色人群纷至沓来，上海变为了“冒险家的乐园”。然而“20世纪的‘冒险家’正站在冒险事业的相反的极端，他不创造而只是毁坏，不为社会努力而唯社会的利益是侵，不做人们的良友而做大众的公敌”
，他们来上海的目的多是谋财。
近代化妆品多是经由他们开设在上海的贸易点销售给民众，进口化妆品，最初是由外国洋行
和外商药店直接贩卖，随着人们对进口化妆品需求的增加，这些贸易点的数量也持续增长，如英商兴利洋行、鲁意师摩洋行，美商怡昌洋行、老晋隆洋行，法商宝多洋行、兴业洋行，德商美最时洋行、日本瑞宝洋行等都是著名的销售化妆品洋行，药房包括大英药房、科发药房、薛鲁敦药行等多家。虽然这些贸易点不是专营化妆品，兼营药品与其他货品，但化妆品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此外，有些外商企业在经营进出口贸易时，也会顺带销售化妆品，如寰珠香料公司、棕榄公司、美纽约威廉华纳公司、美狄根公司等。外商在这些贸易点内多设有买办帮助其销售，而且给买办提取一定额的佣金。
买办在外来化妆品的销售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买办最初并不是商人，充其量只是洋行的管家，随着洋行势力的扩张，买办跃升为洋行业务的代理人，演变成商人”
。他们通过原有市场商业网点为化妆品打开销路，为扩大化妆品销售量，“买办会雇用一批有业务经验的推销员，向各洋广杂货等店联系业务，进行推销。另外，洋行买办的亲友、同乡开设了新的经营洋杂货的店铺，有的也有买办投资，通过买办关系，可以取得进货和资金通融上的便利”
。外国洋行的创设，对华商化妆品业有直接影响，化妆品输入上海后，最早是和西药一起由洋广杂货店经营，有些药铺也会进行售卖。而中国早期国产化妆品企业的创始人往往也与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98年，在香港成立的广生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化妆品公司，其创始人冯福田，就曾在香港一家洋行售卖过药品，其间，“有个英国药剂师教会了他一些英文与配药的知识，很快冯福田洞察到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前景，于是在一份花露水配方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制出了比较适宜东方人的花露水，并取名——双妹嚜”
。据载，“冯福田，为吾国实业有名人物，曾于前清光绪年间游学英、美、法等国，素注意实业非振兴不足以言救国。于庚子拳乱平时，遣返祖国。在粤港等处，以研究之所得，设厂制造各种良药及创制双妹化学工艺各品，如花露水、雪花膏、生发油、各种香水、果子露，均以双妹为商标，出品百余种，行销几遍全国”
。
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创始人——方液仙的发家，也离不开其先辈与外商做交易所获取的厚利。“方氏家族第一代创业者方介堂、方建康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到上海经商，投资设立糖行，兼营南北货，积下资产。至第二代方润斋、方性斋、方仰乔，则适应了五口通商后洋货源源而来生丝、茶叶出口激增的形势，专营进出口贸易。”
方液仙则是这个家族第5代中的佼佼者，师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德国籍化验师窦柏烈，其创立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最初资本也由家族所出，此后中国化学工业社虽几经风雨，但幸赖家人支持得以进行下去。
19世纪初期，民族化妆品企业虽已初步形成，但数量上远逊于外商化妆品企业，规模也是相差较远，外国化妆品工业通过早期“冒险者”在上海建立起互市贸易点，接着利用了解上海的买办精心编织的各种社会关系网，来达到使外商化妆品企业在上海扎根的目标。
[1] “Trade in Cosmetics and Perfumes in China Grows Rapidl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Nov.17，1928.
[2] “Control Over Prices in Chungki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Aug.22，1940.
[3] “Chungking Prohibits Sale of Huxuries from Oct.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Oct.5，1940.
[4] “Million Dollars’Worth of Cargo Detaine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Jan.22，1941.
[5] “Flying Blackmarke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Jan.19，1946.
[6] “Four Resolutions for the Shanghai City Council”，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Sep.25，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