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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放在当时无疑是极其辉煌的。论武功，他们打败了埃兰，征服了拉尔萨，吞并了埃什努纳、马瑞，几乎将两河流域纳入囊中；论文治，他们建立了司法系统，颁布了完整法典，修建了从基什城邦到波斯湾的大运河，文明程度傲视群雄。
3700年多前，如果你途经巴比伦，会看到豪华雄伟的宫殿，巍峨壮丽的神庙，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大桥，沿河运输的商船，主持公道的地方和皇家法院，密布的农业灌溉网络，矗立的《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心中肯定会不由自主地赞叹巴比伦的昌盛。
从那以后，上千年间，巴比伦始终是两河流域，乃至全世界城市中的一颗明珠，吸引着无数人敬仰的目光。人们梦想着去巴比伦，就像今天梦想去纽约、伦敦、巴黎和上海。
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巴比伦王朝的历史，就会知道所谓的盛世，其实没有持续多少年。汉谟拉比继位以前，巴比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放在两河平原上名不见经传。他继位后，前20年慑于周边邦国强大，基本韬光养晦，不敢轻举妄动。充其量，吞并了几个弱小的周边城市。
直到北方强邻亚述陷于混乱，巴比伦解除了后顾之忧，汉谟拉比才得以集中精力，向东攻击埃兰，吞并拉尔萨，又转过头向西拿下埃什努纳、马瑞等，成就一代帝国。
汉谟拉比去世前的十余年，加上其子桑苏伊鲁那（Samsuiluna）执政的前十年，即公元前1760到前1740年左右，算是古巴比伦最悠闲的一段时光。内部没有叛乱，外部没有入侵，国王忙着修建神庙、祭祀神灵、制定法典，颁布减负令，百姓则忙着恢复生产、贸易交换，日子安稳而平静。
可惜，二十年的国泰民安弹指一挥间。桑苏伊鲁那在位第九年，帝国就出现了裂缝。苏美尔大邦拉尔萨、乌鲁克和伊辛的贵族们，不甘心接受巴比伦王室操控，纷纷拥兵自立。
反叛这个事，是有传染性的。只要有人挑开头，其他人就会渐生异心，瞅准合适的机会，群起响应。
古巴比伦王朝也是如此。各地贵族一看拉尔萨、乌鲁克、伊辛等都脱离王室单干，纷纷起来响应，自立为王者多达26人。桑苏伊鲁那靠着父亲留下的家底，最初还能率兵平叛，一度将反叛诸邦钳制，但反叛力量就像春天的野火，灭了一波又生出一波，搞得桑苏伊鲁那筋疲力尽。
屋漏偏遭连夜雨。内部烽火连起之时，东北山区的加喜特人，趁机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要求分享文明果实。古巴比伦面临内忧外患，渐渐失去了支撑资本。
在桑苏伊鲁那统治的第30年，公元前1719年左右，帝国已被蚕食得只剩半壁江山，连圣城尼普尔都落入敌手。巴比伦城还是那个巴比伦城，可整个帝国威风扫地，衰相毕露。
汉谟拉比不会想到，他辛辛苦苦奠定的帝国，传到儿子一代，便落魄到这个样子。
汉谟拉比的孙子，叫阿比埃舒赫（Abi-eshuh）。阿比埃舒赫继位后，国力孱弱得像只小猫。在其28年的统治中，竟然没有一年以获胜战役作为年名。这意味着，阿比埃舒赫一辈子，都没带军打过像样的胜仗。
曾经威风八面的古巴比伦王朝，如今只剩巴比伦、西帕尔等核心区域，回到了汉谟拉比之前的样子。
阿比埃舒赫以后，巴比伦又经历了三位国王。每一位，都只能龟缩在巴比伦城，缅怀逝去的帝国荣光。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雄心和能力，“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公元前1595年，一支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奔袭而来的蛮族骑兵，给了巴比伦最后一击。这支叫作赫梯的骑兵，攻克巴比伦城，劫掠金银财宝，连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的金像都没放过，一并运回安纳托利亚高原。一个持续300多年的古巴比伦王朝，一个将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发扬光大的巴比伦王朝，就此灰飞烟灭。
其实，环顾世界，也不能怪巴比伦人无能。这个时候，亚非大陆都已经风云变幻，进入了重新洗牌阶段。
南亚辉煌一时的哈帕拉文明，于公元前16世纪进入了消亡期；而尼罗河三角洲古埃及文明，则在公元前17世纪中叶惨遭北方希克索斯人入侵，沦为异族蹂躏的猎物。
西亚、东亚、南亚和北非四大文明区域，几乎同时段出现族群更替或者江山易主，恐怕就不是个别统治者的技术问题。他们既然在同一时段衰亡，很可能曾面临过共同冲击。这个冲击到底是什么，学者还不得而知，但是对两河流域来说非常明确，那就是北方印欧人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