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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电影文化研究在国内可谓卷帙浩繁，并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研究领域，有关城市文化的论述也多散见于各电影文化研究论著中，大致可以归于以下两类。
一是持现代文艺理论对中国电影进行精英式解读的广义电影文化研究，其中部分涉及对电影与城市形象的分析和解读。这些著述以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电影本体、理论、批评、导演及作品文本分析等内容，这也是很长一段时期电影研究的主导方法论。如戴锦华在其专著《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第一章《寂静的喧嚣：在都市的表象下》中，对特定时期中国电影中城市形象书写的“缺席”和“暧昧”现象进行了剖析：“在当代中国文化或闭锁、或开敞的视域中，城市的天际线始终朦胧、暧昧、不甚分明……都市似乎始终是中国广大乡村的伸延与异型，它在不同的叙事性作品中总是被表述、还原为情感与内涵贫瘠、荒芜的乡村。”
陈晓云、陈育新《作为文化的影像——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一书中第三节“都市文化形态”分别从“失落的都市” “孤独的都市” “荒诞的都市” “平面的都市”四种城市形象阐述“乡土结构的崩溃” 、转型时期的孤独体验、精神错乱、后现代症候等相应的文化内容。
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
《影像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
中有关“第六代”导演、电影的青年文化性的论述均与城市的发展与观念变革关联。吴小丽《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论》
一书第三章《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对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和“城市电影”这一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城市电影创作呈现出的地域特色加以分析，用地域形象和作者风格对其进行命名和归类，比如以《绝响》（张泽鸣导演，1985 年）、《太阳雨》（张泽鸣导演，1987 年）、《给咖啡加点糖》（孙周导演，1987 年）为代表的南国城市系列，以王朔电影、夏钢电影为代表的北方城市系列，以及从类型角度出发对夏钢、黄建新、宁瀛等城市电影作者的创作风格进行分析、比较。该书第八章《明星制（一）：电影的定点销售》、第九章《明星制（二）：众里寻他千百度》则较早涉及近年来兴起的明星研究。
二是立足于一种跨门类、跨学科、更为开放、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其生成于电影界普遍呼吁“重建电影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体现了20世纪以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趋于融合的时代潮流。其研究/批评的向度不再局限于对经典电影的精英式文化解读，而是聚焦于对通俗文化、大众传媒的再度阐释，从而把研究对象从先验性的文本本体转向制约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经济、技术、政治、受众等多元因素，极大地拓宽了电影研究的边界和疆域。本书主要采纳后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此类研究的文章数量繁多，涉及的层面五花八门，主要采取“跨界”的研究方法，将电影置于特定的城市文化语境之中，并自觉将其视作一个开放系统，考察电影与政治、经济、技术、美学、受众诸多层面之间的交互关系，并普遍与社会学、视觉文化、都市学、文化地理学、身体政治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相互交叉，且更注重文化的外沿关系，性别、身体、视觉、空间、族裔、权力、情感、消费、全球化等多元话语也都能从该类研究中找到踪迹。此类研究也是近年来电影与城市文化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比如陈晓云的专著《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年）》
，以空间、身体、城市语境为切入点，运用身体政治学、文化地理学、视觉文化、明星学等理论研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对于城市的建构、想象和表述，在电影与城市的相互关照、互动中建立透视、研究、重建中国电影文化的视角。该书在具体的章节段落中则通过地理空间、媒介空间、跨国空间、服装、杂志封面照、明星表演、电影院等多维视角和文化符号剖析了中国电影是如何参与现代城市的文化建构的。孙绍谊的专著《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
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研究对象，通过都市空间、民族国家与全球城市、上海新感觉、银幕内外的上海想象、时装上海、老上海广告与30 年代摩登梦六部分构建对上海都市的怀旧想象，其中他对现代小说、建筑、广告、漫画、杂志、时装、电影等多元文本的阐释展现了娴熟而生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路春艳在《中国电影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表达》
一书中以北京、上海、香港以及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其他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形象/地域特色、城市空间、出版物、产业体制、类型模式等角度入手，“一是从文本出发，以空间为焦点，解读特定历史时刻影像中蕴含的城市表达；一是从都市文化大环境出发，以电影文化领域为焦点，揭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电影文化领域的特征并探讨其与都市文化的关系”
。陈刚的专著《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
则从公共消费空间——百货公司，消费主体居住空间——别墅、公寓、弄堂，电影院及其他文化消费空间考察了早期上海电影的消费环境及都市文化。李道新的专著《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
《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二》
对民国时期重要报纸《申报》中的电影信息进行了“知识考古”研究。如其中的附录《影像与影响——“<申报> 与中国电影”研究》
以《申报》中汗牛充栋的电影信息，如电影论文、电影评论、电影新闻和电影广告等为研究对象，对早期电影的生产、消费、传播、受众及城市氛围进行了还原。此外，书中还涉及对政治、产业、技术、观众、电影审查的研究。蔡晓芳的《 “镜城”：电影中的北京记忆与想象（1980—2010）》
主要从文学和电影的角度构建北京的城市形象，体现了文化史、电影史、文学史、城市史等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任明的博士论文《电影、城市与公共性：以1949—2009上海城市电影的生产与消费为中心》
从文化机制与文化内容的互动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1949 年以来上海城市电影的发展变化，以此折射上海社会公共性的变化，并指出这种公共性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同样影响着上海电影的生产和消费。
海外学者较早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电影和城市文化，出版了大量论著。这些论著在方法论层面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是都市文化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在该书的第一部分《都市文化的背景》中，李欧梵谈及了百货大楼、外滩建筑、舞厅、咖啡馆、跑马场、公园等空间场所与都市漫游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建构关系。该书的第二部分则通过《东方杂志》 《良友》画报、广告、月份牌构成的印刷文化构建都市的“现代性”。该书的第三部分关于上海电影的论述则跳出了“从电影到电影”的局限，通过电影院、电影杂志、电影指南、电影谈、观众、流行口味重构/想象彼时上海都市的文化百态。尽管这本书的本来目的是研究以张爱玲、新感觉派为主的现代文学，却引发了都市研究的热潮。这种研究思路与近年来理论界的方法论转向有着密切关联。“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那样‘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
。
和李欧梵《上海摩登》的研究方法类似，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
也是一部以现代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电影、话剧、诗歌等文本，但着重从城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释经典作家（如茅盾、鲁迅）以及曾经因意识形态或精英立场而被长期忽略的现代作家（如“新感觉派”、师陀、张恨水、五四时期的诸位女作家等）的著作的专著。作者以都市体验、城市心态为切入点，力图描述以古城、小镇和现代大都市为背景的京派、海派作品（主要为文学与电影）的内容，兼论文学、电影文本中构建的城市形象。
随后，一批海外的华裔学者及欧美学者以中国早期的上海电影为蓝本，集体展开电影与城市文化的互文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景观，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张英进、张真、傅葆石、裴开端、周蕾、米莲姆·布拉图·汉森、汤普·甘宁等人的著述。尽管这些论著在历史维度上并不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电影，但其对城市文化文本的选择与表述无疑为本书在另一历史维度下展开电影与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方法指导。
较早进入中国电影学界视野的理论研究文章出现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杂志。如美国电影学者米莲姆·布拉图·汉森（Miriam Hansen）的论文《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
，她以“白话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来探讨早期好莱坞电影以及早期上海电影，挑战了封闭式的经典电影理论（如心理分析—符号学、形式主义—认知学），成功地将电影文化与都市现代性在公共空间领域里紧密结合起来。在汉森的研究基础上，她的博士生张真将“白话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进一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张真认为白话文写作的作者不只局限于经典文学史意义上的“五四”作家，更包括了活跃于上海大小报章的“鸳鸯蝴蝶派”和各种娱乐消息的写手，后者的语言更贴近民间传统和大众媒体，并且能够和电影文化产生强烈的互动。随后，张真的博士论文出版，并于2012年推出中文译本《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
，作者明确指出电影并非书中唯一论述的核心，强调社会历史景象并不是独立于电影经验之外而是彼此交织的互文系统。文中通过上海白话性的世俗景观、电影媒体、本土电影工业发展、武侠神怪片的兴起、“软硬电影之争”展开论述，借助印刷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告、城市指南、旅行手记）、文学、城市史、建筑、“洋泾浜”语言等大量本土资料还原近代上海的文化景观。
在立足“跨界”视野研究中国电影的众多学者中，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著述颇丰，出版、翻译了大量有关中国电影的论著
，以电影为主要媒介，涉及现代文学、戏剧、都市、视觉文化等多重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主编了论文集《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
，收入其中的9 篇论文分别为：张真的《茶馆与影戏：<劳工之爱情> 与中国早期电影问题》、李欧梵的《30 年代上海电影的城市氛围：电影观众、电影文化与叙事常规的探索》、安德鲁·菲尔德的《在罪恶之城出卖灵魂：印刷物、电影及政治中的上海歌女与舞女》、麦克·张的《善良、恶劣、美丽：上海电影女明星与公共话语》、张英进的《娼妓文化与城市想象：30 年代电影研究》、董志伟的《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南京十年中电影审查与广东方言、迷信、性的问题》、苏独玉的《都市之声：3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雪利·斯蒂芬森的《到处是她的身影：上海，李香兰和大东亚电影圈》。这些文章从电影机构及受众、银幕内外女性形象的流传及性投射、电影的民族性及社会身份建构三方面着手，讨论20 世纪10—30 年代城市电影中备受观众关注的家庭伦理剧的文化导向，茶馆文化及文明戏传统对城市文化和流行趣味的引领，以影院、流行杂志和城市指南为表征的城市机制对观影行为及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建构，舞女、影星、娼妓这三类城市女性群体对城市的性想象力的投射，电影制作者、官方、电影审查制度如何共同作用于电影与民族性的身份建构等议题。这些包罗万象的文化议题极大地丰富了民国时期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的讨论话题，尤其是电影和印刷文化的关系，更是提供了“知识考古学”与文化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绝佳范例。《审视中国——从学科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电影与文学研究》
一书收录的几篇论文如《中国城市电影的文化消失与文化重写的方式》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
《电影理论，学术机制与跨学科研究方法：兼论视觉文化》
《城市空间，文化消费，历史重建》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形象和人们的都市体验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都市叙述与话语又出现哪些新的形态，都市消费与娱乐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
一书则集中考察了中国电影以影像来展示中国的众多文本和批评视角，纵观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体制化的历史，提议用一种自审性对话式批评的范例来代替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并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语境中研究了一系列影片类型：少数民族电影、战争电影、民俗电影、怀旧电影以及都市电影。全书始终贯穿跨国文化政治的问题，指出中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研究在跨国文化生产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全球性/本土性构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多元中国：电影与文化论集》
通过空间概念，对中国电影、文学、都市文化与学科研究中错综复杂的经验、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生动的个人阐释，以“跨地性、多地性” “跨学科、跨媒体” “变范式、调视角”三组概念，关注全球化中国地理规模的生产和跨地性运作、中国电影盗版的互文性和语境、改编和翻译中的跨学科实践等议题。
周蕾的专著《原始的激情：视觉性、性欲、民俗学与当代中国电影》
将电影、文学、后殖民史、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以及民族志中的问题编织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跨学科视野。傅葆石的专著《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
采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的考察，深入探讨日本占领区和英国殖民地内的中国电影文化、错综复杂的中日文化关系、在战乱流散的困境下中国电影人的惶惑抉择、早期形成的港人暧昧难辨的香港身份、国语片和粤语片的纠缠互动，以及由此牵涉到的种种争议，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