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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题材内容限制、产业化发展程度、资本运作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内容的丰富性远远不及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多样。如何在有限的影像素材中探讨、深入甚至延伸城市的话语表达，这是一个问题。本书选择从速度、空间、性别三个角度切入城市文化并进行相应的解读。由于主要内容侧重于城市/影像的社会文化建构的探讨，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及相关的文化表述进行简要阐释。
城市化/现代化无疑与“速度”息息相关。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姆林森在其《速度文化》一书中提出了“速度政治”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被用来形容现代性的加速度对城市日常生活乃至人们的观念认知所起的支配性作用：“尽管许多人不断地抱怨生活节奏太快，一些人竭力反抗快节奏，但这从来不会（至少现在）转换为一种肯定性的社会哲学，以此在文化想象的中心地带强有力地取代速度。加速度而非减速度始终是文化现代性永恒的支配性主题。”
[1]
在当代城市，“快速”已经成了“发展”的代名词，高效率的物理/文化空间也往往占据着更为显赫的位置，城市已经习惯以速度来标榜存在，并把身居其中的城市人的生活也塑造为“快速”的。“一张印制好的地图也许在数月之内就不足以表现城市的最新面貌，或根本无法赶上狂飙突进的建筑速度”
。
原本只是描述物体运动快慢和方向的速度被逐渐转化为一种体现绝对意志的权力话语，并被最大限度地植入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生活等各个领域。“快餐文化、快节奏、‘快感’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相当本质性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速度以及只取正值的加速度已经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物理概念，而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
。生态、生活、情趣、自然的节奏、生命的意义以及“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重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当马克思形象地预言着资本世界迅捷以极的破坏力量的时候，“速度政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速度政治”率先带来了城市空间布局及社区功能的全面改造。在麦克卢汉看来，速度也是一种媒介。比如速度这一媒介的物理载体——交通工具的技术性改良对城市生活的建构、城市空间的扩张、城市功能的分化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由于汽车的冲击，现代大都会正在无节制地迅速膨胀。作为对铁路高速运行挑战的回应，郊区和花园城市不是来得太晚，就是赶上了汽车泛滥成灾的时候。因为适应一套强度的功能安排，在另一种强度中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一种用于缓解身体压力的人体的技术延伸，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心理压力。”
“速度政治”的现代表征与芒福德对都市化进程的形容——“内爆”类似，城市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创造性和破坏性。作为人体延伸的现代交通工具拓展出越来越广阔的城市空间的同时，以便捷的交通流动为中心建构的城市环境，往往不能容纳旧有的私人家庭生活模式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向外围不断扩张的超级城市带来了交通和道路的无限延伸，都市人的工作开始和住所远距离分离，城市里挤满了流动的陌生人。他们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挤上交通工具前往远在若干公里之外的睡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如同彼此分离的孤岛，闲适而彼此相熟的社区生活和传统的社交方式被“速度政治”瓦解了。“城市生活被精微而又深刻地改变着，它牺牲于那个汽车多如牛毛的抽象空间……驾驶者只关心抵达目的地，他环顾四周，只看到他为此目的所需看到的东西，因此他仅仅感知到已经物化、机械化和技术化的道路，他仅仅从一个功能的角度看到道路：速度、仪表、设施”
。有学者将汽车比喻为都市人“保护性和攻击性的甲壳”。通过人体延伸所诞生的机械力量，又同时瓦解着人的身心统一。更为普遍的孤独和疏离也成为城市精神病症的永恒话题之一。
和“现代性”指涉的内容相似，速度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理论概念，涉及城市化进程的方方面面。为了更具体地切入电影与城市的动态关系，本书选取交通工具作为承载速度概念的主要媒介，并对电影中交通工具指涉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把空间看作“死物”的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曾将空间描述为“本身不具有任何特性的客观的容器”
），将社会空间解读为一种与社会关系彼此紧密互动的能动元素。“（社会）空间与自然场所的鲜明差异表现在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并置，它们更可能是互相介入、互相结合、互相叠加——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与冲撞的”
。在现代城市，空间与经济、文化、权力、性别等各种社会话语的交融和互动使得空间成为考察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电影与城市的相互关系中，空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作为视觉表征的城市建筑、地区风貌首先呈现为多元混杂的物理空间，其中既有指涉全球化都市文化景观的摩天大厦、休闲广场、大型购物商场、休闲会所，同时也有代表传统文化景观的胡同、四合院、弄堂，更多的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呈现出交杂和渐变特征的城镇、城乡接合部、“都市里的村庄”。在传统的物理空间之外，还有指涉着现代技术的媒介空间、网络空间，指涉着文化身份的后殖民空间以及指涉商品拜物的消费空间等等。
空间的多元性、可塑性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考察城市文化的工具。学者张英进在《多元中国：电影与文化论集》一书第一章“多地性、跨地性：多元中国”中便通过“流动不息的影像”将“处于不同规模的地点、空间和主体联系在一起，同时从本地延伸到全球”
，以此考察“中国意象”在当代电影中的发展与变迁。学者陈晓云的著作《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 年）》也涉及了空间问题。他主要通过地理空间、媒介空间、跨国空间来阐述城市空间错综复杂的文化面貌，并指出“城市空间的建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构造，也是一种文化构造”
。在学者孙绍谊的著作《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中，都市空间成为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性别关系、都市景观、“日常生活的政治”等内容的重要切入点。信息时代、电子社会的加速到来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构建了全新的虚拟世界。从形式、感知到实际的物质现实，数字代码构建的赛博空间将地理与非地理、物质与非物质、真实与超真实的鸿沟弥合。美国学者保罗·亚当斯在其著作《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基础上向前一步，提出了“媒介即地方”的观点，将“媒介是人的延伸”拓展为“自我是由‘身体’与‘身体之延伸’共同组成的‘延伸性自我’”
。他认为，相较于传统的具有边界性的物理时空，技术媒介为发展“延伸性自我”提供了突破边界的条件，其社会意义“不是‘传递’或是‘表征’，而是在‘此处’和‘远方’、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动态的联系，赋予人类生活无穷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和不断媒介化的世界对真实世界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建构亦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那些只有机器才能读懂的符码和程序不仅编织出了虚拟世界中的网站、博客和游戏，也编织进了现实的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和管理之中，创造出新的工作、居家和出行方式”
。
在本书中，空间的变迁作为考察电影中城市文化转型的意指符号，指涉着具体的建筑空间/居住空间、抽象的文化空间/社区空间、带有“阶层区隔”属性的消费空间和缝隙空间，以及更为复杂的虚拟赛博空间。作为典型的社会、文化建构物，空间不仅在地理层面，更是在文化、精神层面言说着城市生活/心理景观复杂多变的样貌。
正如人的主体性是社会和意识形态构建的结果，男性、女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样是社会建构物而非生物事实。“对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空间结构和当前性质来说，性别建构过程的特征既是其反映，也是其影响因素。性别关系——即性别等级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每时每刻我们都身处其中——反映出我们的环境，而与此同时又左右着后者的建构。性别和空间的互动是性别地理学的核心问题”
。
城市化本身的复杂多元也为我们从多种角度探讨性别关系提供了依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各层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激变，极大地改写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构成和价值体系。经历了持续不断地裂变和重组之后的当代城市也必然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男性与女性之间以及彼此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男性与女性之间截然对立的主体/客体、看/被看的理论模式已经不足以解释日渐复杂的性别关系。
近年兴起的文化地理学、城市社会地理学和空间研究都涉及了当代城市生活中性别在社会生产中的符号意义。在探讨身体、性别和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英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格罗茨指出：“城市是（性别化）形体存在的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考察……身体的、物质的、性别的、推论性的或表象性的生产方式。”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便提出了空间的划分以性别属性为依据这一论断——“将公共领域（生产、政治、理性统计、男性）和居于从属地位的私人领域（家庭消费、情感和女性领域）相分隔……这些组成部分依据这些标记区域规定着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行为规范”
。他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工作的空间隐含着一种微型地理，它通过被不同的性别编码而产生意义。“城市空间中存在着一种微型地理，工作的性别分工与空间划分相配合，男职员在吧台后面工作，女招待在吧厅里为顾客服务。然而，整体上这一切行为符号都是在由男主顾们控制的男性空间里进行编码的。日常工作中的人物充满了性别特征，男性价值和女性价值不断地通过每天晚上的工作行为得到重申”
。
在具体的电影文本分析中，性别与城市之间的关联言说着性别主体自身在社会环境变革中拥有的新的权力、社会身份和自我意识的改变，两性关系所折射的都市欲望、权力、冲突也反映出更为变幻莫测的复杂人性问题。有关于城市文化与人物情感关系的想象，既有甜蜜梦幻和贴近世俗生活的一面，但却更多地指向异化、疏离、欲望泛滥的负面景象。
[1] John Tomlinson, The Culture of Speed ，转引自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