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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已开始寻找现代化道路。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建设现代工业。北洋政府时期，在实业救国的社会潮流中，工业化有所发展。孙中山也提出了发展经济的三民主义。他们的探索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建设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初步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初步构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艰辛曲折，留下不少深刻的历史经验。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下开始的。近代中国，出现了以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从现代化全程性和整体性的角度看，是早期现代化的表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发展近代工业和市场为特征的现代化，到今天已有180多年的时间。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大致经历了晚清的工业化、民国时期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探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创办军用、民用企业，以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继续了魏源的思想，开启了以“自强求富”、抵御西方侵略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
1861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务运动兴起。在洋务派主导下，从枪炮、轮船扩大至电报、矿冶、纺织、火车等领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军事、工业、交通等方面，拉开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序幕，如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从1865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时，清政府兴办了21家军工企业，著名的军工企业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各省也创办军工企业，如湖北枪炮厂、西安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但甲午战争的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洋务运动的推进，中国民用工矿企业也开始创设，企业组织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但主要是后两种方式。民用工矿业在船舶修造业、航运业、煤矿业、金属采矿业、钢铁冶炼业、机器缫丝业、棉纺织业、铁路、电报业等领域，都取得突破。
甲午战争失败，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商人、实业家、思想家们纷纷要求清政府放开商办、设厂救国、以商为战，民族资本工矿业得到发展机会。机器棉纺织业兴起，现代缫丝业得到较快的发展，面粉加工业快速增长，其他民族工业如火柴工业、卷烟工业、机器制造修配业也得到发展。煤炭工业得到初步发展，铁矿与冶炼工业缓慢发展。铁路、航运也有一定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实业救国与建国成为社会潮流，各类实业团体纷纷创办。政府制定经济法规，鼓励兴办公司，保护幼稚民族工矿企业，提倡国货。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官僚资本企业承接的是洋务派企业，自身甚少创建。工业方面，除汉冶萍公司、江南造船所有所发展外，多数陷于停滞。矿业稍有增拓，交通运输业，铁路、邮电均有发展，轮船招商局仅能维持。
民族工商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短暂的较快发展。
孙中山从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及中国国情出发，设想了发展中国经济的三条途径。一是独立自主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机器、“专门家、发明家”等资源；二是以发展交通业为重点，推进经济发展，提出筑大港、修铁路，带动各地、各项工业建设，并惠及矿业和农业的发展；三是国家与私人两路开发实业，凡私人能力所及，或更宜于私人经营之产业，均应由私人自由经营，凡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具独占性质而不宜于私人经营的产业，应由国家经营，以利于全面而统一地发展工业化，抵抗外资侵入。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构想由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继续执行，工商业发展较快。
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仍有发展，但增长率大不如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又一次被打断。
从洋务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覆灭，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成就并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传统的生产方式仍占绝对的重要位置，现代工业与工业体系未获得突破性发展。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工业制造基地，但在冶金、机械、钢铁、电气、化学等重化工类基础行业方面也没有取得明显进展。1945—1947年上海的化学工业与电气工业虽然有较大的进步，但工业生产的最重要行业依然是棉纺织业、食品制造业、服饰品业等生活资料生产工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上海有88个工业行业，绝大多数是轻工业，工业主体是纺织、造纸、卷烟、火柴、肥皂、面粉、橡胶、皮革8个行业。冶金、化学等原料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3.3%，装备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5%，仅有1.8万台金属切削机床，大多数企业从事修配业务，设备较好的工厂也只能生产一些结构简单、精度较低的机械产品。
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工业结构更为落后。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中机器大工业只占17%，农业和手工业还占83%。近代中国工业还表现为很强的对外依附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萌芽于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完整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实现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8月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1945年他又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1948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之说，指出：推翻国民党政权，“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再次强调工业化任务，规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其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
在1949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提出了从“一化三改”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路径，推动从“赶超战略”到“两步走”的战略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现代化建设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低、经济结构原始而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劳动力素质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
为此，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恢复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采取建立国营经济、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公私兼顾调整城市工商业、鼓励农业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等一系列恢复经济的举措，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2年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
1953年国营工业产值达192.6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4.1%。
这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年底，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单一公有制的国民经济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基本经济制度。1957年国营工业产值为421.5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4.8%，而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4年的36.8%下降到1957年的0.06%。
第一个五年计划则开启了由农业化转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审议通过，成为指导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一五”计划对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比例、地区布局、规模、速度和效益都作出较详细、全面的安排，启动了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在“一五”时期，轧钢厂、汽车制造厂、机床厂等重要工业生产场地建成投产，重要交通线建成，工业基地建成。“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
“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界定为“两个现代化”。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工业化是其核心。这一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前四个五年计划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其中“一五”计划最具有代表性，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
“一五”计划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具体包括：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与此同时，也要发展轻工业和改造小农经济。
1952年，工业GDP占总GDP的份额仅为17.6%，1978年达到了44.3%。
1953—1965年，中国重要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涵盖能源、冶金、化工、民用机械和国防工业等部门。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科学技术的地位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凸显了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为我国后续接连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作出了技术支撑。
这一时期我国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新建了很多学校，学生入学率和学科体系建设相比过去都有很大提高。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中国还设立大批科研机构，培养科研人员，同时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1952—1955年，约有2500名留学生陆续回到祖国，仅1950年8月底，就有130多名留美生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经香港回国；
“一五”时期聘请了许多苏联顾问和专家，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截至1965年，共向苏联派遣了8400多名留学生。
此外，至1976年年底，中国已向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比利时等多个西方国家派出了留学生。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通过技术引进并消化吸收也是提高工业科技水平的重要途径。我国抓住有利的国际时机，进行三次大规模的技术装备引进，每一次技术装备引进都对中国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一五”时期，中国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开展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填补了在电力、冶金和机电等领域的技术空白，使得中国工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水平。
从“一化三改”到“四个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深化。1954年周恩来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有关“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提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至此，“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正式成型。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重要思想和工作安排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1975年，周恩来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以此来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此外，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周恩来提出的“新四个现代化”目标，设想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个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赶超战略”转变到“两步走”，成为转型时期的关键抉择，重新科学认识了中国发展阶段，为重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基于国家工业化提出不断优化调整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引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的发展。至1978年年底，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49—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5%，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长到75.2%。基本解决了近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194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仅3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城镇化水平仅为10%左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1978年城镇化率达到了17.92%。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66岁左右。
同时，这一时期主要以“均衡发展”为指导思想，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向内地倾斜，总体发展追求区域生产力均衡布局，逐渐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形成的工业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的畸形生产力布局，建设以内地为重心的工业平衡布局，坚持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推动“三线建设”，缩小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现代化取得均衡发展的成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此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仍然薄弱，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先后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命题，形成了“三步走”战略目标，推动由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转型，构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三个迈上大台阶”，中国式现代化体系向纵深演进。
面对在农村的7亿多贫困人口，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5亩，这样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在1978年到1979年多次出访国外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及其核心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198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面貌，即“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林业、畜牧业、渔业、其他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基本协调”
。此外，在原有的“四个现代化”关系之中，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更加强调了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引领作用。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从1978年到1984年，城乡居民合计实物消费量，食品增加28.6%，食用植物油增加将近2倍，猪肉增加70%；穿的各类布增加35%；每人购买日用消费品增加32.6%。
至1990年，在农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61.8%下降至54.9%；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则由56.7%下降至54.3%。
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主要特点是农村工业化取得突出成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体系结构失衡问题得到有效改善。20世纪80年代，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国营企业拥有更多生产经营计划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处于夹缝中的乡镇企业，通过种种关系与国营企业建立了经济联系，有了生产资料与市场机会，从而快速发展起来。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长期生产不足的消费资料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轻重工业产值比例大致恢复了平衡。1978年，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之比为43.1∶56.9，重工业比重显著高于轻工业。
1999年，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为50.33∶49.67。
轻重工业和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不断趋于协调。
科技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重大计划开始实施。在市场化改革中，从具有高度计划性的科技体制向引入更多市场机制的科技体制转型，形成较为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引进加速推进。技术引进管理机制和模式由以前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向地方和行业放权分级管理转变。
人才海外交流成为趋势。1978年7月，我国第一次开始大规模派遣公费留学生，中国留学教育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1978年到1989年间，我国各类留学人员累计96101人。
其中，大部分公派生选择攻读物理、工程、生物、数学、计算机等专业，而自费生则主要集中在工程、人文科学、物理、商科和计算机等专业。
总体而言，自然科学为这一阶段留学的重点领域，选修自然科学的学生比例高达90%。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提出后，在这一时期引领民生、工业和科技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开始形成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等外宾时，初步阐述了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部署，其中，“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
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199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国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00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预期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取得更大进展，中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党的十五大谋划了到2010年及两个“一百年”三个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任务，
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提出新的“小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七大调整了此目标，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更高要求，基于现实需要滚动更新的“小三步走”发展目标。
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199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5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0年增长3.1倍，
提前3年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的翻两番目标。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国民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三十九万八千亿元，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
。两个“三步走”，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变化下，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四化”，较1964年“四化”内容新增了“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表述，体现了21世纪中国对现代化的新认知和新拓展，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的新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增加了“信息化”这个新的提法，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全面参与全球化和世界信息化而提出的新认识，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容的新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动态丰富和完善发展，聚焦解决时代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充分反映其科学性。
这一时期，工业化体系从小到大。从占世界的比重来看，198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例仅为1.1%，2000年为5.8%，2012年达到了15.1%。
从产品产量来看，中国各类工业产品产量急剧增长，居世界前列。截至2011年，中国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
从规模来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至2009年，中国已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
从供需平衡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已告别短缺经济，一般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在社会零售的613种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占66%，供大于求的占34%。
城镇化从平稳发展推进到快速发展。在1978—1996年的平稳发展阶段，以1984年为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转向城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全面运行，建制镇数量从1978年的2851个增长到1996年的1.58万个，年均增长680个以上；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长到1996年的666个，年均增长24.89个；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增加到1996年的30.48%；在1996—2012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30.48%，上升至2008年的46.99%，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已上升至53.10%；建制镇数量也达到了19881个，我国正式进入以城镇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市场化体系向纵深构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发展思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了基本的体制机制框架。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效率。人民公社体制是“大锅饭”体制，生产激励不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从安徽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给了农民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1984年，全国99%的生产队、96.6%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
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7年，乡镇企业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合计4854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4%。乡镇企业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逐渐打破了城乡隔离，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城乡人口流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释放了人口红利。党的十四大以后，城乡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地区之间的要素流通不断加快。
2006年起，我国废止农业税，为广大农民历史性地减轻了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深化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经营体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营企业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1985年，《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
政府通过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寻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国营企业经营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明显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创造出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职工收入、福利待遇，改善了职工生活质量，进一步释放了生产力和发展动能。
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开放型经济持续构建与完善。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崛起为“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这一时期，对外开放平台从局部区域逐渐拓展。1979年中国对广东、福建的对外经贸活动实行特殊优惠政策，1980年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为经济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逐步形成了多个增长极协同发展的局面。
从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08.9亿美元。从1979年至1984年5年间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只有41.04亿美元。从1976年至1988年，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只有49.7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只有11.21亿美元。1978年的旅游业外汇收入更是只有2.63亿美元。
经过多年发展，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5万亿美元以上；到2009年，中国已成为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的贸易大国。外商直接投资也在激增，从1979年到2008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526.13亿美元，其中2004年突破600亿美元，位居世界前列。
信息化产业蓬勃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国家计算机网，并逐步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等电子信息产业为基础的国家信息化发展产业。
从1984年开始，通信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80年代后期，年均发展速度达到20%以上。
到1989年，我国电子企业发展到3254家，实现总产值634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5.73倍，其中增长速度较快的是电子计算机总产值和通信广播电视总产值，与198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9.4倍、8.38倍；这个时期电子工业在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90年共组建了包括57家上市公司在内的一批企业集团。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互联网骨干网络基本建成，中国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领域进入与国际社会同步发展轨道。
2000年年底，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2.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3.4%。
2011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子信息制造大国，计算机、移动电话、电视机等电子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宽带通信网络，
为新时代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
然而，这一时期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逐渐凸显。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551元、276元、265元、560元；到2003年则分别变为16775元、7306元、6417元、12126元，区域差距拉大。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6∶1；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2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3.2∶1。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增“和谐”这一社会建设方面的内容，构成“四位一体”布局，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突出成就。1979—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9.1%；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11元，折合1101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近6倍。
此后，我国经济总量自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和政府的关注点。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了8000万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任务。2002年实行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随着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健全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011年在中央预算10.22万亿元的总支出中，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达3.371万亿元，其中转移支付高达3.2万亿元，主要用于欠发达地区，而西部省份又是转移支付的重点，如西藏、青海等地的中央转移支付均超过当地财政税收总额的5—10倍。
在国家政策倾斜和大力投入下，中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1978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1993年减少到8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8.7%。区域间相对增长速度差距不断缩小，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10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2%，分别比东部、中部及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8个、0.5个和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追赶趋势发展良好，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开始有所缩小。
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发展中不断得到缓解，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纵深推进。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的伟大实践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足发展现状和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反思了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粗放、资源浪费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带领人民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增“美丽”这一生态建设方面的内容，构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重要跃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指导。
协调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依法治国在全局中的重要性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提出在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有机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发展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发展关键，“四个全面”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新战略。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综合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立足更加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细化，对推进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两步走”战略，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两步走”战略，不仅把党的十三大以来确定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也丰富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科学内涵，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努力奋斗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和历史坐标。
经过新时期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6.7%。至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012年的3.1∶1，缩小至2021年的2.5∶1。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2012—2021年，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渐趋缩小。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经济现代化的历程看，主要的历史经验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创新，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相协调，坚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共识。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攻坚克难、胜利前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近代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基础和不竭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从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理论中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更好地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78亿元增加到1015986亿元左右，年均增速超过9%，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8%上升到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622亿元增加到313071亿元左右，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
历史经验表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把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泉动力。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因袭他国道路、照搬他国模式，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进行探索。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独立自主开拓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新路。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复杂国内外环境中，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始终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始终注重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始终尊重客观规律，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历史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
历史证明，能否很好地协调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事关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要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促进“看不见的手”优化分配效率。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效率和公平都要兼顾。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看得见的手”促进公平分配。要抛弃“资本至上”的逻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在再分配环节，应该更加注重公平，而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要在自愿的原则下兼顾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公平分配，始终牢记让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当前，全球化虽然出现逆流，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势。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人民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进步，把人类凝聚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承担国际产业分工，日益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全球性浪潮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利用国内国外市场与资源，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可见，融入全球价值链助推中国经济成长，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有利于持续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本章执笔：赵学军 钟李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