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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纵观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举，其所依凭的发展理念、遵循的发展路径、形成的文明形态，可以说前所未有，所形成的新模式，是对世界发展的新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种全新视域下探讨人口发展问题和“人的现代化”问题，面临着与以往时期全然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进程所呈现出的一般的、共性的特征，更有中国的独特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人口规模方面呈现出的独特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人口大国，截至202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数已达141175万。不仅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发展也已呈现出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规律。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对“人的现代化”，对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对公共支出政策的转型，无疑都将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深入认识和把握人口规模变化所引起的人口“总量—结构”变化规律及其未来变动趋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2022年10月29日）指出，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了宏观展望，重点部署了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口因素至为关键，“人的现代化”也至为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既包括全体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无疑也包括每个个体自身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的存在和活动构成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的共同体，又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活动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必然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揭示“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因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人的现代性的研究也表明，个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向现代化改变的同时，会伴随着行为方面向现代化转变。这些行为的改变，能给导致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赋予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并持久地支撑国家向现代化方向的转变。“离开了执行那些能促使国家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人本身的现代化，这些制度将会背离它原先所预期达到的目的。”
由此观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倾向于认为，在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与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现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机构中的人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现代社会。只有通过多种途径，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具备了一定现代性质的人，现代化制度或政府所制定的导向现代化的制度，才能真正有效地发生实际效果。而在有些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把现代化的本来面目，用传统的各种颜色，涂抹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造成这种悲剧的秘密就在于还没有从心理和态度上获得个人的现代性，“在他们徒有其表的现代化外衣里面，包裹着一颗与传统思想血液一脉相通的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与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类似，在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土地与人口这两种要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从理论上看，产生人口数量结构或地域结构的内在原因，是不同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的不平衡性。而外在原因则是人口居住位置在空间上的移动，也就是人口区域流动（人口迁移）。它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在一个时期内对某地产生迅速、巨大的影响，从而使人口的地域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已呈现与以往时期大不相同的逆转之势，并且，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中西部地区差距也逐步显现，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凸显，人口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下，由于人口集聚所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将日益凸显。这一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如果我们将其放在东部沿海地区新时期人口结构中来考察，将有更深的认识。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变动：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二是人口区域流动导致的人口地域结构变动。
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来看，截至202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
参照国际指标来看，中国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甚至已达到深度老龄化阶段。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数据也显示（见表6-1），从1953年我国实施第一次人口普查迄今，0—14岁年龄组人口所占比重趋于下降，同时，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显著。
表6-1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
续表
从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所显现出的长期趋势来分析，预计中国未来10多年间（也就是到2035年这一战略窗口期）的人口结构很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主要是生育率如果持续走低，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由表6-1可以看出，即使未来0—1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重有所提升，也基本上很难对“15—64岁”及“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占比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而很难根本性扭转人口结构的基本格局。以往40年来，0—14岁年龄组的人口占比自2010年人口普查跌至20%以下之后，就从未再回升至1990年之前的水平（2010年为16.60%，2020年略回升至17.95%）。
从人口地域结构变动来看，2020年分地区、户口登记状况的主要省份与城市人口数据显示（见表6-2），在主要发达地区或沿海省份，除个别省份（如山东），均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户籍并非在当地。这一最新趋势基本上也可以印证前文所提及的人口分布中新出现的决定因素，也就是经济文化功能进一步与城市的行政功能分离，城市人口的聚集受行政因素的影响不断减弱，而受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则大为增强。
表6-2 分地区、户口登记状况的人口（主要城市与省份）（2020年）
续表
事实上，这种趋势从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929—1933年，当时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曾对全国8区101处38256个乡村家庭的迁出原因展开调查。调查发现，乡村人口迁移，首要的迁出原因是缺少工作，也即离乡寻找工作，这一原因占总迁出原因的48.8%，几近一半；其次是婚姻，因婚姻而迁出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女性。中国乡村人口的迁移多局限于县内，迁移比例达49.8%，省内的迁移比例达29.6%，省际为11.1%，国际迁移仅为0.5%。学者分析，如果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的，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迁移。个人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寻找工作或婚姻（尤其是年轻人）。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与医疗技术、现代交通工具由西方引入中国，并逐渐从城市向乡村、由沿海向内陆普及和传播，中国已开始了流行病转变和人口转变，即死亡率开始下降，主要是流行病造成的死亡率下降。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的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其他地区为高。这种状况表明，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变，进入生育率上升且死亡率下降的阶段，人口增长开始加速。
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进程也随即开启。
19世纪中期以后的100年间，新型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发展形成了。它是现代大工业的聚焦之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而且还是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事业荟萃之所，它具有强烈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对政治力量的依附性比以前大大削弱了。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它总是屹然而立，人口数扶摇直上，城市人口比重随工业发展而不断升高。由于人口分布有了这种新的因素出现，20世纪以后的人口地理分布中总有些“异样”。例如江浙地区、冀鲁豫地区、武汉与重庆等大城市所在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人口增长都具有这种较稳定的上升因素。
如果我们把人口增长中由于迁移所产生的增长因素也考虑在内的话，这种趋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近10年来尤为显著。它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方面，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可以看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协调推进以上各方面制度的统筹与实施，在相当大程度上都需要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区域聚集这些重大因素。
（一）公共支出格局变化趋势：规模不断增大并发生实质性转向
统计数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公共支出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呈上升趋势。在公共支出增长的趋势中，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中国也呈现出这种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生领域的社会文教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1%—15%，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其比重上升至13%—16%，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重为20%左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民生事业成为重要建设目标之一，公共支出格局发生了进一步重要变化。这一变化与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快速稳定增长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总支出为109247亿元，其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三个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的政府支出占比已达31.16%。近10年来，这一比重缓慢上升，至2020年已达35.88%，同时，2020年财政总支出规模与2011年相比也已增长一倍多，达245588亿元。
不论是财政支出总规模，还是民生领域相关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都较以往各个时期有了较大提升。
（二）对养老扶助领域支出缺口的潜在影响
中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受到冲击和影响的是养老扶助体系。《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对“老有所养”问题做出了两方面的界定，具体涉及老年人口的指标，一是养老助老服务，二是养老保险服务。后者基本服务对象为符合条件的参保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因此与财政扶持并无直接关系，但前者涉及老年人健康管理和福利补贴，均涉及65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评估和福利补贴。显然，这一部分支出必须由政府财政支出也即公共支出来承担。
基于老龄化而导致的公共支出在养老扶助体系中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势必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从21世纪以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20年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这一比例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03—2012年的10年间，这一比例仅从10.7%增至12.7%。而近10年来的老年抚养比则迅速从12.7%不断攀升至20.8%（见表6-3）。相较而言，前后两个10年间的差距进一步迅速拉大。
表6-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
人口老龄化除了在医疗、社会保障领域可能改变政府公共支出的投向与格局，在养老产业等领域，对公共支出总量和缺口的潜在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与当前中国养老产业领域的发展相对薄弱有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城乡养老保障水平仍有较大差别。我国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老年人口服务机构远远不足。而现行养老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也使得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布局数量更少。农村老龄人口获得同等养老服务的成本比城镇老龄人口要高。其高出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缺口，需要政府公共支出“兜底”，而这些问题可能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一定的影响，厘清人口老龄化作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对防范债务风险、维护财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构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政府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因而，政府支出结构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加显著。
人口地域结构发生变化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表现在公共支出的投向地区和投向行业可能因此发生较大转变，由此导致政府公共支出的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政策施行不当，也可能发生某种支出“扭曲”现象。
依据财政支出的功能角度，满足民众生存、发展和娱乐需求的政府公共支出，可以划为民生支出，具体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社会救济等支出。从这类支出的地区分布来看，未来就中国东中西部这三大区域而言，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程度高而导致人口持续流入，从而引起人口结构变化，在民生领域的支出无疑将面临迅速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可以预见，东部地区的公共支出规模无疑将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那么，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所形成的公共服务供给的集中效应和规模效应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此外，不同地区间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如何实现与当地经济发展格局更好地匹配？这些都值得深入分析。
前文已指出，从人口地域结构变动的视角来看，中国2020年分地区、户口登记状况的主要省份与城市人口数据（见表6-2）已显示出，在主要发达地区或沿海省份，除个别省份（如山东），均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户籍并非在当地。这一最新趋势基本上已可印证中国人口分布中新出现的决定因素，如何在新的因素影响下重新考虑公共支出的基本原则，并适时作出调整，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伴随着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不一，上述支出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省份不同行业间也将不同程度地存在，体现为公共支出的行业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公共支出政策所指向的不同年龄人口群体的相对比重发生变动，由此对社会各行业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公共支出中并非基于“事”项，而主要转向基于“人”项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相应的支出保障机制，将改变传统的基于“事”项的支出方式和分配法则。就中国而言，尤其是在平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方面，需要以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着重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有学者判断中国将有可能于203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政府往往会加大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公共资金投入健康保障领域。近年来，中国也已出现类似现象：一方面，财政支出总额涨幅大大高于同时期GDP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总额为6429.5亿元，此后逐年上升，2014年突破万亿大关，达10176亿元，2018年则超过15000亿元，2021年达19204亿元。从年度增长比率来看，2011—2020年间，每年同比增长比率均超过10%，最高达22.91%。
表6-4全面显示近10年来中国财政支出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格局和具体支出占比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格局与支出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三类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近10年来稳定居于三成以上，且近年亦呈稳定上升趋势，这种支出格局已逐步向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地区）靠拢，逐步接近许多以民生支出为重心的福利国家的支出水平。
表6-4 2012—2021年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化
从当前中国总体情况看，公共保障的总体水平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但更主要的问题是支出重点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所凸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地域性差距，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由于资源充足，总体保障水平较高，优质公共资源集中。比如高端、优质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西部地区则保障水平较低。二是群体性差距，公共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职工的保障水平远高于一般企业职工、非就业居民和农村居民。这就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福利待遇和体保障水平有较大差距，这种状况导致总体的保障效率偏低。因此，改革的方向应是逐步削高补低，削减过度福利保障，防止泛福利主义倾向，同时补足低收入群体的保障。
以上是针对总体情形和总体原则而言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则将涉及财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支出原则的调整与变革。
从公共资源的角度看，由于人员的地域性流动与集中，针对个人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势必要相应变动，以往基于户籍人口的管理模式势必逐步调整为以常住地人口为准的管理和服务供给模式。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人的方面的支出，其测算依据、测算标准，也应该随着人口地域分布趋势的转变而相应做出变革。在这方面，应关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规律，充分借鉴相应的经验性做法，这可以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从理论上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地域结构变化这两层因素叠加之后，如果公共支出总量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那么，支出结构问题将会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强调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财政支出方向、支出规模的变动，都将是影响经济增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政府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在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年龄阶层对公共支出的项目选择也具有不同偏好。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比重上升和政治影响提高、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预期寿命延长等社会变化，会对政府公共支出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在公共预算资源配置领域引发“代际冲突”，并最终改变政府行为和公共支出结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努力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要进一步提升全体人民的素质，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或许上述西方公共预算和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深入了解上述观点的利弊之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无疑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20年来，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8%—25%，但是，如果测算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则上述比例上升至27%—38%，说明近20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有所强化。尽管如此，从理论上看，公共支出的增长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受限因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约束，也就是GDP增速的约束；二是支出投向的约束，也就是公共支出不论投向哪一个行业，均不可能实现100%的支出比例。由上述逻辑分析，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其一，由于政府维持行政部门运转必须支出必要的行政经费，因此，政府总支出中用于公共支出的比例有其上限。也就是说，政府公共支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总支出，而是具有一定比例关系。在这一前提约束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促进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关注公共支出的总量增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其二，如果民生事业不同领域的公共支出比例结构未能随人口结构变动而有较大调整，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如果养老领域的公共支出所占比重未能实现较大幅度提升，那么，旧有支出比例所对应的公共支出总量的增长，能否覆盖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行业基本公共服务？假如无法保障老龄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共支出政策又应遵行何种原则来加以调整、优化？这也是中国未来公共支出政策制定过程中应予以关注的方面。
总体来看，在“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远景规划时期，努力做好中国公共支出规模与公共支出结构二者间的平衡，以有效化解潜在的公共支出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这将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的制度优势，为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东南区域人口集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不可否认，当前中国也已出现了类似局面。最新的经济统计和人口统计数据都已显示出这一趋势：中国东南区域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和“动力区”。人口向东南区域的集聚趋势，在新发展阶段，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老龄化等多重背景下，既彰显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也潜藏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格外关注，一是数字化经济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二是高质量公共服务如何在人口集聚的经济发达区域更好地实现有效供给，也就是其供给机制如何改造、升级的问题。
中国在推进数字经济的进程中，遭遇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同时出现。因而，如何破解类似日本曾经出现的“少子化+数字化”瓶颈问题，寻求相应解决之策，是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变革都必须予以客观面对的。这将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或许单靠某一层面的政策推动已无能为力。改进的思路也许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将其上升为“战略”层面，加以推动。
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规模效应，高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尤其如此。区域人口的集中，契合了这一效应。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地域的集中性使优质服务的供给更具有先天的便利条件，使供给可能性、可及性和便利性都大大增加。但供给可能性增大和公共支出总量的潜在约束又形成了新的矛盾。具体来看，总量约束下的结构性矛盾（例如针对低龄人口和老龄人口的不同支出规模）需要进一步解决，但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公共支出总量的内在增长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解决好支出总量增长过程中的支出结构调整、优化，在变局中开新局，或将引发更高的关注度。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人口高质量发展既是目标，也是动力。2023年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完善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二是应加快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三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
（一）完善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对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加以完善，应合理把握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节奏、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实现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从教育方面看，应通过优化教育财政支出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教育区域不均衡、城乡不均衡问题。此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也应通过完善税费优惠和补贴政策，加强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通过科学筹划养老支持政策，完善健康服务和保障政策，有效提升人民健康发展水平。通过充分利用地方财力，推进区域人口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
（二）加快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人口的变化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变化。人口变化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把人口问题作为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加以统筹谋划，加快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应始终围绕“人的现代化”来进行系统谋划，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从促进生育、教育、就业等方面着重施策，加快推动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积极落实好国家优化生育的政策，稳定适度生育水平。二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积极推进教育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与城乡差别，促进教育公平。三是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四是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行动。五是树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理念，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扩大就业总量，提高就业质量。
（三）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
现代化建设不仅要解决人与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还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使命，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担当，显示出其独特性和超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纳入“十四五”时期社会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以上论述表明，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突出的独特性、创新性和超越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为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不论从何种角度观察，都可谓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新冠疫情更是深刻改变了各国经济发展策略和轨迹。人类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人类福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最新经济学成果。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式的发展，而不是掠夺式的发展，也已经庄严地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标举“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人类的背景、全球格局互相影响的背景和中国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这三重背景互相交织而成的光辉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当然是“中国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但它同时也应该是契合人类向更高阶段文明发展的一种现代化方式。因此，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动向的种种积极因素，也应该充分吸纳进来，为我所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所用，也即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用。只有这种融通中西、融汇古今的新现代化方式，才更有可能为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模式所拥抱、所吸收。
（本章执笔：范建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