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初步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话语以来，各界纷纷从历史、理论、实践等维度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出场逻辑、基本内涵、本质特征、探索历程、实践路径、经验总结、价值意义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和阐释，形成丰硕成果，使得初步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
中国式现代化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在于它凝练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和光明前景，还在于它对已有现代化理论叙事的突破与超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所指出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仅体现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还展现出对于全球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在相当意义上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的问世，往往意味着对特定议题的深化认知或拓展理解，由此实现对已有理论、思想和方法的反思与超越。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基于中国国情和实践而提出的新的重要理论命题，它传达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议题的历史性把握，在目标、路径、模式、动力等关键议题上，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可谓是对既有现代化思想理论的新拓展，实属人类社会探索现代化转型议题进程中不可被忽视的重要一环。
因此，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问题，绝不应只是从“中国特色”这一叙事主体的视角出发，还需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放置于全球现代化理论发展史的视野中，以比较分析的方式，厘清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智慧的本土特色和普遍意义。唯有如此，方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普遍规律探索中的理论贡献和创新贡献，并为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提供新的趋势研判和学理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的。
此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扩展，逐渐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路径，进一步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议题进行阐述，并据此描绘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已发展为“初步成型与相对稳定的理论形态”
，初步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新命题。
这一重大时代新命题，是在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推进的现代化历程中不断酝酿而成，应时代而生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
。正是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拓出一条既具备当代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而“中国特色”的诸多鲜明特征在艰巨努力中不断转变为成功的实践，由此赋予这条现代化之路以“中国式”的意蕴，使之与其他既有的现代化路径区分开来。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本位理念，根据中国国情和禀赋条件，指出了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上述五大特征中，除第一个特征侧重于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初始禀赋条件外，其余四大特征都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等诸多重要关系问题上的价值立场与目标取向。五大基本特征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本质要求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所依循的指导思想与发展道路底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某一特定领域或单个面向维度的现代化，而是一项重大的系统治理工程，擘画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蓝图，即经济建设上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的中心和根本，政治建设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的保障，文化建设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的灵魂所在，社会建设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实现的必要条件，生态文明建设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的实现提供关键基础。结合和平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所导向的终极远景不单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横向空间扩展与纵向时间演绎的发展场域。这一愿景超越了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的民族主义精神，不仅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呼应，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秉承的“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天下观的传承与发扬，充分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大国担当和天下情怀，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格局与思想境界。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庞杂的系统建设工程，中国共产党发扬以往将宏伟战略蓝图进行合理分解、细化分案、循序渐进的探索经验，提出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步是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安排充分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战略思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有道是“行百里路者半九十”，面对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的“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大原则，是分别基于党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经验启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生福祉的改善、改革开放的深化与治理效能的稳定、客观世界的改造与主观世界的认知五组基本关系的辩证互动展开和提炼的，对应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路径选择、价值立场、动力源泉和精神力量，深度规约着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属性与内在特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实践到认知再到实践的认识论底色。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已初步显现出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潜质，高屋建瓴式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蕴内涵、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基本特征、本质要求、目标取向、价值立场、路径选择、战略安排、重大原则、长期愿景等系列重大议题，作了崭新而清晰的阐述。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理论概括的背后，实则还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学理逻辑。毕竟，作为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经典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叙述载体的新概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命题的提出，本身还可被视作现代化概念生成与内涵演绎过程的一个环节，
是彰显现代化形态变迁与现代化理论发展之间互动与调适的最新案例。因此，要深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和创新价值，还需将之置于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学术史中作进一步考察。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说，是用于概括和探讨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器物、制度、观念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综合性巨变过程的专有名词。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在进入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经历过两次“革命性转变”：一是人类在历经原始生命的漫长进化后出现；二是人类从原始社会阶段进入文明社会。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在欧美世界的快速崛起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客观环境的一系列新变化，要求人类亟须走向适应一系列新功能要求的现代性体制。欧美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的开拓性探索和显著成果，使得“欧化”（Europeanization）、“西化”（West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等一度成为这一变革过程的狭义代名词。正因如此，面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中国知识分子们在20世纪20年代对现代化议题的初步探索，多存在将“现代化”与“西化”“欧化”等概念互通的认知倾向，并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把“现代化”概念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领域的议题中，确立了工业化、机械化、民主化、科学化等基础内涵范畴，由此逐步将“现代化”发展为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话语。
然而，近现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引导着中国社会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由此诱发了中西现代化思想理论汇流与分流的持续张力，积淀着“中国式”的理论创新底蕴，铺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史坐标。
尽管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但“现代化”一词的确立，还需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在“现代化”概念流行前，学人们已开始思考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化议题。对于工业社会前景的乐观论调和悲观论调同时弥漫于身处其间的不同人群。但整体而言，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世界的迅速扩散，及其在殖民扩张中展现出的超群竞争力，让推崇进步的乐观主义成为社会思潮主导。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所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灵活化用竞争、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理念，阐述人类文明形态的线性演进历程，将资本主义的胜利描述为科学、民主、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胜利，并把西欧工业文明标榜为人类文明演化的最高形态。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将西欧视为现代化的研究对象，聚焦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主张“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精神”蕴含着“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
。随着西欧在全球影响力的增强，特定时段的局部现代化现象被逐渐泛化为全球现代化的“蓝本”。早期现代化思想的西欧中心论底色已然成型。
阐扬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出现动摇：“战争突然毁灭了我们原以为一切事物已走上稳定进步的安坦之途的幻想。”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等人根据他们对于世界各文明总要像生命体一样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等过程的规律认知，思索西方文化前景问题。当然，悲观与乐观的起伏转换并未动摇西欧中心论的理念。斯宾格勒一方面批判将西欧视为“全部世界事件的假定中心”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另一方面却也认定，“一旦西方文明顺次消灭以后，说不定就不会再有一种文化和人类，能让‘世界历史’成为醒觉意识的如此有力的形式了”
。汤因比在认同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时，也强调“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不得不参考英国史”
，希望用英国经验论来填补德国先验主义方法的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让强调进步理念的乐观主义再度赢回主导：“未来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工业发展模型拟想的；西方工业文明乃是它的终点。”
此前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理想类型的设想（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官僚化和理性化），到20世纪50年代时就被自然地视为西方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只不过，这一回的主角转换为此时占据资本主义中心地位的美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迎来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和兴起。这与美苏争霸的冷战背景密切相关。面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美国亟须争取中间地带的支持。应时而生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社会内部的现状和非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合理化”
[1]
，为强化美国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提供理论依据。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人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早期美国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根基：社会转型的实质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通常具象为从一极（传统性）向另一极（现代性）的转变。他们普遍认为，现代西方属于人类社会进化图式中“等级最高的进化形式”
，其模式的某些组成部分和发展次序是“全球性的”
，无论社会变化前的原有基础差异多大，“现代化社会之间的结构一致性”在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
[2]
而当时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是现代体系主要单元中“最个人主义的、最有‘合议性’的、最具普遍性导向的”
[3]
，“处于现代化最新阶段的领先地位”
[4]
，因此，转变目标方向的特性设定，通常就抽象自美国现代社会。在这一语境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确立了优势主导地位：横向空间上存在列维（Marion J.Levy）所提出的“内源性现代化社会”和“后发者社会”的差异，纵向时间上存在现代社会在专业化程度、功能分化、伦理性质、权利属性、交换媒介和市场、科层制、家庭系统等层面所具有的、对立于传统社会的优势属性。基于对现代化终极模式的结果预设，他们主张非西方社会需要在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个人动机等方面向西方靠拢，为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推进生成必要属性。
[5]
现代化理论的普世特性不仅体现于强调现代化模式共性的“扩展论”，还彰显于“先行者优势”在现代化过程指导上泛化的“追赶论”。在这些学者看来，现代化潮流的引导力量是由英法所在的西北欧地区，向普鲁士所在的东北欧地区，再向美国转移的；现代经济增长及相应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发达国家内部结构集聚改变的后果带出了国境之外，引起了后来一系列的扩张”
。因而，基于对欧美现代化路径的考察，他们认为，非西方社会推进现代化进程时，政治上面临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强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社会的整合四个阶段，经济上则存在罗斯托（Walt W.Rostow）提到的“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时代”的连续增长阶段。总之，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还是过程分析，抑或是麦克勒兰德（David C.McClelland）、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心理和行为转变的分析，无论从政治、经济、历史等视角切入，还是强调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美国早期现代化理论实则沿袭此前欧洲思想家将本民族视为最高人类文明代表的传统，让方兴未艾的“现代化”成为“一个美国式的概念”（an American idea）。
[6]
然而，在把视野投向西方世界之外的现代化进程时，学者们意识到，这些非西方社会与欧美现代化进程启动前的“传统”形态并不同等，此前鼓吹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存在武断之嫌。比较现代化方法主张，“对于各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等比较广泛的问题，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考查”
。在对日、俄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中，布莱克等强调，现代化启动前的传统包含“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变数”，并就现实发展差异事实指出，“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一元的进程”，它们对西方模式的借鉴“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这牵涉现代化模式是否能够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定于一尊的问题。相较对人的意识观念、价值取向、世界观的探讨，关注现实现象的实证研究更容易引致观点的歧化。格申克龙在考察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时就已提醒：“恰恰因为其落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发展速度、生产结构、组织结构、制度性手段、文化氛围等方面“显现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
。尤其是注意到第三世界依循先行者的历史踪迹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挣扎处境后，部分学者发出感慨：“简单复制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能性几乎不再受到质疑。”
[7]
正如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言，西方经济理论往往被认为“比它们所论证的内容更具有普遍适用性”，但被用于并不适用的欠发达国家时，“犯致命错误的风险就非常大了”
。而在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弗兰克（Andre G.Frank）等人看来，非西方社会的不发达并非因为它们处在“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而是“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
。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则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新概念旗帜下呼吁，应将各国置于彼此的关系中加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
。这些主张都直观地彰显了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时所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已然不同于西方国家当初遇到的情形。
随着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不断显现出文化多元主义倾向。其讨论议题由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再度延展到对现代社会前景的省思。一方面，能源危机、生态约束、南北差距等引发部分人群对于现代经济增长限度乃至“人类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8]
的悲观情绪，促使学界反思“增长”“进步”“发展”等概念的关系问题：“破绽百出、引人误解的会计制度记录下来的财富增长，越来越难以使人相信。它可能是人的发展和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发展的结果，也可能不是”
，由此将话语导向“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另一方面，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全方位剖析，使得现代化理论进一步被肢解为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各类政治发展理论等多个分支领域的争鸣。尽管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让宣扬自由资本主义胜利的“华盛顿共识”和“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提振了鼓吹非西方社会向西方模式“趋同”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向了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关系的核心症结：“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总之，西方现代化理论各流派争论所隐含的趋同与多元的内在张力表明，至少时至今日，现代化理论的探讨仍旧是一个开放的话题。
就近数十年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堪属当前对现代化话题的最新探索成果，丰富了非西方后发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为现代化模式是否定于一尊的问题提供了最新的实证案例，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各区域现代化进程深化对以西方中心论为底色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冲击和挑战。诚然，作为近百余年来一个肉眼可见的、客观发生的宏大社会现象，现代化进程在全球不同区域以快慢不一的进度蔓延，所影响范围早已超出“西方”的地理范畴。但正如富永健一（Tominaga Kenichi）指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内在困难在于通过现代化理论的一般化，将非西方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相提并论。
支持和瓦解西方中心论的内在张力，一直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相伴而行，并决定了理论发展的一大前进方向是寻找那些突破“西方—非西方”界限的现代化条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暗含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现代化进程是否只在西方自发产生？从历史过程看，不同于数千年前全球各大主要区域独立出现并完成农业革命的过程，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西方和全球其他社会交流互动进程的深入开展，二者的交织让这个前提问题的解答变得复杂。在长期惯有的话语体系中，对“内生因”和“外生因”的强调和区分，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在近代全球化中向非西方社会扩散的现实，强调非西方社会对于西方现代化这一既定事实的回应，另一方面也隐含表达了现代化只能在西方社会自发产生的判断倾向。这也就引出另一关键议题：假如说非西方社会缺乏自发催动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因”，那在现代化进程中就必然面临外来异质文化和制度因素与本土固有传统之间的“二重结构”破解难题。
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东亚地区长期被视为与西方样板相对的“变体”
，充当审视和反思现代化问题的一面重要“镜子”，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新提炼，则能为东亚现代性理论话语的探讨，注入新的活力与话语。由于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快速崛起，东亚的现代化模式被视为与欧美工业资本主义和苏东工业社会主义相对的又一种新模式。毕竟，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快速工业化实现追赶的德国、俄国，在某种程度上讲尚处于传统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曾长期被欧洲殖民的拉美地区虽已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却始终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就使得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颇为特殊，甚至具备充当理解全球其他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窗口的潜在角色：“我们必须努力理解东亚，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进而理解并预测方兴未艾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情形。”
[9]
不过，以往对东亚的探讨虽在强调东亚社会迥异于西方的特殊性，但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仍在于反向凸显西方世界所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大能力。就如日本现代化研究成果所呈现的，无论是贝拉（Robert N.Bellah）在20世纪50年代尝试从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中发掘支撑现代化的伦理因素，
[10]
还是艾森斯塔德（Shmuel N.Eisenstadt）在90年代强调日本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在制度上的相似性和自身具有的特殊乃至近乎神秘的文化传统的结合，
[11]
抑或是池上英子（Eiko Ikegami）尝试从儒家之外的日本传统文化中找寻个人主义的“对应物”
[12]
，在努力展示本土传统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兼容性一面，强调东西方殊途同归之时，不自觉地将自身置于现代化事业的后来追随者角色，使得西方现代化转型的叙述话语得以在非西方社会再现，再度以事实证明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大生产力。
由于中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起步相对较晚，加之西方世界习惯将东亚统一视作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质化整体，中国在早期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未被视为东亚现代化理论话语阐释的主要对象，以致在现代化话语中失声。然而，数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一模式的新特征。从现代化转型过程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变过程同步涵盖了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重大转变”
；从现代化阶段特征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同于以往工业化、民主化、世俗化、城市化的整体现代化过程中，或者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串联式发展脉络，而是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工业化阶段，同时在时间（自身发展阶段叠加）和空间（全球各区域多重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上面临多重问题叠加的挑战，呈现出发展阶段叠加与并联发展的鲜明特点；从现代化目标愿景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已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力提升问题，还包括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富国强民和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若依据帕森斯此前提出的现代化“三阶段图式”的说法，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紧密结合是以美国模式为样板的第三阶段现代化浪潮的主要衡量指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蕴含和指向的现代化图景内涵，已然超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探讨的特征对象。其间，中国的现代化既面临着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经典转型，也希望同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生态破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等现实难题，更面临着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时代发展趋向带来的新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已与百余年前西方所走过的历史踪迹有明显不同。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欧美化的简单思路，显然就不足以完全帮助中国解决在新历史阶段面临的现代化新难题。
当然，作为人类社会正在广泛经历的重大变革过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并非全然脱离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并未完全否认现代化的共性。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大重要使命，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限制，彰显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话语权，即通过综合和容纳各类现代化的异质性要素，扩大现代性的解释与实践范畴。在以往话语体系中，基于西方样板的先验假定，非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视同于西方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由此，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话语，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形成强烈勾连。即使是注意到非西方社会特殊的一面，学者们也更多地侧重于探讨本土传统具有西方现代性所需具有的相似对应物，实际仍处于西方样板的有效话语范围。而新时代的中国并非西方发达社会的一个同质性自我映射。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可以不再拘泥于以往东亚现代性话语所深陷的相对主义困境，也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拥有更广阔的视域，不必拘泥于阐述本土传统同样具有的支撑现代性、具备相似功能的对应元素问题，还包括更多关注和发掘有助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传统资源，从而真正跳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二重对立结构的窠臼。
尽管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形态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现代社会同样存在诸多弊病和不足。尤其是吹响人类启蒙号角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等精神内核，在缔造现代社会的同时，也萌生了现代社会相互牵连的诸多问题和危机。由此，与现代化理论的思索相伴而行的，还有对于现代化问题的一系列批判。传承并发展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讲，亦存在着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基因。
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欧，对这一进程的反省和批判也肇始于西方思想界。其中尤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最为典型、深刻，甚至是催生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影响后续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现代化思想理论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构成我们认知和把握现代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启蒙运动奏响了现代社会的序曲，却也揭开了现代性危机的序幕：人类社会在挣脱神话和迷信支配的同时，却也日益身陷“工具理性”的泥淖。马克思受德国早期浪漫派影响，从对人的本质的美学审视中开启现代性批判，将资本视为理性主义权威的具象，由此批判资本引致的人的异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尽管他未曾使用“现代化”一词，但却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暗示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前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不同于涂尔干、韦伯等人从文化精神、意识观念等视角剖析资本主义起源，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的视角强调生产力发展引发现代社会变革：“……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
事实上，马克思也是依据生产方式转变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序列演化：“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仅从文字表述看，马克思构想的人类社会历史路径似乎是一元单线式发展图景，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不过，他在阐述古罗马平民的情况时，也强调“极为相似的时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意味着，马克思应该是倾向于认可多线发展模式。毕竟，相继更替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主要是根据西欧的历史进程总结得到的。他自己也谈到，这些从人类历史考察中抽象出的最一般结果，并不能“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
单线论和多线论的纠葛，亦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散的论断中窥见端倪。马克思基于对生产力变革重要性的认知指出，西方殖民主义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历史使命。其中，“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这暗示着前现代社会形态在全球范围具有的多样性；“建设性使命”指向后发国家走向现代社会的“西方化”或“欧洲化”道路，多少隐含着非西方社会“沿着一条预定的道路，经过预定的阶段，到达一个注定的结局（a single predestined conclusion）”的单线发展图景。
[13]
需指出的是，这一论断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差异在于，马克思对“西方化”或“欧洲化”道路的预判，源自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先进生产方式的肯定，以及对资产阶级意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的深刻认知，而非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强调。纵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开始思索不同于西欧现代化、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路径，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他们也知道，“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总而言之，现代化终将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当然，资本主义并非现代化进程的终点。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的批判，结合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预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终极去向。马克思认为，“只有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方得以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启动，人类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从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机器排挤工人”问题，以及私有制与社会大生产的矛盾。
而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和国际格局的转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获得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现代化新主张呼之欲出。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凭借先进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们面临的新议题。在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憧憬苏俄共产主义的愿景是社会主义政权和工业化的双重结合：“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那么社会主义将“无从设想”
。由于当时苏俄尚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列宁主张应“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使之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在苏联迅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后，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另一可选模式。然而，由于斯大林模式在形成后很快就定于一尊，加之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剧烈对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未能延续对资本主义现代发展问题的密切关注，反而转向强调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以致在批判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同时，因过于偏向简单化的单线式发展途径，反倒强化“苏联中心论”倾向而不断走向僵化，最终使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遇巨大挫折。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左翼现代化批判的多元化
除社会主义阵营更多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批判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外，西方社会的左翼思想家们也不断就异化现象、革命主体、解放道路等问题，
拓宽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内容覆盖经济、文化、生态、心理、性别、民族乃至全球化等现实生活的议题，试图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诊疗，由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转向为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全面批判，进而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化学说争鸣局面。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大批判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问题，这为后来西方左翼思想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其中，最典型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批判西方的现代性。在他们看来，作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却使启蒙和知识沦为技术理性，以致身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冲突的牢笼，让理性的解放潜力逐渐变质为控制潜力。也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而技术理性的控制，不仅存在于已有社会制度，还渗透于与科学技术联动的思想观念，使得现代社会的文化呈现出“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的虚假的一致性”模式，
进而让公众的自我意识渐趋钝化。如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技术的参与让“统治”披上“管理”的合理外衣。劳动者与企业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同化氛围下，不再凸显其对立的一面，而是形成一种异化关系：被管理者是经济机器中的“零部件”。总之，法兰克福学派集中于现代社会中表现更为突出的异化现象，强调其与启蒙理性本意的背离。
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深层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流派还特别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剖析。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强调，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反映了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处境，这个结构表现了人类达到的技术发展程度”
。尤其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当操作机器所需的体力不再超过女性的能力限度时，性别平等将成为可能。不过，她并不赞同恩格斯纯粹将劳动的性别对立和社会阶级的对立联系到一起的观点，因为她认为女性并不只是从事劳动的个体。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劳动市场的女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重组的关键变化之一，反而使得资本主义能充分利用工人阶级的差异性，为其生产和再生产提供流动且廉价的“后备军”。因此，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家庭结构看，女性并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摆脱不平等的困境。巴雷特（Michele Barrett）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尽管资本的逻辑和技术上是“不分性别的”（sex-blind），对妇女的压迫也并非资本主义发展逻辑预设的本质意义上的压迫，但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关系中获得物质基础，以致形式上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劳动分工模式。
[14]
西方左翼思想家对理性的批判，还延伸到现实层面。除了面向第三世界发展议题的帝国主义话语和依附理论外，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存在的不足，亦是西方左翼思想家时常批判的焦点。传统马克思主义通常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失业、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和竞争的无序状态等弊端，归咎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强调奉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制度，在公平乃至效率方面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过，西方部分左翼思想家受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挑战的启发，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转而和当时东欧国家一样，致力于探索将市场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其中的代表性设想之一是约翰·罗默（John E.Roemer）提出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即一方面希望通过竞争市场机制定价，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试图凭借特定的“证券”制度（coupon system），保障公众在间接占有产权和分享企业利润上的机会公平，属于典型的“经营企业类型”（the managerial-firm proposal）的市场社会主义。 [15] 相较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案而言，市场社会主义一方面同样批判市场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推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过度仰赖计划实则存在夸大“理性”作用之嫌。
此外，外部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也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新的批判话语。自罗马俱乐部首度揭示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态负效应后，全球性生态危机愈加惹人关注，并催生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在频繁被论及的贫富分化、南北分化外，生态危机意味着人类还面临自身与所处生态环境关系失衡的困境。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将之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即强调追逐利润的扩张动机和生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问题，都在不断加大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彰显资本主义内在具有的经济合理性与现实要求的生态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在他们看来，未来人类社会摆脱生态危机的前景之路，应是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兼容、经济理性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非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逻辑引导下的“生态重建”。
整体而言，西方左翼从不同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实则彰显与后现代主义颇为相似的对同质化、系统化的现代性问题的解构、批判乃至否定的共性，以及对多元性和相对主义的肯定和推崇。尤其是伴随21世纪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这些批判家愈加强调，技术进步让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但也在强化技术理性对人类的潜在控制：“它（指堆栈）是一台真正环绕地球的机器，不仅穿透并扭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领土模式，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新的空间：云、网络区域、社会图谱、生态、特大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的暴力、怪异的神学，所有这些都被叠加到一起。这种巨大的复合型机器，正根据空间秩序的特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系统化的技术”
[16]
，由此衍生出数字监控下的新异化危机：“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则可能建立起大数据算法的权威，同时完全推翻关于个人自由的信念”
，加剧本就隐蔽但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近年来，在新冠疫情的放大镜作用下，齐泽克（Slavoj Žižek）、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巴迪欧（Alain Badiou）等一些西方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疫情冲击下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应对疫情时存在经济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的价值扭曲，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的缺陷，批判疫情背后折射出的种族裂痕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揭示疫情全球大流行所折射出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交织的现实困境，呼吁走“新共产主义”道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具有对于现代化问题批判的一面，是现代化批判理论在新时代的最新呈现形态。而对于现代性危机表征的一系列观察和阐释，是现代化批判的重要逻辑起点，也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议题上所具有的科学性。因此，针对现代性一系列危机表征及其叙事逻辑的反思与回应，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逻辑起点。
诚然，批判话语的存在说明现代社会仍存在需批判之处。现代化并非全然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正面成果，其构成要素同样蕴含负面效应的一面。这意味着，避免“重蹈覆辙”就成为新历史阶段现代化探索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战后西方左翼思想家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指引，继续就理性的泛滥、新异化现象、社会结构功能层面的系统性危机等问题，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等关系视角切入，进行深刻性的批判。这些多元批判话语的提出，丰富乃至深化学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基本逻辑的思想认知。既然原有西方率先走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诸多困境，那后来者自然就需要对现代化的成果和代价问题作出全面回应，以探索一条尽可能限制现代化代价、充分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新道路。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应有的出场逻辑和目标定位。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强调充分重视现代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变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大力推动发展现代生产方式的同时，尤为注意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多元批判话语的一体化：针对经济理性持续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固有弊端，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针对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主张“共同富裕”；针对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新异化问题，主张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境界；针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困境，提出“生命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地方性生产冲击全球现代性的议题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多元一体特性，还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左翼多元批判话语的理论超越的一面。西方左翼多元批判话语争鸣的表象背后，实则在更深层次隐含着他们的共识困境和政治迷失。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左翼思想家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落伍时代
或后现代历史来临的话语，认为“当那个时代进入一个不同的问题框架之后，马克思主义就顶多是对已经不在议事日程上的一套问题所做的有效回应”
，这使得“从革命思想和行动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从此失业”
。其一大典型表征是，诸多现代化批判话语多围绕人本主义价值判断标准开展，在从意识形态层面阐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批判性观点的同时，却在现实政治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制度的态度趋于调和，甚至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与革命实践的主张和坚持，越发倾向于在西方已有民主框架内以激进化方式趋向社会主义目标。
[17]
尤其在后现代化主义话语的介入后，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在逐渐模糊“左”与“右”的修辞界限，消解传统政治共识，弱化这些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政治承诺前提，以致呈现“政治滑坡反而高度集中了理论才思”
的奇特现象。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又开始省思重新政治化的议题。
不同于西方左翼偏向于规范性的批判话语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却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形成的兼具批判和创造的思想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明确提出的政治共识和政治承诺。此外，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则充分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议程路线图，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一系列反思和批判话语，还具备了实践乃至实现的行动纲领，进而避免沦为纯粹空洞的规范性知识，为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历史阶段奠定可能性和可行性。相较后来西方左翼各思想流派偏向于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性批判，忽视与之相应的社会历史存在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底色仍是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资本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依旧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追求的美好愿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华民族就已逐渐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却总在各种外来思想、主义导演出的一场场运动和变革中，陷入希望与失望反复上演的历史迷途。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领导力量后，中华民族才真正绝处逢生，逐渐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新重大成果。作为一个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和经典现代化理论话语的新概念词语，“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学理意义和创新价值。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议题实现对现有理论的重大突破：
一是对理论思维的突破，即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论发展图式的价值取向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新参照和新图景。一直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关注和抽象的对象是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社会，并在科学理论一般化的思路指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指导非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普遍性概念。受此思维的主导，以西方样板为参照，沿着西方的历史足迹走向预设的现代社会图景，已然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则在把握共性和个性、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既强调对人类社会现代化普遍规律的遵循，又强调对国家具体实际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向世人呈现一幅不同于以往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样式图景，进而跳出因后来追随者的心态而将自身现代化事业视为西方现代社会同质性自我映射的镜像的思维困境，打破西方社会对于现代化定义和阐释的垄断权。
二是对两分法框架的突破，即超越科学与价值、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效率与公平、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经典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共识中，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逐渐引导着社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形成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根基。受经济理性不断扩张的影响，经典现代化模式隐含着对效率、物质和竞争的偏倚，并在强调新旧社会的转型中，塑造着科学与价值、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效率与公平、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话语的思维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充分关注国内社会系统与国际社会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嵌套与联动关系，以结构性思维部署和规划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三是对批判话语的超越，即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传承与发展，以系统观弥合现代性批判多元化话语的纷立，保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旨趣共识。虽然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话语，但多数批判仅仅停留于规范性的话语要求，缺乏具有实质内容的建设纲领和实践议程，而趋于将改变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现有制度框架的改良，以致在多元化价值取向中出现了政治迷失和共识困境，弱化了批判话语应有的社会效应，以致让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在危机的泥淖中有心无力。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美好愿景的描摹和憧憬，还充分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改变世界的初衷，在精确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凝练社会全体的政治共识和共同追求，辩证看待现代性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提出一系列颇具指导意义的行动纲领和实践蓝图，为创造新的现代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新的希望。
（本章执笔：沈博 熊昌锟）
[1] Samuel P.Huntington，“The Change to 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No.3，1971，p.292.
[2] Marion J.Lev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 ，Vol.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709.
[3] Talcott Parson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Free Press，1977，pp.289-320.
[4] Talcot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71，p.114.
[5] Wilbert E.Moore， Social Change ，2 nd ed.，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4，pp.94-102.
[6] Dean C.Tipps，“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A Crit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5，No.2，1973，p.208.
[7] W.F.Wertheim， East - West Parallels ：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dern Asia ，Hague：W.Van Hoeve Ltd.，1964，p.262.
[8] Donella H.Meadows，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 ’ 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72，pp.x-xi.
[9] Peter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 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 ， Equality ， and Liberty ，New York：Basic Books，Inc.，1986，p.141.
[10] Robert N.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 The Value of Pre - Industrial Japan ，Boston：Beacon Press，1970，pp.194-197.
[11] Shmuel N.Eisenstadt， Japanese Civilization ： A Comparative View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3.
[12] Eiko Ikegami，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1.
[13] Arthur M.Schlesinger，“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in Stephen Vaughn ed.， The Vital Past ： Writings on the Uses of History ，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5，p.314.
[14] Michele Barrett， Women ’ 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Veso，1986，pp.248，252.
[15] John E.Roemer， A Future of Social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49-51.
[16] Benjamin H.Bratton， The Stack ：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5，p.52.
[17]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Verso，1985，p.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