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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崭新理论命题，这种文明形态不仅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且也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形态、是在借鉴资本文明等一切人类文明基础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标识性的“术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直接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运行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社会的规律性和历史趋势，勾画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形态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过程，
阐述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建立了指导社会运行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思想方法，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指导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对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指导性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创造性地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体系。
按照马克思“已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作为生产方式
的人类社会不断由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文明形态发展为高级文明形态、由旧文明形态发展为新文明形态。除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的愚昧和野蛮为主要特征的原始社会外，马克思提出的依次更替的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明”形态，那是因为，它已经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阶段进入了“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尽管这种文明形态存在着“野蛮”“掠夺”，但是由于“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因而，它相比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是更现代更文明的社会形态。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是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是第二位的，它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在一个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状态下亦即“生产的社会形式”还处于量变积累未引起质变的情况下，生产力是作为“劳动的方式”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条件，
例如，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机器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资本雇佣关系。从生产方式两种含义及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中介，亦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产生和变革的基础，生产关系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但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函数，甚至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滞后变量而不是相反，生产方式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安排，又要发挥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寻求推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了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关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社会主义社会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于生产力的，即便是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认“完全适合”的前提之下。对此，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起作用。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遵循和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在生产方式上，突破了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形式上，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公式，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在分配关系上突破了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对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制度优势，根据生产力所处的阶段选择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并理顺生产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
，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存在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且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它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在不同的时期都提出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相关论述。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的权力机关，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与运用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影响经济生活。社会主义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克服“市场失灵”，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强大建设功能的主体，而这些作用都是建立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需要充分理解国家的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
“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为理解为什么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提供了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力地指导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的根本方法，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应用于经济工作之中，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
（一）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战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大原则之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
（二）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常说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具体实际就是现实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的工作方法，是实践认识论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稳”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调和大局，只有把握了这个前提，才能守住资源、环境和生态底线，守住民生的底线，守住防范系统风险的底线，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在“稳”的基础上，要在关键领域“进”，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对于一个空间维度上具体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文明”与“文化”相通，但内涵更丰富，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概念，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
文化是文明的底色，就西方现代化而言，尽管从时间维度上都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但从空间维度上具体到某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文化的烙印。就拿世界上第一个“原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英国来说，它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率先实现工业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通过野蛮“掠夺”将资本主义文明向世界各地传播并成为“日不落帝国”，其原因除了盎格鲁—撒克逊本身文化特征外，或许与它通过大宪章运动建立议会、通过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文化历史传统有关，至少与通过贩卖黑奴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领导下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历史有关。
就现代化而言，通过选择与本国文化特征相结合的路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踏上现代化的快速列车。遗憾的是，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西亚的国家，却选择了与自身文化背道而驰的西方现代化的路径，结果大都失败了。在1960年时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如果考虑到这13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等经济体规模太小且本身还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以色列和爱尔兰在1960年都已接近高收入边界，剩下的只有韩国、西班牙、中国香港。可以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近50年没有迈入高收入阶段之列，绝大多数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它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紧密耦合的文化基因。对于这种文明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它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特性，并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思维坐标，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获得发展张力加快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结合，是在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提升人类文明进步的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探索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节将围绕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迭代过程、生产关系的优化和上层建筑的建设等多个层面，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探索历程为主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孕育和实践进行研究，而将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的实践放在下一节进行探讨。
英国的洋枪洋炮将沉睡的东方巨人惊醒，原来处于传统国家和农业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在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的英国的挑战时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治国良方，虽然“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但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即便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因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寻求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探索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
，选择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马克思主义、选择通向“大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最优选择，于是，毛泽东同志不无感叹地讲道：“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我国要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问题，并提出了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极富创造性的构想。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在工业基础条件极其薄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进行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成立了大量国营工厂（后期一般称为公营工厂），如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央兵工厂、中央印刷厂，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难民纺织厂、制鞋厂，其生产方式基本是工场手工业方式，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军事供给制，分配一开始采取供给制，后期有的采取工资制，广大人民群众在极大的革命热情中工作，生产力有了快速发展，基本实现了军需物资和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
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还建立了与生产和交换条件相适应的对外贸易体系，提出了具有当代价值的“对外调剂，对内自由”贸易方针，形成了对外贸易统制的制度安排
，而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推动了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为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国落地扎根奠定了基础。
尽管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就踏上了探索工业化的道路，新民主主义时期还进行了工业化建设，但是由于战争等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化还处于工场手工业时代，1952年我国工业产值才是1933年的17%。
尽管对国家工业化战略选择有不同意见，例如，1949年12月周恩来讲道，“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苏联提出的由苏联等搞重工业中国只提供原材料、农业、轻工业的“经互会的方式”一体化分工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由于朝鲜战争对国防现代化的需要等原因，最终还是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战略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苏联156项工程援助和5092个专家的帮助下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在我国开始生根发芽，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如果说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存在分歧的话，那么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比1953年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预期的时间要短很多，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中国式现代化就深深烙上了社会主义的痕迹，中国式现代化建立的人类文明形态就一定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至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并在苏联的帮助下，于1954年12月基本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模式，那么还需要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吗？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毛泽东同志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进行了区别，突破了恩格斯公式
、斯大林对恩格斯公式解释的限制，破解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利用商品生产的历史性难题。遗憾的是，理论上的突破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上我们能做得很好，商品生产在我国几乎没有建立起来，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安排，以及横扫“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已经被扼杀了。
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只能是作为政府部门延伸的国营工厂，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便于统筹安排支援工业建设的组织形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赶超型国家很难通过自发的市场经济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从实施效果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集中力量进行了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
虽然与苏联交恶后，中国被迫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从总体来看，依然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这一点也并不因为国营工厂的管理模式采取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苏联的厂长负责制（又称“一长制”）不同而改变，也没有因为工资形式的差别而改变
，通过这种模式，我们国家工业化大幅度提升，197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达3728亿元
，1978年工业产值达到了1952年的12.324倍
，在20多年里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化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超过了曾经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而且在一些指标上已接近或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
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有了十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入列，等等。
当然，国家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并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所组成的发展指标，更寄托了民众对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物质丰盈、文明进步的愿景，尽管其中不乏类似“大跃进”的乌托邦式的构想。在那个激情岁月，“资本”与劳动对立几乎不存在
，“人的异化”几乎完全被消除，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工人的建设热情、社会主义热情洋溢的劳动竞赛以及社会主义工厂呈现出来人与机器融于一体的“沸腾感”
，构成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这一点只需要看一下草明《乘风破浪》等十七年工业文学就可以体会到，至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可持续性问题、分配制度的“大锅饭”和只有精神激励缺乏物质激励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许多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体制机制的僵化等，给这种发展模式蒙上了阴影，它在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逐渐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打破这种体制机制僵化模式已成为必然。
1978年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科学判断中国的历史方位是新的历史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上取得突破进展，社会主义文明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但是，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状态。1978年我国的经济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8%，世界平均水平的22.1%，工人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大批返城的知识青年找不到工作，大量群众还吃不饱饭，我们还处于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之中，
这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人类社会形态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我们的历史方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突破了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论还突破了搞平均主义导致共同贫穷的传统观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就“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走出了一条把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道路”
。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发展理念，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并在1997年成功跨过了“贫困陷阱”，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强的道路，迈入“中等低收入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增长的奇迹。虽然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观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使“中国富了起来”
，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没有摆脱依靠资源高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此为背景，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科学发展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直视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耗费问题，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
新的历史时期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教条，从改革开放初，逐渐在计划经济中注入市场因素，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完善，充分利用资本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在创造人类文明形态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实现，“以农补工”的需求减弱，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新环境下出现
，而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孪生的乡镇企业则异军突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方式在冲破了旧的经营管理体制束缚、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之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理顺生产关系方面出现了历史局限性，遇到了困难，不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的劳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国营企业逐渐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独立的现代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1978—1992年“放权让利”时期、1993—2002年的“制度创新”时期、2003—2012年的“国资管理”时期三个时期。
从实践效果上看，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因其所有权缺位，又肩负政策使命，其发展前景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亏损时更加明显，但是，在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提高。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同比增长5.8%；全国国企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全国国企营业总收入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步建成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的历史时期实施的对外经济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对外经济开放大幕的开启（1978—1984年）、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1984—1992年）、全方位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形成（1992—2001年）、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2001—2012年）四个历史阶段。对外开放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遵循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与西方现代化文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要素价格上涨、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等情况的出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引我国经济的发展，其原因为：第一，需要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来抵消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压力，这个动力的唯一选项就是创新驱动，这正是将“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首位的原因。另外，虽然在经济新常态下，国际贸易占比在持续下降，但依然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开放发展”不可缺少。第二，要破解我国结构失衡问题，亦即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需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第三，要破解高污染、高能耗不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绿色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新发展理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创新发展理念破解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和新时代人口红利消失的难题，找到了转变生产方式、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尽管西方现代化走到了前边，但是那是“资本”的现代化，是文明与野蛮并存的现代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的基础上奔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而奋斗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协调发展理念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理念，是摆脱“物的依赖性”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诉求，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是一个生产目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市场容量推动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到2035年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特征将更加显现，绿色生活方式将广泛形成；开放发展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倡议下的发展理念，是解决高质量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不仅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减速，而且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需求侧管理政策作用已明显减弱，凯恩斯政策的副作用开始大量涌现。财政政策的刺激不仅难以发挥“乘数效应”，而且由于投资机会减少，还有可能对私人投资产生部分甚至全部的“挤占效应”。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出现，工资的快速上升也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出现好转，即出现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生产方式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移，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这个阶段，我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将消失，“雁行理论”将失效，迫切要求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要素供给来提高经济增长。第三，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已经连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生产消费趋向升级。第四，“供需错位”严重，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第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1991—200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从次级不平衡状态转向次级平衡状态，而在2000—2011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从次级平衡状态转向次级不平衡状态，经济结构问题比较严重。
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面上是速度问题，根子则是结构问题。需要对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在内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已基本适应生产力状况，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已基本理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最明显的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正是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根据所处的生产力阶段和文化传统，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的奇迹表明，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种种缺陷，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不过，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中国经济发展也很难创造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仍然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新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置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更高层次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看，我国进入新时代时，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生产力水平已经有相当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人均经济总量并不高，同时面临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方位，选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不发挥党的领导优势、政府的积极作用，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性质”，无法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大业，同样，如果不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就会陷入“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的泥潭中，因此，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还要发挥党统领一切的政治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突破，意味着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商品价格都拥有直接决定权，也意味着政府要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后对市场作用的一次全新表述，也是我国从对市场经过“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之后，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突破。通过健全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工商登记便利化、完善市场定价制度等，我国正在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54亿户，个体工商户已达1.03亿户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制度，也离不开治理。只有把制度与治理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
注意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色，例如，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此为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治理基础，在经济领域，我国逐渐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治理保障体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经济治理体系、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央地经济治理体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加强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并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中。国家治理效能的大幅度提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摆脱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对立，作出了超越性的文明贡献。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强东弱”的格局，瓦解了“西方中心论”的夜郎自大，西方不得不跳出“西方”，站在“西方”之外看世界，不得不感受到马克思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威力。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世界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底色，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寻求最大同心圆，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寻求自身的发展，是对狭隘的“文明冲突论”的超越。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不同于西方的更新更高的现代文明的出现，宣告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利用资本文明发展生产力，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生产目的，使之能很好地驾驭资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根本上摆脱了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和野蛮，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全面发展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传统文明形态的最具震撼力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始终传承不衰、历久弥新，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面临巨大的危机，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落伍了。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对社会主义文明作出历史性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苏联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开辟了崭新的空间。苏联在1937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强国，创造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我国在新中国成立短短的30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力量。但是由于苏联后期体制机制的僵化，加上快速的工业化也没有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跌入低谷，也由此才有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如何在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为人类所共识，社会主义文明事业将更加绚丽多彩。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崭新的人类文明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为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迈进、形成崭新的文明成果提供了路径选择，使更多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多元化的载体和形式呈现给世界，这对推动人类社会持续进步、文明的融合、文明的多样性，创造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和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文明与制度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本章执笔：郭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