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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岐清香 著 韩丹 刘姗姗 译
针对这种恶害，最合适、最切实的解决方案是让那些从公共教育义务中解放出来的人自由地组成团体（……）。
这种学者的集会由意大利皇室最先关注并建立，称其为学院（academy） [1] 。
在十八世纪，各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院（academy）和学术协会（society），并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中心，因此十八世纪又被称为“学院和学术协会的时代”，被认为是科学研究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初步阶段。除了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古希腊便存在的领域，当时的大学并未被设想为发展“新”领域科学研究的场所，这些“新”领域包括自十七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现代物理学和化学源于此）以及动物和植物的分类与观察等。因此，从事科学研究并未被当作一种职业形式确立。所以，学院和科学会等组织为自然科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研究内容的平台。 [2]
1660年代英国设立的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和法国的巴黎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被认为是这种学院和学会的先驱。在随后的十八世纪，由国家和地方当局承认的官办学院和社团有七十多个，由各地区的贵族和富人出资创办的私人学院和社团则近两百个。J.E.McClellan Ⅲ的著作对“学院和学术协会的时代”的阐述最为全面，他曾指出，所有学会的组织结构不是仿照英国皇家学会的“协会型”，就是仿照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学院型”。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协会型”基本上是一个横向结构的组织，其性质是一个相互帮助的爱好者共同体，而“学院型”则是由经过选拔的精锐成员组成，具有纵向的等级结构。后者有明确的章程制度，对执行部门的角色分工有清晰规定，而且结构最顶层的赞助人往往是王公贵族。
当然，个人组织的形式实际上是非常多样的，但大体而言，“协会型”在商业文化发达的英国、北美大陆殖民地以及荷兰很常见，而“学院型”往往常见于封建主义仍然盛行的欧洲大陆。这些大大小小的学院和学术协会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不仅出现在西欧、北欧、南欧和东欧，在西方殖民地巴达维亚、北美洲的费城、加勒比海的海地和南美洲的里约热内卢等地也有分布。 [3]
鉴于上述情况，本章的目的是考察这些“学院和学术协会”的内核，尤其是与俄罗斯科学院密切相关的“学院型”组织。为此，本章首先介绍了巴黎皇家科学院成立前的历史及其成立的经过，这是“学院型”的原型。其次，从比较视角出发，对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学院型”重要组织进行概述，包括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各自的特点。最后，本章将讨论俄罗斯科学院这一特例，在十九世纪大多数学院和协会都完成了科学研究这一中心使命后，它却超乎寻常地继续发展，本章将归纳总结其特点。
“学院”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四世纪的“学院”（
），它被记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校”。然而，古代存在的“学院”实际是一种与所有现代教育机构都截然相反的自由形式。我们只知道它实际存在于柏拉图私人拥有的大庭院与宅邸中，他与十几个弟子一边漫步一边享受自由的讨论，除此之外，我们对其再无所知。
[4]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早期以来的“学院”虽然以这种遥远的传统为核心，但实际上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后以宫廷文化为背景的社交实践之上。
事实上，正是后期诞生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各类活动直接影响了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立，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受到新的文艺复兴潮流影响，围绕着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中心，在已有的大学之外组织私人聚会。例如，十五世纪得到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支持的“柏拉图学院”是被人熟知的早期案例，它由负责翻译柏拉图作品的马尔乔·菲奇诺领导。 [5] 这些聚会也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私人学院”（private academy），其性质非常多样化，据说仅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就达到700个左右。
这些“文艺复兴型”学院原则上是不考虑地位或宗教的自由聚会，最初尤其有致力于百科全书式博学的倾向。其关心的对象也涵盖了艺术、音乐、数学、文学、语言、建筑、历史、考古学、宗教、戏剧、狩猎和武术等广泛的领域。另外，其中许多组织有独特的秘密结社元素，如神秘的暗号与仪式，这与演奏会和晚宴等社交性元素紧密相关。运作与管理的形式往往基于有影响力的皇室、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私人支持，而且大多只限于一代。虽然在此不作详细讨论，但是据说这种超越地位、宗教，有时甚至是国界的知识活动，促成了“文艺共和国”（respublica literaria）这一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成为在理论上独立于宗教冲突和持续战乱的现实世界之外的知识共同体。这是上述私人学院的活动参与者与伊拉斯谟这类周游各国的人联结的共通之处，伊拉斯谟这样的博学巨人往往通过书信和旅行的方式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 [6]
自然哲学，即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属于“文艺共和国”和私人学院会议的讨论范畴。在16世纪中叶，它与秘教和炼金术的神秘传统关系密切，但在17世纪上半叶，新实验科学废弃了神秘主义态度，数学研究远超古代水准，关注这类学科的会议日渐瞩目。以意大利为例，与伽利·伽利莱关系密切的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会（Accademia dei Linzei）于1603年在罗马成立，由美第奇家族为进行科学实验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创设实验科学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这些都是最早在科学史上留名的学术组织。这些机构与会议均为过渡性实体，保留了“文艺复兴”类型的学院特点，即由宫廷中有影响力的成员私人赞助创立，但它们在出版、科学爱好者之间建立起交流网络，确立了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运营方式，这些活动模式都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学院留下模型和典范。 [7]
在人文和艺术领域，由国家主导的各学院的制度化从这一时期开始。随着法国国王将文人置于统制和保护之下，法兰西学院于1635年成立，这被认为是与“文艺复兴型”学院的传统不同的开始。与以往学院差异最大的点在于它没有遵循人文主义者所青睐的普遍主义方法，而是具有专业主义的倾向，致力于文学与艺术的单一领域，这一组织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得以长期运作。1648年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的成立加强了法国学院制度化的趋势。画家和雕塑家原来属于同业者协会的工匠，也作为一个集体得到学院的庇护，一跃成为贵族性存在，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
法国巴黎皇家科学院诞生于1660年代，它恰恰是在“文艺复兴型”学院的传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国家进行制度化的时运这三个因素的交会点上诞生的。
在法国，从1620年代起，围绕着笛卡尔、加桑迪和梅尔森等的私人科学会议十分活跃，1617年杜普伊兄弟的会议厅、1632年前后开始由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组织的地址局（bureau d'adresse）、1635年的梅森神父学院、从1640年前后开始的布尔杜罗学院、1657年之前开始的蒙特莫尔学院以及短期存在的蒙特莫尔学院都很出名。 [8] 进入1660年代，科学爱好者们开始寻求王权的保护，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实验科学）涉猎广泛的蒙马特学院，以及梅森神父去世后仍旧聚会的数学家们。这促成了1666年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立。
那么，为什么是1660年代？首先，这一时期距离梅森、笛卡尔等核心成员去世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由于代际交替，私人学院继续开展活动的困难也越来越明显 [9] 。其次，投石党运动这一政治动荡已经结束，年轻的君主路易十四开始亲政，正是预感新时代到来的时间点。此外，当时的英国局势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英国有一大批自然科学爱好者的集会获得了英国国王的特许，它们开始作为皇家学会开展公开活动。 [10]
然而，综观当时的英国，其文化政策并非单方面领先于法国。相反，尽管英国有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先驱，他宣扬对国家而言予以实验科学和技术革新支持十分重要，但国家整体而言仍落后于意大利和法国。通过私人聚会而对自然科学兴趣高涨，也是发生在1640年代前后清教徒革命期间。另外，在牛津和剑桥等大学和国家教会也有一定基础的精英阶层，由于熟悉意大利和法国文化，他们也组织有知识分子的聚会活动。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和法国，保留了中世纪文化的大学和作为新兴力量的学院之间往往存在着明确的分工，这使得英国存在以下特点，即大学的相关人员与学院的活动参与者之间的文化分歧与其他各国相比反而较小。
在牛津活跃的约翰·威尔金斯、罗伯特·波义耳、克里斯托弗·雷恩等由于王政复古的契机回到伦敦，为了实验科学于1660年宣布成立协会，这便是皇家学会的开端。据说其根源是培根的思想，但并不只是如此。在意大利和法国发展起来的各种私人学院似乎也被视为其原型。然而，1662年，国王授予特许状，认定其为皇家学会，并在1663年指明由每任国王担任永久性的专利法人，使这一科学爱好者协会具有无可比拟的稳定地位。著作的出版许可证也是在这个时候颁发。此前的宗教改革和议会主权的建立确保了一定的言论自由，这是英国独有的发展 [11] 。十七世纪的文学家弗朗索瓦·埃德兰（François Edran）曾说，这个组织“是欧洲每个君主都羡慕的” [12] 。
在科学院的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些对“落于人后”有紧迫感的团体反而因为对落后性的自觉，而创造出领先于时代的组织模式。如上所述，皇家学会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而法国自感落后于他们，在得到了王权慷慨赞助和庇护后，于1666年设立了巴黎皇家科学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法国，王权对文学和艺术的支持不断发展，但对自然科学的庇护却进展缓慢。如上所述，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立是在1630—40年代法兰西学院、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成立，1663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为发展古典文献学研究而成立，在此之后才有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立。然而，另一方面，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们从成立之初就享有养老金收入、购买实验室设备的财政预算支持，还获准将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Roi）作为会议场所。1667年还决议建造皇家天文台。这种情况又让英国皇家学会的官员们羡慕不已，因为这是他们所希望拥有但却没有得到的待遇。 [13]
皇家学会成员最初希望从王室和贵族那里获得可以靠研究维持生计的带薪会员地位，并获得财政资金支持以进行大规模实验。虽然他们也计划建设配备专业实验设备的集会场所，但这一切在1660年代末全部受挫。最终，英国皇家学会对入会不设限制条件，待遇相同的会员每年只需缴纳一笔年费即可，因此皇家学会沦为了专业性较低的科学爱好者的社交俱乐部。尽管有罗伯特·波义耳和艾萨克·牛顿等杰出会员继续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但皇家学会本身的活动在十七世纪整体上陷入了不活跃的状态。 [14]
另一方面，巴黎的皇家科学院在整个十七世纪也一直面临巨大的困难。会员们虽然得到了工资和财政支持，但因为没有官方文件来保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他们的处境仍然非常不稳定。 [15] 在学院成立之前，该组织的目标是成为在发明专利审查和公共事业等方面拥有特权和担当的专家团体，但最终未能实现。 [16] 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国王本人对赋予各种中间团体权利一事持谨慎态度，没有赋予科学院相应的职权，也没有承诺任何能使其长期存续的财政投资。 [17]
研究的自由也不受保障。首先，由于当时法国严格的审查制度，科学院还没有被赋予出版议论内容与研究成果的自由。在十七世纪，学院一直被监督他们的宰相柯尔贝尔及其继任大臣们干涉。尤其是科尔贝尔命令学院完成流传后世的重大项目一事，他投入了雄厚的资金，下令制作法国全境地图和全国工匠技艺等项目，这种行为难免有玩弄会员的嫌疑。此外，柯尔贝尔的继任者们则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削减资金，并单方面要求他们实施集体研究项目，因而评价很低。
[18]
尽管如此，该学院依然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丰厚的津贴在自然科学领域聚集了少数精锐成员的组织，确切而言是在几何学、天文学、力学、植物学、化学和解剖学这六个领域，因此在确立研究的专业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在代数分析和力学等领域的成果尤为突出。
在经历了大臣们不断介入和干预的半个世纪后，巴黎皇家科学院才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在十八世纪初成为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学院型”之翘楚。1699年，科学制定了会规章程，明确了运营过程中的事务局、职位以及会员的义务和权利。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它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组织，国王居于顶点，其次是作为政府联络人的部长大臣、政府高级官员等构成的荣誉会员，之下则是学者等正式会员。另外，根据报酬的金额、集会上投票权和发言权的不同，又分为正院士、准院士等多个阶层。实际上，为了给半数以上成员都是平民出身的科学院赋予相应的“份量”（例如，拥有大量贵族成员的法兰西学院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这种结构实际上将荣誉会员视为组织的庇护人。 [19] 正式会员的遴选虽说基本上是以研究成果为基础，但还需要通过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双方投票的形式进行，最终结果必须得到国王的认可，因而选举结果也有可能被推翻。到1749年为止，15次选举中有6次结果被驳回。多数情况为两位候选人差距不大，则根据政府高官的意向选择第二名当选，但也有少数例子是以新教徒为理由而拒绝。然而，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科学院的意愿基本上占了上风，只有一例被国王驳回的记录。 [20]
到1720年代为止，研究活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路易十四倒台后的摄政时期，皇家科学院在法律上被赋予了正式地位，尽管只限于自然科学相关内容，但还是获得了不受外部审查的出版权。同时，还明确了其具有特定技术任务的相关组织功能，如技术性发明的审查、向皇家官营手工业派遣人才等。另外，基于对十七世纪的反省，政府认为最好不要干预科学院的研究和会员选拔，这使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也得到了保障。 [21] 然而，这种“自由”必须被理解为是在与政治和生产活动隔绝的地方公正无私地探求学术的自由，即有才能的人所享有的特权。 [22] 它有别于对外部社会进行自由发言、建言的权利。
研究的场所也转移至卢浮宫的一角，虽然没有实验设施等，但仍配备了专用的图书室和若干仪器储藏室。科学院的制度性惯例也是在这一时期确立，如具有研究能力的正式会员有义务参加定期会议，报告他们的研究情况，发表论文进行同行评审，出版会刊。科学院每年举行两次公开集会，有时也有王公贵族参加。此外，它还鼓励与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交流，面向广大科学爱好者发布有奖征文，接受外部投稿，为优秀的学者开辟成为科学院院士的道路，以各种形式振兴科学。随着各地学院和协会的建立，越有名的学者越有可能同时隶属于多个组织。其中，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正式院士享有很高的威望，有很多其他国家科学院的学者以外籍院士的身份进入。 [23]
为了树立权威，在伟大的法国国王的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通过出版物树立起致力于追求自然科学和艺术（les arts）的学院形象。但是，在十八世纪前半叶，王权在科学院以外的地方也创办了军事技术和土木技术的工程师团体，以及为此的培养人才机构。于1741年创办海军学校，1747年创办土木学校，1748年创办梅济耶尔皇家工兵学校。这些学校也有一部分开展了先进的理论研究，尽管也有毕业生加入科学院，但总体上为数不多。倒不如说，这些学校及其工程师队伍形成了一个与科学院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注重技术实践和实用科学，后者则作为学术探究的场所。在此背景下，加之上述提及的学者们作为特权的“自由”价值观，使得科学院这一组织本身与产业技术和军事技术的联系十分有限。 [24]
十八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各国的学院和学术协会诞生的时代。正是这些“学院型”组织产生了顶级的科学成果。尤其是诞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普鲁士、俄罗斯和瑞典皇家学院，皆因在欧洲创造出顶尖科学研究成果而闻名，在其诞生的过程中，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5] 下文将对这段历史进行概述。
（一）普鲁士科学院
从十八世纪初起经过几十年的试错期，普鲁士科学院于1744年成立，具有所谓的文化输入型特征，即一个地区认为自身文化落后而采用外国模式。在这一地区创办科学院实际上是莱布尼茨的构想，他通晓巴黎和伦敦情况，同时也是巴黎皇家科学院院士，在他的热心推动下，皇家科学学会（Societas Regia Scientiarum）这一皇家组织于1700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时期成立。该协会以独特的形式结合了文艺复兴式“文艺共和国”理念和普鲁士独有的状况，其领域包括通过德意志语言进行文化振兴和科学研究以及宗教统一等。
[26]
另外，莱布尼茨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提出协会可以解决将儒略历转换为格里高利历（公历）的问题，由于当时这是普鲁士的一大问题，科学院也得以成立。其结果是，该协会在承包制作正确历法的同时，获得了出版和制造销售的垄断权。
然而，下一任国王腓特烈一世登基后对科学和文化漠不关心，皇家科学学会由于普鲁士方面的政治变化没能走上正轨，一度被削弱。
但随着热爱法国文化的新国王腓特烈二世即位，这种情况也发生改变，他于1744年创建了普鲁士科学文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 de Prusse），这是一个“学院型”组织，其前身是皇家科学协会。
1746年，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数学家莫佩尔蒂（Maupertuis）被邀请担任院长，并引进了“学院型”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与巴黎科学院不同的是，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学、文献学以及思辨哲学等领域也被保留了下来。而莱布尼茨所关心的用德语进行学术研究的理念成为次要，法语作为学术语言得到大力推行。从国外来此定居的会员很少，只有莫佩尔蒂和来自俄国的瑞士人莱昂哈德·欧拉，当时的柏林也有因为讨厌法国的宗教非宽容政策而定居下来的胡格诺教徒（法语使用者）的社区，他们成为法语普及和当地知识交流的中心。该学院的终身秘书塞缪尔·福尔梅也是来自胡格诺派的法语使用者。因此，进入1750年代后该学院被公认为是汇集国际人才的知识中心之一。
[27]
（二）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科学院在上述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协助下成立。位于西欧之外的俄罗斯同样感到自己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以普鲁士科学院为原型。事实上，柏林和圣彼得堡也有共同特征，如以优厚的待遇邀请的外国成员发挥着积极作用，国王、沙皇和政府对成员选定有一定干预。
1724年俄罗斯科学院（拉丁文正式名称为Academia Scientiarum Imperialis Petropolitanae，意为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在彼得堡成立，其设立经过基本可以参阅本书所提到的斯玛吉纳的论述。然而需要简要指出的是，在对英、法、德的学院组织模式进行吸收的过程中，胡格诺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纽带，也是联结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风土知识的纽带。例如，为提高俄罗斯科学院的声誉作出贡献的伯努利一家就是胡格诺一脉，移居柏林前在这里的欧拉也与上述的福尔梅有姻亲关系。另外，包括他们在内的大量出身于德语国家学者数量之多，也成为早期俄罗斯科学院的特点，以至于通用语言在拉丁语、德语以及占据学术共通语地位的法语这三者之间来回切换。 [28]
在寻求国外模式的同时，俄罗斯科学院作为推进帝国本身“西欧化”的机构，负有其他科学院所没有的多种公共使命。它不仅被设计为一个受邀的顶尖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学院，同时也肩负着将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俄罗斯的使命。 [29] 西欧拥有自中世纪以来被固定的大学网络与相当于中等教育的拉丁语学校，但这在俄罗斯并不普及，因此，科学院也设立了附属的体育馆和大学。受聘学者不仅要做研究，还要在那里授课。由于当时出版业还不发达，为方便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科学院设置了一个多语种的出版社和翻译社，涵盖法语、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它还承担了与俄罗斯帝国统治政策密切相关的任务，如研究和探索未开发的远东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和库页岛，并出版了地图。除了图书馆和天文台，它还有化学实验室、植物园和解剖实验室等研究设施，以及上述的出版局和测绘局，甚至还配备了自己的军队。
由此可见，俄罗斯科学院是一个具有无比明确的政治意义的科学院，它几乎相当于一个实际的部委官僚机构。然而，其代价在于该科学院成了沙皇和宫廷贵族、外国学者和俄罗斯学者等立场不同的人相互牵制和交织的组织，因此它的学术自主性经常陷入危机。 [30]
（三）瑞典科学院
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科学院实际在文化起源上与英国和法国并无太大的时间差异。正如笛卡尔在1650年代访问瑞典所知的那样，瑞典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对自然科学十分关注，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对新的实验科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时也有各种知识性集会的传统。此外，它们与英国皇家学会的交流也很活跃，从很早开始便想过创建一个源自英国的“协会型”组织。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Kungl Vetenskapsakademie） [31] 直到1739年才得以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不仅受到伦敦的影响，也受到巴黎以及后述的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影响。其中背景在于瑞典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摸索适合本国的学院形式。
从18世纪10—20年代，乌普萨拉大学的相关人员组成了一个私人协会——知识探索学院（Collegium Curiosorum），该协会断断续续地活跃着。这是一个追求莱布尼茨构想的博学的“文艺共和国”团体，致力于对北欧地理和自然现象进行独立研究，同时还涉及文艺和文献学等广泛领域。另外，通用语也是拉丁语。1728年该协会得到了瑞典王室的授权，并更名为乌普萨拉皇家科学学会（Societatis Regiae Scientiarum Upsalansi），成为一个拥有二十多名会员的组织。然而，由于皇室的财政支持力度太小，在国内外未能表现出太大影响。
然而，进入1730年代，瑞典也受到牛顿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年轻一代学者为中心，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向瑞典社会的国家利益和产业发展的实用领域，例如技术、农学和政治算术等。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和天文学家安德斯·塞尔修斯（Anders Celsius）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中有部分人访问了伦敦、巴黎、柏林，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得出了瑞典应该重振自己的科学探索这一结论。1739年，瑞典科学院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成立，而非此前的乌普萨拉，其官方语言为瑞典语，林奈担任首位院长。
这所小型科学院明确以国家利益为中心，重视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以瑞典语出版论文集，探索其他科学院不涉及的政治经济、农业等“实用”领域，从而获得王室的丰厚的资助。1747年，它取得了日历销售的垄断权，进一步巩固了它的财政基础。另外，这个学院利用小国在决策方面的迅速性，最早形成了将学术成果落实到行政运作中的体制。例如，在十八世纪中期，科学院终身秘书及天文学家P.瓦尔根斯坦（P.Walgenstein）主导了国家人口的全数调查统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人口调查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科学院具有“学院型”和“协会型”的折中结构，这一独特的结构采取百人为上限的定额制，这一点接近“学院型”，但会员之间没有等级制度等，这又接近“协会型”的横向结构组织。更进一步说，瑞典采取比英国更彻底的合议制文化，因而其科学院通过特有的民主方式运营，比如采用没有外部干涉的选举方式、通过抽签决定事务局人员等。另外，作为“皇家”组织，科学院尽管既接受行政咨询又被赋予特权，但是在法律地位上，它与皇家学会一样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双重性（麦克莱伦称之为“分裂”的存在形态）。 [32] 就这样，瑞典科学院作为一个规模虽小却具有独特优势的组织，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国际型研究组织，其时间之短相较其他科学院无疑令人惊讶。
如前所述，从科学院和学术协会的历史可以看出，后起之秀将它们与先行案例不同的时间、地域条件及其“后进性”转变为优势，普鲁士、俄罗斯、瑞典的科学院组织就是代表案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与启蒙思想同步发展的学院，迅速将当时社会关注的实用科学领域纳入其研究内容，例如工业技术、农业和政治算术等。这些措施并非都能立即见效，但都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例如人口调查（瑞典）、日历的垄断销售（瑞典和普鲁士）以及地图的绘制和书籍的出版（俄罗斯）等。
另外，巴黎皇家科学院在十八世纪中叶虽然已拥有欧洲首屈一指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在新诞生的实用科学领域上表现得十分谨慎，部分相关人士对此表现出担忧。例如，各种社会统计（政治算术）和农业技术等领域直到1770年代都不被承认是正式的研究对象，终身秘书官孔多塞一直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和各特权团体的权益相互交织，在这一时期的法国，要做到与公共事业构建联系也并不容易。公共事业主要由土木工程师等其他组织和扎根于各地区的技术人员队伍承担，只有在参与者为科学院成员时，它才有少数间接参与的机会。与此相对，俄罗斯本身就面临西欧化这一问题，因此一开始就由科学院一手承担培养现代技术人员和引进技术的任务，从而必然在公共事业方面拥有强有力的权限。
巴黎皇家科学院产生这种“延迟”的确切原因尚不明确，既有可能出于路易十四时代设想的制度规定，也可能是天主教会和行政机构的言论控制传统成为改变的障碍。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关于“自由”价值观的变化。从1750年代起，随着启蒙思想的发展，言论自由和理性行为开始受到推崇和赞扬，于是得到王权资助并在与现实世界隔绝的环境中潜心钻研学术这一身份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部分外界人士将科学院视为贵族特权进行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声音，认为它是扼杀智慧的枷锁。 [33]
几经波折之后，巴黎皇家科学院抓住1770年代末至1780年代的政治转型期，进入了渐进型改革的时代。启蒙时期的理念是通过理性和科学进行社会改良，在此影响下，它们致力于将最成熟的理论研究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1785年，研究领域也从原来的六个部门扩展到八个部门，冶金学、农学、矿物学等应用性学科也被明确为研究范畴。同时，科学院也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业，它们被动员起来为大型公共工程提供建议，如医院改革、屠宰场搬迁和河流整治等，并作为专家团队做出最终决定。另外，以孔多塞为中心的学者也推动了人口推算、人身保险等政治经济学相关论文的审阅和出版。进入革命时期，科学院在国民公会的领导下，承担了建立新国家制度的重要任务，为推行税收改革建立起土地登记册，并着手修订度量衡，后者即如今公制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93年，由于革命的过度激进化，学院本身也被认为属于贵族文化，最终废除了所有的学院。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全欧洲的科学院和协会有近半数消失，科学院作为一种制度亦走上了衰退的道路。尤其是法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象征性事件在于法国大革命导致巴黎皇家科学院关闭，不仅如此，革命导致旧特权阶层或流亡或被处刑，战争和内战等社会动乱使得许多地方的学院关闭。 [34]
大革命后的1795年，巴黎皇家科学院改名为“法兰西学会”（Institut national de France），从而复兴起来。它还根据革命时期提出的部分改革构想扩大了相关学科领域，在物理科学和数理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文学及艺术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治、经济等作为道德政治科学范畴的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如此，学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仍失去了作为研究活动场所的特质，其定位退化成振兴和支援科学的组织。其主要原因在于学院这一源自十七世纪的制度本身存在结构性局限。正如罗杰·哈恩所说，十九世纪初各个领域已发达、成熟，很难再通过学院型组织进行管理。过去的科学院由所有领域的会员共同组成，学会则不然，它不仅考虑到区分非数学性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还力求进一步细化最尖端的潮流，这使得各种拥有独立期刊的专业学会组织得到发展。
巴黎高等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另一个象征着新时代的组织于1795年在法国诞生，该学院由原科学院的福尔克罗斯、蒙日等创办，目的是培养专业工程师。该校为土木工程师、矿山工程师、陆军工兵工程师提供基础阶段的教育，讲授高阶的科学专业，教师和毕业生同时还进行前沿的科学研究。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技术官僚，另外也培养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代表法国的著名科学家，如柯西、泊松、阿拉戈、盖-吕萨克等。 [35]
有趣的是，法国以外的国家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也出现了学院型组织衰退的现象。瑞典在1770年代加强了对科学院的政治干预，加强了对农业、商业等实用科学的重视，这使得科学院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停滞不前。普鲁士科学院从1780年代中期开始，即在大革命之前就已趋于低潮，其主要原因在于1786年腓特烈二世于去世后，科学院关于促进法国化的方针被迫改变。此后，拿破仑发动了侵略战争，于是直到十九世纪初，学院围绕着运营方针不断进行试错和改革。最终，改革于1812年完成，名称被改为德语的“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其定位是与柏林大学存在合作关系的研究所，而柏林大学不过于1810年新成立，但作为提出洪堡理念的近代型大学鼻祖，可见学院型组织让位于新制度的局面。
德国是最早产生近代型大学的国家之一，它引入了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的化学家贾斯图斯·冯·李比希等人才，形成了如今以专业主义为基础的理工科教育模式的原型。以英国和瑞典为首，大多数保留了学院和协会的国家都学习这一模式实施大学近代化，于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职业化过程中近代大学逐渐形成。
另外，十九世纪初崭露头角的民族主义意识也使学院组织处于前时代潮流的地位。尤其是在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危机的德语圈，学者们与被邻邦国家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产生了共鸣，于1822年成立了德国自然研究者和医生协会（GDNA）。该协会反思了过去各地区学院各自为政的情况，以统合国内科学研究人员和“各类科学的统一”为目标，在国内各地巡回举办研究大会，呼吁以国民国家为单位进行联合，寻求社会性认同，以期实现即将到来的国家统一。同样的动向也出现在英国，1831年英国成立了科学促进会（BAAS） [36] 。
俄罗斯并非与这一系列潮流完全隔绝。实际上，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活动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也停滞不前，面临着生存危机。1780年代欧拉去世，1790年代帝位交替且法国模式消失，此后便是拿破仑在欧洲引发了持续的政治混乱。不过，得益于广泛的德系人脉，步入十九世纪不久亚历山大一世便进行了学制改革，在认识到德国大学的近代化基础上也进行了改革。在这样的潮流中，俄罗斯科学院也和其他国家一样，被迫重新定义自己的作用。实际上，前面提到的麦克莱伦认为，以这个时期为标志，十八世纪的学院时代在俄国也终结了。 [37]
然而，俄罗斯与西欧诸地区明显不同的在于它们之后的发展过程。俄罗斯科学院并没有因此失去主导地位，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没有转移到近代大学。十八世纪末的变革的确意味着巴黎和柏林模式的科学院模式消失，但同时也成为俄罗斯科学院蜕变为独立机构的契机。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在此详细分析其中原因，但根据以上论述，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不存在比科学院更传统的学术组织；第二，俄罗斯科学院拥有坚如磐石的组织基础，至少在官僚机构中是如此。这些其他国家没有的条件使俄罗斯科学院既没有被大学剥夺职能，也没有遭遇被废除的威胁，作为研究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保持向心力。
事实上，在整个动荡的十九世纪上半叶，该学院反而确立了“俄罗斯帝国首要科学机构”的地位。科学院在成员俄罗斯化的同时，还通过招收外国留学生和聘用外国研究人员来保证研究质量。科学院从1818年起迎来乌维罗夫时代，他既是科学院院长又兼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他在任时期，亚洲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天文台各种实验设施等相继开设，甚至与下一代学院相关的设施也在这一时期建成。如此一来，到十九世纪中期，作为欧洲科学研究组织之一，俄罗斯科学院确立了其独特的存在地位。 [38]
[1] François Hédelin， Discours au Roy sur l'establissement d'une secondonde académie dans la ville de Paris ，Paris，1664，p.33.
[2] “学院”和“学会”这两个词含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学院”源自柏拉图的Academia，多指具有哲学倾向的学者群体。另外，society只是指聚集的人。此外，由于历史上小型柏拉图主义团体在基督教化的罗马被宣布为异端，随后在1460年代，罗马以享乐主义和不信教为由对使用academia一词的团体进行惩罚，academia被认为是一个与异端团体关联的词语。James Hankins， Plato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eiden，1990。
[3] James E.McClellan Ⅲ，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1-13.
[4] John Dillon， The Heir of Plato ： A Study of the Old Academy （ 347 - 274 B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16.
[5] 然而，近年来，一些人对菲奇诺“学院”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James Hankins，“Forthcoming，Humanist academies and the ‘Platonic Academy of Florence’”，2009，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From the Roman Academy to the Danish Academy in Rome，ed.H.Ragn Jensen and M.Pade， Analecta Romana Instituti Danici Supplementum ，Copenhagen：Odense University Press，URL：http://dash.harvard.edu/handle/1/2936369；Consulted on May 21，2015。
[6] H.ボーツ，F.ヴァケ『学問の共和国』、[Françoise Waquet，Hans Bots.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田村茂雄、池畑次郎译、知泉书舘、2015年、ch.2-3。另见Ian F.McNeely，“The Renaissance Academies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nfigurations ，Vol.17，2009，pp.227-258。
[7]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42-47；D.S.Chambers and F.Quiviger ed.， Italian Academy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rbur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London，1995，ch.1.イェイツ『十六世紀フランスのアカデミー』、高田勇译、平凡社、1996年。近年来，意大利学院的地位得到了重新评估。见Giulia Giannini and Mordechai Feingold 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eiden，Brill，2020，ch.2，4。
[8] Simone Mazauric，“Des académies de l'âge baroque à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Règlement ， usages et science dans la France de l'absolutisme ，Actes de colloque，Paris，Editions Tec & Doc，2002，p.17；René Taton， Les Origin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nférence donnée au 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le 15 mai 1965，Paris，1966.
[9] 梅森学院面临着特殊的代际交替困难。在其鼎盛时期，它由来自欧洲各地的约200人组成，其中包括勒内·笛卡尔、皮埃尔·德·费马和吉拉德·德萨格等数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在梅森神父于1648年去世后，该学院两次更换领导，再也没能恢复以前的向心力。Colin Fletcher，“Mersenne：sa correspondance et l'academia parisiensis”，in C.Goldstein，J.Gray & J.Ritter ed.， L'Europe mathématique ，Paris，MSH，1996，p.147；René Taton，“L'œuvre de Pascal en géométrie projective”， L'œuvre scientifique de Pascal ，Paris，PUF，1964，p.19.隠岐さや香「パスカルの生きた時代と科学のアカデミー」、『数学文化』18号、2012年9月、44—57頁。
[10] 蒙特莫尔学院的相关人员与皇家学会人员联系密切，他们实际上已经互相访问并参与会议，因而深受影响。见Harcourt Brown，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 1620 - 1680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34，ch.5-6。
[11]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46. マイケル·ハンター『イギリス科学革命 王政復古の科学と社会』、大野诚译、南窓社、1999年、37—41、47—48頁。
[12] Hédelin， Discours au Roy sur l'establissement d'une secondonde académie dans la ville de Paris ，Paris，1664，p.34.
[13] 科尔贝尔把皇家图书馆搬到了靠近他自己住所的rue Vivienne的建筑里，并在得到路易十四的允许后，把它分配给了学院。在十八世纪初，卢浮宫成为会议场所，并一直保持到大革命时期。另一方面，皇家学会未能建立自己的学院，而是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学院（Gresham College）的帮助下在那里租用了会议室。此后，它继续根据需要迁移基地。Ernest Maindron，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 Histoire de l'Académie - fondation de l'Institut National ，Paris，1888，pp.2-4。ハンター『イギリス科学革命 王政復古の科学と社会』、大野诚译、南窓社、1999年、50—52頁。
[14]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32-34.ハンター『十六世紀フランスのアカデミー』、高田勇译、平凡社、1996年、ch.2。
[15] M.-J.Tits-Dieuaide，“Une institution sans statuts：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1666 à 1699”，in. Histoire et mémoir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 guide de recherches ，E.Brian et C.Demeulenaer-Douyère，C.dir.Londres，New York：Lavoisier Tec et Doc，1996，p.7.隠岐『科学アカデミーと有用な科学』、ch.1。
[16] 荷兰学者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也是科学院的早期成员，他在科学院成立之前就向政府提交了他对科学院的设想，他将其构想为一个咨询机构，在发明专利和公共工程等技术问题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议。见Huygens， Christian ，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ristiaan Huygens ，The Hague：Société hollandaise des sciences，1888-1950，t.V.，pp.325-327。
[17] 据推测，科学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受到同样待遇的铭文学院的会议记录显示，国王拒绝了授予特权的皇家法令。见Tits-Dieuaide，“L'‘affection’de Louis XIV”，p.39；Sayaka Oki，“Les financ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histoire des tentatives d'obtention d'unfinancement durable pour les institutions scientifiqu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022/1，No.407，pp.29-53。
[18] Stroup， A Compagny of Scientist ： Botany ， Patronage and Community at the Seventeenth - century Parisian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Berkeley：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59.
[19] CharlesCoulston Gillispie， Science and Polity ： In France：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82.关于身份构成参照McClellan，“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99-1793”， ISIS ，Vol.72，No.264，1981，p.556。
[20] Rhoda Rappaport，“The liberties of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1716-1785”，in The Analytic Spiri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Honor of Henry Guerlac ，Harry Woolf，ed.，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p.232-233；David Sturdy， Science and Social Status ： The Member of th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 1666 - 1750 ，Woodbridge，The Boydell Press，1995，p.396.
[21] Rappaport，“The liberties of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1716-1785”，in The Analytic Spiri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Honor of Henry Guerlac ，Harry Woolf，ed.，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p.225-226.
[22] “文艺共和国”的理念本身就倾向于沉浸于学问中，这是与宫廷社会的赞助传统相关联的做法。Rappaport，“The liberties of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1716-1785”，in The Analytic Spirit ：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Honor of Henry Guerlac ，Harry Woolf，ed.，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50；Nicolas le Roux， La faveur du roi ： mignons et courtisans au temps des derniers Valois （ vers 1547- vers 1589），Paris，Epoques Champ Vallon，2000。
[23]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178-182。隠岐：『科学アカデミーと「有用な科学」』、ch.1。
[24] 参照隠岐『科学アカデミーと「有用な科学」』、ch.3；Robin Briggs，“The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d the Pursuit of Utility”， Past and Present ，Vol.131，1991，pp.38-88。
[25]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34-36.普鲁士、俄罗斯和瑞典的科学院通常以城市名称来称呼，如“柏林科学与文学院”、“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或“斯德哥尔摩科学院”。在后文中，为方便起见，我们将使用普鲁士、俄罗斯和瑞典等国家的名称。正式名称在首次出现时也会给出原文，以供参考。
[26] Waqu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ers ，[日]西村茂雄、池烟次郎译，知家书馆2008年版，第119—121页；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68-70.
[27]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68-74.有賀暢迪「言語からみたベルリン科学·文芸アカデミー——十八世紀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共通言語と地域語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18世紀学会年報』、第25号、2010年6月、18—30頁。关于普鲁士的胡格诺派，参考斉藤渉「『知識人共和国』は何語で話すか：プロイセンの啓蒙主義とフランス系入植者」、『ドイツ啓蒙主義歴史学研究5』、2005年、17—21頁与『ドイツ啓蒙主義歴史学研究6』、2006年、29—35頁。
[28] 欧拉的长子约翰·阿尔布雷希特（Johann Albrecht）与福尔梅妻子的一个亲戚结婚。他的妻子似乎是以法语为母语；Georges Dulac，“La vie académique à Saint-Pétersbourg vers 1770 d'après la correspondence entre J.A.Euler et Formey”，in Académies et societies savants en Europe （1650-1800），textes réunis par Daniel-Odon Hurel et Gérard Laudin，Paris，2000，pp.225，n.6。关于德国人的多数信息参照橋本伸也『帝国·身分·学校——帝政期ロシアにおける教育の社会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87—90頁。
[29] 这不是单方面的“教化”，而是彼得一世对国内，特别是莫斯科的保守派的政治和文化斗争。Cf.Irina and Dmitri Gouzevitch，“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Saint-Petersbourg in the Early 18 th century or How to Organize a European-like Research in an Illiterate Country”， Science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 —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20 th Century ，Barcelona，31 de maigi de juny 1999，Societat Catalana d'Història de la Ciència i de la Tècnica，1999，pp.16-17。
[30] Dmitri Gouzevitch et Irina Gouzevitch，“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Saint-Petersbourg：le tournant du XIXe siècle”， Les Académies en Europe XIX e - XX e siècles：Actes du Colloque tenu le 20 octobre 2007 à la Fondation Singer - Polignac sous la Présidence de Monsieur Michel Zink ， 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Dir.J.-P.Chaline；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Centre de recherches en histoire du XIX e siècle，Paris：Ed.SHN，2008，p.41；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76-77.橋本伸也『帝国·身分·学校——帝政期ロシアにおける教育の社会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90—92頁。
[31] 然而，直到1741年，它才正式成为一个“皇家”（Kungliga）机构。转引自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86。
[32]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83-89.
[33] Eric Brian， La mesure de l'Etat.Administrateurs et géomètr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Albin Michel，1994，ch.III；Eric Brian & Marie Jaisson， Le sexism de la première heure：Hasard et sociologie ，Paris：Raison d'agir editions，2007，pp.46-47.隠岐『科学アカデミーと「有用な科学」』、第6—7章。
[34]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67，fig.4，253-259.
[35] 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the Scientifique Institution ：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 1666 - 1803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1，ch.9-10；Maurice Crosland， Science under Control ： The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1795 - 1914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36]
然而，就英国而言，存在两个立场的冲突，Churches Babbage认为应促进国家对科学的援助，另一方认为应由研究人员自发自由地振兴科学研究，而非国家组织，并没有发生德国那般的显著变化。皇家学会已经失去了它的向心力，全国各地建立的爱好者协会和学会等组织以及私人建立的皇家机构（Royal Institution）正在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参照河本英夫「社会的行為としての科学」、佐々木力
『科学史』、弘文堂、1987年、第6章。柏木肇「和しつ諍う知の司祭—ヴィクトリア科学 序曲」、吉本秀之
『科学と国家と宗教』、平凡社、1995年、112—158頁。
[37] McClellan， Science Reorganised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255.
[38] Gouzevitch et Gouzevitch，“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Saint-Petersbourg：le tournant du XIXe siècle”， Les Académies en Europe XIX e - XX e siècles：Actes du Colloque tenu le 20 octobre 2007 à la Fondation Singer - Polignac sous la Présidence de Monsieur Michel Zink ， 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Dir.J.-P.Chaline；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Centre de recherches en histoire du XIX e siècle，Paris：Ed.SHN，2008，pp.49-58. 橋本伸巳『帝国·身分·学校——帝政期ロシアにおける教育の社会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101—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