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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庆子 著 刘姗姗 译
日本人正在用日语学习科学。想必很多人都记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益川敏英以“I'm sorry，I can't speak English”拒绝了英语演讲，并用日语进行了一个不寻常的诺贝尔获奖演说。出席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居然是益川第一次出国。益川的英语水平不仅难以进行对话，更从中学时代起便是其短板。当然，他也不会其他外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益川只懂得日语。
为何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此之高的国际成就，还不懂得英语呢？答案很简单，在日本只需要用日语学习科学就可以达到这般水平。如此幸运的情况，主要归功于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将欧美学术用语翻译为日文所付出的努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有些国家无法使用母语学习高等科学，因而使用欧美国家的语言（一般为英语）进行学习，在此过程中便与母语产生割裂。这样一来，在科学知识的发展程度方面，国内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一直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是一个特别的国家。由于开国后先人们的努力，使益川这样的人才有发挥才能的可能性。然而，关于化学，其实早在江户时代已经进行了基本的改革。如今我们称为“氧”“碳”“氮”之类的元素名称，甚至“元素”这个词语本身，或是“氧化”“还原”“溶解”“分析”等日语化学名词，早在19世纪前半期已经被创造出来。创造这些词语的是宇田川榕蓭（1798—1864）一位来自津山藩（冈山县津山市）的藩医和兰学家。
榕蓭的代表作《舍密开宗》包括内编18卷和外编3卷（1837—1847年，天保八年至弘化四年），是日本第一部介绍欧洲近代化学的书籍。这本书并非单纯地翻译外文，而是榕蓭在阅读大量荷兰语化学书籍的基础上，于其中添加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籍。这包含了贯穿本书主题的十八世纪精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舍密开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1775—1836）1810年出版的备受好评的化学书——《化学概论》 [1] 。亨利基本上以法国的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完成化学革命的成果为范本，主要参考了十八世纪末出版的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Chimie ，1789年）。因此榕蓭对拉瓦锡怀有十分尊敬的态度。然而，如前所述，榕蓭并没有阅读英文或法文文本，而是阅读了这些书的荷兰文译本，或阅读了荷兰文解说后再进行的研究。 [2]
出版《舍密开宗》的三年前，榕蓭曾在介绍西洋植物学的书籍《植学启原》中提到，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舍密（化学）是理（事物的道理）的堂奥（奥义）”。这与其说是亨利，不如说是拉瓦锡的化学观。榕蓭对化学评价很高，“自拉瓦锡发起化学革命以来，化学这门学问便独立出来，其在整体知识界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这一时期，榕蓭醉心于阅读西欧出版的科学书籍”。
此外，化学革命期间，化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地位得到提高，在此背景下，科学以外的领域也以牛顿科学为理想，启蒙时代的精神出现在人们眼前。那么，令榕蓭衷心佩服的新化学成果，即拉瓦锡作品中所看到的启蒙时代精神又是什么样的呢？
拉瓦锡被称为“化学革命之父”，其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呢？是确立质量守恒定律为化学的基本定理，或者确立了元素观，还是发现了燃烧理论？或许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意见。本章则希望通过探讨化学命名法与榕蓭留给日本人的用语的关系来考察其意义。事实上，也有化学家认为这是拉瓦锡最大的贡献。
从过去实在论和唯名论对立的时代开始，或是追溯到更早的圣经时代，“语言”的重要性在所有领域都备受瞩目。实际上，我们周围也随处可见试图断言“语言创造概念”的人。这是指通过使用新的言语表达，以存在一个共通部分的概念为角度，将各个散落存在的物质与现象编入一个较大的体系中。拉瓦锡作为一位化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并按此实行。
1743年出生的拉瓦锡正是启蒙时代之子。《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他恰好八岁。在他年轻时期，拉瓦锡不仅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88）所倾倒，还去上了狄德罗（Denis Dedorot，1713—1784）的课，也听过侯艾尔（Guillaum Fraçois Rouelle，1703—1770）的化学课程。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后，拉瓦锡与阿瑟·杨格（Arthur Young，1741—1820）、杜邦·德·内穆尔（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1739—1817）等重农主义者交往密切，这对下一代百科辞典《系统的百科全书》中化学方面的项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耿直的大资本家，是科学院的院士，同时也承担了包税官的职务。他作为税务官员与前代肆意妄为的官员不同，拉瓦锡发挥其自身的数学素养，诚实地完成实际工作。最支持拉瓦锡的哲学家是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
拉瓦锡在代表作《化学基础论》中提起，“在专注于完成这部著作后，我才深刻地感受到孔狄亚克先生在《伦理学》及其他著作中主张的原理的正确性”，强调孔狄亚克对自己而言是何等重要。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化学基础论》现在作为近代化学诞生的综合性教科书而备受好评，其涉及从理论到实验的广泛领域，但据说当初拉瓦锡只想计划探讨化学命名法的内容。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早在1787年，拉瓦锡就已经和他的化学家好友，如德·莫尔沃（Louis Bernard Guyton de Morveau，1737—1816）、福尔克拉（Antoine François de Fourcroy，1755—1809）、贝托雷（Claude Louis，conde Berthollet，1748—1822）等其他人共同出版了一部名为《化学命名法》的书籍。
[3]
这样一来，《化学基础论》可以称得上是紧接其后发布的，若是仅由他自己再写一部关于化学命名法的书，这只能解释为拉瓦锡极为不满意这一部书，或是以命名法为主题对于这位化学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1753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三卷“化学”这一项目中，执笔者维内尔（Gabriel François Venel，1723—1775）将化学定义为“至今尚未成熟”的学问。 [4] 在18世纪中叶，虽然化学已经在思想上脱离了炼金术，但不管是实验装置或是物质名称，都还停留于炼金术时代，关于新发现的物质，每个化学家对它的称呼都各不相同。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代中，许多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如天文学、机械学，或通过发现微积分而实现复杂代数计算可能性的数学等，从理性的观点看，与这些学科相比，化学的确是相形见绌的学科领域。
在化学这门学科发展迟缓的原因中，一成不变的实验装置与物质名称有很大的影响。即便已经不相信炼金术，炼金术师所使用的名称中依然包含着炼金术的哲学，即认为物质、人类和宇宙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从事这门学问的炼金术师们都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人。在此观念下，炼金术并非是面向大众展开的学问，而被认为是一种秘术。这样的思考方式与启蒙精神大相径庭。
拉瓦锡生活的18世纪所贯彻的精神是，人类从自然中被普遍地赋予“理性”的信念。哲学家们认为，拥有这样的“理性”，人类能够一步步积累逻辑性研究，从而理解这一世界并创造出更好的事物。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符合时代、使大众便于理解的“理性的”命名法。
不成熟的装置也是个问题。实验装置和名称一样，直接关系到其所指的化学目的是什么。例如，旧的装置并不那么重视密封性。当然，还存在技术较低的物理条件问题。如果其条件不能很好地处理密闭问题的话极为危险。除此之外，这一问题还与当时的物质观有很深的联系。
前文所提及的拉瓦锡的功绩中，有一个是质量守恒定律。但是拉瓦锡并没有“发现”这一定律。古希腊时期就有“物质不会任意产生或消失”的说法，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严格来说，还是有所欠缺的。例如，在炼金术的世界里，水变成土的现象（此时重量可以发生变化）是自然现象。在这样的思想下，实验装置的密闭性和严格的重量测定便不是化学实验的基本原则。不论新的物质突然产生、消失，又或是重量减少、增加，都不会被看作一个问题。
拉瓦锡将质量守恒视为数学公式一般的绝对真理，在进行自己所有的化学实验时均以此为原则。这才是拉瓦锡的“发现”。于是，对化学家而言，能够测量气体重量的精确天平，以及不漏气的完全密闭装置变为不可欠缺的必要条件。在实验前后，如果所使用的物质重量不符，这便是实验错误的证据。其他同时代的化学家虽然有了重大发现，但无法总结并提出新理论（当时也有化学家做出远比拉瓦锡更优秀的化学成果），只有拉瓦锡能够确立近代化学，质量守恒的思考方式便是其成功的原因。当然，拉瓦锡能够筹措用于精密装置的费用，其财力不容忽视，不过如果他不确信这种装置的必要性，那他也不可能设计出这样的装置。
在拉瓦锡之后，无论复杂的或简单的事物，化学实验装置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与新理论紧密相关。拉瓦锡时常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建立新化学他实行了实验仪器的改革。
一般来说，在谈及拉瓦锡的时候，最令人瞩目的主题应该是推翻燃素学说与发现氧的作用——命名法也因此变得黯淡，在此本章也稍微讲解一下，之后再回到关于语言的问题。
燃素学说是拉瓦锡年轻时的主流燃烧理论，是基于古代元素论的构想。这一理论将物体燃烧的现象归因于燃烧物质本身含有燃烧元素。Phlogiston在日语中被译为燃素也是基于这个原因。燃素被认为是燃烧和金属煅烧（现在氧化金属形成的过程）等的原因。施塔尔（Georg Ernst Stahl，1659—1734）发展了德国人贝歇尔（Johann Becher，1635—1682）的“燃烧的土”理论，用希腊语中的“燃烧”命名，由此确定了燃素学说。
根据施塔尔的理论，所有物质都含有燃素，区别在于其中所含的比例。燃烧与金属煅烧是燃素从物体中释放出来的过程。拉瓦锡年轻时也以此为基础思考燃烧现象。
然而，这在金属煅烧方面却产生了问题，物体的重量增加了。虽然也有人认为在很早以前这便已经是个问题，但化学家真正为其所困却是在施塔尔去世之后。究其原因，这与前述的质量守恒定律有关。过去即便重量发生变化，化学家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问题。正因如此，直到拉瓦锡的时代，关于使用精密的天平与实验装置的密闭性，都没引起太大的关注。比此更为重要的是性质的变化。谈及金属煅烧时，指的是金属的光泽消失与颜色发生变化。金属的光泽度消失，变成污浊的颜色，由此说明燃素在这一过程中的损失。燃素不仅是燃烧的原因，还是金属有光泽的原因。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关注化学实验前后重量的变化。来自物理学家的指摘也影响了化学家的言行。拉瓦锡发现，在金属煅烧的实验中，周围的空气会减少，而且所增加的金属重量与减少的空气重量是一致的。他确信燃烧与周围的空气存在关联性，至1770年代，燃素学说被认为是错误的理论。
那么，不愿舍弃燃素的人们该怎么做比较妥当呢。他们需要用燃素来解释重量增加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燃素的重量是负数的。也有说法认为，比空气更轻的氢才含有燃素。后者的代表是发现了氢的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1731—1810）和爱尔兰化学家柯万（Richard Kirwan，1733—1812）。他们在考虑如何将新发现的气体在化学体系中定位的同时，也在努力发展燃素学说，可谓新一派的燃素学说支持者。也就是说，在拉瓦锡舍弃了燃素时，实际上燃素学说也朝着多样化发展，不同学者对其定义存在很大差异。
不论燃素学说的支持者是哪种派别，拉瓦锡都坚定地反对他们。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想法有根本性差异。即使是尊重拉瓦锡的实验结果，他们也仍认为燃烧和金属煅烧是燃烧物本身的原因，这与拉瓦锡的想法完全不同。拉瓦锡则认为和周围的环境，即空气（氧气）的有无相关。是否承认燃素，实际上是古代原质论思想弃留的关键问题。
拉瓦锡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定量实验。他投入大量资金，使用巨大而精密的实验装置，向世人证明新发现的气体，即氧才是燃烧的原因。也就是说，在物体的燃烧和金属煅烧中，氧是必要条件，从而完全转变了关于燃烧的理论（燃烧物的原因→周围环境的原因）。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改变他们的想法。作为氧的发现者之一，成功完成许多实验，为近代化学理论付出贡献的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也是个不愿舍弃原质论思想的人。这位化学家将自己发现的气体（即氧）命名为脱燃素空气，他认为在燃烧的过程中，燃烧物所释放的燃素与这一气体相结合，从而形成普通的空气。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新气体是普通空气缺少燃素的状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名称的重要性。即便是同样的物质，根据不同人物所采取的立场，所命名的名称也全然不同，对这一物质的印象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现在再回到语言问题。在孔狄亚克的哲学背景下，认为人只根据语言进行思考，所以只有语言才是真正的分析手段，于是拉瓦锡就化学命名法提出了以下目标：
单体物质[substance simple（单质）]要尽可能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因此我必须首先为那些单质命名。（……）我们负责将社会上使用的所有物质名称照原样套用，只允许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更改名称。一种是新发现且尚未命名的情况，（……）还没有普及至一般大众接受程度的新物质。另一种情况是，不管古代人或现代人所使用，若认为这一名称明显会导致错误观念，或其表示的性质容易与其他物质混淆的情况下，也需要更改名称。
上述所说的直接使用的名称有金、银、铜、铁等，这些名称若变更将造成混乱。需要变更的名字，尤其第二种情况，对拉瓦锡而言非常重要。“古代人”包含了持有“上帝选民思想”的炼金术师。神秘且难懂的名称必须要更改。另外，同一种物质却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大问题。对于“现代人”所取的“错误”名称，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存在。拉瓦锡批判了那些反对自己创立的新化学的人们。总而言之，绝对不能认同“脱燃素空气”之类的命名。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正是拉瓦锡的功绩之一，新“元素观的确立”问题。多样的世界由少数基本的要素构成，这一观念古已有之，其代表性理论包括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和汲取了炼金术流派的三原质说等。就和日本有关的理论而言，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等也属于这一理论体系。这类说法的物质观基础认为，这个世界由极少数种类的基本要素构成，外观的多样性是因为实际物质所包含的多种基本要素在组合方式上有所差异。
拉瓦锡以如下的方式批判这类思考方式：
认为自然界所有的物质都由三种或四种元素构成的观点，是基于希腊哲学家们先入为主的观念。通过四元素的比例变化，构成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物质，其实早在我们具有最初的实验物理学和化学观念前，这一认识就已经出现，这是完全基于想象的假说。
这些过去的元素说都有一个特征。不论三种或是四种，其元素种类不能发生变化。正如拉瓦锡所说，因为这些数量的依据并非实验结果，所以无法用实验推翻。如果要使其变更的话，只能通过哲学依据。如果元素的数量发生改变，那所有的前提都要发生变化。当时元素（élément）这一词语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因此拉瓦锡并没使用这一词语，而是用单体物质这个词来解释自己的物质观。这也表现出拉瓦锡重视语言词语的态度。
因此，要将元素一词用在与古代意义不同的语境中，又为了不让读者误解，他采用了以下方式：“如果把物质的元素或原质的名称，运用于可以通过分析而达到的最终的物质观念，不论是通过怎样的手段都无法再进行分析的所有物质，对我们而言都是元素。”
其中包含了重要的概念。即使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元素一词，或是说单质，对拉瓦锡而言，这绝非不变的存在。如果分析手段进入下个阶段，也就是如果实验技术提升的话，作为概念元素或单质，其种类和内容都将发生变化。因此化合物和元素是某种相对的物质。即便现在被认为是元素的物质，也有可能是化合物，这方面没有毫无疑问的“绝对”。
在如此定义的新元素观下，拉瓦锡在《化学基础论》中介绍了33种单质（参见表1）。这是目前包含有百余种元素的化学教科书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元素周期表的基础。正如拉瓦锡预言的那样，在之后的分析中除去被认为不是元素的物质，在表上添加新发现的元素，但其基本精神并未改变。这一精神是指，需要通过实验得到基本物质表，绝不认可超出实验的“绝对”。
表1 拉瓦锡《化学基础论》（1789年）的单质（元素）
续表
那么，如何给元素和化合物命名比较妥当呢？前文提到，金、银、铜和铅等名称不作变化。有重复的名称就选择其中之一。选择标准是尽量选择符合这一物质的化学性质的名称。不论是更改奇怪的名称，或是为新发现的物质命名，其标准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化学作为一门学问，就可能得到众人的接受与理解。
现在所说的氢（Hydrogen）由于其轻度和可燃性，当初被称为可燃性空气。也有人认为这就是燃素，无法确定一个名称。将其命名为水素（即氢的希腊文原意）的是拉瓦锡，他提出的理由是认为这种气体是水的构成要素之一。
于是，有人发出疑问，另一个构成要素的气体是否也是氢呢？为何另一个物质被称为酸素（即氧，Oxygen）呢？究其原因，从氧被发现的时候开始，它便与动物的长寿、烛火的亮度等与呼吸和燃烧的问题紧密相关，因而被称为生命空气、火空气或是如前所述的脱燃素空气。拉瓦锡虽然阐明了燃烧与呼吸的联系，但并没有基于对燃烧和呼吸的想象来命名。
拉瓦锡不仅研究了金属煅烧，还进行了磷和硫燃烧后重量增加的实验，从而提出这一气体其实是酸的原理。磷酸和硫酸中确实含有氧。但水是中性的，即便分解了海盐酸（盐酸）也无法发现氧。尽管如此，拉瓦锡依然用oxygène为其命名，这是希腊语中的“酸”与法语中的“起源”相结合。
实际上，这一时期燃素学说的支持者柯万主张，酸是由于氢而存在。这样的话，盐酸中不含氧将不再是个问题。比起拉瓦锡，柯万关于酸的理论更为合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他认为这个气体与燃素相同。也就是说，将拉瓦锡所认为的氧的作用（燃烧和酸产生的原因）归结到氢上。因此，柯万反对拉瓦锡等人的论著一般被记为《燃素论著》（1787年），其正式标题为《关于燃素与酸的组成的一本论著》。 [5] 目前，我们已经了解到酸性产生是由于氢离子的存在，如果仅从酸性理论来看的话，其实柯万才是正确的。然而，拉瓦锡和他的同伴们在柯万的书出版后次年便出版了附有其进一步反驳内容的《燃素论著》法文译本。又由于第二年出版的《化学基础论》取得了巨大成功，柯万的主张因而变得黯淡。
如此一来，拉瓦锡的理论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燃素学说总归被人们遗弃，oxygène作为具有同样意义的荷兰语传到榕蓭的身边，榕蓭如实地翻译了这个词语，日语汉字中写作“酸素”（即氧）。
总之，像这般为单质命名的话，自然而然也决定了化合物的名称。因为拉瓦锡认为，化合物的名称需要反映出构成它的基本要素。像水这种自古以来便存在的物质至今无法更改（也就是说氢是与命名法的规则相逆的）。对于其他物质，尤其新物质而言，这一规则是适用的。如硫酸（acide sulfrique）、碳酸（acide carbonique）等。一眼便可看出前者包含硫（soufre）和氧（oxygène），后者包含碳（carbon）和氧（oxygène）。
现在被称为二氧化碳、氧化亚汞的物质，也是以上述准则为基础命名的。我们仅从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一化合物是由什么物质构成，并能写出其化学式。这也是拉瓦锡的命名法被称为代数命名法的缘故。
[6]
由此，埃塞俄比亚矿、卡西斯绯色沉淀等无法从名称推测其组成物质的名称从化学书上消失了。
本章开头提到，榕蓭认为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这其实是拉瓦锡的化学观。拉瓦锡认为，物理学是用法国的方式进行解释的牛顿物理学。牛顿的科学基本上被认为是十八世纪理想的学问，尤其是在法国将其与洛克的哲学相结合，比其母国英国更加强了与理性主义的联系，被哲学家们视为所有学问的范本。
第一个以这种形式推行牛顿科学的是伏尔泰（Voltaire，本名F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他在《哲学通信》（ Letter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nglais ，1733年）中向法国介绍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同时称赞了洛克的哲学，这部书后来被文学史家兰森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伏尔泰更以《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一书正式向牛顿科学的启蒙进发。这本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牛顿超出了科学的框架，成为学术上的模范与理想。拉瓦锡把与他对立的理论，尤其是未经实验充分证实的理论称为“假说”，并进行批判，其背景是牛顿的台词“我不作假说”，将其推广的伏尔泰等人有亲英的哲学思想。
不过，牛顿本人实际上与这些哲学家们对牛顿的印象差异很大。从异端的基督教信仰以及长期秘密继续研究炼金术的事实来看，牛顿的精神世界完全属于十七世纪。但是，当时牛顿的这一侧面还不为人所知，即便传出一些，像伏尔泰这样的哲学家们应该也会无视吧。因为他们认为，比起牛顿本人的哲学，洛克的经验主义与牛顿科学的基础更接近，这才是新世纪的学问。
之后，孔狄亚克可谓是洛克哲学在法国的继承人。因此，拉瓦锡从这一意义认为，伏尔泰一派的牛顿主义是科学的基础。正因抱有这样的想法，在拉瓦锡的共同研究者中可以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当时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区分）。他需要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1736—1813）、蒙日（Gaspard Monge，1746—1818）的数学智慧。这是普里斯特利、柯万等同时代著名的化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拉瓦锡认为化学将来必然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数学性学问，或者说他保持要让众人认识到这一点的信念。
从拉瓦锡的绝笔中可知，他死后以《化学论集》为名出版的书籍，其真正的书名为《物理学化学论集》，由此可见他的信念。拉瓦锡本人在法国大革命中，曾为度量衡的整顿以及教育改革等方面作出贡献，然而却因为税务官这一职务而获罪，并很快被送上断头台受刑，不过他所追求的化学方向并没有随之消失。下一代学者在接受了拉瓦锡的化学后，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因此，如过去《百科全书》中维内尔所期待的那样，化学这门学问变得成熟，这也反映在拉瓦锡死后完成的《系统的百科全书》中“化学”的条目里。
“从那位杰出的拉瓦锡之死来看，化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1802年柯万写给吉东·德·莫尔沃的信中如此谈到，莫尔沃是曾经与拉瓦锡共同编著《化学命名法》的人。并且柯万还补充了以下一句话，这也是新命名法胜利的证据之一：“年轻的化学家们只了解你们的命名法了。”
[7]
在这一时期，拿破仑还未成为皇帝，拉瓦锡的新化学在欧美取得完全胜利。《化学基础论》被年轻化学家们视为模范教科书，几乎是不可动摇的经典作品。后来，榕蓭所得到的荷兰文译本也出版了。实际上，即使是在如今的日本读《化学基本论》也不会有违和感。即使书中将光和热（热素）也视为元素之一，
但其总体作为十八世纪法国以“理性”完成的作品，也能直接地表达21世纪日本的“理性”。同样，拉瓦锡的理性也很好地传达给了宇田川榕蓭。榕蓭用自己所设计的实验装置将拉瓦锡进行过的实验又验证了一遍，并在《舍密开宗》中条理清晰地展示其实验成果。
《哲学通信》点燃了最初的导火线，在法国大革命中爆发出理性的焰火，民众举行狂热的“理性的盛典”游行，法国大革命也产生了不便的十天制历法。作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极端体现，革命排除高等的数学性科学，其建立的政府偏重民众都能理解的博物学。但是十八世纪的理性同时也使得《化学基础论》问世，也正是这本书深深吸引了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倡导对自然神论宽容，因而批判天主教会，推崇亚洲文明，支持牛顿，不知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相信“民众”的理性。其他的男性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大部分都只在“和自己相似”的人之间将自由、平等、博爱视为理所当然。比如，他们会将黑人视为和自己同等的人吗，或者同样是白人，他们会认为女性和他们男性一样平等吗，在此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若以拉瓦锡为例，他的妻子在其研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他得力的助手。尽管他对他妻子的才能有所赞扬，
但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向政府提交的教育改革方案中，不得不说对女性知识水平的要求明显低于男性。
[8]
因此在十八世纪男性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绝不会想到过住在亚洲边缘的同时代日本人会理解自己的科学，验证自己的实验，还增加了本身独到的见解，等等。但他们还是做到了。他们的“梦想”或是说“主张”，即“每个人都平等地被赋予理性”，确实传达到了遥远的异国，传达给住在与基督教文化全然不同的文化圈的日本医生榕蓭。荷兰不断出版以伽利略为代表被天主教会盯上的人物的书籍，它也是基督教国家中唯一和日本有交流的国家，启蒙世纪的精神确实通过荷兰文译本传达给日本知识分子。
拉瓦锡希望完全改变旧化学的形象，即认为化学依附于医学和药学，或者说化学是仅为医疗而存在的知识。化学是一门值得独立出来研究学习的学问，也应该应用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
[9]
日本医生榕蓭从研读的荷兰语化学书中，正确地汲取了拉瓦锡及其后继者们的意图，向同时代的日本人展示了超越“对医学、药学有帮助”的范围的化学。
如今，生活在21世纪日本的人们仍然通过榕蓭创造的词语学习化学，同时也接受了十八世纪的成果。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就这样连接了东方和西方，成为今日的文化基础。
[1] William Henry， An Epitome of Chemistry （1801），实际上榕蓭阅读的并非英文原著，而是J.B.特罗姆斯多夫（Johann Bartholomäus Trommsdorff）翻译补充的 Chemie f ü r Dilettanten （1830）。除此之外，榕蓭还参考了大量荷兰语化学书，另外还加入了榕蓭亲自实验的结果等内容，从而完成了《舍密开宗》。宇田川榕蓭及与化学相关的兰学内容，参考以下文献：田中实他『舎密開宗研究』、講談社、1975年；宇田川榕蓭『舎密開宗』、田中実点校、講談社、1975年；Togo Tsukahara， Affinity and Shinwa Ryoku ，Amsterdam：Gieben，1993；林良重『「舎密開宗」と宇田川榕菴』、『化学と教育』、1989年第37期、61頁；广田钢藏、荒木恒夫『宇田川榕菴訳「舎密開宗」の題名についての考察』、『化学史研究』、1997年第24巻、220—225頁；菊池好行『「舎密便覧」の原著者ヘンドリクス·クラーメル·ホメス』、『化学史研究』、2000年第27巻、129—155頁；芝哲夫『日本の化学の開拓者たち』、裳華房、2006年；東徹『早稲田大学蔵宇田川榕菴化学関係資料』、『化学と工業』、2015年第68期、7月号、598—600頁；東徹『Henryの化学書と宇田川榕菴の化学知識』、『化学史研究』、2016年第44巻、113—127頁；伊地智昭亘、宇月原貴光『日本の化学の父宇田川榕菴のライフワーク』、『函館高等工業専門学校紀要』、2017年第51号、1—10頁。关于宇田川榕蓭的内容，菊池好行先生给笔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在此向菊池先生致谢。
[2] 榕蓭获得了《化学基础论》的荷兰语译本，通过阅读这本书直接了解拉瓦锡的思想。法文原版书是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Chimie ，2 toms.（Paris：Chez Chouchet，1789）。荷兰语译本是N. C. de Fremery & P. van. Werkhoven translated，Werkhoven， Grondbeginselen der Scheikunde （Utrecht：G.T. van Paddenburg，1800）。東徹『早稲田大学蔵宇田川榕菴化学関係資料』、『化学と工业』、2015年第68期、7月号、599—600頁。
[3] Guyton de Morveau，Antoine Lavoieir，Claude Louis Bertholet & Antoine François de Fourcroy， Méthode de Nomenclature chimique ，Paris：Cuchet，1787，在此所谓的第一作者是吉东·德·莫尔沃，是因为最开始考虑这一计划的是德·莫尔沃，他在1787年与拉瓦锡探讨了命名法的相关内容，从而实现了共同著作的计划。
[4] Venel，“Chymie ou Chimie”，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ed. by Denis Diderot & 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tom.3，（1753，p. 408）.
[5] Richard Kirwan， An Essay on Phlogist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cids ，London：P. Elmsly，1787.
[6] Marco Beretta，“Introduction”，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Mémoires de physique et de chimie ed . by Marco Beretta，2 vols，（Thoemmes Continuum：Bristol，2004，ⅴ-ⅹⅹⅴ，p. xi.）
[7] Louis-Bernard Guyton de Morveau & Richard Kirwan，ed. by Emmanuel Girson，Michelle Goupile，and Patrice Bret， A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During the Chemical Revolution ， Louis - Bernard Guyton de Morveau & Richard Kirwan 1782 - 1802 ，Berkeley：Berkeley Papers，1994，pp. 202-204.
[8] Antoine-Laurent Lavoisier，“Réflextions sur l'éducation publique”， Œuvres de Lavoisier ， publiées par les soins d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6 vols.，Vols. 1-4，ed. J.B. Dumas，Vols.5-6，ed. E. Grimaux，Paris：Impermerie Nationale，1864-1893，Vol.4，pp.649-668. Lavoisier，“Réflextions sur l'instruction publique”，ibid.，Vol. 6，pp.516-558.
[9] Marco Beretta，“Introduction”，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Mémoires de physique et de chimie ed . by Marco Beretta，2 vols，（Thoemmes Continuum：Bristol，2004，ⅴ-ⅹⅹⅴ，p. 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