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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五月，高洋篡魏建齐，年号天保，“（六月）丁亥，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
。高洋初登帝位，即立子殷为太子，高殷储君之位早定，但高洋却常忧其不得继立，前引《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废帝纪》中“殷家弟及”之语即是，今更详引如下：
初，文宣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从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卲惧，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因谓昭帝曰：“夺时但夺，慎勿杀也。”
“昭帝”，即高洋母弟高演，初封常山王，后夺废帝（高殷）之位而自立。“殷”，殷商也，殷代王位继承，多兄终弟及
。高洋所谓“殷家弟及”，意即弟高演终将代子高殷而继其帝位。据《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文宣帝纪》：“（天保二年七月）辛卯，改殷州为赵州以避太子之讳。”
则高殷之名至迟在天保二年（551）七月前已由邢卲制定，亦即高洋“殷家弟及”之语不得晚于天保二年七月。终天保之世，高洋忧其子不得继立之言行并非只此一处。同书同卷同纪：
又帝曾问太山道士曰：“吾得几年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后，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过此无虑。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帝及期而崩，济南竟不终位，时以为知命。
高洋既对身后之事有所预料并“尤之”，自然当极力防范；但又谓“天也”，有所顾忌而无可奈何之情显而易见。高洋此种矛盾之态度，在其对诸弟之行事上有鲜明之反映：既刻意防范骨肉相残，又在子继或弟及之抉择上犹豫不决。
高洋弟十三人，四为同母生：常山王演（孝昭帝）、长广王湛（武成帝）、襄城王淯、博陵王济；九为异母弟：永安王浚、平阳王淹、彭城王浟、华山王凝、上党王涣、任城王湝、高阳王湜、冯翊王润、汉阳王洽。《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天保二年）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七年）五月丙申，汉阳王洽薨……（九年）杀永安王浚、上党王涣。
永安、上党二王为高洋所杀，史有明言。襄城、汉阳二王均薨于天保时，或亦与洋有关
。又博陵王济，“帝（文宣）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怳”
。
高洋诸母弟中常山王演居长，尤受高洋猜忌。《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孝昭帝纪》：
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天保时）因间极言，遂逢大怒……帝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帝罚者，临以白刃，求帝之短，咸无所陈，方见解释……后赐帝魏时宫人，醒而忘之，谓帝擅取，遂令刀环乱筑，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为。
同书卷二四《王宪附王晞传》：
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数谏……居三年，王又固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太后极忧之。帝谓左右曰：“傥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问王疾……王抱晞曰：“吾气息惙然，恐不复相见。”晞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饭……后王承间苦谏，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谁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乱杖数十。
同书卷四一《杨播附杨愔传》：
文宣大渐，以常山、长广二王位地亲逼，深以后事为念。
常山王虽蒙太后救护（武明娄太后在高齐诸帝继立中之影响，俟下节详论），犹屡遭殴挞，几至于死。然而文宣对高演言“夺时但夺，慎勿杀”，及其终未致高演于死地，似也表明其对弟及之某种认可，且曾有传弟之意，《北史》卷五六《魏收传》：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终当传位常山。收谓杨愔曰：“古人云：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实，便须决行；若戏此言，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可以说，高洋“殷家弟及”之语，正反映其对身后皇位子继抑或弟及之矛盾，其私心固然希望子继，然而对弟及之可能似乎又无可奈何，其因何而顾忌，下节再论。
天保十年（559）十月，高洋薨，子殷继立，是为废帝，《文馆词林》卷六六八《北齐废帝改元大赦诏》云：
属当正体，上奉宗祐。便以即日，恭承大命。
所谓“正体”，指废帝为高洋嫡子并立为太子之皇位继承人身份，可见子继系合法皇位继承制度。废帝以“属当正体”而“恭承大命”，其继立本是顺理成章之事，而诏书特意加以强调，显然颇不寻常 [1] ，也隐约表明废帝之继立受到一定威胁，此种威胁即来自前述从天保初年以来已存在之弟及之威胁。乾明元年（560）八月，高殷被废，高演（孝昭帝）得立，高洋所虑之“殷家弟及”终成事实。而且，高洋所谓“殷家弟及”，不仅应验于孝昭之立，也是高氏自高欢之后储位继承之关键所在，其间颇多隐秘与曲折，以下略加辨析。
高欢崛起于北魏末，遂执魏政，东魏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卒，长子高澄嗣王位，继执魏政。高澄顺利得嗣，固然与高欢较早着意栽培、树其威权有关
，同时也在于高欢在位时早作谋划成功排除兄终弟及之可能。高欢有异母弟赵郡王琛，助其草创霸图。《北齐书》卷一三《赵郡王琛传》：
少时便弓马，有志气……恭勤慎密，率先左右……永熙二年，除使持节、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诚抚纳，拔用人士，甚有声誉。及斛斯椿等衅结。高祖将谋内讨，以晋阳根本，召琛留掌后事，以为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酋长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决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寻乱高祖后庭，高祖责罚之，因杖而斃，时年二十三。
同书卷二五《张纂传》：
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赵郡公琛为行台，守晋阳。
晋阳为高氏根本所在，琛永熙（532—534）末年居守晋阳，“相府政事琛悉决之”，委寄极重。然而琛既居重位，“甚有声誉”，又以高祖弟之亲，自然可能对高欢身后高澄之嗣位造成威胁，高欢父子显然也有觉察与防范。当霸业初定，高澄亦已年长之后，天平二年（535）即以琛为御史中尉，去其威权，其后更因“乱高祖后庭”被杖而死。所谓乱高祖后庭，指其与高祖妾小尔朱氏私通事
，但高氏本无礼法，父子兄弟之间奸妻淫妾之事屡见不鲜，琛以通高祖一小妾致毙，借机而已。高琛既死，高欢王位兄终弟及之可能便不复存在；高琛之死，也暗示高氏自高欢时起，即存在兄终弟及之威胁。
武定七年（549）八月，高澄暴崩，母弟高洋继立，高氏储位继承之“殷家弟及”初次实现，然此未必高澄之本意，而可能是高洋阴谋之结果。
高澄在位时，高洋颇见猜忌。《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文宣帝纪》：
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贬退，言咸顺从，故深见轻，虽家人亦以为不及。文襄嗣业，帝以次长见猜嫌。
高洋既被嫌猜，以赵郡王琛致毙于前之例，洋亦不免危惧，其晦迹贬退，正见处境之艰难微妙。当高澄初嗣王业未行禅代之时，诸子年幼，尚须仰仗诸弟尤其同母长弟高洋之力，故洋虽被猜忌犹能自保；若澄禅代之后，诸子渐长，则洋之命运殊难预料。当武定七年（549）八月高澄将受魏禅之时，突遇刺暴亡，史谓为奴兰京所杀，然考以当时情势，其为高洋所谋之可能性更大，前人已有论述
，今略加补充申说。
《北史》卷六《齐本纪上·文襄帝纪》：
（武定七年）八月辛卯，遇盗而崩。初，梁将兰钦子京见虏，文襄以配厨，钦求赎之，不许。京再诉，文襄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时文襄将受魏禅，与陈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谋于北城东柏堂……因见弑。
同书卷七《齐本纪中·文宣帝纪》：
（武定）七年八月，文襄遇贼，帝在城东双堂，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脔斩群贼而漆其首，秘不发丧。徐言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乃讽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
同书卷五五《陈元康传》：
属将受魏禅，元康与杨愔、崔季舒并在坐，将大迁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仓头兰固成掌厨，与其弟阿改，谋害文襄。阿改时事文宣，常执刀从，期闻东斋叫，即加刃于文宣。时文宣别有所之，未还而难作……时杨愔狼狈走出，遗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厕，库直纥奚舍乐捍贼死，散都督王师罗战伤。
《北齐书》卷二四《陈元康传》：
是日，值魏帝初建东宫，群官拜表。事罢，显祖出东止车门，别有所之，未还而难作。
同书卷二五《王纮传》：
世宗暴崩，纮冒刃捍御。
文襄（高澄）遇刺之经过大略如此，而疑窦甚多。
其一，兰京弟阿改“事文宣，常执刀从”，则阿改为文宣（高洋）亲信可知。
其二，兰京与其党六人作乱，阿改事文宣，则行刺时不过六人。文襄遇刺时亦至少有六人在座：高澄、陈元康、杨愔、崔季舒、纥奚舍乐、王纮。杨愔、王纮（字师罗）并勇干之士
，陈元康、纥奚舍乐殊死捍卫。又文襄与诸人密议禅代，岂能外无禁卫？而竟不敌厨奴六人，极为可怪。
其三，文襄遇刺在城北东柏堂，时文宣在城东双堂，东、北悬隔，仓促之中而文宣能即刻往赴平乱，若非预谋，实难解释。
其四，文宣之在城东双堂，《北史·陈元康传》谓其乃“别有所之”，《北齐书·陈元康传》则言“是日，值魏帝初建东宫，群官拜表。事罢，显祖出东止车门，别有所之”。魏帝立太子及大赦之时间，《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北齐书·陈元康传》《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东魏武定七年，549）八月条均谓立太子在八月辛卯（八日），即文襄遇刺当日，大赦在癸巳（十日）。但据上引《北史·齐本纪中·文宣帝纪》“乃讽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语，则魏帝立太子及大赦均在文襄遇刺后且因文宣所请，与前诸书所载时日矛盾，其间必有所隐讳。按，魏帝若八月辛卯立太子，群官皆往拜表，文襄岂能不贺？《魏书》乃魏收所撰，魏收于天保年间为高洋所重用，“（天保）二年，诏撰《魏史》”
，天保五年（554）三月奏上《魏书》，“众口諠然，号为‘秽史’”
，自必回护修饰高洋之短。故《魏书》所记孝静帝立太子及大赦时间当有改窜，《北齐书》《资治通鉴》沿其误，《北史》所书则近实。又《文馆词林》卷六六六《后魏孝静帝立皇太子大赦诏一首》：
今令月嘉辰，少阳崇建……可大赦天下，自武定七年八月十日昧爽已前……皆听免。
与《北史》所载相符。因此，文襄遇刺当日，所谓文宣因魏帝立太子而“别有所之”之记载不可信，所以如此，乃为掩饰文襄遇刺时文宣之动向及文襄遇刺之真相。
由此推论，高澄遇刺，极可能由高洋策划：洋以母弟之尊处嫌猜之地，故谋弑兄自立，并因亲信近侍阿改而与其兄兰京发难；高澄遇刺时在场之五人除死难之陈元康、纥奚舍乐外，余免死之杨愔、崔季舒、王纮三人皆高洋党
；高澄遇刺时高洋因魏帝立太子而“别有所之”之记载乃伪造，魏帝立太子及因之大赦实皆在文襄遇刺之后；高洋远在城东而能速至平难，当系先有预谋。
高澄既死，高洋嗣业，高氏储位继承之“殷家弟及”由此开端，其后遂成为高氏储位继承之常态。
高洋死，子废帝殷立，旋为洋弟常山王演即孝昭帝所夺，已见前述。
孝昭之废黜废帝，本与弟长广王湛即武成帝共谋。《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上·上洛王思宗附子元海传》：
初，孝昭之诛杨愔等，谓武成云，事成，以汝为皇太弟。及践位，乃使武成在邺主兵，立子百年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
孝昭既许立武成为皇太弟，登位后则立子为太子，其欲传子不欲传弟之意图与高洋如出一辙，其犹豫不决亦一同高洋。《北史》卷二四《王宪附王晞传》：
时百官请建东宫，敕未许，每令晞就东堂监视太子冠服，导引趋拜。寻拜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玺授皇太子。太子释奠，又兼中庶子。
按，孝昭初不许建东宫，后终立太子，“敕未许”三字下有脱文
，其转变之经过不得而详，其矛盾之心态则可想见。孝昭既立太子，武成心不平，互致猜忌不可避免。
《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上·上洛王思宗附子元海传》：
（孝昭）恒留济南于邺，除领军厍狄伏连为幽州刺史，以斛律丰乐为领军，以分武成之权。武成留伏连而不听丰乐视事。乃与河南王孝瑜伪猎，谋于野，暗乃归……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气，昭帝以为济南应之，乃使平秦王归彦之邺，迎济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问自安之计……答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执丰乐，斩归彦，尊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又令巫觋卜之，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
《北齐书》卷四九《方伎·吴遵世传》：
世祖以丞相在京师居守，自致猜疑，甚怀忧惧，谋将起兵。
孝昭谋分武成之权，武成谋举兵，传子与弟及之矛盾一触即发。然孝昭享祚不永，一年而崩，太子年幼，孝昭遂惩前事而遗诏传位武成，“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又手书云：‘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
兄弟间矛盾消弭于无形，高氏“殷家弟及”再次亦是最后一次重演。
武成嗣立，大宁二年（562）正月立子高纬为太子，河清四年（565）四月禅位于纬，自为太上皇。《北史》卷四七《祖莹附子珽传》：
珽（说和士开）曰：“宜说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后略）。”士开许诺。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旧布新之征，珽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是极贵。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献文禅子故事。帝从之。
则武成壮年禅位，乃有鉴于“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之事实，因而传位后主以早定大位。天统四年（569）武成崩，距河清四年后主受禅已四年，其时内廷仍有后主帝位不稳之虑而秘不发丧之举，《北齐书》卷四十《冯子琮传》：“及世祖崩，仆射和士开先恒侍疾，秘丧三日不发。子琮问士开不发丧之意。士开引神武、文襄初崩并秘丧不举，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贰心，意欲普追集凉风堂，然后与公详议。”可知武成禅位后主虽然结束自文襄以来子不得立、弟得为及之传统，但壮年禅位之不寻常举动及武成崩后内廷之忧虑，亦正说明高氏“殷家弟及”传统之强大与潜在之威胁。
高氏“殷家弟及”之传统，可谓源远流长。高欢虽传子高澄，其时已受弟及之威胁；高澄欲传子而遇刺身亡，弟高洋继立，澄之遇刺当即起因于传子与弟及之矛盾；高洋欲传子，而终为弟高演所夺；高演亦欲传子，临终惩前事而遗诏传弟高湛；高湛以壮年禅位之非常举动，方得以结束弟及之传统，然此时高齐已近衰亡之期，不久即为宇文周所并。高氏诸帝（王）均欲传子而终多及弟，并非偶然之结果而是有其深厚政治文化背景，且与高氏之衰亡不无关系，下节将做进一步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