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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缘政治欧洲”这一概念最直接的来源是冯德莱恩欧委会于2019年9月明确提出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的构想。根据这一构想，结合欧盟近年来的政策实践和学界相关讨论，本书提出“地缘政治欧洲”这一新概念，旨在从地缘政治视角来考察分析欧盟的权力性质和权力战略，意在已有的“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主权欧洲”等研究的基础上，对欧盟新的“权力”诉求以及理念和行动做进一步的探讨。
2019年9月10日，新一届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任务书中明确将本届欧委会定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同年11月12日，在巴黎和平论坛的讲话中，冯德莱恩强调建立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委员会”，建设更加外向的欧盟，在全球捍卫欧洲的价值观和利益。
随后欧委会的委员们在多个场合公开呼吁欧盟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展现“地缘政治委员会”的自信与抱负。欧盟新任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指出，随着“地缘战略竞争的重生，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欧盟应加快步伐，成为真正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否则欧洲可能沦为其他大国的游乐场”
，欧盟现在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警告欧盟：“随着中美竞争关系的升级，欧盟正面临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消失的风险。”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表示：“如果我们只宣扬价值原则，在地缘政治领域回避行使权力，我们欧洲大陆将永远正确却无关紧要。”
事实上，早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战略界有关“地缘政治”的讨论和政策就开始活跃，只是在欧盟官方文件中没有明确阐述。欧盟及成员国主要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公开阐述和践行地缘政治理念，特别是冯德莱恩明确建立“地缘政治委员会”的目标，寻求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一支“硬力量”，以维护欧盟的核心利益，
赋予“地缘政治欧洲”以官方色彩。
国际和欧洲一系列危机的出现，使谋求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权力，成为欧盟国家的普遍共识，进一步强化了欧盟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意愿，其中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欧盟在外交政策中必须采取更具战略性和地缘政治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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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明确表示：“希望欧盟外交政策更具‘战略性’，呼吁欧盟国家进行‘战略反思’。”
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在2018年3月14日的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欧盟采取更具战略性和地缘政治性的行动以应对危机。”
近些年来欧盟官方话语、政策倡议也佐证了欧盟成为一支地缘政治力量的意愿，特别是欧盟对巴尔干和东部邻国的政策与行动。如2015年欧盟在对邻国政策（ENP）的官方文件修订中首次提出：“邻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空间，欧盟有必要参与该地区冲突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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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报告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政治正日益受到地缘政治考量的支配，并提出先本土，再邻近区域（周边），后世界的战略优先事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坚定了欧盟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意愿与魄力，使绝大多数欧洲人相信欧盟需要加强合作，对欧盟的信心越来越强，而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信心越来越低。
欧盟还采取了一些更具开创性的经济复苏计划，以便迅速地向“地缘政治欧洲”迈进。
欧洲公众和政界对欧洲地缘政治角色问题的关注与学者们日益浓厚的兴趣相匹配。关于地缘政治的争论在各大报纸和相关书籍以及政党政治左、中、右派中随处可见。如斯特凡诺·古兹尼在归纳欧洲地缘政治回归的表现时指出：“必须在一场严重的外交政策认同危机的背景下理解欧洲国家地缘政治思维的回归，当昨天的事实不复存在时，欧盟的利益必须重新定位，在此背景下，地缘政治在其经典理解中为思考一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提供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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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官方关于地缘政治的论断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反映了欧洲社会的普遍共识。特别是以蒙克勒
[4]
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者们与该国政界的关键人物建立了密切联系，包括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安格拉·默克尔和前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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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克勒不仅为德国军方提供战略咨询，还参与了 2014年德国外交部对其外交政策概念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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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张与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外交政策大体一致，默克尔本人也承认喜爱蒙克勒的著作。
2015年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题为《来自中间的领导》的演讲，建议在跨国危机上采取“中间道路”，发挥德国中间地带的优势，协调各方行动，其思想源于蒙克勒的著作《中间地带强国》（在默克尔和其内阁的办公桌上也可看见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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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的目标得到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评论员杰里米·夏皮罗为代表的学者的公开支持，其表示：“冯德莱恩向欧洲人承诺成立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世界上拥有更强大、更统一的声音，并可以保护欧洲的战略主权，这是一个及时的想法。”
以乔纳森·哈肯布罗伊奇、扬卡·奥特尔（Janka Oertel）为代表的学者表示：“欧盟必须学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进行思考，确定其目标，并采取战略行动。”
欧盟官方和学者对于欧盟是否有能力成为一支地缘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欧盟官方认为，尽管欧盟不太可能完全拥有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相同的能力，但大国竞争的核心是地缘经济和国际机构，这是布鲁塞尔装备更好的一场斗争。从物质能力来讲，博雷利表示：“我们拥有比我们自己通常认为的更多的影响力杠杆，我们的内部市场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任何外部参与者都不能忽视它；我们拥有强有力的贸易和竞争政策、大量援助以及我们的投资筛选机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西方学者也普遍表示欧盟拥有成为世界所需的新型地缘政治力量的资产，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世界上第二大货币——欧元，巨大的经济和消费基础赋予它为全球市场制定标准的权力，当前欧盟依然是全球重要的标准制定者；在监管、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战略行为体；在理念方面，欧盟拥有独特的模式和一套价值观，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模式享有国际声誉，拥有巨大吸引力，特别是欧盟倡导的有效多边主义是缓解当前全球治理困境和国际秩序失衡的主要原则；在机制方面，欧盟拥有高度相互依存的机制网络，法德引擎的推力以及欧盟架构具有实现成员国目标的“功放器”作用。这些因素让欧盟具有一定的韧性，2019年 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尽管出现很多不利的态势，但选举结果充分表明了欧盟的韧性。
地缘政治阐明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以安全利益为核心，以地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大国、势力范围和大的政治空间（欧亚大陆、中东、西方等）角度来思考，其最基本的形式是通过空间来解释国家行为、战争和联盟。 [8]
随着地缘政治在欧盟（一个超国家、自成一体的实体）的语境中越来越多被使用，地缘政治与欧盟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欧盟似乎逐渐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首先，地缘政治理论与实践一直由民族国家主导，国家的特性催生了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为领土型国家，具有固定的边界和领土，因此具有相对稳定的地理优势和地理劣势，确保生存的诉求推动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地理优势，并转化为政治优势。其次，欧盟在战略中强调领土与边界等具有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色彩的因素。如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后，欧盟关于加强边界管理的措施，2019年欧洲理事会战略议程确定的四项优先事项，关于“保护公民和自由”的事项，强调保护民众免受既有的和新兴的威胁，“保护领土完整，有效控制边界，维护法治和秩序”等，明显具有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色彩。 [9] 可见，“地缘政治欧洲”为欧盟利益的重新定位以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提供了“坐标”，其实质是打造“超国家地缘政治”。
与“民事力量”强调经济利益，“规范性力量”强调规范和价值观不同（如表2-1），“地缘政治欧洲”强调安全利益，对欧盟力量和安全形势的主客观认知持谨慎和悲观态度，从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视角理解国际关系，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遭受新兴力量崛起带来的冲击，其传统优势地位正在丧失。与“规范性力量”先世界后本土的理念和战略优先不同，“地缘政治欧洲”以“地理因素”（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地缘环境）为出发点，强调先本土、再邻近区域（周边），后世界的战略优先事项。这与 2003年《欧盟安全战略》报告对自身安全战略环境充满乐观的认知形成鲜明的反差。该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欧洲正处于从未有过的富裕、安全与自由状态中，20 世纪前半叶的暴力已经由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时期所替代。” [10] 该报告在分析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时基本不谈欧洲本身的安全问题，而是详细阐述了在这一形势下来自欧洲以外，却对欧盟产生影响的安全挑战，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国家失败和有组织犯罪等。在权力来源和演绎上，“地缘政治欧洲”强调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欧盟权力主要源于物质性力量，即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是“地缘政治欧洲”与“民事力量欧洲”“规范性力量欧洲”最主要的区别。“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都是探讨在缺乏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欧盟如何在世界事务上发挥影响力。“地缘政治欧洲”更加直截了当地诉诸欧盟利益，尤其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强调诉诸武力或使用武力威胁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与“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以合作为主的对外关系不同，“地缘政治欧洲”对外关系竞争性和对抗性更加突出。但“地缘政治欧洲”并不是对“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的抛弃，而是吸收与转化，不排除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民事力量”已成为地缘竞争的核心和主要工具，并认可“规范性力量”在实现地缘政治战略方面的重要意义。
表2-1 欧盟权力性质比较研究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前文欧盟权力性质演进论述自制。
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将“规范性力量”视为软地缘政治，认为欧盟外交政策部分受到混合型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 [11] 其基本逻辑和观点如下：欧盟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并试图将在这一空间内形成的规范和价值观输出到其他地区， [12] 随着其规范和价值观的提升，其海外利益将进一步发展。 [13] 因此，这部分学者认为“规范性力量”的本质是地缘政治的软版本，其主要目标是扩大其空间性衍生的规范和价值观，以此推进其外交政策 [14] 。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就此将最近在欧盟讨论和行动中出现的更传统的地缘政治形式解释成对混合地缘政治的修订（包括软的和更传统的方面）而不是替代，忽视了欧盟官方话语中明确寻求成为地缘政治行为体以及对于安全利益的直接追求。
“地缘政治欧洲”与“主权欧洲”有很多共性，都强化欧盟内部建设，重塑欧盟对外战略。“主权欧洲”的核心要义是欧洲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更加具有“主权的行为体”，拥有塑造全球事务的能力。“地缘政治欧洲”的核心是提升欧盟全球参与者的地位，确保安全与稳定，维护核心利益，尤其要在应对国际危机和地缘政治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避免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不同的是：（1）与“主权欧洲”公开诉诸主权不同，“地缘政治欧洲”采取更加隐晦的方式处理成员国主权和欧洲主权；（2）“主权欧洲”侧重于领域布局，涵盖产业政策、贸易、投资、技术、金融、网络、安全与防务等领域，但缺乏整体战略目标和逻辑，“地缘政治欧洲”以区域布局为重点，但在全球地缘政治时代加大了战略性产业和技术布局。从这一方面来看，“主权欧洲”是超国家地缘政治的补充，没有战略自主，很难声称自己能够充当“全球参与者”和“地缘政治委员会”。正如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所言：“借助‘欧洲主权’运作‘超国家地缘政治’。”
总之，“地缘政治欧洲”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的修正与补充，“地缘政治欧洲”这一概念继承了“民事力量欧洲”的学术传统，以经济或军事力量等物质要素界定行为体权力，是对当前欧盟越来越诉诸权力政治，明确成为地缘政治行为体，避免被边缘化的倾向以及政策转向的概述和界定。“地缘政治欧洲”这一定位的理论基础是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与“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一脉相承，是对欧盟权力性质和战略的思考。其核心观点如下：（1）以安全稳定为首要目标和战略考量，继承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和准则，以地理因素为基础，强调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以权力界定利益，其内外战略具有竞争性和扩张性，其竞争和扩张具有全球性、非排他性、非战争竞争性。（2）强调欧盟的权力主要源于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物质性力量，经济力量是欧盟地缘竞争的主要力量来源和核心竞争工具，军事力量是欧盟当前以及未来努力突破的力量来源，在欧盟核心利益上，强调诉诸武力或适用武力威胁的重要性。（3）与传统地缘政治不同，“地缘政治欧洲”有坚持多边主义的一面，体现了欧盟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主张后霸权治理理念与模式的特性。
[1] Cristian Nitoiu and Monika Sus,“Introduction: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the EU's Approach in its Eastern Neighbourhood”， Journal Geopolitics ,Vol.24,No.1,2019,pp.1-19.
[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ff Working Document:Towards a New European Neigh bourhood Policy ,SWD（2015）500 final,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enp/documents/2015/151118_staff-working-document_en.pdf.
[3] Stefano Guzzini,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in Europe:Social Mechanisms and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Crises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322.
[4] Ian Klinke,“Geo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Right:Lessons from Germa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No.3,May 2018,pp.508-511.
[5] Ian Klinke,“Geo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Right:Lessons from Germa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No.3,May 2018,pp.495-514.
[6] 德国《时代》周刊（DieZeit）称蒙克勒为“一人智库”，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外交部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灵感的重要源泉。Jörg Lau,“Der Ein-Mann-Think-Tank”， Die Zeit ,October 30,2003,http://www.zeit.de/2003/45/P-M_9fnkler/Komplettansicht; Herfried Münkler,“Die gefährliche Kluft zwischen Schein und Tun”， Aussenpolitik Weiter Denken ,May 23,2014,http://www.aussenpolitik-weiter-denken.de/de/aussensicht/show/article/die-gefaehrlichekluft-zwischen-schein-und-tun.html.
[7] Ian Klinke,“Geo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Right:Lessons from Germa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No.3,May 2018,pp.495-514; Ian Klinke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2017.
[8] Ian Klinke,“Geo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Right:Lessons from Germa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No.3,May 2018,pp.495-514; Marius Müller-Hennig,“A Truly Geopolitical EU Commiss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December 12,2019,https://www.ipsjo urnal.eu/regions/europe/article/show/a-truly-geopolitical-eu-commission-3918.
[9] European Council, A New Strategic Agenda:2019 - 2024 ,June 20,2019,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9914/a-new-strategic-agenda-2019-2024-en.pdf.
[10] European Commission,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https://europa.eu/globalstrategy/en/European-security-strategy-secure-europe-better-world.
[11] Yann Richard and France Guérin-Pace,“The EU and its neighbourhoods:A Textual Analysis on Key Documents of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Geopolitics ,Vol.20,No.4,2015,pp.853-879.
[12] George Christou,“European Union Security Logics to the East: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European Security ,Vol.19,No.3,2010,pp.413-430.
[13] Freerk Boedeltje and Henk van Houtum,“Brussels is Speaking:the Adverse Speech Geo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wards its Neighbours”， Geopolitics ,Vol.16,No.1,2011,pp.130-145.
[14] Geoffrey Edwards,“The Construction of Ambiguity and the Limits of Attraction:Europe and its Neighbourhood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0,No.1,2008,pp.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