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欧盟多重“权力”诉求与身份危机

如果说欧债危机动摇了“规范性力量”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基础，那么随后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周边安全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危机和国际体系结构性加速调整、美欧关系加剧分裂，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规范性力量”在欧盟权力研究话语中的中心地位。欧洲政界和学界出现了对欧盟未来发展的大辩论，除了上文提到的“市场力量”之外，还出现了“绿色欧洲”“数字欧洲”“战略自主”“主权欧洲”等新探索和政策主张，侧重于从人权、政治、经济等不同的层面应对欧盟面临的内外挑战，特别是欧盟层面和法德等成员国的政要越来越频繁地交替使用“战略自主”“主权欧洲”的概念。这些政策主张体现了欧盟多样性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社会和欧洲政治精英对欧盟身份和认同危机。

一 “战略自主”

所谓“战略自主”，新德里国防研究和分析机构 S.卡利亚纳曼（S.Kalyanaraman）将其界定为一个国家在不受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限制的情况下追求其利益和采取其所喜欢的外交政策的能力。在其纯粹的形式中，“战略自主”的前提是有关国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权力，使该国能够抵抗其他国家可能施加的迫使它改变其政策或克制其利益的压力。但在多极秩序中即使是超级大国也容易受到其他大国施加的压力，这意味着“战略自主”能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欧洲“战略自主”也是个相对的概念。

欧洲“战略自主”并不是个新鲜的概念。事实上，“战略自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欧盟商定语言的一部分，欧洲“战略自主”诞生于国防工业领域，被归结为国防和安全问题。早在 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就指出，欧盟需要一个自主的军事能力，以帮助欧盟应对其周边地区的危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战略自主”的辩论仅限于作为从美国手里重新获取政治空间的一种手段，常常与北约同时出现。如 2013年 11月欧洲理事会在国防工业领域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加强欧盟通过发展共同的安全与外交政策（CSDP）成为更好伙伴的能力。欧盟防务研究作为“战略自主”的基础性研究在欧洲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但自 2016年“战略自主”出现在欧盟全球战略中以来，这一概念迎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演变。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明确表示：“适当的雄心和‘战略自主’对于欧洲在其内外提高和平与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 ^[1] 同年 11月欧洲理事会表示：“与伙伴一起，在必要的时候和地方以及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主行动的能力”。自此，“战略自主”成为欧盟核心议题之一。

目前尽管关于欧洲“战略自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欧盟官方和学者关于“战略自主”的叙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欧洲“战略自主”向一种新的全球叙事转变。具体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战略自主”意味着欧盟及其成员国管理与第三方相互依存关系的政治、制度和物质能力，其目的是确保公民的福祉和实施自主的政策决定。自主并不意味着与联盟和世界其他地区脱钩，而是描述了在追求和管理盟友、伙伴关系方面的自主能力。 如2019年5月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将“战略自主”定义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中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并做出决定的能力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制度、政策和物质资源；强大的“战略自主”意味着能够制定、修改和执行国际规则，而不是遵守他人制定的规则。 二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传统观点聚焦于“安全和防务”已让位给一种新的全球叙事（如表1-1），这种叙事强调有必要根据一套独特的欧洲价值观和利益来塑造国际政治。如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在最近的演讲中将欧洲“战略自主”称为“我们这代人的首要目标”，但他并未提及欧盟对美国安全防务的依赖。相反，他强调了绿色和数字转型，并强调欧盟推动这些政策的努力受到“一套独特的欧洲价值观”的推动。 欧委会副主席高级代表博雷利明确表示：“战略自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关，其利害关系不仅限于安全和防务，还适用于广泛的问题，包括贸易、金融和投资，在贸易方面，欧盟已经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在金融和投资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完成。” 以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尼克拉斯·赫尔维格为代表的学者将“全球战略自主”界定为欧盟根据其独特的价值观和利益推进一系列国际政策的能力，其范围超越了防务和安全事务的政策议程，包括非安全和防务，如气候变化或数字化领域。 ^[2]

“传统战略自主”向“全球战略自主”的叙事转变，反映了欧盟战略演变态势，当前“全球战略自主”的叙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欧盟官方认可。但“自主”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的担忧，并被误解为欧盟试图在防务问题上与美国脱钩。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裂痕，波兰以及与美国双边防务关系日益密切的芬兰等欧洲国家，都不喜欢使用“自主”一词。 值得注意的是，与“民事力量” “规范性力量”等概念不同，“战略自主”不是欧盟权力性质或欧洲特性，而是一个战略目标，更确切地来说是一个过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明确表示：欧洲“战略自主”是一个过程。毫无例外，大多行为体都将战略自主视为战略目标。“战略自主”既不能反映欧盟回归“权力政治”，诉诸硬实力的特性和战略趋向以及欧盟维护安全和稳定的态度，又不能反映欧盟的身份定位和国际角色，但“战略自主”为“民事力量” “规范性力量” “市场力量” “主权欧洲”等概念提供了土壤。

二 “主权欧洲”

“主权欧洲”（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欧洲主权”）是在“战略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常与“战略自主”交替使用。2017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欧洲主权”的概念，他指出实现“欧洲主权”的六大关键方面，包括防务建设、应对移民挑战、聚焦重点的对外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数字化欧洲建设以及经济和货币力量欧洲。 随后，马克龙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2018年 4月，在欧洲议会演讲中马克龙重申“欧洲主权”，并表示“通过‘欧洲主权’，对内清晰回应民众诉求，保护民众；对外应对全球失序，并提出在安全、经济、气候与能源、数据甚至食品与卫生领域内的主权”。2019年 8月在法国驻外大使全体会议上，马克龙进一步指出应通过建设“欧洲主权”来强化欧盟的决策与行动能力，“欧洲主权”包括“技术主权”和产业、贸易、金融等领域的“经济主权”。2018年9月，时任欧委会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在盟情咨文中宣示：“欧洲主权时刻的到来。”他还从欧洲主权与成员国主权、欧盟的国际定位以及与多边主义的关系等方面对“欧洲主权”下定义，认为：（1）“欧洲主权”的本质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更加具有主权的行为体，拥有塑造全球事务的能力；（2）“欧洲主权”源于成员国主权分享而不是取代成员国主权，必要时分享主权会使成员国更强大；（3）“欧洲主权”并不意味着（欧盟）孤立于世界之外，必须也将继续引领多边主义。

学界对于“欧洲主权”相对清晰全面的界定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2019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战略主权：欧洲如何重获行动能力》，该报告认为“欧洲主权”不是从成员国获取，而是从其他大国，尤其是中、美、俄手中恢复其失去的相对优势，一体化的力量应集中提高成员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能力；不是要结束相互依赖，而是要实现自主决定政策，有效进行谈判；更好融合和撬动欧洲不同的影响力，提高成员国独立于外部力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洲主权”是拯救成员国主权。 ^[3] 该报告建议欧盟创立“战略主权”，学习像一支地缘政治力量那样思考。 ^[4] 欧洲政界和学界从各自角度出发，提出在不同领域内实现“主权”，其中防务主权、经济主权、数据和技术主权的呼声最高。

“主权欧洲”的理念是应对当前欧盟内外形势之变的战略选择，与“市场力量欧洲”从经济层面表达欧盟“权力”诉求不同，“主权欧洲”侧重于政治层面的“权力”诉求。与“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诉诸“软实力”，强调合作与协调的行为方式不同，“主权欧洲”诉诸“硬实力”。但目前“主权欧洲”研究仍停留在本体论阶段。关于欧盟是否能够成为以及如何成为“主权行为体”还缺乏整体战略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如何处理成员国主权和欧洲主权的关系。一般意义上传统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实施其内外政策上具有最高的权威，同时也意味着拥有主权的国家其内部政治是等级制且具有明显的专业分工，而其对外政治始终保持独立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尽管“主权欧洲”更强调外向性，其核心是重构实力，但马克龙关于“主权欧洲”的部分观点很难被德国接受。在德国，主权首先是通过宪法理论的法律视角来解释的。在主权国家体系下，特别是当前多重危机和成员国主权诉求背景下，公开推行“主权欧洲”极易带来“主权困惑”，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从长远来看，“主权欧洲”战略无法回避一体化与成员国主权间的对立与冲突，更无法体现欧洲长期以来标榜和极力维护的欧洲特性和欧洲一体化的本质。

三 “绿色欧洲”

“绿色欧洲”基于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而提出，与“主权欧洲”侧重于外部战略不同，“绿色欧洲”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内部政策，还是一项具有深刻影响的外交政策，旨在将欧盟打造成气候友好型工业和清洁技术的领跑者、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欧洲政界一致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使其能够发挥全球大国的作用，敦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与中国达成协议，并敦促其他国家也加强其气候承诺。 从冯德莱恩《绿色协议》及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文件 ^[5] 看，“绿色欧洲”的本质是改变欧洲的经济和消费模式，其核心是经济转型与可持续以及能源体系改革，涵盖了经济的所有部门，特别是运输、能源、农业、建筑以及钢铁、水泥、信息通信技术、纺织和化工等行业。“绿色欧洲”涉及绿色投资、绿色预算、环保技术的研究和创新以及交易税，并通过对欧洲能源体系的根本性改革影响欧盟周边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以及欧洲能源安全，特别是通过碳边界调整机制影响全球贸易模式，推进国际贸易和制造业转向“低碳竞争”。欧盟官方明确表示加强绿色外交，利用贸易政策来确保可持续性，并将与巴尔干半岛和非洲的邻国建立伙伴关系，帮助它们实现自身的转型，将继续在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公约中促进其环境目标和标准，加强其作为全球能源过渡的规范和标准制定者地位，促进不同领域在技术和监管事项上的透明合作。 ^[6]

无论是对欧洲政界来说，还是对学界来说，“绿色欧洲”都不是一个新的理念，从 1990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成立，国际社会正式开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治理及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国际行为体。但一直以来，提振欧盟经济、就业及投资，建设单一数字市场等议题均排在气候能源政策之前，其气候能源政策是《能源联盟战略》的副产品，即“有前瞻性的气变政策”。 让-克洛德·容克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气候能源政策的地位稍微有所改观，但“绿色欧洲”的投资和雄心仍不足。冯德莱恩欧委会关于“绿色欧洲”的主张呈现新变化，使“绿色欧洲”或“绿色新政”一度成为欧盟最优先政策，排在六大政策领域（经济、数字化、欧盟国际地位、欧洲民主等问题）之首，“绿色欧洲”或将重新定义欧洲的全球战略重点。

“绿色欧洲”或“绿色新政”，是欧盟从人权视角出发的“权力”诉求，与“主权欧洲”一样，是欧盟在大国竞争加剧、内外危机叠加以及自身软硬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战略背景下谋求新发展动力、缓解自身危机的新探索。“绿色欧洲”仍处于早期阶段，其目标很明确，但在如何实现目标这一问题上并不明确。换句话来说，绿色新政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它的政治前景是另一个问题。除了“绿色欧洲”外，还有“数字欧洲”等概念。

总之，后冷战时期欧盟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发展都以在国际秩序中建立强有力的存在为目标，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民族国家的存在， ^[7] 欧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和平项目，旨在超越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的传统外衣。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限，欧盟遭遇了多重危机，在不足十年时间里，欧盟相继出现了“市场力量”“绿色欧洲”“战略自主”“主权欧洲”等新概念和主张以弥补“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的不足，试图从经济、政治、人权等视角摆脱多重危机。“战略自主”一直是欧共体/欧盟战略演进的态势，无论是“民事力量”，还是“规范性力量”，都将追求“战略自主”视为一个战略目标。因此，与“民事力量”和“规范性力量”概念不同，“战略自主”并不能反映欧盟特性以及其身份定位和国际角色。“主权欧洲”和“绿色欧洲”侧重于从政治和人权的视角探索欧盟身份和国际角色，但是这两大概念一方面本身存在认同危机，另一方面不能有效解释欧盟战略优先事项的内在逻辑以及权力影响和政策实践的地理差异性。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多速欧洲”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欧盟多重身份危机，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权力性质“斯芬克斯之谜”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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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une 2016,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

[2] Niklas Helwig,“EU Strategic Autonomy a Reality Check for Europe's Global Agenda”， Fiia Working Paper ,October 2020.

[3] Mark Leonard and Jeremy Shapiro,eds., Strategic Sovereignty:How Europe Can Regain its Capacity to Act ,June 2019.https://ecfr.eu/publication/strategic_sovereignty_how_europe_can_regain_the_capacity_to_act/.

[4] Mark Leonard and Jeremy Shapiro,eds., Strategic Sovereignty:How Europe Can Regain its Capacity to Act ,June 2019.https://ecfr.eu/publication/strategic_sovereignty_how_europe_can_regain_the_capacity_to_act/.

[5] European Commission, Establishing the Just Transition Fund ,Brussels,14.1.2020 COM（2020）22 final 2020/0006（COD）；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 for A Cleaner and More Competitive Europe ,Brussels,11.3.2020 COM（2020）98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Sustainable Europe Investment Plan European / Green Deal Investment Plan ,Brussels,14.1.2020 COM（2020）21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A European Year of Rail （ 2021 ），Brussels,4.3.2020 COM（2020）78 final 2020/0035（COD）； European Commission, Establis hing the Framework for Achieving Climate Neutrality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 EU ） 2018 / 1999 （ European Climate Law ），Brussels,4.3.2020 COM（2020）80 final 2020/0036（COD），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6]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Sets Out How to Make Europe the First Cli mate - neutral Continent by 2050 , Boosting the Economy , Improving People'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 Caring for Nature , and Leaving No One Behind ,Brussels,December 11,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Brussels,11.12.2019 COM（2019）640 final.

[7] Caterina Carta and Jean-Frédéric Morin,“Morin Struggling over Meanings:Discourses on the EU'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9,No.3,2014,pp.295-314. JYM/sswFBxFAjkB0wsEWSTN74y9ZvjbQ53oUrGUhhufOFt/gknbFmi65/5/C2R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