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克隆恐惧症

没有任何激情能像恐惧那样如此有效地剥夺大脑的所有行动能力和推理能力。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所畏惧。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从进步思想的最普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直旨在将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建立他们的主权。

——西奥多·阿多诺，《启蒙的概念》（“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害怕。非常害怕。

——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苍蝇》（ The Fly ）（1986年）

在我们处理对克隆的恐惧之前，谈谈关于恐惧本身的几件事可能是有用的。 ¹ 一开始重要的是把对实际威胁的理性恐惧与非理性焦虑和神经质恐惧区分开来。这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恐惧是否合理这个问题总是取决于背景条件和假设的可能性或概率的一整个复合体，以及一组复杂的规范框架和主观的、文化的、也许甚至是生理的倾向。一个生物还原论者可能会认为有一种引起恐惧的基因，未来将通过一个简单的医疗程序来克服整个克隆恐惧症的问题。这种观点似乎非常值得怀疑。虽有罗斯福所说的宽慰人心的话，正如当罗斯福说出这些话时所深知——尽管在把培养恐惧当作是美国总统任期基本策略的那个时期（2001—2008年）这些话的确看起来出奇地相关，但是还有比恐惧本身更多令人恐惧的东西。然而，重要的是要质疑有关用真实的、科学的“生活事实”以及技术事实来“教育公众”的乐观主义。这是（例如）理查德·莱万廷（Richard Lewontin）的观点，他认为，对克隆的恐惧实际上只是一个要由直言不讳的科学家们来纠正的“错误”和“混淆”的问题。 ² 但是，正如萨拉·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所表明，“生活事实”的整个概念实际上是“被新技术困扰的归化叙事”。 ³ 克隆恐惧症不仅仅是由于无知或错误信息而造成的一种错误或认知误差：这是根深蒂固的一群意识形态焦虑情绪和症状，它们不断转移阵地，围绕着对生命本身意义的共同理解的结构中的历史危机而循环。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克隆时代”，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或政治指南针来指导我们。我自己的指南针相当简单，是基于我的同事、芝加哥大学医学伦理中心主任马克·西格勒（Mark Siegler）博士的立场。西格勒博士援引了被广泛接受的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之间的区别，前者旨在复制组织和器官，目的是修复已遭受（例如）神经损伤或器官衰竭的身体。后者旨在繁殖整个生物体，而不是器官或组织，其实际目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生殖性克隆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过程，涉及非常低比例的能够过上正常、健康生活的“成功的”（即生物学上可存活的）生物体。所幸的是，大多数克隆体是短命的或死产的，而且许多克隆体生来就有畸形。对大多数伦理学家来说看似清楚的是，从伦理学的立场上来看，一方面，生殖性克隆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治疗性克隆是大多数干细胞研究的首要目标，承诺会对人类真正有益。当然，这种基本区别在许多反对克隆的争论中模糊了，似乎生殖过程与治疗过程之间没有差异，更不用说克隆动物与克隆人类之间没有差异了。

然而我并不是想要提出，仅仅通过接受这种基本区别，对克隆的非理性恐惧（克隆恐惧症）就可能被直接治愈。情况要比那更复杂。因此，在我们陷入围绕克隆的非理性态度之前，列出一些关于克隆的基本事实可能是有用的。

“克隆”（Clone）一词出现是用来代表嫩枝或“插枝”（slip）之意的希腊语单词，它最早用于植物学和植物栽培中，指的是用嫁接、插枝和球茎从一种植物原种中培育出新的单个植株。克隆在生物学中有更广泛的使用，可指“由一个有性繁殖的祖先无性繁殖出的任何一组细胞或生物体”[《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⁴ 那么只有一个暗示，即克隆是一个进化上倒退的过程，涉及从有性生殖（在其中后代在遗传上是新颖的、随机化的和杂交的）后退一步到一个更简单的繁殖过程，在其中后代是供体或亲本生物体的双胞胎或复制品。不同于在动物学上的应用，这个词最初在植物学上的应用也进一步表明“植物”繁殖与“动物”繁殖之间的对比。但是，克隆当然是一个在所有动物身上和在人体内像细菌和抗体等无性生物体繁殖的自然进行的过程。许多不同种类的细胞（最明显的是癌细胞）迅速并很成功地克隆自己。同样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自己，从人工操控植物和动物中的繁殖菌株的意义上来说，“基因工程”不是一项现代发明，而是自从人类开始种植植物和饲养家畜以来就一直在进行。

当《牛津英语词典》把克隆的这些“字面的”意义转变为“比喻的”或隐喻用法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释义如下：“从其亲体的一个体细胞发育而来并且与该亲体的基因相同的一个人或动物，（口语）一个模仿他人的人，尤指盲目地模仿他人的人。”这些定义涉及克隆字面意义隐喻化的两个不同阶段：（1）克隆应用于一个“人或动物”，我们必须假定相对于应用于一种植物或者（也许）单细胞生物体——在“动物”谱系的非常简单一端的某种生物；（2）克隆在口语中用做模仿或复制之意，尤其不是创造性或创新性的而是“盲目的”那种复制。第二个修辞是强化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传统的拟人化，焦虑有关模仿作为一种奴役或苦役而未能实现自治、独立和个性的形式。但是第一个隐喻意义是真正显著的意义，因为在过去的20年内随着人类和动物克隆以及许多相关生物技术的出现，这个意义乍看起来似乎为一种已变得相当字面化的意义。换言之，把一个被克隆的动物或人视为除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克隆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现在看起来是奇怪的。这就好像先前是比喻的事物，因为它仅是一种假设的、推测的可能性，现在已经被历史和技术超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字面上的事实。

当然，单词的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之间的差异是图像学或图像科学的关注中心。这种区别是基于“字母”与“图片”、单词与图像、书写系统的主观符号与图形表征的图标符号之间（字面上）的对比。字面意义有时被称为一个话语的“恰当的”或直接的意义，而它的比喻意义是“不恰当的”，或超出了某种通常的意义，并涉及一个“转义”或“比喻”，即将字面意义从其适当领域（例如生物学）转移到文化和人类行为领域的一种“修辞格”。因此，“盲目模仿”将克隆体作为一种精确的、完全相同的基因复制品的字面意义转移到复制机器和模仿行为的社会、人类世界中，人们突然发现“克隆体”在普通语言和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解决这种问题的正常的科学方法是暂不考虑一个术语的隐喻用法，并严格地将研究限制于其字面指称。不幸的是，这个选择不对图像科学开放，因为它的关注中心之一正是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之间的这一转换时刻。不像生物学家，图像学家不能把研究限制于字面意义，而必须审视字面意义转换为比喻意义和比喻意义转换为字面意义的这个过程。后一过程——比喻意义的字面化——是在“亡隐喻”（dead metaphor） [桌腿、椅子扶手、“政治体”（body politic）]现象中所发生的。就像在我们的时代克隆概念已明显发生的转换，当这种转换作为一种语言历史变化的一部分发生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克隆这个词过去常“恰当地”指称一种植物学的繁殖过程和一种或许非常简单、基础的动物学的繁殖过程，现在已经首先是比喻上然后是字面上将其应用转移到了高等哺乳动物的世界，甚至到了人类的世界。这个词的“恰当”使用已经经历了一场危机，正如在许多关于克隆人类的伦理争论中所看到的，几年前这些讨论甚至不存在（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它们的预期已经存在于关于“盲目复制”和更普遍的图像制作的焦虑中了）。

此外，克隆现在已经呈现一系列新的隐喻生命，远远超出了它的（新的）字面意义，已被应用到机器、建筑物、机构甚至到图像本身。如果一个图像是一个图标，即一个通过相似或相像来指代的符号，那么一个克隆体就是一个“超级图像”（superimage），它是一个完美的复制品，不仅复制它所复制之物的表面外观，而且复制它的更深层本质即赋予它以独特、特定身份的代码。克隆可以被称为“深度复制”，因为它深入视觉的或现象的表面之下以复制一个实体的内部结构和活动方式，尤其是控制其自身繁殖的机制。克隆已经成为图像制作本身的一种图像，即我们这个时代图像生成技术最先进形式的一种元图像。 ⁵

现在我回到克隆恐惧症即对克隆的非理性恐惧的问题上。众所周知，甚至在知识分子对揭露和转变愚昧无知态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能力有深深信心的往昔，要教育人们认识自己的自我利益也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要说服他们脱离某种意识形态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如果要说真有什么的话，那么甚至更为复杂，因为难以明确说明什么样的认识论高地能提供围绕克隆的技术、伦理和意识形态预设的一个理性视角。随着我们继续进行这种科学、历史和哲学的努力，我们脚下的立场也正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克隆恐惧症，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流行的错觉而不予理会，而要较为详细地分析它的运作方式。克隆恐惧症虽然与同性恋恐惧症、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当至少在此刻还没有现存的人类克隆体样本要受鄙视时，很难说人类克隆体会遭受类似种族偏见或性别偏见的影响）。克隆恐惧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综合征，由于周围没有真实的克隆体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恐惧对象，而是只有一些阴影般、面孔模糊不明的“粗暴野兽/正无精打采地走向伯利恒”的潜在可能，因此克隆恐惧症甚至更为复杂。

克隆恐惧症比误传或误解更为深重的最确定迹象是克隆恐惧症跨越了左翼与右翼、世俗与宗教的视角这一事实。克隆恐惧症的迹象不仅包括对克隆人类的主意有着“本能反感”的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们和莱昂·卡斯们，而且包括诸如把克隆的发明当作否定死亡和接受虚假永生的一种征兆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这样一位极“左”分子，虚假永生最终将意味着人类物种的终结，即对死亡驱动力的反常实现。鲍德里亚匆匆回顾了有关“克隆农场”里没有灵魂、没有头颅、身体部位将被获取和商品化的器官捐献者的常见幻想，但他把真正的恐怖时刻留给了克隆所预示的大规模统一性和进化倒退的长期前景。鲍德里亚预测，克隆的无性生殖特性将产生“使进化终结”并导致人类物种的“退化”和最终消失的一种同一性。 ⁶ 环境因素和文化所产生的变化将不能阻止这个过程。相反，鲍德里亚认为：

事实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克隆了我们，而精神克隆先于任何生物克隆。正是这些获得性特性的基体今天于单一思维的表象下在文化上克隆了我们……通过学校系统、媒体、文化和海量信息，独特的存在者们成为相互之间完全相同的复制品。正是这种克隆——社会克隆，即物与人的工业化复制——使得基因组和基因克隆的生物学概念成为可能，这只会进一步准许人类行为和人类认知的克隆。（第25页）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鲍德里亚颠倒因果决定链以致隐喻、比喻的克隆先于真正、字面东西的发明的方式。这似乎很清楚，克隆仅仅是鲍德里亚长期痴迷于他所称之为的“拟像”（simulacrum）的一种推论，“拟像”即“没有原型的复制品”，以当代的模拟和虚假外观的方法无休止地自我繁殖。克隆体事实上只不过是拟像的拟人化和实体化，或者是（如鲍德里亚曾在其他地方所表达的）“图像的邪恶恶魔”（evil demon of images）。 ⁷

我认为这一姿态为我们找到克隆恐惧症的根源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克隆恐惧症的许多分支产生自这一中心问题。这不仅仅类似于对无论是种族的还是性别的“他者”的恐惧；这也不仅仅是害怕违反自然的或神圣的法则，害怕一方面违反进化的法则，或者另一方面害怕违反揭示的法则；这也不仅仅是对亵渎生命神圣性的恐惧，或是对抹杀人类个性的恐惧，或是为了静态永生而否认死亡的恐惧，也不是将人类变成商品的恐惧。正如莱万廷所指出的，最后提到的这种恐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古以来我们一直在使人类商品化，并且已经接受这个过程为正常和自然的，那么为什么它应该是克隆特有的一个问题？不，克隆的真正问题是更为根本和深远的。说到底，对克隆的恐惧根植于对图像和图像制作的恐惧，这可以说是人类曾经为自己发展的最为持久的恐惧症之一。克隆是关于图像的最古老的恐惧和（显著地）最古老的希望的一种实现、一种字面化，那就是我们可能赋予图像生命。

当然，我刚才列举的克隆恐惧症的所有宗教和世俗形式都是克隆时代特有的焦虑的可识别变体。但是如果不先识别图像现象中克隆的共同祖先，我们就不能掌握克隆恐惧症种类的复杂分类。简而言之，克隆恐惧症是被称为图像恐惧症（iconophobia）这一种更为古老得多的综合征的当代表现，图像恐惧症是对图标，对相似性、相像性、模拟性，对复制或模仿的恐惧。

将克隆恐惧症视为一种图像恐惧症并没有起到简化问题的效果。相反，这种视角转变把对克隆的恐惧置于一种更长远的历史视角，这种视角认识到克隆恐惧症在具有新奇性的同时也准备在关于图像制作的古老焦虑中追溯其谱系。当然这是很明显的，对克隆的恐惧很少用现在主义者的专门术语来表达，似乎它是前所未有的。日常引用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神话、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和纳西索斯（Narcissus）故事、有生命泥人（golem）的犹太传说、从死的物质中被赋予生命的人工战士，一直到现代机器人和半机械人，证明人类迷恋于创造一种人工的人类生命形式前景的持久性（当然，正是人类生殖克隆在克隆恐惧症的情景中占据着舞台中央，尽管克隆恐惧症有向外扩展到动物克隆和甚至最适度努力进行的干细胞研究及治疗性克隆的趋势）。的确，人们可以给克隆叙事添加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创世神话，从“以上帝的形象”（in the image of God）塑造亚当，到从亚当的肋骨克隆夏娃，再到将胚胎生命形式植入圣母玛利亚的子宫而致使诞生一个人类之子，[正如弥尔顿（Milton）所告诉我们的]早在圣子化身为凡人之前，他就在无性的孤独中被圣父“受生而不是被造”。如果这些神圣的创世故事并非如此频繁地与克隆联系在一起，那只是因为它们被精确地编码为神圣的或超自然的，所以根据定义免除了通常对人类创造力的禁忌和禁令。上帝被允许克隆他自己和他的创造物。人类要尝试同样的创造行为是一种不敬的冒犯，是对被禁止知识的挪用。只有上帝才被允许创造活态图像，这就是说，只有上帝才被允许制作图像，如此而已。这是第二条诫命中不可否认的信息，这条诫命不仅禁止制作偶像，而且禁止制作无论是在陆地上、海洋里或是在天空中发现的任何生物的任何图像。这里的理论是：如果允许任何图像制作，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有其自己生命的图像，以及万物有灵论、活力论、迷信、魔法和偶像崇拜的所有相关症状。

因此，图像恐惧症最原始、最古老的表现形式中已经包含了对克隆的预感。当所讨论的这些图像是要由启蒙运动科学和哲学来打碎的被鄙视的“心灵的假象（Idols of the Mind） 之时，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正如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认为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自身对受压抑神话及附随它们的所有偶像、物神和图腾的辩证回归：“世界的祛魅是万物有灵论的终结”，以及万物有灵论“众多神灵”的消灭，这些神灵“仅仅是创造它们的人们的复制品”。科学并不满足于仅仅根除原始的或唯心论的图像，而是着眼于整个理论和哲学思想领域：“据说图腾动物、魔法预言家的梦境与柏拉图（Plato）或黑格尔（Hegel）的绝对理念之间没有区别”。启蒙运动证明是“像它的浪漫主义敌人所指责它的那样具有破坏性”：“神话的黑暗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太阳所照亮，在它的冷峻光线之下，新的野蛮行为的种子长成果实。” ⁸ 无论是由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还是由底线（Bottom Line）所驱使，（被法西斯政治中异教信仰的回归所激活的）极权主义会结合官僚效率和工具理性的陈腐形式。

那么，阿多诺本会将克隆恐惧症视为启蒙辩证法的完美典范，显示古老的对相当真实地重生于后期资本主义的科技装置和商品中的动态图像的恐惧。在克隆体中，“DNA的恋物性质及其秘密” ⁹ 与生控复制的超级图标（hypericon）融合在一起，因为“克隆体”（为了最后给他/她一个合适的名字）不仅是后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或生物控制论时代的一个“图标”，而且是一个超级图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图像生产的图像（image of image production），是一个为了复制、重复、模仿的形象，以及相似性生产的所有其他形式。它是同一性的迹象，这种同一性被证明甚至比差异还更可怕。如果克隆羊多莉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那将会是令人安心的，但是披着羊皮的羊的想法是更令人不安的。这是为什么？这只羊是上帝的羔羊吗？或是冒名顶替者吗？难道不是反基督者作为真基督的双重体（double）或克隆体而到来吗？对差异的恐惧和对陌生人、怪物、外星人的恐惧，可以被称为一种“理性的”恐惧，或者至少是一种具有确定的对象或图像的恐惧。种族或性别的他者（除了同性恋这个明显的例外，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是被明显地标记为不同的和可区分的。但是，当不同者伪装为相同者到来并威胁到所有的区分和认同时，真正的恐惧便产生了。克隆体对身份本身的逻辑提出了质疑。

克隆恐惧症因此唤起了有关双生子、平常的相似人物（canny doubles）或出奇的相似人物和面貌相似之人（doppelgangers）的整个相关家族的所有古老禁忌。完全酷似的人（Dead Ringers）困在他们的镜像阶段，从复制人到变种人再到半机械人，在科幻小说的殿堂里悄然而行。后人类的未来正在进行中，包括被克隆的突击队员和恐怖分子、被克隆的希特勒和爱因斯坦、邪恶双生子和像《异形》（ Alien ）三部曲里雷普利（Ripley）那样的怪物混血儿。相似性、人工性和出奇的逼真性，即形象本身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在这些幻想中被复活了。

甚至基于相对现实地评估克隆人类前景的小说也显示出克隆恐惧症的不能根除性。早期的小说，像帕梅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的《被克隆的生命》（ Cloned Lives ）（1976年） ¹⁰ ，描绘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用他自己的DNA造出了5个男性和女性后代，五胞胎之间在性格和外表上强烈分化的貌似有理的剧情。然而，在五胞胎的烦恼生活的整个期间，克隆的污名一直笼罩着他们，使他们成为普通民众中令人好奇和厌恶的对象。更近期的小说，诸如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永远别让我走》（ Never Let Me Go ），把克隆问题转移到最熟悉甚至最舒适的环境，即一所名为“黑尔什姆”（Hailsham）（“健康的小村庄”？）的英国寄宿学校。克隆的儿童在那里接受来自具有改革思想的教育者的适度教育，这些教育者认为（尽管保守派政治家强烈反对），克隆人可能实际上是可以教育的，而且甚至拥有创造性的灵魂。石黑一雄的小说是一部女性化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 ，有关一代克隆人的命运是要充当器官捐献者，然而其小说的《简·爱》式基调受制于一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厄运感。克隆人最高的个人抱负是要得到一份司机或邮递员的工作。他们确信自己是“从垃圾塑造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如果你往下看马桶里，那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是从那里来的。” ¹¹ 他们因捐赠重要器官而不可避免的死亡被委婉地描述为“完结”（completion）。

当克隆人的视角被表现于当代叙事中时，它往往会在无辜的受害者与无情的杀手之间摇摆不定。例如，在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电影《第六日》（ The Sixth Day ）[罗杰·斯波蒂伍德（Roger Spottiswoode）执导，2000年]中，克隆的施瓦辛格扮演这样两个角色，先是作为受害者，然后当他雇用来自一直违反禁止克隆人类的“第六日”禁令的邪恶公司的那帮凶残的克隆的保安时则作为复仇者。这部电影中美妙的喜剧色彩出现于当施瓦辛格面对将要向他的妻子示爱的他的克隆体时，他们就哪一个是原型、哪一个是复制品展开了一场没有定论的争论。在像《逃出克隆岛》（ The Island ）[迈克尔·贝（Michael Bay）执导，2005年]这些电影中，通过一个令人欣慰的神话：在一场生态灾难毁灭人类之后要使人重新入住地球，克隆人被保存于一个地下基地中，处于不知他们作为器官捐献者的真实命运的焦虑之中。克隆人被告知他们将成为新的亚当们和夏娃们，而事实上他们的（可预见的）命运是要为他们的有钱有势的“原型”充当器官捐献者。

很明显，这些叙述具有模糊生殖性克隆与治疗性克隆之间界限的效果。这就好像反对制作神像的“滑坡效应”论点正被转移到活的有机体的繁殖上来一样。这个逻辑中的关键环节与美国的“生命权”论点惊人的相似，并建立在该论点之上，即认为受精卵、胚胎以及甚至像胚囊一样最小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完全成形的人，拥有一个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因此，克隆直接等同于堕胎。 ¹² 只有上帝——或者进化选择的随机性——才被允许创造生命的图像。违反不可造像这一法则的任何人——即使图像还没有交付给他们——将受到死亡的惩罚。

如前所述，在最近的15年里好莱坞已经制作了100多部关于克隆的电影，我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多少部正在制作中。这些影片中的大多数都是容易被遗忘的，因为它们重复使用我一直在概括的那些熟悉的情节。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克隆恐惧症的表现，理解为一种迷恋与恐惧的情结——简而言之，这种情结是一种系统性的矛盾情绪，它虽与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的众多回声产生共鸣，但不知怎么地却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什么呢？因为克隆人们（或一个克隆人的所有成员）看起来相像，所以他们可能看起来像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一个种族亚群。但是因为克隆人是我们的复制品，所以他们不能被承认为是我们本身，他们就像那些即使血管里只有一滴黑人的血也必须“被当成白人”的人一样。因为他们是人工繁殖的，而不是由异性结合而“生育”的，所以围绕克隆人图标有着某种未分化的弦外之音。克隆人似乎能够在种族上和性别上“蒙混过关”，更不用说在易装癖上和变性上了。富有男子气概的男同性恋先锋模特曾被称为“克隆人”就并非偶然。

在20世纪70年代，举重运动员、皮衣男孩、摩托车手、牛仔——简而言之，强壮、阳刚男子的模式化形象——取代了花花公子和娘娘腔，成为男同性恋的新原型。男同性恋巨星艾尔·帕克（Al Parker）以其不可名状的英俊外表和运动员般的高超性感技能统治了这一场景。当然，作为一种对男性气概的做作的挪用，同性恋克隆人是在男同性恋群体内一个具有相当多反讽意味的形象、一种男子汉气概的酷儿化（queering）。然而从直男（straight men） 的观点来看，克隆人是一种焦虑形象、一种同性恋恐惧症与克隆恐惧症的融合。

那么克隆体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生物的活态图像，而且在于它是不能分辨的、匿名的，受控于一种无个性或冷漠性，这种特征走向其最激进的表现形式是无头的克隆体，即一种没有头颅、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生物，它是沦落为“赤裸生命”（bare life）的人类有机体的例证。艺术家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令人不安的雕塑作品《克隆体》（ The Clone ）或许最佳地表现了作为一个独特形象的克隆体图像，该雕塑是一个像人体模型的人类躯体，它的头部和躯干被一个垃圾袋罩住，它被拆离的双臂平躺于它双脚边的地上（参见图8）。

麦卡锡正在引用克隆体作为器官捐献者的标准叙事，使人类有机体沦落为一种纯粹工具的和商品化的状态——如石黑一雄所说的“从垃圾中塑造而来”。 ¹³ 但是很难忽略这个形象与阿布格莱布监狱戴头罩的伊拉克酷刑受害者图像的相似，也难以忘记将酷刑的容许局限定义为涉及“器官衰竭或死亡”的白宫律师的命运攸关的备忘录。 ¹⁴ 作为器官捐献者的克隆体的最终命运是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称的“没有器官的身体”的字面化，即在它的所有器官被“收割”之后的被肢解的人体外壳。那么这个形象的逻辑对应物是置于麦卡锡的克隆体脚边没有身体的器官。手臂、腿部、肾脏、肺部、眼睛、肝脏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商品，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被移植到克隆体的亲体或“供体”有机体中，在其中相同的DNA识别标记将防止寄主身体的免疫系统排斥被移植的器官。正如鲍德里亚所提出的，被克隆的身体中唯一可任意处理且毫无价值的器官是头部或大脑。消除这个无用的附属器官（除了为保持身体其余部分存活的自动调节机制）具有双重可取的效果，致使克隆体没有头脑，使它不仅沦为一种动物状态，而且更接近类似于一种植物人状态，同时它消除了可能引起同情感的人脸的不方便特征。克隆体被罩盖的形象与“疑似恐怖分子”的趋同或许非常生动地戏剧化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谣言：美国正在把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被拘禁者用作器官供体。土耳其电影《狼谷》（ Valley of the Wolves ）[土耳其语片名： Kurtiar vadisi ，2006年，塞尔达·阿卡（Serda Akar）和穆斯塔法·塞夫斯基·多根（Mustafa Sevki Dogan）执导]中包括这样一幕：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一间手术室里，一名戴着头罩的被拘禁者正在被切除一个肾脏。想必只有移植不成功，这样的事件才会符合白宫的“器官衰竭”标准。 ¹⁵

然而，克隆体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已从一个亲体生物体被复制而来的独特生物体。这个词也指整个群组或系列。就像单词“flock”（鸟群）或“herd”（兽群）一样，“clone”这个词指一个拥有无限数量成员的集合实体。因此，当《星球大战》中名为《克隆人的进攻》（ Attack of the Clones ）的那一集显示被动员起来的克隆人军队列队行进之时，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单个克隆人的集合，而且是一个单一、独特的克隆体（参见图9）。这个克隆人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与亲体生物体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从冷酷无情的赏金猎手詹戈·费特（Jango Fett）的模板中提取，经过基因工程改造以期使他们更服从命令。 ¹⁶ 当然，成群的突击队员图像使人想起在纽伦堡集会 上成群的战士图像，这是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所称的“大众装饰”（mass ornament）的最令人难忘的化身，即人群集会形成一个单一的组成图案的队形。连同体育赛事和政治集会上的“卡片分区”（card sections）表演实践，在其中个人被简化成数字化的大众奇观中的密码或像素，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的几何形集体舞队形或许也是这种大众装饰最彻底的美学化版本。

然而，这与克隆人军队有一个重要区别。经典的群众理论认为，当人们在进入大众之时便失去了其个性，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离开人群、“走自己的路”并回到私人领域来恢复个性。 ¹⁷ 但是被克隆的军队不允许这样的个性回归。克隆人完全相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见的一致的盔甲和头盔，以及他们插入受控的大众队形，而且他们在不可见的深层次上也都是相同的，有着完全相同的DNA。克隆人是他们的亲体和互相的“深度复制品”，无论他们与大众有多大程度的分离，他们都维持着其群体的身份。信徒的公共“身体”这一古老的宗教隐喻在这一图像中被实在化，并且这一隐喻仍然普遍存在于这样一个概念中，即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组织（即有机体）或社团（即团体）的一个“成员”。而且，他们的同质性还因这样一个事实而被加倍增强：不像一个有机的或社会的团体，在其身体的成员或“器官”当中没有区别——没有“头”“脚”或“手”的区别。正如代表步兵的标准提喻法“地上的靴子”（boots on the ground）所表述的，他们全都是步兵。

最近将可被称为“新大众”的整个图像凝结入一个单一的格式塔的艺术作品是波兰雕塑家玛格达莱纳·阿巴卡诺维奇（Magdalena Abakanowicz）的一件杰出的雕塑装置。顾名思义，2007年被安装在芝加哥格兰特公园里的《集会》（ Agora ）使人想起希腊人关于公共集会场所的概念，无论是作为一个集市还是作为一个政治空间。但是阿巴卡诺维奇以几种重要的方式改变了人群的经典形象。首先，最明显的是，所有的形象（在规模上是壮观的，大约9英尺高）都是无头的。其次，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全都是中空的，被切除了内脏，好像他们所有的内脏都已被收割，仅留半身，背部敞开，前面的躯壳包括手臂、腿部，被减少到仅是会覆盖他们身体的衣服的躯干，以及表示他们动作的手和脚，仿佛他们的皮肤和骨骼也已被收割。最后，110个形象的组合看起来明显是随机化的。虽然每个形象似乎都正在有目标地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大步走，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一起走，或相遇，或流露出任何合并成组或甚至成双的身体信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作为组织成紧密纪律模式的大众装饰的人群图像恰恰相反。他们给观者的印象是可能正在聚集或分散过程中的人群，也许除了一个微妙的指征之外，没有任何明显的形状或一致性。他们似乎分成两个集群，一群比另一群更大，他们之间有几个形象排列成行，仿佛在为两个无组织的组合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也许这反映了社会组织最原始的形式，即划分为朋友与敌人，我们与他们。无论如何，在个人身体和集体组装两个层面上，他们剪切成一个双重无头的形象，该形象正如我母亲过去经常所说的“像被砍掉了头的鸡”一样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参见图10）。

我认为阿巴卡诺维奇并未打算让这一装置使我们想起克隆体和克隆行为。正如她已告诉我的，她的目的曾是更普遍地反思大众的心理，特别是关于她自己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活经历。当然，“空心人”（hollow men）的主题有着深厚的现代主义血统，可以追溯到T.S.艾略特（T.S.Eliot）。但是空虚、无头性和（在社会层面上）不加注意及相互忘却的结合，会在克隆时代引起共鸣。 ¹⁸ 这些是没有器官的身体，如同一个没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

那么，克隆的时代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物种历史上的全新事物：当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内部和外部，生物和环境，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变——一些人称之为“人类世时代”（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此时人类能动性成为自然环境中的最大因素，“比雨更强大”。 ¹⁹ 然而，这一时刻的新奇之处必须关联它对人类物种最古老的恐惧和希望的复活来理解。这不是一个为了怀旧或现在主义（presentism）的时代，而是一个为了大规模反思我们关于人类动物的自我形象及其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生命形式和与生活在我们内部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关系的所有假设的时代。 8PCTotH9FXwsUUxRHg3Cp5kkDRQs4v+fcwY0Tph/KWn65aYfJyqU4GeQaqoGrO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