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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代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对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重要分界线的跨越和迈向对下一代进行基因控制的第一步。
——莱昂·卡斯（Leon Kass），总统生物伦理学委员会主席，2002年
因此，在伊斯兰教中只有一个原则，一个不是单一而是双重的原则：“宗教与恐怖”（La religion et la terreur），黑格尔用法语说道。
——吉尔·阿尼德贾尔，《犹太人、阿拉伯人：一段敌人的历史》
我们很容易忘记，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媒体里的主要故事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克隆。 1 2001年9月11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故事事实上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强烈要求克隆和人类干细胞研究应“由公众资助，并按照公开科学交流、同行评议和公众监督的既定标准开展”。这份报告支持的国家政策与2001年8月9日布什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概述的政策大相径庭，布什在讲话中概述的政策禁止从人体胚胎中开发任何新的干细胞系，并暗示对包括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在内的所有克隆形式的深深敌意。在整个2001年布什之所以忽视了恐怖分子随时准备袭击美国的众多警告，是因为他关注的是干细胞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意义最深远的主题之一”。 2 关于克隆人类（human cloning）的争论是当时首要的“持续性故事”。因为布什亲手挑选的总统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推荐的政策虽然得到了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但是遭到了科学界和医学界大多数人的反对，所以布什的支持率低于50%。
9月11日改变了这一切。在公众意识中，对克隆的恐惧被更直接的恐怖经历所取代，或许“取代”这个词太强势了。克隆曾因更紧急的、似乎不那么具有推测性的危险而一度被赶出头版，但它仍是一个关键的争议问题。例如，克隆问题在2004年7月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重新出现。前总统的儿子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Jr.）发表了一次雄辩的演讲，为治疗性（非生殖性）克隆和干细胞研究辩护。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包括承诺要成为一位“相信科学”的总统，这与乔治·W.布什的由基督教基要派议程推动的“以信仰为基础”的科学政策形成了隐式对比。
与此同时，克隆图像与恐怖主义图像开始在大众的幻想中融合。据传，奥萨马·本·拉登正在克隆希特勒，使之成为他的核心集团的顾问。有报道称，在托拉博拉（Tora Bora）山区有500名雅利安纳粹党卫军精锐突击队员正在被克隆，他们的金发碧眼加上完美的美国口音，使得他们成为基地组织的理想间谍。在《星球大战》（ Star Wars ）传奇之《克隆战争》这一章中，更大规模的一群被克隆的突击队员视死如归。在谷歌上搜索“克隆人”和“恐怖分子”图像时，总会发掘出一大批不露面容、匿名、同类的战士。在广告中，最畅销的iPhone的克隆体被描绘为迎面而来的一波又一波蒙面突击队员所携带的盾牌。
克隆与恐怖主义在大众文化中最明显的融合是亚伦·麦克格鲁德（Aaron McGruder）有关约翰·克里在总统竞选时支持干细胞研究和治疗性克隆的漫画系列（参见图6）。麦克格鲁德想象就在2004年大选前的一个“十月惊喜”，在其中奥萨马·本·拉登出现在电视上，并呼吁所有伊斯兰圣战士参与干细胞研究。本·拉登的理论是，通过鼓励美国人克隆他们自己，他们将更快地衰老（克隆生物体的共同命运），导致美国军队由生病的老年人组成。之后，福克斯新闻的一位评论员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寓意：被人看到在做干细胞研究的任何科学家都应被视为非法的敌方参战者，而约翰·克里显然在无意中成了奥萨马·本·拉登的工具。
图6 亚伦·麦克格鲁德：《乡下人》（ The Boondocks ）（2004年8月），2007年亚伦·麦克格鲁德版权所有。经环球报刊集团（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同意转载，版权所有。
但是，在总统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哲学商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和更重要的）克隆与恐怖主义的融合点。该委员会主席莱昂·卡斯将克隆描述为一个激起“本能反感”的过程，在一个复杂的道德和科学问题上几乎没有留下伦理推理的空间。卡斯把克隆比作兽交行为、同类相食、乱伦和强奸，最后他敦促我们在美丽新世界的人们（the Brave New Worlders） [1] （克隆体）与奥萨马·本·拉登们（恐怖分子）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 3 克隆与恐怖主义交汇为极端主义的形式，并被合并为极端邪恶的形式，前者充斥着性禁忌和生殖禁忌，后者充斥着恶魔甚至撒旦的色彩。
就像恐怖主义一样，克隆是一个标志性概念，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和神话般的内涵。它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或技术的概念，而且使人联想到堕胎、试管婴儿、无性或无性别差异的繁殖、纳粹优生学，以及器官和器官捐献者的商品化。因此，克隆有能力在整个政治范围中引起深切反感，通过创造和毁灭生命，既激起世俗对“非自然”过程的焦虑，又激起对“扮演上帝”的宗教禁忌。克隆体的形象已经与变种人、复制人、半机械人和大量没有头脑、没有灵魂、准备在自杀任务中牺牲自己的完全同样的战士的形象变成同义词。所谓的“克隆恐惧症”包括一系列的担忧，从对出奇的相似人物（the uncanny double）
和邪恶的双生子（the evil twin）的恐惧，到对个人身份丧失的更为普遍化的恐惧。
如果所谓的反恐战争是布什时代外交政策的主导旋律，那么所谓的“克隆战争”则为国内政策提供了底线基础。反恐战争将以信仰为基础的社群与受到“9·11”袭击创伤的数量更大的大多数民众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干细胞问题加强了以信仰为基础的社群对科学尤其涉及生命和繁殖的科学的敌意，并使这种敌意与左翼对科技使生命形式商品化的怀疑结合在一起。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使克隆成为布什总统任期第一年的标志性议题。 4 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从克隆到恐怖的转变是布什政府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大的好运。布什政府并没有就生物伦理学进行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而是在一场反恐圣战中得胜。尽管克隆是有争议的，是一个需要进行严肃伦理反思的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在恐怖主义一边。 5
克隆与恐怖主义这两个标志性概念不仅被历史的巧合联系在一起，而且被“9·11”之后开始明显表现出来的深刻文化逻辑连接在一起，这种逻辑有比布什总统任期时代更深的根源。它们是被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总结为“生物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的一种综合文化形成的症状，也是可以追溯到我称之为“生控复制时代”（the age of biocybernetic reproduction）的冷战时代的这一个时期的症状。生物控制论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现代（20世纪30年代）描述为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历史继任者，机械复制时代是由两个发明所定义的时期：一方面是流水线工业生产，另一方面是摄影和电影技术中图像的机械复制。在生物控制论时代，流水线开始生产的不是机器，而是生物有机体和生物工程材料；与此同时，图像生产从传统摄影和电影的化学—机械技术向视频和数码相机的电子图像转变。图灵机和DNA分子的双螺旋模型可能被视为生物控制论双重革命的象征——对生命秘密的解码和用机器即计算机语言对信息、行动和通信的编码。
尽管相对清楚的是克隆体为何充当着生物控制论即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双重革命亦即计算机和皮氏培养皿双重革命的一个傀儡，但是可能并不明显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如何符合生物控制模式。至少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可能在那之前，恐怖主义已是战争、叛乱和控制大众情绪的一种已然确立的策略。但是，当代恐怖主义一直在一个生物信息模式的框架中被描述为可与传染病相比拟的一种社会现象。这在部分上是因为新媒体和互联网使得恐怖主义暴力的图像被传播得更迅速和更广泛，就像一场图像瘟疫已被引发。恐怖主义如此惯常地被类比为像休眠细胞、病毒、癌症和自身免疫系统紊乱这样的东西，以至于人们很想说，在形象和想象的层面上所有恐怖主义都是生物恐怖主义，甚至当恐怖主义使用诸如爆炸物这类传统暴力形式之时。（在此人们应该回想起，“9·11”之后不久发生的炭疽热袭击立即被认为是阿拉伯恐怖主义行为；而炭疽热袭击更有可能是本土制造的。）恐怖主义的关键所在不是使用的武器（美工刀是“9·11”劫机者需要的唯一东西），而是构成其基础的心理—生物学假设。非国家恐怖主义是一种被设计用来在民众中滋生焦虑和恐惧的心理战战术；它不是像入侵、围攻或占领这类直接的军事交战，而通常是针对象征性目标上演相对有限的暴力行为，企图使民众的士气低落，激起民族国家的警察和军事机构的反应（一般而言是过度反应）。正如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表明的，它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影响已建立政权中的政治变革——从解除占领到煽动内战或革命。 6 无论恐怖战役是否由国家发起，其中的关键因素是“震惊与威慑”和杀害无辜的非参战者，而不是直接的军事交战。如果所有的战争都使用图像和图像破坏作为对民众集体想象的攻击，那么恐怖主义是一种主要在想象层面运作的战术。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没有军事上的意义，但是制造了旨在使一个国家受到创伤的一个奇观。
从这种角度来看，“反恐战争”的概念被揭示为一种高度可疑的幻想，即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形式，将敌人视为一种情感或一种战术（就好像一个人可以“对侧翼机动发动战争”）。事实上，反恐战争这一概念源自于早先明确的比喻表达，把战争看作仅仅是对类似“最大努力”这类意思的隐喻。正如语言学家杰弗里·纳恩伯格（Geoffrey Nunberg）所指出的，这个短语可能最早使用于19世纪晚期的“抗击结核病战争”（war on tuberculosis）中，如今它已被更广泛地用作“抗击疾病战争”（war on disease）。 7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恐怖主义经常被比作一种独立于战争隐喻之外的疾病这一事实。）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反贫困战争”（war on poverty）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反毒品战争”（war on drugs）（顺便说一句，另一场已被证明是无休止的且无法赢的战争）更新了这个隐喻。一方面，所有这些引号里的“战争”都被恰当地理解为为了解决公共卫生中的系统性问题的严肃努力。 8 林登·约翰逊没有设想过以轰炸贫困社区作为发动反贫困战争的方式。[另一方面，反毒品战争正沿着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走向作为军事行动的字面化。]
当然，多得不可胜数的评论家坚持认为反恐战争不是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它是一个已经被字面化了的隐喻，一个已经变得太真实的想象的、奇异的概念。这是后“9·11”时代历史新奇性的关键。这并不是说恐怖主义是什么新鲜事，根本的创新是反恐怖和恐怖主义战争。在动物与人类生殖性克隆的历史新奇性方面，有着一个显著的相似点。至少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创造一个生物体的活态复制品即一个“对生命的模仿”的想法，一直是艺术、美学和图像技术的一个目标。但是克隆体是这个目标的一种字面化，是对先前所想象之事的一种实现。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得先前“仅仅是一个隐喻”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字面上的、技术上的可能性。
然而，一旦克隆被确立为一种技术的和物质的现实，它就已被重新隐喻化为代表各种复制、模仿和繁殖过程的一种修辞手法——换句话说，已被重新隐喻化为一种“图像制作图像”（image of image-making），或者我已在别处称为的一种“元图像”。 9 在图像处理软件Adobe Photoshop中复制图像一些部分的工具可以用一个橡皮图章的小图标表示，但这个工具被称为“克隆图章”工具。克隆体和克隆行为已成为远远超出其字面上所指的生物过程的文化偶像。但是，正是克隆技术的新现实和字面性支撑了其隐喻性使用的激增。难怪“克隆恐怖”这个短语会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作为描述反恐战争已产生影响方式的一种方法，反恐战争的影响不是消灭或减少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是恰恰相反。当然，许多恐怖分子已经被击毙，但是为什么似乎每一次恐怖分子被杀的消息公布，很快紧接着又有更多无辜者不得不和他们一起被杀害的描述？为什么关于无人机攻击“错误”的故事与成功的定向暗杀一样多？常规战争（轰炸、入侵、占领）是被称为恐怖主义这种疾病的正确治疗方法吗？或是正是这些治疗方法中的某一种具有使这种疾病恶化的影响？为什么反恐战争中的每次战术胜利（例如伊拉克费卢杰城的摧毁）似乎都促成了民主化和“赢得人心”总体目标的战略失败？一场似乎使敌人更强大、更有决心、人数更多的战争的反常逻辑让人联想起一场美国战争早先的反常，在这场美国战争中美国军队可以谈论为了“拯救”村庄而“毁坏”它们。 10
如果布什政府管理的是反克隆和反恐怖战争的时代，那么奥巴马政府的到来已被那些与这两个“战线”有或多或少明显分歧的决定不时打断了。奥巴马基本上“没有宣布”反克隆和反恐怖主义战争。2009年3月9日，他公开宣布撤销他的前任关于联邦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的禁令，这令反堕胎运动惊惶失措。到2009年4月5日，新闻机构开始注意到一个不言而喻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围绕反恐战争的明显沉默。正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被问及反恐战争这个短语的消失时所指出的：“我没有听到它被使用。我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使用它或不使用它的指示。它只是没有在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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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总统或他的任何一名助手都没有公开宣布过反恐战争的结束。这个问题被巧妙地处理，毫无疑问是为了避免共和党人不可避免地指责其“对恐怖主义软弱无力。”也许甚至更切题的是：反恐战争不能被宣告结束，因为它还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结束。取代了反恐战争的委婉说法“海外应急行动”（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OCO）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模糊化。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有必要为了包装中的真相而回顾反恐战争的形象。未来几年美国很可能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驻军，而且将来美国总有受到袭击的可能，这将会完全重新开启并可能重新字面化和复兴反恐战争的隐喻。反恐战争是一个危险的煽动性短语，其诗意尚未被穷尽，恐怖、可怕的克隆体即W.B.叶芝（W.B.Yeats）发现的那个“无精打采地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的“粗暴的野兽”（rough beast）
的形象也尚未被完全驱除。克隆体和恐怖分子很可能将与我们一起进入无限期的未来，这就是为何只要本书是一部历史，它就是一部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历史。事实上，本书是当今的一种图像学，是使在“9·11”开启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展开的这个时代的主要言语图像和视觉图像发声的一种尝试。
[1] 出版于1932年的英文长篇小说 Brave New World （中文译名《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2）的代表作，它与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并称为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该小说刻画了在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中，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然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