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战争结束了（如果你想要它）

故兵贵胜，不贵久。

——孙子（Sun-Tzu），《孙子兵法》（ The Art of War ）

存在论的问题——“敌人是什么？”——几乎不露面，当它的确露面时……它仅只被太快地表现为几乎转瞬即逝，于是证明敌人的消失、撤离。

——吉尔·阿尼德贾尔（Gil Anidjar），《犹太人、阿拉伯人：一段敌人的历史》（ The Jew ， the Arab ： A History of the Enemy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我永远写不完这本书。 ¹ 这不仅因为这本书是一段当今图像的历史，而且根据定义，它将永远是现在的。问题本身会比这更为具体，并且与这个当前时刻的特殊性和支配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独特偶像及隐喻有关。我的主题，即一场“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的主要图像及所有随之而来的图像和媒体，似乎本来就无穷无尽。就像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克隆战争（Clone Wars），反恐战争似乎承诺无穷无尽地提供不露面容的战士，为了无休止的战斗他们被聚集在一起。反恐战争的概念给世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也许最终会迫使我们面对敌人是什么——而不是敌人是“谁”——的问题。传统战争，即充满历史书的那些种类的战争，通常都有相当明确的对手，而且尽管战争可能会拖延数年，但通常能达成最终的解决。即使是从1336年持续到1453年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在其名义上的寿命期间也仅进行了17年。但是反恐战争不同。 ² 从字面上来看，它就像是一场对抗焦虑的战争。它如何才能永远结束？怎么才能打赢它呢？甚至这个短语的名义作者乔治·W.布什在2004年接受马特·劳尔（Matt Lauer）的电视采访时也承认，他认为反恐战争不可能“获胜”（虽然布什不断用在伊拉克的“胜利”图像来召唤，但事实上伊拉克起到的作用是给一个模糊的敌人一个当地的住所及名字，并给一场没有前线的战争提供一个“前线”）。 ³ 那么，若无那段永远继续下去的历史，一个人如何能写出根据定义不能取胜的一场战争的历史？

然后，历史发生了一个显著而不大可能的转折，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2008年秋季的一个月内，世界经济开始崩溃，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很少有一个历史时期以像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样标志性的清晰度来宣布它的开始、结束和转折。反恐战争和布什总统任期这个时代的两端被世界历史危机和布什与奥巴马深深对立的形象所架构，这个时代也将被铭记为在许多新媒体（脸谱网、优兔网、推特网）中图像的加速生产和流通将“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引入公众意识的一个时代。

图像一直在政治、战争和有关历史形态的集体认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2001年至2008年这一时期出现的公众形象中有了某些新东西。这在部分上是一个数量问题。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成像和互联网传播的结合，意味着图像的数量已随其传播速度呈指数式增长。但这也是一个质量问题。图像总是具有某种传染性、病毒性，即使得它们难以被控制或隔离的活力。如果图像就像病毒或细菌一样，那么这是一个暴发期，即一场全球的图像瘟疫。就像任何传染病一样，这场瘟疫培养了许多以反图像形式存在的抗体。我们的时代不仅目睹了更多的图像，而且见证了一场图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真实世界的风险不能更高了。这场战争代表可能之未来的完全不同的图像而进行；这场战争为反对图像而发动（因此，偶像破坏或图像破坏的行为对它一直是关键性的）；这场战争的进行是通过利用为打击和伤害敌人的图像、意在使人惊恐和使士气低落的图像、设计来无休止地复制自己并感染全球人口的集体想象的图像。

图像战争始于2001年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惊人破坏，而标志性反击是入侵伊拉克，包括电视上播出的对巴格达的“震惊与威慑”（shock and awe） 轰炸、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纪念碑的摧毁，以及未被透露的平民伤亡和作为“附带损害”的对伊拉克宏伟博物馆的抢劫。相比之下，入侵阿富汗是这场图像战争中一个相对较小的战斗，因为正如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当时所指出的，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阿富汗都不是一个“目标丰富的环境”。由于种种原因，在不明智地被命名为旨在消灭极端邪恶的“圣战”（crusade）或神圣战争中，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作为敌人的标志性人物似乎不尽如人意。事实证明，将注意力集中在萨达姆·侯赛因这个更可见、可定位的目标身上要更容易些。本·拉登藏身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一个无法管控的边境地区，他唯一存在的形象是偶尔出现在来历不明的录像带中的一个说话温和的牧师。任何对雕像、纪念碑、宫殿或政权的夷平都不能当作执行摧毁本·拉登的方式。相比之下，侯赛因则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军阀，在他的拍照时机和纪念碑上挥舞着武器。他还有着作为美国对其主要敌人幻想的选定恶棍的悠久血统，他是希特勒（Hitler）和像斯大林（Stalin）这样的冷战对手在中东的继任者。 ⁴ 难怪有人故意努力将“9·11”惊人的创伤归咎于萨达姆·侯赛因，宣布伊拉克为反恐战争的“前线”，并塑造出一种敌人的复合图像，作为一个可以自由地混淆奥萨马与萨达姆反之亦然的“伊斯兰教—法西斯主义”的形象。

如果说伊拉克似乎为胜利的图标（“使命已完成”照片）和击败敌人（抓获萨达姆·侯赛因）提供了充足的机会，那么在现实的层面上，情况进展截然不同。叛乱和内战交织在一起，使所有制造想象性胜利的企图都落空了。2004年春天阿布格莱布监狱照片的发布为美国发出了一个深深对立的道德失败的信息。鉴于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组织没有关联，在“9·11”事件中也没有任何作用，盒子上戴头罩男子的标志性照片彻底颠覆了这场战争最后一个仅存的托词，即它是一场旨在将伊拉克从暴政中解放出来的道德圣战。盒子上戴头罩男子的图像立即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招募伊斯兰圣战士的海报，而国际反战运动利用它作为这场战争的无益与非法的象征。一个名为高速公路博客作者（FreewayBlogger.com）的艺术家集体企业用最明显强调的措辞表达了这幅图像的信息：“战争结束了”（参见图2）。

当然，战争当时（现在仍然）没有结束。这幅图像被用来代表一个愿望，而不是一个事实。正如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著名歌曲《战争结束了（如果你想要它）》[War Is Over（If You Want It）]，它以一种条件语气而非陈述语气出现。 ⁵ 就像在越南道德失败的标志性照片一样，一个正在逃离燃烧的村庄的赤身裸体的越南女孩的图像、戴头罩男子的照片及其所象征的酷刑和官方犯罪的整个档案过了几年时间才产生效应，而且其意义尚未穷尽。我们必须回想起潘金福（Kim Phuc）的照片出现于越南战争结束前将近三年。 ⁶ 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标志性信号出现后，仍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和更多的越南人死亡。类似的延迟反应发生在戴头罩的男子身上，漫画家丹尼斯·德劳恩（Dennis Draughon）在他的作品《阿布格莱布南》（ Abu Ghraib Nam ） ^[1] 中以惊人的精确度表现了一种相似性，他把戴头罩的男子描绘成对应的越南女孩潘金福的一种邪恶阴影或者后图像（afterimage）（参见图3）。 ⁷

从恐惧到恐慌

一场战争和本该于2004年随着布什政府的免职而结束的历史时期又持续了四年，截至本书撰写时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但2008年秋季无疑将被铭记为图像和与之相关的集体情感战争的决定性时期。

恐惧是一种倾向于自我表现为麻痹的情感形式，即“车灯前的小鹿”（deer in the headlights） 综合征。因为恐怖主义敌人毫无预警就发动袭击，敌人是看不见和不可定位的，所以不清楚要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向美国人民提出的主要建议是除了去购物和享受减税之外什么也不做，或者只是“保持警惕”，给予政府以反恐战争的名义违反法律的无限权力。其他人——一支人员不足的军队和一群所获报酬丰厚的独立承包商 ——将处理反恐战争。相比之下，恐慌往往会产生即刻的、作用背道而驰的不集中的行动——到银行挤兑和对最初造成危机的那些机构和个人的设计不佳的紧急援助。如果没有用及时、镇静和明智的行动来阻止恐慌，它将导致抑郁/萧条（depression ），这是从这一单词所具有的情感意义和金融意义双重意义上而言。

当然，这个以恐怖开始和以恐慌结束的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化身不是别人，正是乔治·W.布什。奥巴马竞选活动的形象战略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并在2008年的选举中上演了一场形象之战，不是与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而是与布什的一场竞争。他们一贯把麦凯恩描绘成“麦布什”（McBush），即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总统的克隆，到竞选结束时，麦凯恩自己也在与布什竞选。

那么值得更详细地去仔细考虑的是构架这个时代的两位总统的形象。在种族和政治立场层面上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让很多人都认为2008年选举的形象战争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但是两人之间实际的形象对比并不能简化为诸如黑人与白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样的两极性。从更精确的人物塑造上来说，布什的形象从早期开始就被清晰地定义了，并且变化很少，而奥巴马的形象则是歧义和不确定性的范例。布什一贯把自己描绘成牛仔总统，即美国得克萨斯州白人男子气概、基督教信仰和一种简单而不可动摇地将世界分为善与恶的道德准则的化身。他也被描绘为“首席执行官总统”，即一个有责任感和决断力的务实代表团的形象，他会像管理一家经营良好的公司一样管理国家。

相比之下，奥巴马的形象则更难以具体说明，他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奥巴马“偶像”是一个模糊和自觉的形象，即一个跨越了界定布什时代黑与白道德对立边界的多元文化和跨种族混杂的形象。奥巴马太黑或不够黑，一个有穆斯林名字的基督徒，一个有非洲生父、印度尼西亚继父的美国人，他打乱了允许一个形象易于标记的所有代码。当然，他的对手们的策略正是要强调这种歧义，对他的真实身份、资历甚至出身提出疑问，并通过将他与肤浅的流行文化偶像进行对比来利用他的名声反对他。与此同时，奥巴马面对的是一个被明确界定为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 这样的对手，他有着坚决和果断的面孔，自称是“特立独行的人”，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永远不会妥协的“有原则的人”，这与奥巴马的和解性中间路线相反。鉴于麦凯恩的经验与奥巴马几乎完全缺少同样经验的进一步对比，奥巴马赢得选举真是令人吃惊。奥巴马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也绝对没有资历做一个“决策者”。他的形成性政治经验是作为一个社区组织者，这是（据我所知）此前从未产生过总统的一个工作分支。 ⁸

简单地从形象层面上来考虑，奥巴马赢得大选有点像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他经常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开玩笑说他不大可能获得候选人资格，还自嘲形象，包括他的大耳朵、瘦削的身体和滑稽的名字。他确实赢得决定性胜利的事实既是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布什、反布什、对布什形象的一种独特矫正方法这一事实，同样也是因为他自己形象中特有的积极特征。作为一块白板，他既能吸引积极的投射，也能吸引消极的投射；既能吸引改变的希望，也能吸引由对布什时代特有的虚伪、无能和犯罪的整个可悲全景的厌恶所驱动的改变的需要。

但要判断奥巴马获胜的真正不可能性，我们需要在政治上越过种族歧义的视觉图像，看向那个本应是死亡之吻的名字的声音图像。在富有诗意的声音图像层面，他的名字是反恐战争中敌军两个人物的虚拟复合——“侯赛因·奥巴马”。 对于那些“用耳朵思考”的人而言，正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经所说，从最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当选是无异于革命性的。这就好像美国人民已决定选举他们在整个反恐战争中一直与之斗争的敌对人物作为他们的主权代表。即使这看似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它就是如此，而它也是2008年大选期间共和党的政治策略中的中心运作幻想，他们不知疲倦地试图把奥巴马变成一个穆斯林，强调他的中间名，并把他描绘成“与恐怖分子结交”。自从大选以来这种策略已经转向冷战意象，现在奥巴马通常被描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至少还有其他两个因素使奥巴马的当选成为可能。首先，他那颇具吸引力的复杂且模糊的视觉图像伴以现代政治中最娴熟的听觉风格，完美微妙地混合的一方面是黑人教堂里训练出来的高超演讲术，另一方面是对历史和政策的平静、教授派头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是由一种镇静、冷静的自信感激发起来。在密尔沃基（Milwaukee）的一次集会上，他讲了关于一位共和党选民亦即一位新的“奥巴马拥护者”的一个故事，这位选民走近他并私下向他吐露心声，悄悄地说她越过党派界线投了他的票。奥巴马感谢她的投票，但随后问她：“我们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呢？”在一大群人面前以有意让别人听到的高声私语说出的这句话，完美地表现了伴随由奥巴马的视觉图像所理解的光谱的听觉范围。作为一个文化偶像，他成功地做到了既庄重又亲切，既充满激情又冷静理性，甚至具有讽刺意味。在整个选举周期中，他也享受到了一连串的政治运气，但当他在提名和选举期间为大规模户外集会安排绝对完美的天气时，这种运气可能会变得有点吓人。上帝似乎站在他这一边，难怪在对他形象的讽刺漫画中，他被描绘成在水上行走的耶稣基督。如果说阿布格莱布监狱戴头罩的男子让人想起基督教图像志中黑暗、暴力的一面（酷刑和嘲弄），那么奥巴马似乎天生就有语言天赋，他跨越阶级、州界等界限，向欢迎他到来的全球民众宣扬和平与和解。

第二个因素是奥巴马对新媒体的掌握，这些媒体建立了当代政治斗争必须展开的战场。奥巴马不仅是第一位黑人总统，而且是第一位有线总统。如果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 是第一位理解电视力量的总统，那么奥巴马则是第一位理解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交网络新形式 ⁹ 的总统，也是第一位实际上发起了一场根植于一系列社会运动之中的政治运动的总统。 ¹⁰ 从网络筹款到组织政党会议，再到支持者自发制作的媒体图像，甚至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支持者，比如“奥巴马女孩”，奥巴马使电子邮件和优兔网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竞技场。他竞选活动的主要形象图标，即那幅引人注目的谢泼德·费尔雷（Shepard Fairey）海报，不是由他的竞选团队制作的，而是由一位独立艺术家自己创作的，这是他在民主的、草根的政治场所开创的转变的征兆。

这一历史时期和本书的主题即图像战争可以最好地体现于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终结的谢泼德·费尔雷海报，以及作为其开端的出现在《国家》（ The Nation ）杂志封面上的乔治·W.布什的漫画（参见图4和图5）。

《国家》杂志的艺术家将布什的特征与《疯狂》（ Mad ）杂志上的图标性人物头像阿尔弗雷德·E.纽曼（Alfred E.Newman） 融合在一起，纽曼是那个一百多年以来代表幼稚美国人之无能的铭文为“什么，我担忧？”（What，Me Worry？）的傻瓜人像，还给乔治·W.布什的漫画添加了一个简单的但具有预言性的铭文：“Worry”（担忧）。而担忧、恐惧、焦虑和（最重要的）伴随着恐慌的恐怖最终被证明是布什时代情绪的标语。如果说把奥巴马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与布什的负面漫画形象进行对比似乎有点不公平的话，那么人们只需看看右翼的博客。这些博客立即就制作出与费尔雷所塑造的奥巴马图像迥异的图像（detournement），他们将奥巴马的图像与列宁（Lenin）的图像联系起来，采用同样的手法，过度曝光的调色板加上一个单词铭文“Hope”（希望）给奥巴马；加上铭文“1917年”即俄国革命的第一年给列宁。对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的指责在图像上的呈现几乎不可能更清楚了。

让我们把布什的图像和奥巴马的图像看成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的外部框架和面孔，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一时期的终端框架命名为“当今”。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开启了一个未来，而他本人就是一个积极、充满希望的未来愿景的标志，在写这篇文章时，这一愿景只是作为一个充满潜力和不确定性的当今而存在。然而，我的主题是最近的过去，以及被所谓的反恐战争的意象所主导的从2001年到现在这段时期。我们将更多地看到布什，尤其是当他试图建立和掌控自己偏好的“战争总统”、美国人民的保护者和在反恐战争中不知疲倦的圣战士的自我形象的那些时刻，反恐战争是他总统任期的核心理念。 ¹¹ 我们将回顾引发和打断这场战争的图像，从诸如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这样一些预兆性的时刻，到世界贸易中心，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纪念碑的摧毁，再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

奥巴马已敦促我们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展望未来。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反恐战争是否真的结束，或者仅仅是“悄然无声”地离去，等待着随时被新一轮对美国的攻击重新唤起，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归咎于奥巴马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所描述的这个时期看成是开放式的，就像一个似乎正在逐渐消失的图像库的故事，但它却能够以一种复仇的方式回归。与反恐战争前的冷战一样，很难说一个时期何时真正结束，其冲突何时安全地局限于过去。 ¹²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要求任何对过去尤其最近的过去的历史研究都必须与它自己的当今相结合。现在，一些大胆的美国政客或许可以放心地说出真相：这场全球反恐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幻想，即一个失控的隐喻。然而，这个短语仍然是谈论对付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的默认方式。只要美国的外交政策继续以战争和对外国的占领为中心，这个概念就继续构成所有战略思维的框架。一旦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已在一个民族的想象中生根，那么再想用批判性思维或措辞上的改变将其推翻就并非易事。

一种更为强调这一点的方法指出，反恐战争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时刻，标志着美国总统在无限期紧急状态的掩护下僭取绝对权力并逐渐减少在后水门事件时代建立起来的对总统权力的许多限制的一个时期。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不仅对国际法治而且对美国宪法本身构成了威胁，法律受到悍然公开的藐视。如果说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是一场革命，那么这是一场以该宪法的创始革命理想为名义的反革命（也许是一场短暂的反革命），是一场推翻了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已在司法政变中掌权的主权权威的反革命，并通过恐吓它自己的公民来维持它的权力。 ¹³

也有人反对说，把恐怖主义作为一场“图像战争”和隐喻的整个理念忽视了“恐怖主义轰炸是真正的暴力”这一事实。 ¹⁴ 当然，我知道这些是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创伤和痛苦的真实事件。但这并不反对认识恐怖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惊人的象征性行为，即创造使旁观者受到创伤的形象。根据定义，恐怖主义的确不是入侵、征服和占领的常规军事行动。与公开战争相比，正是暴力的使用相对较小，而且是局部化的，通常针对非参战者，目的是通过发出“没有人是安全的”和残酷无情的敌人可能无处不在的信息而使社会陷入混乱。换言之，恐怖主义是一种心理战的形式，目的不是攻击军事对手，而是攻击象征性目标（包括“无辜的受害者”就更好）。它是对被设计以滋生焦虑、怀疑和（最重要的）自我毁灭行为的社会想象的一种攻击。

对世界贸易中心的破坏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即蓄意破坏一个标志性物体，它被设计为制造旨在给整个社会造成创伤的一个惊人图像。这绝不是否认所发生的事实或恐怖；相反，这是一种对所发生之事有更丰富理解的方式，包括什么导致了它和它产生的反应。图像学的方法必须把想象的事物与真实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既/又”和一种“或/或”的关系，既不能解决两个范畴的瓦解，也不能解决它们之间的严格分离。我们必须注意想象力在真实事物面前激增的方式，对其进行预料和预测，或注意真实事物的创伤产生一系列象征性和想象性的症状、屏蔽记忆（screen memories） 、重复行为和奇怪的宣泄形式时的那些滞后时刻。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威胁的图像和反恐战争的图像已经在好几代美国公众中产生了一些最具自我毁灭性的症状。它过去曾经威胁到，也许现在仍然威胁着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反恐战争和布什总统而言，唯一可说的益处是它可能已经决定性地结束了美国帝国冒险主义的时代。在可能可以避免的“9·11”灾难与不那么容易避免的2008年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灾难之间，布什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结构实施了决定性打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提供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框架，使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革命性选举和反恐战争的结束成为可能。

正如我所提出的，反恐战争不是统治后“9·11”时代的唯一想象结构。如果有人问2001年8月6日布什在想什么，当时他竟然忽略了标题为《本·拉登决心在美国发动突击》的情报简报，那么答案并不遥远。正如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指出的：

他正在准备他的第一次黄金时段全国演讲。演讲的主题——布什大肆宣传为“我们这个时代意义最深远的主题之一”——是干细胞。对于一个受制于兴盛的宗教权利的总统（以及一个不能同时做多项工作的总统）来说，没有什么，包括恐怖主义，能比这更紧急了。 ¹⁵

“9·11”事件很快将克隆从头版新闻中抹去，但在整个接下来的七年里克隆仍然是一种低调的存在，被布什政府周期性地利用为争议问题，以动员右翼势力围绕性、生殖和对科学的敌意这些问题做出反应。像恐怖一样，克隆变成宗教权利的一个标志性隐喻，凝结了对从同性恋到堕胎再到生物科学本身一切的恐惧。除了通常那些歇斯底里地宣称微小的细胞群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地位，以及宣称将这样的细胞群用于治疗目的等同于堕胎和纳粹优生学之外，正如里奇接着指出的，奥巴马政府较为悄无声息地推翻了布什的干细胞政策。

因此，就像恐怖主义一样，克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事情，引发了工业化的器官农场的幻想，以及没有头脑、没有灵魂、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充当炮灰的“克隆人军队”（clone armies）的幻想。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有超过100部关于克隆的电影，其中大部分属于科幻恐怖片类型。正如我马上将要展示的，恐怖主义和克隆这些问题已经汇集于从超市小报到总统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报告的一切之中。

但是克隆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方面，它对于图像问题和图像学研究项目至关重要。克隆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生物过程；克隆自身就是一种图像制作的形式，即生物体活态复制品的生产。克隆既是一种自然过程，又是一种人工技术；既是一种字面的、物质的事件，又是一种比喻的概念；既是科学的事实，又是一种虚构的建构。在20世纪后期，克隆的隐喻即生产一个生物的活态复制品的想法，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机械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概念。装配线的老模式和机械复制的图像（从范式上说即照片）被（我称之为）“生物控制复制”（biocybernetic reproduction）时代的这一个新时代所取代，“生物控制复制”是生物技术和信息科学的综合。 ¹⁶ 就像机械机器人或自动机是现代性的傀儡一样，克隆体是生物控制论（biocybernetics）的标志性象征。

克隆战争和反恐战争已在我们的时代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我们时代的复合主图像，即架构布什时代的主导想象的元图像。二者都是已变得字面化了的隐喻，也是变成现实的图像。生物技术把制造生物的活态复制品的梦想变成了科学现实，反恐战争也从一个“纯粹的隐喻”变成了一个过于强大的和物质的现实。它们共同产生了我称之为“克隆恐怖”的综合征，通过克隆恐怖的过程，反恐战争产生的效果包括增加了恐怖分子的数量，以及将恐怖作为无形且无处不在的威胁的图像进行传播。下面章节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复合图像的工作原理，并将其从一种病理症状转换为诊断、分析的工具。让我们通过回到2001年它们交汇的时刻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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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漫画作品《阿布格莱布南》（ Abu Ghraib Nam ）名字中的“阿布格莱布南”是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与越南（Vietnam）的合成词。——译者注 /17YzNY6zqw1ujj7HmYHP4GDmpTnVo3KWBdVhtD4xXSB2ke8hGz7FJD8GbWFQq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