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了一场反对错误的战争

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 On War ）

每一段历史实际上都是两种历史。一是关于实际所发生之事的历史，二是关于对所发生之事的感知的历史。第一种历史集中于事实和数字；第二种历史侧重于图像和文字，它们确定在其内部的那些事实和数字有意义的框架。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严格地划分为“所发生之事”的历史和“所说之事”的历史，即叙事和言说。同样，反恐战争（the War on Terror）也可以被分为两种历史：所发生之事，以及当反恐战争发生时，为了证实、解释和叙述它而所说之事。不同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做之事和被说之事都会经过大众传媒的过滤，（对修昔底德而言已经相当重要的）图像和想象的作用也被大大扩展了。当代战争可以在实时的多媒体呈现中被看到和被显示——不仅在像电视这样的广播媒体中，而且在诸如手机和数码相机这类设备上的像优兔网（YouTube）和推特网（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中。对历史认知的形塑不必等待历史学家或诗人，而是由在全球范围内传输的视听—文本图像即刻表现。

本书各章节起源于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总统任期内或任期结束后不久，即反恐战争时期。本书最初试图分析言语图像和视觉图像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并研究这场战争本身作为一个虚构、隐喻概念的特殊性质，而且这个概念已经变成了现实。然而，在这个过程的早期，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另一个形象，这就是克隆体和克隆行为的形象，它似乎作为一种潜在含义和对应物贯穿于反恐战争的意象之中。在此期间，克隆作为一种成像本身的形象出现，即媒体和技术科学领域的一系列技术革命的象征性缩影——数字成像、小工具复制和设备复制、生物身份问题，当然还有实际意义上的克隆高等动物（包括克隆人类）的问题。还有一个科学事实，即克隆是一种自然过程，每当免疫系统抵御感冒或当病毒开始增殖并跨越地理边界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时，克隆就会发生。换句话说，克隆不仅正在成为生物技术的一个中心范例，而且正在成为广泛生物政治现象的一个中心范例。

那么几乎不奇怪，“克隆恐怖”这一表述成为反映这场战争实际影响和统计效应的一个不可避免和显而易见的隐喻，同时这一表述反映了反恐战争导致招募的圣战分子增多和恐怖袭击次数增加这一事实。 ^[1] 2007年7月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非常清楚地表明：

我们估计，激进的互联网站点尤其是萨拉菲（Salafi）互联网站点的蔓延、日益激进的反美言辞和行动、西方国家日益增多的激进的且自发形成的秘密组织 表明，在包括美国的西方的穆斯林人口中的激进和暴力部分正在扩大。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记者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以最直白的方式发表了这样的报道：“‘9·11’恐怖袭击发生近6年之后，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耗费了数千亿美元而且牺牲了数千人的生命，这提出了一个单一而又迫切的问题：我们是否更安全了？” ^[2] 按照美国所有联合情报机构的观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个答案并不仅仅是基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恐怖袭击的统计数据， 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新媒体使激进意识形态得以传播所做的定性评估，以及独立于任何集中指挥而发挥作用的“自我生成细胞”的概念。当然，一个自我生成的细胞参与了克隆自身的过程。像癌细胞一样，它很难与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区分开来，也很难局限于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器官。像恐怖主义一样，它也有转移的趋势，在一个由身体健康运转必不可少的循环系统（例如淋巴系统）加速的过程中跨越器官之间的界限。

与情报警察和反恐警察的策略相比，战争尤其一场全球战争是一种过于生硬的手段，无法有效地对付不穿制服、与民众混在一起或仅仅是民众一员的那些无法识别、无法定位的敌人。在经典的克劳塞维茨意义上，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如克劳塞维茨著名的解释，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而不是目的本身。安纳托尔·拉帕波特（Anatol Rapaport）指出，通过恐怖主义和其他游击战术进行的革命战争和叛乱战争是不“对称的”。一方所使用的战略和战术并非另一方所使用的那些……革命对手的“军事力量”是分散的。除非准备消灭人口的大部分，否则人们从不确定是否已经消灭了革命对手的“军事力量”，而且这通常与战争的政治目标相冲突，因此也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克劳塞维茨原则。 ^[3]

当针对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时，入侵、征服和占领的克劳塞维茨经典战术会以平民伤亡和难民的形式造成附带损害增加的影响，从而使新的叛乱和民族抵抗运动激增。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基地组织（Al Qaeda）并不在伊拉克，而这次入侵使伊拉克从一个很容易被经典军事手段所征服的普通好战军事独裁政权转变为民族主义叛乱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与此同时，在最近关于克隆、干细胞研究以及生物伦理学和生物政治学中所有相关问题的全国辩论和全球辩论中，“生殖”的整个问题——繁殖、生育能力、性、遗传学——已使它自己被人感知。所谓的“克隆战争”构成了与反恐战争并列的“第二战线”。作为一个字面上的事实，克隆变成了人们关于人类繁殖、堕胎、同性恋及整个生物技术领域的焦虑的标志性敌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隆恐怖”不仅意味着恐怖主义像癌症、病毒或瘟疫一样传播的过程，而且意味着克隆本身的恐怖，即我称之为“克隆恐惧症”的一种综合征，它源于古代对复制、模仿、人工生命和图像制作的焦虑。因此，就像恐怖主义一样，克隆在想象的表现与现实的表现、隐喻的表现与字面的表现之间来回穿梭。通过这种方式，克隆成为图像制作本身的主隐喻或“元图像”（metapicture），尤其是在新媒体和生物媒体领域。鉴于我的主题是图像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克隆这个话题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

本书开始于现在，即本书正试图描绘的时期结束之际，亦即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当选，反恐战争和克隆战争似乎正在逐渐淡出成为过去的这一时刻。本书然后返回到开始，回到随着布什政府将注意力从克隆战争转移到反恐战争，克隆与恐怖主义汇集于一个惊人的历史巧合中的“9·11”时刻。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时期的一种图像学快照或“生物图像”（biopicture），审视克隆与恐怖之间的联系如何像一条紧经纱贯穿那些不露面容、不露头部和匿名的标志性形象，贯穿像病毒一样变异和传播的一队双生子、相似者、多胞胎和镜像，贯穿图像粉碎和图像创造的时刻，即恐怖主义的具有偶像破坏特征的创伤性图像，尤其是在其字面主义和宗教的倾向上。

我然后转向在克隆体形象中的生物图像本身的主版本。克隆究竟是什么？在被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科学家们称为“克隆时代”的这个“克隆恐惧症”时代，既从字面上也从比喻上来看，克隆变成了什么？这之后是分析更具系统性和社会政治性的生物图像，特别是基于生物入侵——用于解释恐怖对社会机体或人口的影响的瘟疫、病毒、传染病、流行病、癌症这些术语——的恐怖主义模式。这些反思导致另一种描绘恐怖的模式，即免疫系统及其紊乱，这也是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恐怖主义描绘为自身免疫紊乱的一种推断。之后《不可言说之事物和不可想象之事物》一章中探讨的是与恐怖（terror）和酷刑（torture）成双做法相关的刻画和语言的局限性。

本书最后深入探讨了在任何关于反恐战争中图像的讨论中什么必须被视为问题的核心，这就是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照片档案。为什么这些照片尤其一张（戴头罩男子）照片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心图像—事件（image-event）？为什么这些照片出现的丑闻没能使对它们的生产负有责任的政府倒台？正是这些照片中的什么使得它们不断回到公众视野？这些照片是否更像是拒绝入土为安的鬼魂？或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传染病？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艺术家们在各种媒体上用这些照片做了什么来帮助它们复活或者安静地休息并接受虔诚的和批判的关注？戴头罩男子的什么特定形式特征和图像特征起作用而生产出克隆人（the Clone）与恐怖分子（the Terrorist）的一个合成图标？并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传统中的主权形象与屈辱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世俗图像和宗教图像？

很明显，这是一个相当黑暗的主题，这一主题涉及记住一系列大多数人都想要忘记的图像。为什么要重拾这些图像或者徘徊于它们无法抑制的回归趋向上？我可以用劳伦斯·韦施勒（Lawrence Weschler）发明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照片的元图像来最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图像改编了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名画《发现》（ The Discovery ），但却显示了一个少男惊讶地发现在他父母的抽屉柜里不是预期的圣诞老人套装，而是散落满地板的一堆阿布格莱布监狱照片（参见图1）。

这是一幅对美国人的纯真的写照，美国人民似乎有无限的能力去忽视或忘记那些以他们的名义所做之事的不便透漏的真相。因此这本书说到底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记忆练习和历史失忆预防。生产出阿布格莱布监狱图像以及更普遍的反恐战争的既有“理性”又有幻想的思想体系都没有消失。这些思想体系只是暂时失去了政治权力，它们一经通知就能够返回，例如到2010年大选时。如果它们卷土重来，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阻力。

那么本书的写作部分上是作为一场反对错误（error）的战争，即与那些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努力齐心协力的一个简单的正义之举，那些努力是为了结束反恐战争、它的酷刑制度，以及“基于信仰”的外交政策将它变成一场威胁美国宪法的圣战这一方式。本书的写作也是为了揭露克隆战争的神话，因为这些神话是建立在结合了厌女症和同性恋恐惧症的“基于信仰的科学政策”的基础之上。在本书诊治作为图像事件和想象事件的恐怖主义和酷刑时，特别是在本书关于克隆和传染病的生物图像中，本书的笔调可能看起来是冷漠的且如临床诊断般的，但那是它们的运作现实的一个必要部分。当我写作“基于现实的社群”这一部分时，我将调查想象——包括宗教想象——如何成为那种现实的建构核心。如果没有把握反恐战争产生的图像和产生反恐战争的图像，那么对克隆战争和反恐战争二者的法律、伦理和政治的理解就不会完整。

方法说明

在本书的开始，谈谈本书中采用的图像分析方法可能是有用的。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图像学”（iconology），即对跨媒体图像的研究。从图像学的立场上来看，图像既是言语实体，又是视觉实体；图像既是隐喻，又是图形象征。它们同时都是概念、对象、图画和象征形式。一些图像成为社会政治现实中的作用力，获得通常为人所知的“偶像的”地位——被广泛识别，并激起强大的情感。“反恐战争”这个短语中蕴含的修辞被广泛当作布什政府发动的“争取公众舆论的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阿布格莱布监狱戴头罩男子的图像成为具有全球识别度的图标，“对美国利益而言比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更危险”。

在相当直接的意义上，所有的隐喻和图像都是一种“错误”。从逻辑的立场上来看，隐喻是一种错误，而图像是一种模拟，即一种模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因此，反恐战争与“反紧张战争”有大致一样多的意义，它是字面上不可能的事。然而不可否认，反恐战争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历史的现实，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使之字面化和现实化。这一字面化过程并非无意识地被完成，而是得到了这一时期关键政治顾问们的明确肯定。记者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报道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与布什的一位关键助手的以下谈话：

这位助手说，像我这样的人“处于我们称之为基于现实的社群当中”，他把这个社群定义为“相信解决办法来自你们对可识别现实的明智研究的人们。”……他继续说道：“那已不再是世界真正运转的方式。”“现在我们是一个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们研究这一现实时——正如你们会明智地如此做——我们会再次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你们也可以去研究这些现实，这就是情况会解决的方式。我们是历史的演员。……而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将仅只剩下去研究我们的所作所为。” ^[4]

这一声明当然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傲慢表达，但它也必须作为图像和隐喻处理方法的指南而被认真对待。仅仅指出隐喻中的错误或图像中缺乏现实是永远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追溯隐喻之事变得字面化、图像变成实际的过程。这意味着放弃图像学家武器库中最轻易可得和过度使用的武器，即“批判性偶像破坏”的战略，这种战略通过揭露一个偶像的不真实和隐喻性特点而轻易取胜。关于图像虚幻特点的直率的、常识性声明简直行不通。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既能识别和接受图像的非现实性又能识别和接受它们的运作现实的方法。

遵循尼采（Nietzsche）在《偶像的黄昏》（ Twilight of the Idols ）中的明智建议，我想把这一方法称为“偶像的发声”，以放弃破坏性、偶像破坏的批评，转而采用一种更微妙的方法：如尼采所说，偶像“在这里被锤子触碰，就像被音叉触碰一样”。 ^[5] 换句话说，对象不是要粉碎，而是要发声，不是要参与破坏（destruction），而是（如雅克·德里达会说的那样）要参与解构（deconstruction）。我希望这一过程将避免空洞战胜困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恐怖和克隆这些空洞偶像的喜悦，并将那些图像转变为用于在可预见的将来抵制克隆恐怖的分析工具，甚至治疗工具。

以下是关于方法的最后一点。图像学传统上一直是一门探究图像在其历史语境中意义的阐释性学科。最近，图像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受到强调。这些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需要用作为生命体（a living thing）的图像的一种甚至更古老的模式来对它们进行补充。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指出，也正如每一种古代文化所理解的，图像是对构成“第二自然”的生命的模仿。世界宗教的基本创世故事几乎总是提及图像创造的时刻和使那些图像复活的时刻。

作为明智而持怀疑态度的现代人，我们当然必须坚持认为一个活态图像（living image）的模式是“仅仅隐喻的”。它是一个比喻的概念，图像不是字面上或真正地活着的。它们被假定的生命正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正如当一个孩子把生命归于一个玩偶，或者一个所谓的野蛮人赋予一个物质对象以意图、欲望和能动性时一样。

所有这些表示怀疑的犹豫直到现在一直是真的。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发生了一场技术科学革命，以智能机器和工程生物体的形式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生命形式。现在有可能模仿一种它本身活着的生命形式，即一种生物的活态图像，并且在字面上和实际上如此做。这就是克隆所集中体现的文化偶像和图像学的范例对象。需要被问及的关于在我们时代里尤其反恐战争和克隆战争时期的图像的问题不仅仅是它们意味着什么和做什么。我们也必须问图像如何生活和移动，如何进化和变异，以及它们体现什么样的需要、欲望和要求，产生一个能激活我们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的情感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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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令人信服地认为，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一种通常出现在被外部势力军事占领下的人群中的策略。在美国入侵和占领之前，在伊拉克没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而且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自杀式炸弹袭击是在数十年的军事占领之后才开始的。参见他的 Dying to Win ：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Random House，2005）。

[2] Scott Shane，“6 Years after 9/11，the Same Threat，” New York Times ，July 18，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7/18/washington/18assess.html？r＝1，2009年11月21日访问。

[3] Anatol Rapaport，“Editor's Introduction”to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first pub.1832；London：Penguin Classics，1968），53.安纳托尔·拉帕波特是一位杰出的博弈论理论家，曾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生物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Mathematical Biology）教授。

[4] Ron Suskind，“Faith，Certainty，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2004.布什的关键助手证明是卡尔·罗夫，参见http://maschmeyer.blogspot.com/2009/03/ reality-based-community.html.

[5] Friedrich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1888），from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and trans.Walter Kaufmann（New York：Viking Penguin，1954），466. 8PCTotH9FXwsUUxRHg3Cp5kkDRQs4v+fcwY0Tph/KWn65aYfJyqU4GeQaqoGrO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