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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扩大影响，在三四十年代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主义史学已成鼎足之势，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史学界的主流。在60年的发展进程中，新中国史学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走过一些弯路，遭遇过一些失误和挫折。深入研究唯物史观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互影响，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对旧史学进行改造成为新中国初期中国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为此，中国史学界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学习》杂志创刊；1951年，《新史学通讯》和《历史教学》《文史哲》杂志创刊；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这些杂志在促进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5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量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等著作相继出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于194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该研究会以“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
为宗旨。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7月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1950—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性史学研究机构也纷纷建立。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院系调整以前，有些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妄图霸占大学历史学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经过调整，“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学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了马列主义的旗”。
中共中央于1953年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则把“学习马恩列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著作”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等书在这一时期被多次再版和重印。
学术界还开展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这些运动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过火倾向，但对清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掀起的唯物史观学习运动，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了新的进步，而且也使得一批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并且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陈垣、白寿彝、任继愈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对旧史学改造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其科学性所决定的。
在接受和学习唯物史观的背景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就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影响较大的讨论包括：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观点的关系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人物评价等。在这些争鸣中，整个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虽然当时参与者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参加讨论的各方为了说明问题，不遗余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努力发掘中国历史的新材料，并进行重新阐述，这些都为唤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深化人们对其科学性的认识，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有评价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展开了讨论、商榷、辩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其成就、功绩之大，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指导思想的改变与大量研究成果的取得，一方面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填补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空白，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向前进。
在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深入探讨的同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一些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比如对史料的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评“史料即史学”观点的同时，也深化了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胡绳在1956年就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料研究对立起来的观点：“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做互相对立的。史料学家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同史料学上的知识专门结合起来，那就更能提高史料工作的水平。”
尚钺在1957年提出要以唯物史观的严肃科学性分析史料，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其他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为：“运用史料还要严肃地掌握阶级性，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科学就是严肃的党性科学，所以必须掌握阶级观点，因为不严肃掌握阶级观点，就要犯大的原则上的错误，同时我们搞历史的人是知道的，过去历史记录权不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掌握在奴隶主阶级手里，掌握在封建主阶级手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我们运用过去史料，要不严格地批判地来看这些史料，就很容易落到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个迷魂阵里边去。”
将理论与史料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史料的阶级性分析等思想都丰富了对于史料的认识。
当然，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在当时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经过了与旧史学和错误倾向反复斗争才确立下来的。生吞活剥、照搬照抄成为这一时期学习唯物史观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有些文章一般都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却很少联系中国的历史实际。当时就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洋洋数万言，仔细一看，不知他们说的是中国呀还是罗马、希腊或者别的国家，也许放在哪里都可以用。把中国两个字扣去，可放到古代罗马上，也可以放到希腊上，因为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么。”
1963年3月13日，翦伯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学习唯物史观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在充分肯定学习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仍有“少数的同志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有些放松，甚至有忽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倾向”，并且深入分析了三种忽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情况。
此时，史学界存在的对唯物史观囫囵吞枣式的学习，机械、教条主义的运用是应该批评的，人们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认识一般是注解式的，从不对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产生疑问，因而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反省和总结也多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由此可见，对于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后，也还需要人们锲而不舍地为之付出艰辛努力，不断提升研究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境界和水平。
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反省历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禁不住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这在史学界迅速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史学危机”思潮。这股思潮的出现无疑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更好地将史学界“拨乱反正”工作推向深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简单化和矫枉过正的倾向。1980年4月8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够所以导致很大的片面性和很多的武断。
学术界在对这股思潮给予批评的同时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重新学习和研究。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在总结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上，探索历史研究的“中间环节”“中间层次”，促进了对唯物史观地位和作用的深入认识。有的学者在1983年就指出，“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必须在系统地全面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上下工夫”
。应该说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研究历史所形成的具体观点和理论。随着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史学理论形态又有了新的认识。“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这两极之间，越是缺乏中间层次，上升的难度也就必然越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呢？”
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中间环节的缺少带来很多弊病，或用理论公式剪裁历史，或把历史往理论模式里充填等情况，盖源于此。”“相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理论，中介理论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多的规定性，因而是具体的理论，相对更为具体的历史实际，中介理论则又是抽象的。”
这里，通过对“中间层次”“中间环节”的分析，不仅认识到历史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基本理论和史料之间的“中间层次”“中间环节”是历史研究所必需的，而且也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一般历史研究中的“中间层次”“中间环节”作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界定和区分，这更体现了这一研究的新进展，这为后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史学概论”研讨与编写热潮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繁荣发展的具体表现。史学界出现的编写和讨论历史学概论的热潮，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概论学科理论的探讨，实质上也可看作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1984年，宁可对历史认识问题给予了系统阐述。“历史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主观的历史认识同客观历史过程一致起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它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阐明客观历史。简言之，它不是直接研究历史的规律，而是研究如何探寻历史的规律，也就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规律和方法。”
葛懋春对历史认识作了深入探讨，“研究历史认识，不仅应当从本体论、认识论方面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应当从方法论方面，即从如何以正确的方法反映历史客观规律方面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历史认识中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问题。只有两方面都得到正确说明，历史认识才算得到解决”。
对历史认识研究的深化有力促进了史学界对史学概论学科地位的思考。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的关系看，历史科学概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的中介、桥梁、过渡环节，其研究对象除唯物史观之外，还包括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实际遇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问题”
，相当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论
。总之，通过对史学概论和历史认识等问题的研究，使得这一时期史学界对历史认识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直到今天仍未被超越。
因而，这不仅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而且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系统。
第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阐述，是这一时期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中国通史·导论卷》在阐发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问题、人的因素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国家和法的问题以及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深入阐述，又有中国历代史家对相应理论问题的认识，还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探索中国历史的整体论断。从而既体现了同一理论问题在认识史上的发展过程，又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认识史上的新阶段，还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历史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该书在附录中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346个重要问题，则充分体现出编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理论的领域和方向。该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以对中国历史实际的新概括，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宝库”
。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受东欧剧变的影响，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质疑有所抬头。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当属以否定唯物史观及其指导地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最大。为了厘清人们思想中的困惑和误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为自觉的反省和深入的研究，提升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水平。
首先，是对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前，史学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一种用唯物史观替代具体的历史理论的简单化倾向。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人们拓宽了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讨论的问题既包含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问题，又包括以前很少涉及的所谓“禁区”或“敏感问题”，人们对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指导地位的认识更为科学；另一方面，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地位和作用也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少数人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名，极力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鼓吹全盘西化，唯物史观又一次面临着严峻考验。对此许多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认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瞿林东指出：“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并不是由此证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可以用来指导研究历史，更不是证明研究历史必须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终要明确什么是‘正’、什么是‘源’，并把这个‘正’、这个‘源’坚持下去。”
还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当“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不断丰富唯物史观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使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才能正确回应唯物史观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真正做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对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充分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走向成熟。
其次，步入21世纪，人们对唯物史观具体内容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和学术化。2004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马克唯物史观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时期”，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就是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这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推动力”
，“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已经发挥出并将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学术力量”。
唯物史观不再被看作一字不可更改的“圣经”，而是被当作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在事实上说明，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这一时期，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体现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更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朱佳木的《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两文
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新趋势和方向。这一时期针对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种种不同声音
也达成了一种共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存在对它（指唯物史观——引者注）各种形式的挑战是正常的。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是不可超越的，也不畏惧这些挑战，正确地回应这些挑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发展的前提。”
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对唯物史观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应当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再次，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探索。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做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
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庞卓恒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给予了新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进取，在既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开辟了一些新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主要表现为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
首先是环境史和生态史研究的兴起。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学在中国学术界迅速崛起，并不断扩大影响的事实表明环境史学正日益成为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当前中国史学界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一个问题。中国环境史研究一方面使学术界摆脱了以往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所留下的阴影，在反思“地理环境决定论”缺陷的同时，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借鉴国外学界的学科理念、研究方法，赋予“环境”新的丰富内涵，从人与自然的双向、动态关联层面上直接展开环境史研究。后者注重考察人类活动对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环境变迁对人类生产、社会生活乃至人类发展前景的影响。
中国环境史学的真正建立应该以唯物史观对环境的辩证认识为指导，以中国历史上具体的环境问题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借鉴外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进而把中国环境史放在全球环境史的阐述框架中，形成“中国的世界环境史学派”
。环境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环境史学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其次是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道路时，指出20世纪中叶社会史研究模式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模式。
无疑，这一研究旨趣在中国当代史学界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区域经济史、民俗个案、民间宗教、道德信仰、特定群体、政府与民间的博弈以及特定制度和职业的研究分析等最具典型性。此外，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社会保障、灾害救助、疾病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也丰富了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这种新社会史的研究理路，已经为史学界相当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且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显示出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史学科研究的目标，就是以本学科的理论方法提出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般性理论，从而为人们认识及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变迁提供具备一定普遍意义的、可资借鉴的知识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成为众多社会史研究者重新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从社会史的视角多方面地、自下而上地开展中国革命史研究，必将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中国革命史的认识。
这种新革命史框架的建构无疑为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实际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再次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进展。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边疆意识空前觉醒，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的边疆史地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针对边疆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至于形成边疆史地学这样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的事，其标志是1983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进入21世纪，中国边疆学获得迅速发展，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重视学科理论和基础理论建设。“中国边疆理论问题包括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通过中西理论的比较、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以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规律，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体系。”
构建系统的边疆学理论体系是新世纪这一课题研究者的新目标。
复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共和国史研究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作对共和国史的集体探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署，编辑出版了大型共和国史研究丛书《当代中国》，该书历时十余年，先后有十余万学者、干部参加编纂。该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为150卷，约1亿字、3万多幅图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共和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年版）分上、下两卷，共分43个专题，分别论述了1949—1966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部书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被誉为“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共和国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不仅包括大量的已出版的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年谱、日记、传记、回忆录和口述史，而且还包括一些地方档案、田野调查史料、社会调研报告等。此外，中央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编纂和研究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并批准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创办了专门学术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史学术年会制度。共和国史研究逐渐成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最后是全球史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有的学者把从“由分散到整体发展”的角度探究，即具备用“整体史”或“全球史”的观点研究人类历史的做法，称作整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有的学者批评了以往的世界史研究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世界历史”的研究思路，倡导努力“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体系”
。还有的学者提出让各个国家、各种背景、各种文化传统的史学家，都来参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体系。
毋庸讳言，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实际构建全球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由此必然会出现一个使全球史更加丰富多彩、全球史研究更加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对指导思想运用问题的反思、新问题的发掘、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创新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新发展均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基础上的，同时，又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作出了新认识。这也展现出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鲜活生命力和时代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道路，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探索中国的历史实际并不断前进的道路，是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正确方向的道路，是勇于摒弃错误、不断向更高的理论高峰攀登的道路。”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