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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它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大多是从中国史学史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角度切入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发展，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领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提出和阐释了文化抗战的思想，积极践行文化抗战，并通过对中国通史的撰述和边疆史地、民族史的研究，以及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褒扬，凝聚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领域的抗战，即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爱国人士进行的抗战活动，其主要方式，一是文化领域的爱国人士参军参战，直接投身抗日工作；二是以文化为武器，支援抗战，如组织战地服务团、各种文艺团体，以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鼓动；三是文化工作者著书立说，构建抗战的理论和唤起抗战的舆论，服务于抗战大局。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文化界组织了各种文化抗战团体，如北平文化界救国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等。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史家沈志远、郭沫若等就文化抗战的概念、意义和范畴进行了阐释。1937年9月17日，沈志远发表《文化的抗战与抗战的文化》一文指出，文化抗战的“文化”是指“意识的上层建筑而言：政治觉悟、思想、学术、文艺、戏剧、教育、新闻、出版等等方面”，“文化抗战是全民抗战中的一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面”，文化界人士应该“觉悟到自己在争民族生存的神圣抗战中的重大任务”，投身于文化抗战之中。因此，“所谓文化抗战，就是这种种方面动员起来以加强和推进全民抗战的阵势，它须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抗战紧密地配合起来，以促成真正的最后胜利”，“我们文化人，在这个全面抗战的时期中，应该动员全部力量，拿抗战的文化以实行文化的抗战”。
沈志远还阐释了文化抗战的内涵和范畴，即文化抗战的四个重要环节或主要方面的工作：一是“唤起民众，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首先是启发大众的政治意识，使他们不但立即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意念，而且须理解此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二是“思想的抗战”，即要批判“唯武器论”“等待主义”“失败主义”“唯军事论”，以及“左倾的高调主义和阿Q主义”等错误思想，“创造思想统一的阵容，实行抗战时期大众的思想武装”；三是“教育的抗战和抗战的教育”，即：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抗敌救亡教育”“普遍实施抗敌救亡的政治训练”、修订教科书、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实行抗战的社会教育；四是“新闻的抗战也是文化抗战之重要的一环”，“报纸应当号召推动组织和指导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
1941年8月，郭沫若发表了《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一文，对四年来的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抗战的范畴，其主要内容与沈志远的表达是一致的。1.在思想上，严厉打击“投降”理论如“唯武器论”“三月亡国论”等，提高本民族的自尊心与坚定对抗战胜利的自信心。2.文化界各部门都直接动员起来，大部分文化工作者离开了大都市，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了前线；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团，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军队，走向农村。兵营、战壕、广场和田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和救亡歌曲成了武装同志与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补习教育与识字运动也成为一种潮流。3.各种杂志、小册子、通俗读物等大量出版，阐发了抗战建国必胜必成的信念，讲述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障碍。书报供应社、文化服务社等更努力于报章杂志的流通与输送，大大提高了一般民众对抗日战争意义与任务的了解与认识。4.重要文化资产的迁移珍藏，如文物、教育机构的迁移。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领域的抗战。1931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和领导进步文化界进行抗战。由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是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活动主要在国统区，以学生爱国运动和文化界人士组建抗日团体为主。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文化抗战进入高潮。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迅速团结在抗战旗帜下，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战之中。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中，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队伍。其力量主要聚集在延安和重庆这两个国共两党的政治文化中心，为文化抗战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37年3月，张闻天组织建立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以求对中国革命史进行研究。1939年2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室。1941年10月，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五人组成的历史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历史研究的重视，吸引了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地进步史学家奔向延安，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吴玉章、荣孟源等一批文化人士纷纷落脚延安，形成了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重庆，“一些革命的史学家们来到大西南，他们以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作为合法的活动阵地，并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史家队伍”。
这支队伍包括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华岗、胡绳等一大批史学家，他们创办了《读书月报》《群众》等刊物，成立了“新史学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团结爱国、进步史学家，在“新史学”的旗帜之下，投身于文化抗战之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抵抗日寇文化侵略的抗战之中，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伟大的抗战斗争实践中，成为文化抗战的指导和主力，为文化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唤起民众”、促进民族意识觉醒、批判错误的历史观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厘清抗战时期各种错误思想，沈志远先后发表了《彻底抗战与领导民族》（《文化战线》1937年第2期）、《思想上的正路与邪路》（《中华公论》1937年8月号）、《抗战中的思想问题》（《文化战线》1937年第6期）等文章，艾思奇也发表了《不能放松思想的岗位》（《文化战线》1937年第1期），认为“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牢固树立抗战思想是文化抗战最重要的工作。沈志远在《思想上的正路与邪路》一文中，批判了“冒险主义”“等待主义”“失败主义”三种“思想上的邪路”，提出必须树立“足以促进扩大和加强抗敌阵势而造成御侮救亡之胜利前途的”“正确的思想之路”。
在《抗战中的思想问题》一文中，他批判了“唯军事论”及“左倾的高调主义和阿Q主义”等论调，指出必须加强思想上的抗战，因为“全面抗战中包括的方面是很多的，思想的抗战便是其中的一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面”。
对于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所谓史学思潮，以及呼应国民党专制独裁思想的“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做出了回应与批判。1939年，日本史学家秋泽修二出版了《支那社会构成》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的观点，认为这种停滞性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特有”属性，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为欧美列强将支那半殖民地化提供了可能的根本条件”。而日本的侵略，“是给支那社会带去了光明……皇军的武力，把支那社会‘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的支柱——军阀统治，从支那的主要区域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支那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东亚协同体实际如此——开辟了道路”。
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寻找历史根据。针对这种“侵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吕振羽撰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文章，李达撰写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撰写了《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发表了《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蒙达坦、罗克汀、王亚南等人也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驳斥，阐明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揭露了秋泽修二的“史学研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本质。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战国策派”宣扬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所宣扬的“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全民族所绝对拥护的领袖”的观点，
其本质是为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反共的专制主义进行的辩护。
这些思想批判对于澄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增强抗战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以历史教育和普及的形式，培养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激发民众的民族精神，发挥为抗战服务的史学功能。抗战教育承担着“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和“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的任务，
而历史教育正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最好课程。在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进行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统领下，与中国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的学习结合起来。八路军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要求所有的战士和干部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和近代世界革命史，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动力，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
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中，普遍开设历史课程，对学生讲述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的史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规定，高中、初中每学年均开设历史课。
以通俗形式讴歌民族英雄、弘扬民族正气、凝聚民族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抗战实践中的重要贡献。民族英雄是民族利益的代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民族英雄的研究，凝聚了民族精神。他们采取通俗的笔法，以广大民众为对象，发挥史学作品最直接的教育作用。范文澜的《大丈夫》喻民族英雄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描写了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文天祥、岳飞、戚继光、史可法等25位英雄人物的爱国事迹，歌颂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大丈夫》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和民众，唤起了民族正气。此外，华岗的《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明太祖》、邓广铭的《岳飞》等著作，也以爱国的情操、感人的笔触，讴歌了王充、朱元璋、岳飞等英雄人物，激起了人们的抗日斗志。历史剧虽然不等同于历史，但其受众更为广泛，影响也十分深远。郭沫若和阳翰笙即以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影响巨大的一批历史剧。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一经上演，便获得了巨大成功，激励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之中。
在文化抗战中，通过对中国通史、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阐释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弘扬民族精神，为文化抗战贡献了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通史著作，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主张中国通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各民族平等、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团结史、进步史。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是：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
在“中国民族的构成”一节中，吕振羽更明确地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观点：“今日中国境内的各姊妹民族，不管她是如何落后的或少数的民族，原则上，却都是中国民族平等构成的部分。”
翦伯赞批判了以大汉族主义为主导的历史观，提出应以中华民族的视域来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指出，汉民族的形成，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各民族共同融合而形成的，“汉族便是原来华族的发展，是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过去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主要也是由华族——汉族所创造的。自然这并不能否认国内其他各兄弟民族的作用”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的作者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平等、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史实的描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发挥了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对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也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怀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边疆危机，中国史学界对于边疆史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抗战军兴，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热潮。据统计，仅关于边疆史地的期刊就达180种之多，占抗战时期全部6000余种期刊的3%。
比较著名的刊物有：《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西南边疆》《新西康》《边疆研究通讯》《新西北》《中国边疆》等。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地域涉及西南、西北、东北及东南（台湾），领域涉及边疆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经济建设和开发。在民族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专门设立了民族组，研究民族问题。李维汉撰写的《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著。吕振羽撰写的《中国民族简史》是中国史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民族史专著，重点考察和论述了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各自的历史贡献，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边疆问题的深切关注，对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边疆危机意识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抗战中，以其重要的贡献确立了它在指导文化抗战中的地位，即为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文化抗战中繁荣发展。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文化抗战指导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而该理论是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提出的。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出发，论证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使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即中国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中国革命已经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则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抗日的文化。抗战的文化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基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社会史特别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以及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研究，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
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性。在理论上，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叙述范式构建上，这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的中国通史体系。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通史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为指引，从历史事实出发，建立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体系；建构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的历史叙述范式。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贡献是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历史教育，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养料。
文化抗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得以进一步成熟。其标志一是应用唯物史观构建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式，即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这一构建过程是在文化抗战中完成的。正如金灿然所说，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关键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即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历史资料，使中国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取代了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批结合中国历史实际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著述，如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吕振羽的《怎样研究历史》等。二是构筑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科学认识体系，即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体系，论证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探索其发展规律，构建了以社会性质即社会形态演变为标准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体系，由此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国通史著作。在专门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绩，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著作，都是将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语境之中。这些研究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抗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的状况。
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史家的责任感，积极投身抗战之中，成为文化抗战伟大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抗战实践和研究撰述，不仅为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主题、勇担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上奋力开拓、上下求索。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